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写作了很多年，我开始有一种错觉，我感觉这个世界不是真的。
人类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建起这个不真实的世界，比如法律，比如金钱，它们的体系与小说一样，都属于虚构类。法律维护公平，金钱则造就不公平，那么我们最终究竟能收获多少公平？
如同冬夜里双手中捧着的一个热面包，公平这样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远在人类社会所有虚构的故事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于人群之中，像食物一样是一种必需品；它让我们的先祖在人群中手捧承诺，内心安详，脚步有力，从而得以仰望星空。
金钱是否能买到一切？富人花钱请最好的律师，花钱买通证人伪造证词，花钱让被害人家属写下“谅解书”，甚至可以花钱买到一个愿意以命顶罪的人。而穷人相信着一个“不仁才能致富”的真理，但凡抓住机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公平，诈取金钱，他们因为物质匮乏，所以毫无底线。我也见识过没有底线的人，误信对方冠冕堂皇的表白，签下合同，一度只能“被猪抱着在泥地里打滚”。
多么有趣，看起来，今天的某些事件中矛盾双方似乎已经不需要公平了。他们在法律体系中博弈，为的不是公平，而是利益。“公平”成为一块虚伪的盾牌，当事件发展对他有害，他便振臂高呼“公平”，当事件转而对他有利，他不会在意这有多么不公平。
然而在法庭这座“宫殿”中，在无数罪恶之上，正义女神依然俯视这世间。有些东西有如恒星永远不会陨落，譬如正直，譬如诚实，譬如良善，譬如勇气。失去它们，人世间将不再有洁净的土地与清澈的阳光。
动笔写下这部小说前，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写任何故事了。随着年龄与阅读量的增长，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没有一种故事是没有人写过的。尽管如此，所有作者都还在不停地写，并且深信他们的杰作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差不多的故事在几个世纪里可能已经被写过几十个版本。
所以每次动笔之前，我不得不问自己，这个故事为什么必须出生？为了娱乐读者的感官？为了卖弄技巧或文字？为了金钱或声誉？如果是这些目的，那都不值得。生命这么短，如果要写，那必须是一个我对这世界不得不提出的疑问，一个诚实的质疑。
年前，我的检察官朋友跟我讲过一件遭遇。地铁站大门口有工人在屋顶扫灰，正是下班高峰，人流经过此地，灰尘扑面而下。这位朋友便向工人建议，是否可以先换一个地方清扫，迟些再扫这里。工人并不考虑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只是反问：“你说了算不算？”
心中没有是非观，只考虑利害。行事不问对错，只臣服于权威、金钱或暴力。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认为这种逻辑是理所当然的，这该是一个多么让人毛骨悚然的世界。
《金腰带》是一个关于死刑辩护的故事，写的是律师这个职业。
之所以选择写律师，一方面是因为我熟悉这个职业。另一方面，律师恐怕是人类社会中最自相矛盾的职业之一。律师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公平正义，但是，律师并不是秉公的裁量者，他们必须用合法的方式为委托人争取最大利益，而委托人期望的从来不是公平本身。律师也不是柯南，尽管他们免不了对事实真相好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免责，宁可选择不知道。律师还不得不考虑自身利害，拿着委托人的高额律师费，是否甘冒伪证风险。这距离公平就更远了。
他们与公平的关系，只是让天平发生倾斜的砝码。
写作这个故事前，我在心中描绘着一张年轻无畏的脸。在这许多亦正亦邪的砝码中，总会有一枚砝码感到不甘心，因为身为一名法律人，她望得见内心的恒星。
所以在我向世界提出的这个问题中，有怀疑，更有相信，我知道故事不宜承载过多的愿望，但是我还是期望将这份相信传递给更多的人。唯有怀抱希望，我们才能在这满是污渍的生活中脚步坚定。
二〇一七年由春入夏的三个月里，我独自居住在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边境，阿尔卑斯山中的小城。那是瑞士的文学项目，我在当地唯一的联络人是项目的签约律师，莎拉·费拉雷塞。她非常年轻，小巧的身材，孩子般的面容，顶着一头弹性十足的棕色卷发，做事有一股德语区居民的严肃和干练劲儿。
我签署文件找她，租车找她，房子跳电闸了找她，家电罢工也找她。
有一回洗衣机坏了，按键上只见各种德语字母闪烁，机器呼呼喘气不工作。我打电话给莎拉，请她代为联络物业经理。她说不用不用，她愿意义务做一次修理工。
十分钟后，莎拉开着她的迷你小红车呼啸而来，对照洗衣机屏幕上的字母，打开手机谷歌了一番。随后，最让我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她伸手握住洗衣机两侧的凹槽，把这个貌似长在地上的大家伙给提了起来，轻松翻转一百八十度，头朝下，底朝上。她告诉我，这是洗衣机外壳进水了。高高兴兴地对着底部猛拍几下，水流了满地。再翻转过来，洗衣机果然就一切正常，各种程序恢复如初。
那一刻，我被她的勇武迷住了。
小城的岁月平缓如水，这是极为富裕安宁的区域，人们只对音乐、绘画、美食与大自然感兴趣，排队习惯距离他人一臂之遥。莎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为银行与基金会工作，处理法律文件为主，她翻转庞然大物的自信与果敢并无用武之地。
《金腰带》中的青年女律师名叫程蔚然，她生活在环境更有趣的中国，我在她身上加入了莎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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