坐在柏克利玫瑰花园旅馆的写字台前，窗外是加州明丽的秋阳，起伏的山峦，湛蓝的天空，大片的白云，金黄、深红、翠绿相间的缤纷林木，以及隐映其间的各色屋顶，仿佛打翻了的调色盒，把柏克利的秋日装扮得无比绚烂。最远处的一抹蓝，是阳光映照下的旧金山湾，跨过大桥，就是喧嚣的旧金山了。遥想几十年前，夏济安、陈世骧他们，抬眼所望的也就是这样的景色，恍惚之间，似乎与他们置身于同一片蓝天下，感受着一样的加州气息。
这几年，我主要精力都在整理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书信中留下了大量的夏济安与陈世骧交往的记录，两人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谊，让我大为感动。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缘分，更是志趣相投的默契。陈世骧在接受商禽访谈时也说，他与夏济安，既有个人的友谊，更有学术上的切磋。他们一见如故，倒屣倾心，虽然年龄上只相差六七岁，但是这个年龄差却别具意义。陈世骧早在抗战期间即离乡出国，而夏济安要到一九四九年才离开大陆，所以陈世骧说，“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他接继替代了我愿意而却未曾经验的在国内四十年代这一段”，彼此间有着“无比的默契”（商禽：《六松山庄——访陈世骧教授问中国文学》）。在夏济安去世后，陈世骧写过一首悼念诗：“联珠缀玉曹刘事，倒屣倾心王蔡间。君墓日拱佘日老，泪挥无尽洒青山。”情同手足的感伤与悲怆，跃然纸上。
说起来，夏济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与陈世骧（一九一二至一九七一）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陈世骧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四一年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一九四七年起就长期执教于柏克利加州大学。夏济安早年也曾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任教于北京大学，但那时陈世骧早已赴美。一九四九年春天，夏济安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台湾，在台湾打开了现代文学的一片天地。一九五八年五月，陈世骧返台讲学，自然与夏济安有了见面机会，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信上，夏济安迫不及待地向弟弟夏志清报告他们见面的情形。从信中可以看到，陈世骧很欣赏夏济安的诗作《香港——一九五〇》，而夏济安则赞赏陈世骧的治学方法，羡慕他的成功与地位；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夏济安由此萌生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想法，还直接建议夏志清也改行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以你的智力与taste与对西方文学的深切的了解，改弄中国文学，一定大有成就……他（陈世骧）为人极好，很热心，他在美国，根蒂较深，想必可以帮你的忙，我希望你和他交个朋友。他记得你，你去Berkeley那时，汤先生也在，他说他和你约略谈过。他说，中国青年人去美国的他见过很多，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你那样的erudition的。”（夏济安致夏志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夏氏兄弟均以研究英美文学起家，最终却以研究中国文学立身，并将中国文学研究薪火相传，这种转向过程中，陈世骧给予了无形而直接的助攻。此后的通信中，夏氏兄弟间讨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内容也随之增多，逐渐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这种看似为现实所左右的选择，被历史印证是明智而有效的。夏氏兄弟，包括陈世骧在内，他们皆因自己学术志业的择取而大放异彩。
⊙ 曲光辉· 戏曲人物3
正是因为彼此间密切的来往，夏氏兄弟一直对陈世骧的学术思想也保持着高度的关注。陈国球在论述陈世骧“通往抒情传统”之路时，指出陈世骧在台的四次演讲对他“抒情传统”论的提出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书信中夏济安就提及了这四次演讲：
他在台大的四篇演讲，第一篇我得益最深，诗的rhythm我从来没有得人传授，听他的讲有些地方可以开我茅塞。第二篇是讨论“诗”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我没有去听（临时忘了），大约用Empson讨论Complex Words的方法。第三篇你已经看到。第四篇使我很失望，他讲的是宋代文艺思想——主要是禅宗的，他所讲的都是老生常谈。照我看来，禅宗思想反对文字，其实是对诗的一种challenge与威胁，当时诗人如何去rescue诗——一种文字艺术，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宋代文艺思想当时受到何种批评，以后受到何种批评，我们二十世纪的人该如何去批评它——这些他都没有提到。（致夏志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
可以看到，夏济安对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也看到了陈世骧往来于中西的批评方法。值得一说，也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夏志清更早地对陈世骧论述中的抒情特征给予了关注和思考。在致夏济安的信中，夏志清比较大篇幅地提到了陈世骧的《<八阵图>圜论》。从该信的末尾来看，彼时夏志清对陈世骧的其他文章还没有涉猎，但就这样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陈世骧的文章“可以同意的地方很多”，但仍有些地方是“不妥的”：
把“tragic & sublime”和“beautiful &lyrical”对立，实在是他露马脚的地方。《八阵图》明明是一首lyric，把“他”硬把它和希腊悲剧相提并论，也有些不伦不类。其实“beautiful”和“sublime”都是文学批评上不必需要的terms，而好的lyrics也多少带一些陈世骧所谓的tragic之感的。时间空间那种demolish人生功业的感觉，差不多是present in all lyrical poetry（莎翁sonnets, Landor , Rose Aylmer, Marvell, Coy Mistress），不一定是中国诗的特征，虽然中国诗人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这种“人”与“时”和“人”与“地”相对照的感觉，用Brooks的irony来说明已非常adequate，不必借用tragedy的大帽子。Tragedy postulates an action，而抒情诗的action大多是implied；最多是tragic & dramatic irony，而不是tragedy本身。（致夏济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夏志清的这番评语很有夏氏一贯的风格。他多次言及并不知道陈世骧的学术水平如何，这番评论只是秉笔直言，就文章论文章，是从文学内部展开的。且不论这些评语是否有待商榷，夏志清对利维斯和“新批评”理论及批评方法的承袭，与陈世骧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两人都对新批评的方法非常娴熟。如此看来，这样一番切磋就显得有颇多趣味。彼时的夏志清更擅长从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而陈世骧则更关注中国文学本身的特性。
如果说，陈世骧与夏志清的交往侧重于学术，那陈世骧与夏济安之间则真正是莫逆之交了。志趣的相投和彼此的赏识，使得陈世骧与夏济安逐渐建立起了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在给弟弟的信件中，夏济安从来不吝啬对陈世骧的夸赞，也不断详述陈世骧对自己事业与生活上的支持与帮助。夏济安能够进入柏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没有陈世骧这个项目主持人的运作，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夏济安本来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但职位有限，眼看无法延长教职，于是陈世骧主动提出，给他在中国研究中心谋职，为自己主持的“现代中国术语研究”项目工作。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心工作的这段时间，良好的氛围刺激了夏济安的灵感，成果颇丰，不仅完成了《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一九六一)、《下放运动》(一九六三)等关键词研究，而且也展开了关于左翼文学的研究计划，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黑暗的闸门》。这次我在柏克利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还找到了一些当年的会议纪要和经费预算的申请报告，陈世骧为了推进和维持这个中心的计划，真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平日里，夏济安更是时常与陈世骧夫妇相聚、消遣，他们吃饭、喝酒、聊天、打牌，亲如家人，给彼此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陈世骧也成为兄弟俩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好友之一。陈世骧的妻子Grace和陈世骧一样无比热情，为了夏济安的终身大事也是操碎了心，不断要介绍姑娘给夏济安认识，为他们制造各种相处和了解的机会。尽管夏济安在信中多次表示碍于情面无法拒绝，但陈氏夫妇二人对夏济安热忱相待，彼此之间的温情与友谊，仍令人动容。说起来，夏济安的感情故事也真是格外坎坷。在一段又一段的情感纠葛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两情缱绻，相反，往往是他一厢情愿，备受折磨。他总是过度解读爱慕对象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也总是“乐此不疲”地对自己所谓的成功或失败进行深入的心理剖析，文人的自恋与自负，掺杂着稍显窘迫的自卑，时而孤芳自赏，时而消极哀伤。或许也正是这种自相矛盾，注定了他坎坷的遭遇，至死都孑然一身。
夏济安的最后一段感情，是跟中国研究中心的美丽的同事Roxane。夏济安自认为聪明体贴，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到时再求婚不迟。所以，他不急于表达爱意，只希望对方“一天一天发现我的好处”。他很满意于他们的交往，每次约她，她总欣然答应，电话聊天可以长达半小时乃至一小时，她还会做饭请他一个人到她住处去吃饭，这些都让夏济安心生幸福和幻想。然而，夏济安的情路似乎被上了魔咒一般，注定不可能平凡而顺当。一九六五年情人节前两天的聚会上，夏济安精心准备了一本送Roxane的书《艺术中的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 in Art），还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张小卡片表明心迹，完全是从朋友的立场显示了不一样的亲昵。没想到，却遭到了Roxane冰冷的拒绝，甚至要把书退还给他，这给了夏济安最致命的一击：“这个晴天霹雳我毫无防备，一切潇洒归于泡影。”（致夏志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失败之后，又自我安慰，强调自己并没有陷入爱情，“我相信我没有真正爱过R”，所以不特伤心，觉得有点尴尬，“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在风月场中颠倒，一笑！”（致夏志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日）这是他给夏志清的最后一封长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段感情的最后的句号，无限感慨，更无限遗憾。也许是受此事的刺激，就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天后，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夏济安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他的工作室。
夏济安猝然去世，陈世骧的悲伤是超乎一切，无可形容的。杨牧说，陈世骧把夏济安当兄弟，在至少五年的时光里，他们是事业的搭档，也是谈天、说笑、饮酒、打牌，一切一切的搭档。夏济安的逝世，对他是莫大的打击。（《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夏志清担心陈世骧时时面对，难免悲伤，就提出把墓地选得远一点，而陈世骧还是坚持将其葬在了自己的花园附近。陈世骧痛定之后另有所想，他说：“人生而为友，固然是一种乐事，而今他虽去世，在我看来，也并非就阴阳两隔。说实在的，济安的死，对我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启示：我觉得人生在世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虽然值得欣幸，然而要真正能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有所感受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难得际遇。我与济安相识相处，时间实只五年，但我觉得那一段生活的充实，是很难得的。如今他去世了，能葬在我的花园附近，对我来说他虽死犹生，我能得到一种象征式的满足。我有一种我们的感情始终下去的感觉。”（商禽：《六松山庄——访陈世骧教授问中国文学》）为了纪念夏济安，他和夏志清一起，张罗着出版夏济安遗稿，后来一九六八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了英文版的《黑暗的闸门》，一九七一年由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了《夏济安选集》。在《夏济安选集》的《序》中，陈世骧对夏济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文学的批判、建议、企望以至贡献，反映着他对这一时代中国文明的批判、建议、企望和贡献，……这种现象常是发生在历史转换的苦难阶段，产生于特有才具，身心经历这苦难，对文艺有丰富的经验，深入的体会，而又有相当超脱的智慧的人，而此人此文又常是在几种文化的新撞击下屹立起来的。”都说文人易相轻，能在颠簸的人生旅途中，像夏、陈这样，遇到志同道合、相互赏识、相互扶持的知音，也算是命运的一大馈赠了吧。夏济安复苏了陈世骧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念，也衔接了一段陈世骧不曾参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夏济安已成为陈世骧生命与学术的一部分。这篇序言写毕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八日，而四个月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陈世骧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遵照他的遗愿，陈世骧去世后也葬在了离好友不远的地方，知交情深，感人肺腑。
也是因为整理编注书信集的缘故，我渐渐有了在此基础上编写一本《夏氏兄弟学术年谱》的想法。跟王德威商量之下，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鼎力支持，于是就有了这趟美国之行，而此行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寻访夏济安和陈世骧的墓园。在规划日程安排时，我遍撒“英雄帖”，给美国汉学界，尤其是西岸的朋友发邮件，询问他们是不是知晓相关信息，结果一无所获。想想也是，两位先生都没有子女后代，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家都忙于生计，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柏克利山上两位先生的墓园了。当年夏志清匆匆来西岸料理后事，安葬后即返东岸，后来只是偶尔来过几次，甚至没有留下墓园的具体地址，所以连夏师母都不知道。
我想到了杨牧，他是陈世骧最得意的弟子，一九七一年五月，陈世骧去世后，就是杨牧等朋友学生帮助料理后事的，如果找到陈世骧的墓，不是就找到夏济安的了吗？我跟杨牧老师只有一面之缘，前年和夏师母、李欧梵老师和子玉师母等经过花莲看望杨牧，一起吃过饭，但毕竟没那么熟，不好意思贸然打扰。于是我请杨牧的老朋友、戴维斯加州大学的奚密代为打探，杨牧身体欠佳，过了一阵才有回音，说是只记得是在柏克利的小镇Kensington，具体位置也已记不真切了。有了小镇的名字，那就好办了。我问了柏克利的Andrew Jones教授，他很快告诉我，这个Kensington只有一家很大的墓地叫Sunset View。于是，拜互联网之便，竟然真找到墓园的网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给墓园管理处写了个邮件，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者，想了解一下，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夏济安教授和陈世骧教授是否安葬于此？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邮箱里就收到了管理处发来的地图，上面清楚标示了两位先生在墓园的具体位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美国的服务业有时很落后很死板，有时却也很高效很人性，应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秋阳高照，天气特别的好，两位朋友特地开车来陪我上山。柏克利的山路曲曲转转，从玫瑰花园旅馆出发，驶过Arlington Avenue和Oxford Street，说话间，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车已驶近墓园。墓园位于Berkeley Hill的半山腰，按照道路标记，经过接待中心，小心翼翼地驶向右侧。一个不疾不徐的转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片巨大的草坪墓园突然迎面展开，草坪上散落着很多高耸的松树。不同于街道上的缤纷秋景，这是一片翠绿色的世外桃源。屏住呼吸，陶醉于眼前的美景，如果不是草坪上排排坐的墓碑，我真怀疑是不是来到了某个小镇深处的隐秘公园。巨大的墓园被划成了若干个区块，每个区块都有不同的名字。我们很快在Heian Garden Section找到了陈世骧的墓碑，不大的墓碑平躺在草地上，上面是庄因题写的隶书碑文“陈世骧之墓”，还有二〇一〇年安葬的陈太太“梁美珍”的名字。默默凭吊三鞠躬之后，继续向上，寻找夏济安的墓碑。按照地图，应该是位于墓园最上方的Acacia Lawn Section，这大概是最早开发的区块。本来每块平躺着的墓碑的上方，都嵌有一个圆形的水泥块，上面刻着几排几号的数字，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区块的水泥块大多数已陷入泥土，被草坪完全淹没了。我们只得根据少数还能辨认的水泥标志，一排一排地来回寻找，大概找了快一小时，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夏济安的墓碑突然呈现于眼前，上面是陈世骧题写的“夏济安之墓，胞弟志清恭建”等文字。墓碑上除了几片落叶，洒扫得很干净，完全没有枯坟野冢的迹象，看来墓园的管理真是一流。举目望去，夏济安与陈世骧墓碑的直接距离也就二三百米，看来他们不必感叹，“故人何在，烟水茫茫”（柳永：《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两位老友可以朝夕相伴，听海观云，谈诗论文，把酒言欢，想来应该是十分快慰的。
李白《送友人》诗云，“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两位漂泊的情同手足的游子安息于此，而“落日”恰好吻合了sunset view的名字，言说着无限深情。秋季的天空挥泼着明丽的深蓝，加州正午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泻在碧绿的草坪上，古树参天，静静地庇护着天地间的灵魂。转身回望，旧金山湾尽收眼底。美景如斯，如此美妙的地方，应该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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