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夜晚九点，城市下半场的声色犬马还没揭开序幕，疲惫的日间上班族早已归家，景贤区的街头显现出一天之内短暂的萧索。景贤区是本市又一个速成的繁华地带，远离市中心，开发商却有把握让它很快晋升为市中心。全新的产业创业园区，全新建起的大型购物中心“长安888”，全新的别墅群，还有距离别墅不远的一条欧风商业街，冠名为“卢梭小镇”，毗邻人工湖，都是些足够精致的欧洲仿古建筑，单栋小楼，有会所式的卡拉OK、美容院、餐厅等等，还有租车公司。这些都是恒仁集团的资产。
华丽的建筑群背面有一片荒墙，在堆着建筑瓦砾的废墟前挡着。此刻，在这个四下无人的废弃地带，有一个女孩正在开工。她正站在简易的梯子上，支着一盏临时照明灯，正用油彩往墙上绘制壁画。看得出她已经工作了好些天，左侧已经五十几米长的壁画早绘制成形，看上去是一幅欧陆小镇风情的油画，画的底部还描着“卢梭小镇”的标识，估计是被雇来粉饰这个看上去还不够雅致的角落。
女孩穿着宽大的工作裤，紧身毛衣，沾着油彩的卡其面料羽绒背心，长发绾在后脑，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手背冻得发红。她正在仔细描绘的部分看起来与这一幅长卷的整体并不协调。她在画一个天使，羽毛晶莹的翅膀张开着，和善的双手伸向前方，像是要拥抱世人。她正在描绘天使的脸部，美丽的眼睛，微笑的嘴唇。
跑车的引擎声与车灯打断了她的工作。她停下画笔，却没有回头：“跟你说过不要来打扰我工作，不按时画完，我会被罚钱的。” 这条荒路平时极少有人走，所以她笃定认为自己知晓来者是谁。来人并未答话，这让她有点惊讶，于是扶着梯子扭头向后看了一眼。
就在此刻，那辆跑车忽然加足马力撞向那堵墙，梯子和临时照明灯瞬间倒下，女孩摔在地上，惊惶地向一侧滚动避让。墙的表面被撞出一个浅坑，墙上的油彩纷纷碎落，天使图案已经不见了。
只见那辆跑车倒车回去，在原地停了片刻。就在那个女孩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车再次呼啸将她碾过，又是一次倒车，反向碾过她第二次。
一切只发生在片刻之间。
随后跑车熄火，有人打开车门走出来，脚步踉跄，周身发抖。那人扔下跑车，向通往“卢梭小镇”的小路快步奔逃而去，只剩下满地被跑车轮胎拖曳开的血迹，像是孩子无心的涂鸦，还有更多鲜血从车底下涌出来，渐渐凝固在倒下的临时照明灯前。
人工湖畔的步道上，有人走路碰到了正在扫地的清洁工，发出“哎呀”一声。这声短促的惊呼让零星的路人回头观看。可是方才撞墙的声响却无人听见。因为华丽世界与荒凉世界之间，隔着那座巨型的“长安888”。
一、偷窃癖
恰如狄更斯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富豪还是平民都可以拥有他们的律师。
有的律师事务所就跟糖果店似的租住在门面房子里，招牌矗在人行道上，开门迎客，服务与人打架的卖菜阿姨与讨薪的农民工。
有的律师事务所在商住两用公寓里，房租实惠，进出不外乎小康人家的纠纷。
甲级写字楼里的事务所自然是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所都坐拥企业客户和大案子，否则也租不起这里。
我供职的律师事务所则深藏于一栋闹中取静的老宅子里，外观曲径通幽，连个名牌都不设，进入之后方觉大有乾坤，事务所的名称也正是“乾坤”。
毕业工作一年有半，旁人问起我所在的事务所是做什么业务的，民事还是商事？知识产权，涉外，刑事，还是非讼？我只能尴尬地含糊过去，回答“不好说”，或者“什么都做”。
总的来说，乾坤所只服务固定的客户，非富即贵，做的是包括法律顾问在内的全线业务。兼并重组之类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人，董事长的小舅子喝醉酒打人，表侄子嫖娼，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一律归我们应对。
诸如我的上司就刚刚派给我一个任务，来自于事务所最主要的客户之一，恒仁集团。这家集团麾下有好几家上市公司，业务范围极广，大至地产与金融，小到租车与卡拉OK。
不过我也清楚，派给我的案子不会和正经业务有关，肯定又是三亲六戚的奇葩小事。
宋律师跟我交代案情的时候，他几乎都没有心情把来龙去脉详细讲一遍。大意是，集团某董事的二奶在商场里盗窃被抓了现行，在看守所已经关了三个礼拜，现在董事知会乔律师，让他派个人过去探望一下她，送点寒衣棉被什么的，顺便了解一下能否取保候审。又说起某董事，居然是集团排行第二的人物，赫赫有名的唐董事。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如果唐董事的二奶都贫困到不得不去行窃，那么我等升斗小女子要怎么生存下来？金屋藏娇的身份，居然被扔在看守所已经三个礼拜，董事明明可以早些把她保出来，却故意等到现在，又是什么考量？
可惜我这位上司，正当男人的好年华，足够多金，足够热爱追求高阶生活，偏偏不懂八卦的乐趣。他一本正经地把这些事实告诉我，面对我一脸好奇心爆炸的表情，他耸耸肩，表示这种情况没什么不正常的，这些土豪自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只管收钱办事。
我兴致勃勃地出门，宋律师不忘大煞风景地提醒我：“别忘了，你只是生活律师，不要又没事找事，横生枝节出来。”
“生活律师”就是专门替家属去看守所送东西和捎话的律师，判决之前，除了律师，其他人不允许探视，所以有了这么个差事。至于我，在律师事务所里，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律师助理，还是个做不到言语铿锵的女子，我能接到的也就是这种任务吧。
我先是抱着宋律师的五件名牌衬衣，坐地铁送到干洗店。我这位上司各种讲究，连干洗店都要选最贵的，每次还不放心店员上门取，说是衬衣都很贵，万一堆在货车里再压坏了。
随后，按照唐董事大致告诉我们的身高体重，我转战商场，为这位二奶选购了一套羽绒真丝睡衣裤，看守所里穿这种衣服最实用了，又选了一条单人羽绒被，开好发票，便坐地铁直奔看守所。
嫌疑人名叫刘舒曼，果然是大美人一枚，高挑修长，身材比例相当好，尖下颏，眉眼抬起来看向我时，让我这个女人竟然也有几分惊艳的感叹。她有近乎英武的浓眉，斜扬向上，幽深美艳的双眼真是造物主的杰作。即便在这样的场合，坐在铁栅栏后的椅子上，草草扎着一个马尾，脸色枯黄憔悴，嘴唇冻裂了，也遮掩不住她的光彩。
她的衣服应该还是被现场抓住时穿的那身。三周前，一件米色中大衣足够了，现在这件大衣皱巴巴的，她抱着双臂，一副冷得不行的样子。提审室里的空调遥控器坏了，开不了热空调，不知监房里如何。
我把睡衣和棉被交给看守所的管教转交。告诉她物品清单后，她咕哝着：“大白天的怎么能穿睡衣呢，还是睡衣裤哎。”又抱怨道：“这是打算让我在监狱里过冬吗？”
然后说起她那天晚上在“长安888”被抓的经过，她一个劲儿地赌咒发誓，说肯定不是她干的，是别人冤枉她。嫌疑人一开始都这么说。我提醒她，这是律师会见，只有监控摄像，不允许监听的，所以大可以跟我讲实话。
刘舒曼一副不屑的样子：“这我能不知道吗？”
原来她已经是“几进宫”了，她有偷窃癖，被人包养闲得无聊，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深感孤独希望得到他人的注意，她满不在乎地自嘲着。她常年看心理医生，每周躺在舒服的长沙发上花钱和心理医生聊天，还试过森田疗法、格式塔疗法、埃里克森传人的催眠治疗。结果她还是忍不住经常到超市里顺几瓶一百八十七毫升的黑品诺，把偷来的丝袜塞进靴子里。到餐厅她都忍不住要把纯银刀叉揣进手包里。
“我是病了，我不是罪犯。” 她脸色苍白而郑重地对我说。
我很不厚道地觉得有几分好笑：“我们当然可以申请精神鉴定，但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盗窃吗？”
于是刘舒曼跟我详细讲了那天晚上的“误会”。她到“长安888”闲逛，珠宝柜台在五楼。当时她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靠近通道的窗户边上呼吸新鲜空气。有个女人从她身边经过，很快又急匆匆折返，带着商场保安。那女人声称她的手包被拉开，里面的皮夹不见了。随后那女人恰好在刘舒曼的脚边捡到了皮夹，就揪住她，一定要诬陷她是小偷。
那个诬陷她的女人名叫章缘，她是在做笔录的时候听说的。
我表示，那好办，商场里都有监控，尤其是珠宝柜台的楼层。这年头，监控无所不在，就像造物主之眼，能看见并录下一切。
刘舒曼不假思索地答道：“那个方位是监控死角。”
这句话让我对她的怀疑又增加了几分。
我坐地铁去景贤区公安分局，替刘舒曼谈取保候审的条件。新区分局还散发着建筑材料的刺鼻气味，穿过地砖明晃晃反光的走道，有工人在敲敲打打，好像是水管坏了。
负责此案的刑警名叫许心怡，我们事务所做过调查，她工作多年，原先在市中心某区任职，后来貌似犯了点小差错，她想辞职，局里没批准，就把她贬到这个新区来。
许警官是个面貌和善的女人，就是办事有点混乱拖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带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说是厕所水管坏了，要带孩子去楼下方便，就把我一个人撂在会客室里。一等等了许久，她上楼来，把孩子锁到她办公室里，又慢吞吞地去冲了一杯热巧克力，问我要喝什么茶，弄得气氛不像警官和律师的会面，倒像是街坊串门。
取保候审谈得并不顺利。
我忍不住“横生枝节”，问及警方究竟有什么真凭实据。果然如刘舒曼所言，商场五楼靠近走廊窗口的这个角落恰好在圆柱后面，是监控死角，警方没有录像证据。但是刘舒曼是在现场被当事人与保安一同扭获，不可能毫无嫌疑。最重要的是，她有前科。
刘舒曼好几次在超市被抓现行，由于都是些丝袜、口香糖、手机壳之类的，不到立案金额，仅拘留教育了事。然而这一回不同了。照理说如今大家都用手机和信用卡支付，皮夹里不会有太多现金，也是凑巧，那只皮夹里装着一枚刚从珠宝柜台购买的钻戒，发票也一并装在皮夹中，价值十万多的一枚钻戒，算是金额特别巨大，如果盗窃罪名成立，不仅足够入刑，而且得关好些年。
总之，人不能放。
我回事务所向上司汇报，宋律师给唐董事打了一番电话，挂机后忍不住揶揄的笑意。唐董事表示，“十万多一枚钻戒算什么金额巨大，给那声称失窃的女人五十万，跟她和解就好了”。宋律师学着唐董事的土豪派头重复了他的原话，接着把我当成唐董事，对着我一阵讲课：这又不是民事纠结，是公诉案件，怎么和解？那女人不追究不等于公检法不追究，有本事他去跟公安和检察院谈和解啊。
我提醒这位英明神武的上司，土豪未必是法盲，唐董事的言下之意恐怕是……
宋律师瞪了我一眼：“我能不知道他那点阴暗的想法吗？律师花钱买通当事人改变证词是伪证罪。把他的女人保出来，我们吊销执照去坐牢？”
恒仁集团毕竟是事务所的衣食父母之一。每年给予的费用能否买到我们为之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个问题很难权衡。或者说，为了这些钱，公事公办的态度肯定是不够的，游走于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在所难免。
我的上司是教师出身，带几分清高狷介，他没有去办，也没有明确拒绝，这件事就暂且僵在半途。直到数日之后，许警官主动打电话联络我。
“我打算再给刘舒曼一个机会，如果她能好好把握，没准可以无罪释放。” 许警官说话也是慢吞吞的。在手机里听到这句话，我如获至宝，揣上地铁卡一路飞奔赶往公安分局。
许警官絮絮叨叨说了好一阵，她身边的孩子不停打岔。其大意是，刘舒曼自述在五楼走廊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如果她能再仔细回忆当时的情景，提供有力的细节，比如说，当时她在窗外看见什么，又能被印证的话，她就有机会脱罪。
许警官向我解释其中原理，尽管商场监控不能拍摄到圆柱背后刘舒曼的行为，但是能获知她停留的时长。从她站到窗口至当事人经过，前后不超过五分钟，这么一来，要是刘舒曼能证明，她当时真的是一直背对通道、面向窗户的话，她自然也就没有可能聚精会神地选择盗窃目标，并且实施这个精细的行为了。
听完这番话，我对这位女警官的好感升到顶点。从中学时代，我就开始接触警察，从没遇到过殚心竭虑为嫌疑人脱罪的，他们应该是努力证明嫌疑人有罪的立场呀。可是眼前这位许警官，简直替我方做足了九成九的工作，她这么帮我们，是对我印象特别好呢，还是特别同情刘舒曼呢？看她成天把孩子带在身边照看，果然是婆婆妈妈的人最有爱啊。
我不能辜负许警官的好意，火速赶往看守所。
刘舒曼冰雪聪明，我刚一提示，她就开始回溯当晚情景。她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描述无意义的场景，诸如夜很黑，月如钩，霓虹灯亮闪闪之类。她的描述非常有证据价值。
从“长安888”刘舒曼当时所在的走廊窗户俯视，正是景贤区繁华背面，一无遮挡，仅能远远望见隔开建筑垃圾的荒墙。原本这一片少有灯光，刘舒曼应该是看不清什么的。但是根据刘舒曼的叙述，恰好就是那晚，荒墙边点了一盏小小的灯，像是小摊贩用的临时照明灯。借着灯光，可以隐约望见墙上画着一位天使，张开着翅膀。天使左近，一架支起的梯子，有人站在梯子上，看上去像是正在绘制这幅壁画。
我在景贤区各种跑腿，经过这堵荒墙无数次，从未见过有天使，只见过有一段墙体上曾经出现过欧陆小镇风景画，后来那附近还多出过一堆废墟，不久又清理翻修过。
然而刘舒曼接下来叙述的，让我惊得险些忘记了在电脑键盘上敲击记录。
当晚的那个时刻，正当刘舒曼观看时，她恰巧望见有一辆豪华跑车沿着荒墙边的路飞快驶来，可能是方向盘没掌握好，跑车的行驶路线忽然偏离，一头撞上这堵墙，瞬间撞毁了天使图案，梯子倒了，那个绘制壁画的人跌落下来，看不清是否被撞到。跑车在原地慌不择路，试图驾驶逃离而不能，肇事司机随即干脆弃车而逃。
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击了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发生，真的这么凑巧？我转念想到，刘舒曼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看守所里嫌疑人彼此传授经验，没准是她从新闻上看到自己案发当晚有交通事故，时间地点契合，便拿来当作佐证。
于是我问刘舒曼，是否还记得更多细节，比如说，交通肇事人的大概衣着，步行逃走的方向。有些细节新闻里并不公布，仅交警队与目击者知晓。
刘舒曼毫无迟疑地答道，离得太远，未必看得准确，但是她记得司机戴一顶红色棒球帽，白色夹克，向西逃跑，是去往人工湖畔步道的方向。
许警官听到我的报告，一脸宠辱不惊的表情，表示这个交通肇事案她知道，刘舒曼既然目睹了全过程，就不可能在五分钟时间里同时实施盗窃。“我会去跟她核实一下细节，没有意外的话，她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许警官向我承诺。
数日后，公安分局果然通知我去办手续放人。
我满心欢喜向上司献宝，敲他办公室的门，听见他正忙着接电话和打电话，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很少看见他这么气急败坏，说话就跟要咬人似的。
看见我探头进去，他匆匆结束电话，招手让我走近：“谁让你去给刘舒曼做笔录的？”
我报告说，是许警官给指了一条明路。
“我们律所给你发工资，你去为公安打工？你真有出息。” 宋律师又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立刻汇报给他。我心道，我这不是怕你又数落我“横生枝节”，想等有了成果再汇报，给你一个惊喜嘛。
宋律师咬牙切齿地告诉我，他两小时前接到恒仁集团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卢梭小镇”卡拉OK有一名保安，朱富贵，集团临时工，犯了案，证据不足，送到检察院以后又被退回到公安补充侦查。眼看这案子就要不了了之，忽然之间，公安奇迹般地发现了有力的证据，因为新证据的出现，这名保安多半会被判处死刑。
关于这份证据，正是得益于恒仁集团法律顾问机构——乾坤律师事务所的提供。凭借律所青年律师程蔚然——即本人——的努力，刘舒曼成为本案的重要目击证人，从而坐实了朱富贵的杀人事实。
办公室主任怨毒地来质问宋律师：“我们付钱给贵所，是为了请你们来拆台的吗？就算是一个临时工，被判处斩立决，说起来也是恒仁集团的人呀，这种恶性案件，新闻媒体不知道要怎样做文章了，我们的股票不知道要怎样暴跌了。”
很明显，我被许警官利用了，她是遇到朱富贵案件证据不足的危机，故意撺掇我去发展目击证人的。为什么选我，不是她自己直接去提审刘舒曼呢？其一，她认为刘舒曼目击的概率很低，不如派我先去跑一趟；其二，我是刘舒曼的律师，是唯一最能让刘舒曼放下戒备，知无不言的人。我完全被她带着孩子、一派迟钝的表象迷惑了，她锐利精密得就跟刀刃似的，是那种划破了很久才流血的好兵器。
我胸闷了许久，没法怪别人，只怪自己热心过度，心易碎，还智商欠费。
转念一想，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案呀。” 交通肇事撞死人，就算逃逸致人死亡，也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不至于斩立决吧？
宋律师又懒得跟我说话了，仅给我一袋恒仁集团办公室刚刚闪送过来的文件。宋律师已向办公室主任承诺，免费接此案，力保朱富贵不死，力保被害人家属不到媒体胡闹。如果朱富贵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便引咎辞去恒仁集团法律顾问的美差，去过吃土的生活。
当然宋律师是不屑办这一类案子的，他亲自辩的案子，当事人必须是名流巨贾。所以，出力的人是我，自己惹下的祸事自己弥补。想想也很悲剧，这竟然是拿到律师证以后，我独立接手的第一个案子。
第一案就是铁定挨打的局面，要是连朱富贵的命都没能保住，我不仅无法对事务所交代，工作肯定是丢了，而且，以后在圈内找工作也会背着一个大写的“输”字。
“只要做到不死就行了，切忌横生枝节，明白吗？” 宋律师惜字如金，不得不多加的这一句，完全是被我屡教不改逼的，幸而我这位上司总是宽宏大量，既往不咎。我使劲儿点头，谄媚地把一早取回来的五件衬衣挂进壁橱，又抱起他价值千金的两套西装，心里盘算着从干洗店到检察院该怎么转地铁。
二、兰博基尼杀人案
朱富贵一案此前请的是法律援助的律师。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就算没有一分钱，也有免费指定的律师，除非你坚持不要，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嫌疑人起初坚持不需要律师，这位律师是朱富贵的小妹朱迎弟坚持要请的。所以当我去面见这位律师，拿着朱迎弟签署的委托书时，估计这位谢顶大叔有一种被嫌弃了两次的感觉，脸色不太好看，不过还是把材料都交接给了我。
朱富贵担任保安的会所式卡拉OK名叫“无忧城”，位于“卢梭小镇”，人工湖畔，欧式仿古建筑的独栋小楼。“无忧城”豪华体面，雇员收入却低得出奇，临时工四金都不给缴，工作时间倒是一天十二小时，做六休一。
一个多月前的那晚，恰逢朱富贵轮休，他独自在本城打工，年轻，口袋空空，没什么去处，所以入夜时分，还是闲逛到“无忧城”凑热闹。
那晚生意清淡，大家都各自找房间打盹了，没人陪他说话解闷。他看到小楼后院停着一辆银色兰博基尼，很眼熟，是集团租车公司最好的那几辆之一，飓风车型。他认得钥匙，就来到边门代客泊车的钥匙保管箱，拿了钥匙，打算开车兜个风，就立刻把车还回来。
他没有驾照，也不怎么会开车，经过那一片荒墙时，他忽然看到有灯光，还有人影站在那里，心一慌，就撞到墙上。当时头脑立刻空白，也不清楚是否撞到了人，恐惧中他打算驾车逃走，倒车回来，猛踩一脚油门，他感觉好像车轮碾过了什么，吃惊之下，再次倒车，操作不当车熄了火。他周身战栗，说什么也不敢再驾驶了，扔下车，慌张地跑步逃离现场。
回到租屋，他惊魂未定，发觉自己脚上竟然沾着血迹，意识到很可能撞死了人。闯下大祸，他估计自己十有八九会坐牢，就立刻决定回老家一次。他拿出所有积蓄，搭乘午夜火车，外加徒步，四个多小时回到内地的枣树村，唤醒一家老小。
奶奶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杀了炖给他吃。他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奶奶最疼他，流着眼泪对他说，她已经这么老，也许等不到他坐牢出来，这大约是最后一次杀鸡给他吃了。
他向父母、大伯、二舅和奶奶告别，他没有能见到三个哥哥，他们都离村讨活路去了，和他一样。他也没有能见到关系最好的小妹朱迎弟，朱迎弟在另一个直辖市做保姆，距离太远。他吃了鸡，睡了两个小时，就开始往回赶。回到本市，大约中午十一点，他让“无忧城”的保安队队长陪着去交警队自首。
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跑车和尸体是在午夜被发现的，正是他乘上火车的时候。报案者恰好也是“无忧城”员工，夜班下班骑自行车回家，租屋在城郊，恰好路过这里，借着微光，看见满地是血，被吓得不轻。
被撞死的人是个女的，名叫杜兰兰，美院学生，接了“卢梭小镇”装修队的活儿，给这片荒墙“美容”。她的父亲是景贤区环卫大队的临时工，也是外来人口。
我在看守所见到朱富贵的时候，他看上去已经饱受惊吓，颀长的身躯蜷缩在带桌板锁的审讯椅里，手指神经质地扭绞在一起，然而眼睛依然带着一股狠劲儿望着我，牙关紧咬，拒不合作的样子。
我介绍说，我是恒仁集团委托的律师。他不信。我拿出朱迎弟签名按手印的委托书，他依然不信。我只能报出集团办公室主任的名讳，王红光，我还以为他一个临时工，不太可能知道集团高层的姓名，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恒仁是家本土企业，特别爱好进行企业文化宣讲，据说集团高层的照片在下属企业都有陈列，镜框高悬配着大名，员工大会的时候都要先对着照片鞠躬的。
听到“王红光”三个字，仿佛暗语，朱富贵立刻把我当作了自己人，他捂住脸，我以为他怎么了，后来才发现他在哭。他的肩膀抽搐着，胡乱用手掌抹着脸上的泪水。
“他们说会判我杀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他反复问我，到底会不会杀他的头。
我说，那得看你到底犯的是什么事，你得跟我说实话。
他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不是打量，是很深地注视了片刻，就像要从我脸上找出什么答案似的。我这才觉察到，这是一个好看的年轻人，脸部轮廓挺拔，眉骨高耸，双眼深邃幽暗。这个月在看守所可能思虑过度，他显得消瘦苍白，褪去了体力劳动者的混沌之气，带上几分迷人的忧愁。
就在审视我过后，他脸上掠过一阵疑惑，随即害怕和激动的表情全部消失了。他的眼神变得淡漠，抿紧嘴唇，宛如一架留声机似的，向我复述了以上的案发经过。
案件发生的过程跌宕起伏，他说得仿佛在念一份笔录似的，也果真说得与此前的几份笔录没有丝毫出入。估计是被提审了太多次吧，我心想。我做完笔录，打印出来，交给他签字。他又开始一个劲儿地问我：“我会不会死？我还年轻，不想死。”
我答道：“要是你说的全部是事实，这就是交通肇事罪，不会判死刑。不过，从其他的材料来看，情况似乎完全不是这样的。”
想起宋律师关照我切勿“横生枝节”，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太多，立刻闭嘴，端出一副严肃冷漠的态度给他看。
这起案件，起初确实是被作为交通肇事案来处理的。经交警部门认定，朱富贵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及时报案处理和保护现场，而是弃车逃逸，致人死亡，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交通队出具了“全责”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便将此案移送至区检察院。
景贤区检察院设立不久，从外区检察机关挖来好几位精英。当时有位老检察官冯树，甫一上手便感觉此案大有蹊跷，按照交通队对现场痕迹的记录，跑车撞墙一次，随后正向碾过杜兰兰一次，又倒车碾过她一次，但是后两次都及时刹车，并未撞到后方的行道树，也没有再撞到前方的墙。要是如朱富贵所言，这第一次撞向杜兰兰以及后面两次碾过杜兰兰的操作，全都是因为他不熟悉驾驶，慌乱所致，那么碾过人以后的两次刹车未免也太准确了。
这位冯检察官坚持请新区刑警队介入调查，刑警队接下这个任务的便是许心怡警官。
第二次的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朱富贵刚成年时便有过驾照，还是A照，他当年外出跑运输，因为疲劳驾驶造成三车追尾，一人死亡，被吊销驾照。所以他由于不熟悉驾驶而撞死杜兰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调查还发现，朱富贵与杜兰兰都来自于枣树村。
据说许心怡警官有“拖拉机”的美誉，不是形容她慢吞吞的风格，而是她喜欢像一台真正的拖拉机那样翻地，缓慢而持之以恒地把每一寸土地都翻个遍。当时许警官亲自去了枣树村，带回来的村民笔录是，朱富贵不但认识杜兰兰，而且他们青梅竹马，双方家长还曾经为他们谈婚论嫁。后来杜兰兰考到镇上念书，两人才逐渐生疏分手，村里的人都知道，是杜兰兰甩了朱富贵。
据说朱富贵试过一切努力去挽回，日夜倒班跑运输挣钱，借钱在镇上开炸鸡排连锁店，跟着建筑队打工等等，只是他比较倒霉，屡试屡败，反倒与杜兰兰差距越来越大，村里人都说，他再也不可能配得上她了。
朱富贵对此一直心存怨愤。加上杜兰兰勤工俭学绘制壁画时，被路人拍照传到网上，成为新晋网红“兰草妹妹”，坊间传言，恒仁集团唐董事的公子正在追她，朱富贵不可能不知道。景贤区万千人中，朱富贵偶尔一次偷偷开了豪车出来兜风，谁也不撞，偏偏如此惨烈地撞死了杜兰兰。推测他来找杜兰兰要求复合，遭到拒绝，或者因嫉妒兴师问罪，遭到奚落，一时冲动以驾驶的跑车行凶，这种动机也是非常合理的。
至此，交通肇事案变成故意杀人案，案件从区检察院提交到市检察院六分院公诉处，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与死刑的案件都是市级检察院负责的。
我看到朱富贵此后的几次笔录，在得知案件性质变化后，他表现出强烈的恐惧，笔录中记载了多次长时间的停顿、沉思与哭泣，但是他交代的内容依然出奇的稳定。
问：你以前有过驾照，跑过运输，为什么之前说不会开车？
答：我是不会开车，我现在没有驾照了，那是（有驾照）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早忘记怎么开车了。
问：你认识杜兰兰吗？
答：（哭）认识。
问：你知道你撞死的是她吗？
答：进来以后（被拘留以后）你们审我，我才知道的。
问：你为什么要撞死她？
答：（沉默十分钟）我情愿撞死的是别人，不是她。
问：朱富贵，你要诚实地交代问题（政策教育十五分钟）。
答：我真的不想撞死她的，我不知道是她。
问：你撞了她三次，碾过她的身体两次，你说你不想撞死她，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答：（哭）是我撞死她的，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问：故意不故意，不是你说了算的，证据摆在这里，你还是老实交代你的动机。
答：太黑了，我没看清就撞上去了，我不会开车。
案件的经办人如今是市检察院六分院的钟梵声检察官，公诉届赫赫有名的“死神”。我并未能与他照面，他被借调到首都协助办理一个大案子，还未归来。接待我的是他的“徒弟”凌云，据说是刚收入门下的亲传弟子，一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检察官助理，合身的制服，俏皮利落的短发，容颜灿烂，笑起来脸上闪着光。
我带着几分羡慕地打量她，想到自己挂着一张苍白的脸，一对熬夜刷手机的黑眼圈，长发胡乱盘在头顶懒得修剪，我从来就不属于阳光。
凌云陪我去律师接待室调阅卷宗，她性格热情率真得很，跟我聊网红零食，聊公交线路改造，聊着就发现我们俩居然是校友，其实并不意外，本市最好的政法大学就这么一家。她比我高两届，然而从心态上，我觉得自己比她衰老，老了不止二十岁吧。
或者说，我应该提醒自己，我根本没有资格与她相比。这倒不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地位有多么泾渭分明，因为我是一个罪犯的女儿，我的父亲依然在服刑期间，无期徒刑。当时的公诉人正是钟梵声。当时我正在念中学。
阅罢卷宗，我忍不住又多事地打电话给凌云，约她面谈。从一件交通肇事案的要求来看，卷宗里现有的证据貌似很齐全，有交通事故勘查时拍摄的现场照片，有复原图，还有嫌疑人指认现场的笔录和照片。然而从一桩杀人案的要求来看这份卷宗，这个案子除了嫌疑人自己坚定不移的供述之外，还欠缺很多实际的证据，没有跑车内的指纹记录，现场没有脚印勘查，这片荒墙附近的监控也是近期才启用，所以没有当时的任何录像资料。
凌云说，这也是没办法。这案子起初是当作交通肇事案来勘查的，交警部门的办案习惯与刑警不同，一个案子，司机来自首，现场的痕迹也都对应，拍照留证之后，现场就清理掉了，车也交还给租车公司。要不然这成千上万的交通事故没法高效率地处理完。
正因如此，等到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杀人案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痕迹可供采集，刑警也是无能为力。
“幸好有一份关键的目击证词，真是天网恢恢。” 凌云指的就是刘舒曼的证词。
朱富贵的笔录中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他当天的衣着是一顶红色的棒球帽、一件白色夹克衫，他撞人后弃车而逃，慌乱中记得是沿着人工湖畔的步道跑回租屋的，这些都从未在媒体上公布过。刘舒曼恰恰说到了这两个细节，不仅证明了刘舒曼确实亲眼目击案发经过，而且印证了朱富贵的供述真实不虚。
印证，是刑事证明中重要的方法与技巧。看来我这位校友跟师父学得还挺快。
我没好意思说，这份关键证词还是我提供的，只能讪讪表示：“间接证据总没有直接证据来得可靠。”
凌云忽然戒备地看了我一眼：“程律师，你不会像那些偷鸡摸狗的律师似的，专门靠找公检法的小疏漏来做文章，把我们好不容易取证锁定的坏人再放走吧？就像这个案子，嫌疑人这么残忍地杀死了前女友，差点就当成普通交通肇事，我们走到这一步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
这位钟梵声检察官的新弟子心直口快，连“坏人”这个词都用上了。我顿时尴尬，觉得真的像个坏人。幸好按照宋律师的指示，这个案子并不需要在证据上过多地找碴，无论是做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风险都太大。
最稳妥的方法是，积极与被害人家属沟通，给付一笔令对方满意的经济赔偿，取得一份谅解书，通常情况下，法官会酌情轻判，例如判一个死缓，朱富贵的命就算保住了。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被害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自然也不会再找媒体大肆渲染。
说起来，恒仁集团非常好面子，王红光主任特地私下授意，只要此事温和过渡，被害人家属不去媒体胡闹，不出现死刑重判这种丑闻，集团愿意出一笔钱做个和事佬，但是赔偿金额不能超过四十万人民币。
我了解罢案情，便怀揣令箭前往会见杜兰兰的父亲杜威。
会面约在杜威的租屋，地址在荒墙的另一侧，是景贤区规划中还未建起的“卢梭小镇”第三期地块。我沿着碎石荒径按手机定位步行，几乎开始怀疑定位出了偏差。终于找到地址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居民住房，是一处废弃待拆的厂房，窗玻璃都是碎的，多个形状不一的黑洞肃然眺望着荒墙另一边的繁华，建筑物外墙破损已久，滋生着野草，周围还堆满建筑垃圾。
只有一个门牌号，并不知道杜威究竟在这栋巨大建筑的哪个角落。
电话拨不通，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建筑物里散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地面潮湿黏脚，上楼，有一排三夹板搭建的隔间，外面的挂绳上晾着衣服。我正犹豫应该去敲哪扇门，一个高大的身影蓦地从暗处出现，吓得我惊叫一声。
“程蔚然，好久不见。令尊还在监狱服刑吧？”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大学同班同学，韩志宇，也是我的前男友。
他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休闲西装上衣，背着个双肩包，横在我面前，语带讥诮：“看起来你过得不错，又开始做你上流社会的大小姐了吧。乾坤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专门服务土豪阶层，你不是专门替恒仁集团跑腿的吗？怎么降尊纡贵替一个保安辩护，还亲自移步到此地呢？我们受宠若惊啊。”
从他身后畏畏缩缩走出一个伛偻的老人，披了件打补丁的棉袄。韩志宇介绍，这位是被害人家属杜威，丧女老父，他便是杜威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韩律师。
韩志宇的外形与朱富贵有几分相似，都是身形高而健壮，脸部轮廓挺拔，眉眼深邃，非常情绪化又习惯忍耐。还有就是，他与朱富贵一样，也对前女友怀着满心怨毒。
按韩志宇的说法，他和我的趣味依然有着天然的差别，我选择在乾坤律师事务所，他则更喜欢为穷人辩护，供职的律所就开在城乡接合部的土路边，大门洞开面朝菜场，就跟一个煎饼摊似的。
我勉强挂上一副公事公办的笑容，表述了我此行的意图，希望杜威能接受我当事人诚恳的道歉和经济赔偿。当事人经济能力有限，但是赔偿金额会尽量做到令老人满意。
韩志宇连说了三声“好”，我就知道这场谈判肯定艰难。我了解他的性格，他这个人很拧巴，说话做事都是喜欢反向而行，因为他从不愿意直接暴露自己的意图。
韩志宇说：“看见你出现，我真的是放心了。大家都是破瓦的话，也没得玩。现在我们是破瓦，你是瓷器，难得能有狠狠敲你一笔的机会，我要是轻易放过了，怎么能体现出我这个律师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重要作用呢？”
三、冤家路窄
杜威看上去是一个怯懦的老人，见人的时候连背都伸不直，说话唯唯诺诺，基本不发表意见，由着韩志宇发挥。他也不像大多数被害人家属，在谈赔偿的时候用哭来增加气势，他一脸麻木，甚至没有悲伤的表情，皱纹如刀刻，看上去更显出一种绝境中的凄凉。我请他们先提一个赔偿金额的方案，我们好就这个方案开始谈判，韩志宇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表示，谁着急要取得谅解书，谁先开价，总之他们现在并不着急。
我别无选择，审慎地先提出二十五万这个价位。对于杀人案，如果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也就几万元的金额。如果单独进行民事诉讼，没有达成和解的话，法院判决金额在二十万出头。所以我提出的这个金额既显得有诚意，又给四十万的上限留了余地，不怕对方往上抬价。
韩志宇顾左右言他：“要是这个案子不是故意杀人案，还是交通肇事案，赔偿金额就高多了吧？” 今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赔偿金额标准是农村户口五十几万，城市户口一百万以上，还不包括丧葬费、抚养费、精神赔偿金等等。
我答道：“我们也希望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朱富贵最多判几年有期徒刑，可是就算你我都愿意这么定罪，法院不愿意也没用。” 我心想，如果仅是交通肇事案，今天也不会是我在这里和你谈赔偿谅解了。
“故意杀人案中的被害人死得更冤，家属得到的赔偿反而这么少，从家属角度来看，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韩志宇淡淡笑着望定我。
他喜欢这种方法，用迂回的讨论来表达实际意图。我很想对他说，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毫无意义，不就是想要抬高价格吗，直接报价不是更省事？
可惜我没有资本这么说，他提出交通肇事赔偿标准，事实上是告诉我，他们的心理价位在八十万左右，比四十万整整高出一倍。这个价位我没法做主，所以我只能陪着他绕来绕去，唯愿能在我预算范围内再加上一些其他条件，把谅解书拿下来。
我开始拍脑袋：“所有车辆都有交强险，最高赔偿金额十一万。租车公司肯定还买了商业第三方责任险，租车公司是恒仁集团的下属企业，买的保额应该不会很低。稍后我联系一下保险公司，保险金加上我方当事人提供的赔偿金，应该能达到你们的要求了吧？”
韩志宇说：“如果不是你的当事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我们倒是至少可以得到这笔保险金。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一分不赔，这条款你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只是被绕晕了。
谈了好些天，我依然想不出怎样把四十万变成八十万。
我想过，这四十万是集团办公室支付的，集团下属企业的财务是独立核算的，比如“无忧城”卡拉OK和租车公司。也许我可以从“无忧城”争取一部分金额，他们保管箱的车钥匙被拿走，是否有保管失当的责任呢？“无忧城”表示，这钥匙是被朱富贵偷走的。要是有人厨房里的刀被偷走，然后被拿去杀了人，失主要担责吗？
我又想，租车公司作为车主，也许可以负责赔一部分。租车公司表示，现在这已经不是交通事故的性质了，是故意杀人。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都要车主负责，那么用刀做凶器的案件这么多，生产刀具的公司都要赔死了。
估计韩志宇也是早已反复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才把我列为主攻环节。
我无计可施，打算干脆先谈定一个最低金额，直接向王红光主任汇报及请款，没准集团办公室财大气粗，差二三十万，直接大笔一挥就批了。于是我筋疲力尽地对韩志宇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报出你们的心理价位，我们开始具体讨价还价，要么就等你们想清楚以后再找我谈，我还有别的案子要忙。
韩志宇镇定地报出一个数字：“一千万。”
想钱想疯了吧？让一名身为保安的嫌疑人赔出这笔巨款，简直是荒唐至极。四十万和一千万，怎么可能谈出一个共识？我生气地谴责韩志宇：“你要是一开始就不打算跟我谈出一个结果，为什么还要跟我绕来绕去，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韩志宇说：“我们当然是打算谈出一个结果的，这一千万，我们要定了。”
他的态度很有底气。他身边的杜威无措地瞟了他一眼，又瞟了我一眼。
“这根本不可能啊。” 我绝望地想到宋律师即将被解雇的命运，以及我即将丢掉的工作。当然还有我的当事人即将丢掉的性命。
韩志宇开始奚落我：“你不是总觉得所有主动认罪的嫌疑人都是被冤枉的吗？你念法律不就是为了拯救这些人吗？你大可以为朱富贵做个无罪辩护嘛，他不是就不用死了，你们也可以省了这笔赔偿金。”
韩志宇说得没错，我确实有这个情结，因为父亲当年就是主动认罪的，而我内心从来就不愿相信，他真的实施了那一起卑鄙的商业诈骗，侵吞了投资人的所有款项。这场变故摧毁了我整个高中时代，母亲原本希望我从此远离是非，我却填报了政法大学。我酷爱“横生枝节”，潜意识里希望为每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
我不知道爱侣分手以后，有多少男性可以表现得不像一个渣男，我的运气显然就没这么好，韩志宇居然故意拿我的痛处来戏弄我。
我不置一词，果断从黑乎乎的矮板凳上起身，抓起地上的提包，转身便走，韩志宇顺便给我补了一刀：“程大小姐，你自己要是没能力做无罪辩护，你不是一直有贵人相助吗？你可以找你的‘长腿叔叔 ’ 帮忙嘛。”
韩志宇口中的“长腿叔叔”便是宋俊伟律师，我如今的上司。他曾是我高中时代的英语老师和班主任，目睹我父亲受审入狱，资助我念大学，一直与我保持书信往来。
此后据说因为一桩地产纠纷，宋老师对法律正义发生兴趣，自学参加司考，居然一考而过。他又有一班企业界的老同学，于我毕业时，他已成为宋律师，乾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做得风生水起，便顺理成章地继续照看我，将我纳入麾下。说起来，他真是我的贵人。
于是韩志宇怪声怪气把他称作我的“长腿叔叔”，把他列为假想敌，我们恋爱时，他便喜欢针对宋俊伟的存在冷嘲热讽。
宋律师听说“一千万”这个开价，剑眉高举，沉默了几秒钟，没有生气，反而扑哧一声笑出来：“要不是我知道案情，我都要以为他们是被跑车晃花了眼，特地来碰瓷的呢。”
与韩志宇谈崩之后，我专程到干洗店取宋律师的两套西装，抱回来，一心要在他的视线里给他挂进壁橱，结果他恰好连着接待三批客户，忙得飞起，盯了他一整天，终于让他看到了我的乖巧。我灰头土脸，一心等他给我出主意。
我问宋律师怎么办。
他耸耸肩，对方既然开出这种不可能的价格，就是明摆着不愿意谅解。
谅解书肯定是拿不到了，韩志宇为了给我们压力，在法庭上必定会代表被害人家属要求严惩凶手，局面就会减分更多。死刑一旦落定，媒体蜂拥而上，恒仁集团这个客户就算是彻底得罪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事到如今，宋律师建议，不妨化禁忌为神兵利器，干脆由着我放肆地“横生枝节”，死马当活马医，放手辩辩看，没准能把朱富贵的命保下来。就算保不下来，至少做到过尽力而为，也算为平衡法律机制，维护公平正义做了贡献。总之我们师徒二人下半辈子是不是吃土，都看我的运气如何了。
我想问宋律师具体有什么建议，他开始闭目养神。自从他卸任中学教师，进入律师面谈以小时计价的模式后，他就感觉前半辈子诲人不倦是亏大了。
对着一堆卷宗绞尽脑汁，我面对两个选择。其一，罪轻辩护，按照朱富贵的口供，主张不是故意杀人罪，是交通肇事罪。这一方案是拿鸡蛋往最坚硬的石头上碰。现场照片和复原图摆在那里，撞倒一次，碾过两次，连举枪杀人都不一定能瞄得这么准。
剩下的就只有无罪辩护这一条路了。这一方案看起来兵行险招，冒天下之大不韪，实际上恰好可以针对本案现有证据链的最大弱点。
还真应了韩志宇那个浑蛋的话，我的第一案就要为已经认罪的嫌疑人做无罪辩护。
开庭之日转眼便在眼前，定在市第六中级人民法院第九法庭。
我央求我英明神武的上司，请他务必出席旁听我第一次开庭，就像当年参加我的大学毕业典礼一样。他摇头：“我来了，你反而会紧张的。”
结果开庭那天，我还是看到他的手机位置在向法院方向移动，他的手机一早就被我偷偷设置了定位共享。眼看已经抵达半途，收到他的微信，说是他的宝贝法拉利被剐蹭了，急着送去美容，不能来听庭了，勉励我自求多福。
我第一回身穿簇新的律师袍走进法庭，隐约觉得众人的眼神有点古怪。
韩志宇并没有穿律师袍，他坐在法官右侧的代理人席位上，假装不认识我。身边的公诉人席位上坐着检察官钟梵声、检察官助理凌云。凌云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原来这间中院的空调系统正在维修，所以尚未要求穿着律师袍。坐下没多久，就感觉寒冷彻骨，又不好意思在大袍外面套上羽绒服。
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战斗会给我热量。待检方举证完毕，我就立刻火力全开，列出先前从卷宗中仔细找出的所有纰漏。
我指出，案发现场的照片、复原图以及尸体本身，充分证明了这是一起惨烈的故意杀人案。朱富贵投案自首，从头至尾都没有翻供，所以一直是本案唯一的嫌疑人。可惜在这起杀人案与朱富贵之间，除了嫌疑人自己的供述，朱富贵与这起凶杀之间并无证据纽带。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把嫌疑人和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足以证明朱富贵确实就是驾车行凶的人。
“所以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我认为根本不应该给朱富贵定罪。” 我尽量言语铿锵地把这个观点清楚大声地说出来。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旁听席上有人窃窃私语，“这小姑娘还挺厉害” ，随即立刻被法警制止。这是由于在大陆法系的刑事法庭上，面对公诉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基本采取温和的态度，辩论一下定罪性质也是可能的，而主要还是求情轻判；像我这样一上来就抱着颠覆全局的野心，的确比较出格。
公诉人席位上，凌云满脸意外，侧脸去看她师父。钟检察官抛给她一个微笑的眼神。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看到钟梵声竟然在默默点头，像是赞许的神情。韩志宇埋头在做笔记，显然是在记录我说过的话。
凌云发言道，因为朱富贵自首，交警部门确实没有及时采集现场的生物证据，但是鉴于出了人命，交警队特地带朱富贵做了现场指认，拍照及做了笔录。
从现场指认的资料来看，朱富贵可以准确地指认出行驶路线和撞击点，与交警复原的现场图完全吻合。他还从许多钥匙中识别出这辆跑车的钥匙，并能够认出跑车的内装饰。这些证据已经足以将嫌疑人与本案联系在一起，证明他就是当时的驾驶者。
我将卷宗翻到标记的一页，阐述我此前的发现。
在朱富贵的现场指认笔录里，交警让他指出第二个撞击点的位置，朱富贵的回答是“这个消防栓的左边”。大家阅读卷宗的时候，都顺理成章地认为，“左边”就是指现场复原图上所指的西边。其实仔细看一下朱富贵现场指认的照片，他站立的方式并不是面对荒墙，而是背对荒墙，所以他指出的“左边”，实际是消防栓的东边。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能准确无误地指认现场轨迹。这份证据是不成立的。
凌云注视我的目光中写着大大的“鄙视”，我到底还是成了她所不齿的“偷鸡摸狗的律师”。公安与检察机构用心用力采集罪证，工作繁重必有小疏漏，身为律师，我就靠挑这些小漏洞来使证据无效。可是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至于车钥匙和内装饰的指认，我提请法庭注意，这辆银色兰博基尼属于恒仁集团下属租车公司，该公司与“无忧城”是兄弟企业，往来甚密，且是邻居。这辆车也常被“无忧城”的高管们租借出来，停在小楼后院。朱富贵在笔录中也提到过，他在案发之前就对这辆车非常熟悉，而且能认出车钥匙。
凌云还击，她指出，即便指认笔录无效，公诉方还拥有最关键的目击证人证词笔录。
⊙ 曲光辉· 戏曲人物2
朱富贵在笔录中阐述了一些仅为亲历者知晓的隐蔽性证据，诸如案发时，他戴着红色棒球帽，上衣是白色夹克，他是往人工湖畔步道方向逃跑的。目击证人刘舒曼的证词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些细节，与朱富贵的供词完全吻合，相互印证。
我当即反驳，刘舒曼证词中最重要的细节还有一项，便是荒墙上的天使壁画，但是朱富贵在供词中从未提及，方才当庭询问被告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不记得墙上有这样的图案了”。
荒墙上是否出现过天使壁画？我询问了每天或隔天途经这堵墙附近的六名景贤区居民，他们没有人记得这堵墙上有过天使的画像，但是都能描述墙上欧陆小镇的壁画。也就是说，如果天使画像曾经出现，也应该仅在杜兰兰被害的当晚。她在夜晚绘制成了壁画上天使的这一部分，随后被行凶的跑车撞毁。所以如果朱富贵供述看见过这幅画像，并且能描绘天使的外貌，这才是“阐述了仅为亲历者知晓的隐蔽性证据”。
根据朱富贵的笔录，当时他是看到灯光才撞到那堵墙。交警的现场照片中也有一盏倒地的临时照明灯。加上杜兰兰遇害当时正在绘制壁画，照明灯必定是朝着壁画的方向，画师才能在黑夜中看清自己如何下笔，也就是说，如果天使画像曾经存在，这应该是黑暗中唯一最容易被看清的视觉部分。如果朱富贵连一个消防栓都能看见并记得，他怎么可能“不记得”这么显眼的壁画人物呢？
当然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天使画像根本没有存在过，那么目击证人的证词就是虚假的，她描述的另外两个细节与朱富贵供词相印证，也只是巧合而已。
比如说，红色棒球帽和白色夹克，这是秋季很普通的穿着，刘舒曼完全可以随意捏造这样的细节。况且，朱富贵供述的红帽白衣从未被找到过，包括他供述中沾血的鞋子。他自称是在坐火车回枣树村之前特地换掉，扔在人工湖里了。然而他当时已经决定要自首，又何必毁灭证物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是技惊全场，或者是用力过猛，把法庭上的众人给雷到了，所有的眼睛都齐刷刷看着我。我记得当年父亲的案子最后一次开庭，我不听母亲劝阻，偷偷前去听庭，坐在旁听席上被记者认出来，众人一起扭头看向我，也是这样的局面。
一不做二不休，我抛出最厉害的杀手锏。
我请有关机构做了一个车辆撞击的反坐力测试，跑车撞墙的那一击，撞碎相似硬度的墙体，撞击力不能让安全气囊打开，但是并不等于驾驶者没有受伤的风险。根据测试，如果符合现场撞击角度，驾驶者握着方向盘的手应该受到了较大冲击，单手受伤的可能性在九成以上，软组织挫伤或者骨裂。
因此我向法庭提交申请，要求对朱富贵的双手进行检查与鉴定。这么一来，法庭便不得不中止审判，等候鉴定报告再进行第二次开庭。
我谨记宋律师名言，胜局在握，须速战速决，败局当前，拖延寻转机。如今形势对我方百般不利，当然是必须想尽方法拖时间，就算是让朱富贵晚几个月被宣判，多活一段时日也是好的。他只要还活着，我便还没有输。
再看朱富贵在被告席上的表情，就像观摩一场大型魔术，我的打法让他目瞪口呆。
法官询问诉讼代理人有什么意见。韩志宇不慌不忙地发言道，嫌疑人用跑车撞倒被害人一次，碾过两次，手段极其残忍，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庭严惩凶手，从重判决。不过嫌疑人杀死被害人的动机存疑，他们已经分手这么久，有什么理由痛下杀手？这一点还希望法庭进一步调查，是否其中另有隐情。
“为一段早就被证实不可行的爱情，赔上自己今后的大好人生，这没有必要吧。”韩志宇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远远看着我。
真是芒刺在背的一场开庭啊。
开庭结束，我逃避不及，果然被率直的凌云挡在门前：“我真是看错你了，还以为你跟那些律师不一样，没想到也是只会找找漏洞，无理取闹……” 她这番话刚倒了一半，就被钟梵声制止。钟检察官看上去比七年前老多了，须发皆白，唯有气度丝毫没变，儒雅温润。
他当着我的面责备凌云：“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们和律师岗位不同，然而都是为着公平正义。”
凌云不服气：“有本事她就不要只在我们的努力上找碴，她倒是自己提交一些有建设性的材料给法庭呀！”
钟检察官摇摇头，一脸没法跟这位新徒弟讲道理的无奈，转过身来对我微笑：“你辩得很好。” 又对我说：“你选择了法律这份职业，我很高兴。”
原来他还一直记得我。
提着律师袍的袋子坐地铁，千载难逢，接到宋律师的电话：“提着这么重的材料去法庭，你也不打个车，还坐地铁？我每月高薪供着你，你至于这么省钱吗？”
我吓得左右张望，车厢里都是陌生而疲惫的面孔，热爱跑车的宋大律师怎么可能降尊纡贵出现在这里。这才意识到，我给他设置了手机定位共享，所以他一样能看到我的位置，他其实什么都知道。
回到所里，第一时间冲进上司办公室，问他要不要听我汇报一下开庭经过。
宋律师挥挥手表示没兴趣，我那几把刷子，他全部能猜到。
我不信，他便分析道，对方最大的弱点是他们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只要有一段监控录像、一份DNA鉴定报告，哪怕一个指纹，他们就赢定了。你攻击的肯定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弱点，然而问题在于，我方的弱点也是同样的。因此，今天的开庭无非是双方拉锯，他们扮演好人慷慨陈词，你扮演坏人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成果，结局还是待定。
简直神了。我表示心服口服，追问下一步该如何出击。
宋律师换了话题：“听你妈说，你很久没和她一起去看你老爸了，能跟我聊聊吗？”
我顿时满头满脸尴尬：“你也没比我大很多岁数呀，能不能别扮演我的长辈？”
他乐了：“需要扮演吗？我还是你中学老师呢。”
我埋怨：“那你还禁止我叫你老师，一定要称律师。”
他正色道：“听那帮小鬼叫了十几年老师，真的听腻了。”
我心里回想着凌云叫钟检察官“师父”，一口一个“师父”，有趣得很。而我偏偏必须生分地唤他“宋律师”。忽然又听宋律师说：“我早建议过，如果你想要为你老爸翻案，我可以帮你一起办。”
当晚，隔壁卧室母亲早已熟睡，万籁俱寂。躺在我房间的大床上，望着窗外半盏月亮随钟点移动，我扪心自问，我究竟是否相信父亲有罪？当然，我不愿意相信。然而多年来，其实我也始终不能相信他是清白的。后者才是我最大的心结。
如今为朱富贵辩护，我再次走到这个心结边缘。
我想要为所有主动认罪的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因为父亲当年便是自承有罪，法庭做出判决，也是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有罪供述。高中时代的我，坐在法庭旁听席上，亲眼看到他自陈罪状，感觉羞耻难耐。我想解救他，又深觉无力信赖他。
正如今天我在法庭上只会坚称“疑罪从无”，对于朱富贵，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清白，也从来没有在他的立场上设想过，为什么他要主动认罪，要承担一桩自己并未犯过的可怕罪行，并宁愿承担后果。
我并不愿意了解他们的苦衷与无辜，这让我成为一个无能的辩护人。
当此醍醐灌顶之时，月光照在我床头的书桌上。我意识到了这个案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疑点。朱富贵的供述如此稳定，前后没有丝毫变化，这其实是很罕见的。
一名嫌疑人在犯案、自首、生活在看守所、被提审、开庭及等待判决的漫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情绪起伏，尤其在知晓利害关系后，即便不是为了说谎，人的记忆也会本能趋利避害。加上人脑并非一台刻录机，记忆原本就是主观的，至少第一次笔录和后期的笔录总会有所差别。如果能做到每次供述都一致，所有细节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那更像是事先充分准备的剧本。
这是我大胆的设想，如果朱富贵确实是依照“剧本”在说谎，谁给了他这份“剧本”？
杀人案发生在前一天夜晚，朱富贵翌日中午就去自首。在短短一夜半天的时间里，他又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份“剧本”的呢？
按照朱富贵的供述，他在自首前还连夜回了一次枣树村，因为考虑到要坐好几年的牢，回家看一眼家人。那么“剧本”应该出现在他回家前，也是他回家的动因。
朱富贵不仅仅是回枣树村与家人团聚的，他很可能将顶罪的酬金带回家，交给家人保管了。假设说服他顶罪的人足够细心，给予他的“剧本”必定只是口头传授的，给付的酬金也是不会在网银留下记录，应该是现金。
如果我的猜测属实，我只需要得到朱富贵家人的证词。这就将是宋律师所说的——一桩很稀缺的、实实在在的证据了！
四、替罪羊
我决定效仿一回“拖拉机”，继许心怡警官之后也去走访一回枣树村。出发之时，宋律师特地从他办公室追出来，关照我“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指的不是旅途安全，而是律师生涯的安全。
其实凌云苛责我们律师“不要只在公检法的努力上找碴，有本事就自己提交一些有建设性的材料给法庭”，这句话算是戳中了我们的无奈。无论是当年大学里的教授，还是今天的上司与资深律师们，都会告诫我们，作为刑事案件的辩护人，一定尽量不要自己去调查，基于公检法提供的卷宗探讨一下疑点就可以了。因为律师调查不慎，就会陷入伪造证据、诱使或威胁证人做伪证等种种嫌疑中。
千山万水终于到了枣树村，才知道同一国度中也有如此贫困的所在。没有像样的路，甚至没有像样的厕所。村里大兴土木的方位，正是朱富贵的家。
村委会的干部介绍，朱富贵家是村里最没面子的一户，男丁不少，无奈在外面做生意亏本，打工闯祸赔钱，因而成为村中笑柄。别家的闺女到大城市打工，都能寄钱回家造起房子。全村就剩朱家没钱盖新楼，如今他们终于动工，总算在全村人面前洗雪了耻辱。
我由村干部陪着，走进朱家老屋的院子，刚介绍了身份，看见朱家人的反应，就觉得我必定是猜对了。朱富贵的父母立刻转身进屋，柴门紧闭，大伯拿着笤帚扫地，把我往外赶。二舅赶来，伶牙俐齿向我宣布，他们不需要请律师，也没钱请律师，朱富贵犯了事，就让他好好坐牢改造。
我急了，在外面拍门问，朱富贵究竟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你们不愿意说的话，他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他是要掉脑袋的！你们是他父母，你们愿意看着他去死吗？
二舅在院子里悠闲地说，国家要是判他掉脑袋，我们也得服从国家的政策对吧。
我蓦然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朱富贵有可能判死刑，小妹朱迎弟应该早就把这个消息传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依然严守秘密，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决定。来路不明的这笔巨款可以让他们造起梦寐以求的新房子，在全村人面前扬眉吐气。
我不知道这笔钱是多少，即便是我们看来很小的金额，在这么贫穷的地方，由他们心中的那杆秤来衡量，恐怕是出售亲儿子的性命也足够了吧？
离开时，我听到残破的屋墙之后，有老人在哭，可能是朱富贵的奶奶。有拉扯和低声的斥责，那老人最终并没有开门出来。
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我此时内心洞明，然而直觉并不能用作呈堂证供。
又是千山万水回到事务所，已是将近午夜，宋律师办公室的灯光居然还亮着。我疲惫而亢奋，一定要拉着宋律师再谈这个案件。我急着想告诉他，直觉告诉我，朱富贵是收钱替人顶罪的，只是我不明白，朱富贵的家人身在穷乡僻壤，也许会觉得用一笔钱交换一个家庭成员的性命是划算的，对于朱富贵本人而言，他外出打工这么些年，见识了大都市的财富与机遇种种，何况这条命是他自己的，他还如此年轻，怎么可能接受这么绝望的交易？
宋律师支使我先做一杯意式浓缩给他，用阿尔卑斯刚空运过来的新鲜咖啡豆。他讲究地啜完咖啡，轻描淡写地发表意见：“交通肇事顶包很常见，我并不认为朱富贵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起杀人案。”
整个故事应该是这样开头的。将“剧本”交给朱富贵的那个人起初这么承诺，交通事故撞死人，加上无证驾驶，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理，最多吃两三年官司。那笔钱也许超过朱富贵十年的薪水总和。朱富贵进入看守所的前两周，一切貌似都在按“剧本”规划的进行着，直到区检察院质疑案件性质，朱富贵才惊悉自己竟然误入危局，有了掉脑袋的风险。
然而朱富贵依然严格按照“剧本”行事，坚持不翻供，究竟是为什么呢？
想是因为前一名律师告诉过他，检方尚未拥有足够的证据来给他定罪，很可能熬一熬，他连交通肇事罪都未必能认定。白拿钱不坐牢，有这个可能性，朱富贵决定赌一赌，反正万一形势不妙，再翻供也来得及。
而我觉得，第一次在看守所面对官司，朱富贵这样一名乡村青年未必能做到如此镇定，他还没有翻供，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忌惮。可能雇佣他顶包的人，不但能给予他一笔令人动心的酬金，而且能决定他在这个城市的生计。想到这里，我不禁脊背发凉——那个人该不会就是恒仁集团的某位高管吧？
要不然集团办公室主任王红光怎么会亲自拿起电话，要求我们一定保住朱富贵的性命，他不是因为害怕媒体攻击和股价下跌，他是担心朱富贵一旦被判死刑，就铁定会翻供，这才是真正的丑闻！所以集团办公室才愿意掏出这四十万，果然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土豪的屋檐下尤其如此。
我惊悚地念及，我已经开始为朱富贵做无罪辩护，万一真的捅出顶包事件，我这岂不是在和事务所的金主公然作对？
宋律师淡淡一笑：“就凭你观察了朱富贵家里人的表情，你就能确定这是顶包？我看是你愿心太强了吧。”
我极不服气，但也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神经过敏，毕竟没有证据。
宋律师又教育我：“律师行就是棺材店，客户的事情出得越大，我们越有生意。就算是查出恒仁集团的高管是真凶，我们说服恒仁集团壮士断腕，帮助集团把跟这名高管的关系择干净，处理完危机，土豪少不得给我们发红包。关键是你能不能查出切实的证据？”
随后他表示，今天浪费在我身上的言语已经超标，必须到此为止，送我回家。我这才意识到，他不是在等我煮咖啡，而是不放心我晚归。坐上他的宝贝法拉利副驾，我忽然有些感动，就听到他吩咐：“明天帮我去洗车。”
翌日洗完车，我就直奔租车公司查记录。案发当晚，这辆兰博基尼的租用记录上赫然签着“徐峰”两个丑丑的大字，是“无忧城”保安队队长的名字。
队长的收入待遇不比朱富贵强多少，而且这是队长第一次在租车公司的租用记录。直觉再次告诉我，这是后期补上的记录与签名，当天开走兰博基尼的人肯定不是这名保安队队长。然而直觉不能当证据。
我又找到当晚的报案者，卢岳山，他也是“无忧城”员工。在笔录上，他自称夜半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案发现场。我顺便问了他的租屋地址，结果发现，如果他要特地“路过”荒墙前的这一条小路，他需要绕极大的圈子才能回家。然而他坚持认为这很顺路。可不是，就算绕地球一圈也能回到原地的。
所以我推测，即便交警部门调取跑车上的指纹与生物信息，有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卢岳山应该是被派去做清理的。当然这也只是直觉。
“剧本”相当全面精良，每个人都回答得前后一致而简约，宛如笔录留声机。遇到不知如何回答的，一概以不断重复台词以应对。我仿佛陷入一种奇异的迷障，让我想起鬼打墙，无论我往哪个方向冲刺，都被无形的巨手挡住，按回原地。
我气急败坏，决定直接找朱富贵问个明白。
朱富贵显得出奇的淡定从容，跟上一回惊恐哭泣的状态大不相同。
“程律师，你做得相当棒。如果我能出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让你大富大贵。” 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感觉荒诞得有如梦中，一名保安，即便从看守所无罪释放，他如何能让我大富大贵？
我问他，究竟是谁在那个夜晚联络他，跟他谈了这笔交易？真凶究竟是谁？
朱富贵的脸上掠过短暂的惊讶，随后变成讥诮的笑意：“请你来帮我的人都没有告诉你，我又怎么能告诉你呢？” 这几乎是得意的口吻，他忽然有了居高临下的态度，仿佛他是比我高一级的雇员。
我狠狠地告诉他：“我并没有能力保你无罪释放，我连你的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如果你今天不愿意告诉我，你有九成的概率会死。”
“人反正都会死。” 朱富贵扔给我这么一句。
这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明明上一回，他还缠着我不停地问：“我会不会死？我还年轻。” 我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变化，像是有人给他新的指令或者承诺。然而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能会见他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我一头鸡毛回到事务所，在那栋能望见市中心无限繁华的幽静老宅子里发呆。地板散发着檀香的气息，混杂着宋律师旷野香水的尾调。描着金龙的官窑瓷瓶在装饰柜里闪着幽幽光晕。宋律师百忙之中过来拍拍我的脑袋，问我怎么看上去就跟见了鬼似的。
我说我是真的见了鬼了。这些鬼告诉我，不是我神经过敏，朱富贵确实是替罪羊。
宋律师总算没有落井下石，继续质疑我毫无证据的直觉。他沉思片刻，轻飘飘地说：“估计这件事一开始牵线的人就是王红光，他也只以为是简单的交通肇事顶包，出手替某位高管抹平一个小危机，顺便拉拢到自己麾下，就是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他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吧。”
没错，这件事原本安排得非常全面妥帖。他们没有想到的第一个差错是，朱富贵太急于接这一笔生意，因而隐瞒了他原本有过驾照。第二个差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当朱富贵在提审时听说，死者竟然是杜兰兰，他也许依然爱着的青梅竹马的姑娘，他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在笔录中，每次问到他是否认识杜兰兰，他都忍不住会哭。问到他为什么要残忍地两次碾过杜兰兰的身体，他除了哭，只能承认自己的残忍。
想象中的事件细节已经呼之欲出，唯独证据遍寻不得。
正忙着琢磨如何突破，韩志宇又主动约我谈赔偿金。
这回杜威并未一起参加，韩志宇让我选地方，我便约在丽思卡尔顿大堂，是事务所可以签单的所在。不用去那栋破楼，至少我能感到轻松几分。
我揶揄韩志宇：“你这么卖力，也不知道杜威承诺分给你几成？”
他答道：“总之我这么卖力，肯定不是为了找借口多见你几面。”
念及上一次开庭，我的庭上表现不错，我猜测韩志宇应该是来讲和的。朱富贵要是真的被“疑罪从无”了，他们找谁要这一千万去？还不如趁着第二次开庭前，先拿到现有的金额，落袋为安。
“四十万。” 我坦白地告诉他，“我们只能拿出这么多，你们同意的话，明天一早就可以打进杜威的借记卡账户。”
韩志宇摇头：“今天我是来通知你，我们的开价提高了。一千两百万赔偿金，少一毛钱都不行。”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已经忙不过来了，他还来浪费我的时间。
韩志宇则极为笃定地向我宣布，朱富贵死定了。他已经找到了朱富贵就是凶手的客观证据，一份录像监控，或者说，他很快就要得到这份证据了。
“无忧城”由于是会所制的卡拉OK，开业伊始就对所有会员承诺过，在会所内绝对不安装任何监控，给予客户充分的隐私权。因此所有的监控探头范围都止于前方大门，连跑车被开走都没拍到。
然而韩志宇得到一份秘密情报，事实上，“无忧城”内也有监控录像，不多，只有一处，在会所边门有一处代客泊车的钥匙保管箱，监控探头面对的就是这个方向。因为安保部门也担心万一车钥匙被错领和偷走，就悄悄安上了这一处。这个探头违反了会所与会员的协议，所以对外是绝对保密的，连公安来调取都不给，硬生生瞒了过去。
韩志宇告诉我，他有个线人，买到这份录像指日可待。既然朱富贵供述，他就是从那个钥匙保管箱偷走了车钥匙。录像彻夜未关，肯定拍摄到了这一幕，这就是一份铁证。
我不认为韩志宇是在虚张声势，他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常说，人都是有价格的，只是标价不同，售价低的，有时候功用更大。这意味着他有很多朋友愿意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为了很小的利益，就穿越黄线。
不过，这一回他是失策了，他不应该为了抬升价格，把这个消息拿出来当筹码。
我们是恒仁集团雇佣办这个案子的，“无忧城”是恒仁集团的下属公司，这份录像只要存在，我就能最先得到。
我忽然对这份录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朱富贵究竟是不是真凶，这份录像立刻能够告诉我。它也许可以打破我的幻觉和妄念，把这些天阴谋论的恐惧驱赶出我的脑海，告诉我，朱富贵就是真凶。或者，它正是我这些天遍寻不到的证据，一份足以证明朱富贵无罪的客观证据。
跑了一趟“无忧城”，举着王红光主任的令箭与他们的高管谈了半小时，半天不到，一盒据说并不存在的录影带送到了我的手中。
五、真凶
第二次开庭之始，我节节挫败。鉴定报告显示，朱富贵的双手近期都没有受过伤，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他就是驾驶者。
凌云列举最新证据，经调取朱富贵的银行记录、朱富贵所有家人的储蓄卡记录，从案发到现今，没有任何可疑的资金往来，从而排除其代人顶包的可能性。
他们也到枣树村做了调查。朱富贵的父母、大伯、二舅都能证明，朱富贵当晚回家时神色惊慌，自称开车撞死了人，要去自首。他们的说法与朱富贵的供词完全一致。
凌云开始扔出她的杀手锏，她提请法庭注意，我那些关于“顶包”的怀疑非但没有实际证据的支持，而且不合常理。要说交通事故顶包，近年来确实多见，花几百元钱，借别人的驾照扣几分。然而本案是一起残忍的故意杀人案，是重罪，嫌疑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来顶罪，这根本不符合正常逻辑。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朱富贵原本也许只是为了钱，愿意用几年的牢狱之灾来交换，如今他为什么连性命都愿意赔上？我在庭上简直语塞。
回想第一次见朱富贵，他被掉脑袋的可能性吓坏了，做完笔录，他拖着不肯按手印，哭着，抓住救命稻草般不断追问我：“王红光主任为什么让你来？他也觉得，我要被杀头了吗？”
记得我还告诉他，有一张照片，我已请管教转交，是他小妹朱迎弟的近照。他表情怪异地问：“这是小妹让你带给我的？”
之后他终于安静下来，一派深思的神情，我把印泥再次递给他，他顺从地在每一页笔录上按了指纹。被管教带走时，他顺手把殷红的印泥抹在会见室的白墙上。
当时，我以为朱富贵情绪的变化是因为绝望。在他案发以后，朱迎弟特地辞掉保姆的差事，大老远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找交警队，找律师，四处求告。才短短一个月，这个乡村姑娘已经彻底放弃努力，离开本城，去了内地省城一家著名的职业技术学校念书。这份写给我的律师委托书，以及这张照片，还都是通过恒仁集团办公室转交的。
此刻坐在法庭上，我忽然想明白了，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张照片上！
我努力回想这张照片的细节，只看过一眼，但是还能记得那姑娘紧贴职校大门站着，背后正是职校的名牌，还有自动日历牌，显示着她拍照那天的详尽日期。这和绑架案中让人拿着报纸拍照是一个道理，为了传达某时某刻那个人的状况。
我一直不明白，第二次会见时，为什么朱富贵的态度彻底变了，连死刑都愿意慨然接受，他收到了什么新的指示或承诺，是什么人在他与雇主之间秘密传递了消息？现在我知道了，那个传递消息的人就是我，我自己。
一切信息都在那张照片中。雇主重新给了他一份开价，他的人生换朱迎弟的前途，他接受了。
我猛然间感到极度愤怒。这张照片是宋律师交给我的，是他让我带给朱富贵。
他口口声声要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要“安全第一”，避免踏入伪证罪的泥潭，而他居然指使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应该早就知道这是顶包了吧，或者从头至尾，他就是王红光主任的高参？
我对着旁听席投去刀子一般的目光。这次开庭，宋律师亲自来旁听，原本我还觉得满心温馨，现在我恨不得用目光将他淡定的表情戳出几万个窟窿来。
然而法庭中嗡嗡的回声静止下来，凌云终于结束了她漫长的举证过程，到了我不得不回击的时候。我的手触到桌上的录影带，这是一份真正的证据。
这盒录影带时长二十四小时，覆盖案发当天中午到翌日中午的每一分钟，如果录影带拍摄下朱富贵从保管柜偷出车钥匙，这是铁证。如果录影带始终没有拍摄到朱富贵的出现，“没有”同样是铁证。现在这盒录影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我要求当庭放映这盒录影带，快进让众人观看整个进程。镜头几乎是平视角度正对着钥匙保管箱，顺便拍摄到通往边门的一部分走廊。摄影机接驳的应该不是装在天花板上的监控探头，而是藏在酒柜里的某个摄像头，想是为了不让会员们知晓。这样拍摄的视野范围小，但是也更清晰。
朱富贵根本没有靠近过保管箱，他又怎么可能拿到车钥匙呢？这个问题连被告席上的朱富贵本人都回答不出来。
凌云质疑道，朱富贵有可能故意做了错误的供述，就算他不是从保管箱取得的钥匙，他也可能从别的途径得到，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是跑车当晚的驾驶者。
我应对道：“请法庭注意，朱富贵不存在于录像中，这并不是我提交这盒录影带的唯一目的。事实上，这盒录影带应该是凑巧录下了真凶的背影。”
法庭的旁听席上一片激动的骚动声。
我用遥控器将画面移动到时间轴标记的一个点上，有一个人正好从画面的边缘走过，沿着走廊往边门方向去，他在画面上仅是背影，从出现到消失只有三十秒钟，但是法庭上每个人都从屏幕上清晰地看到，他戴着红色棒球帽，穿着白色夹克。而且他明显不是朱富贵，没有他的身高，比朱富贵足足矮了至少十五公分。
朱富贵猛地从被告席上挣扎着要站起来，被两名法警按住，他情绪激动，大喊着：“我不要她辩护，让她滚出去，她不是我请来的律师！” 法警只得将他带离法庭，他还在一路又踢又喊。
我自嘲地干笑两声，我居然就在这一刻被解除了授权，被告当庭解除了我们的委托关系，还有整个法庭的人做见证。混乱中我望向旁听席，正好看到宋律师匆忙地站起来，大步流星走出法庭，像是有什么天大的急事。
十五分钟后，法官以再度调查为由结束本次开庭，凌云捧着那盒录影带，跟在钟梵声检察官身后，同样匆忙地离开法庭。
我站在中院大门口的石阶上拨打宋律师的手机，打算第一时间追究他指使我送照片的罪责。他的手机一直是忙音，根本打不进去。我怒气更盛，在同一天里，我被委托人解除授权，发现上司背叛我，现在居然还跟我玩“日理万机”？
好不容易拨通了，宋律师在电话那头语气阴郁，飞快地报了个地址，让我过去。
那是本城最昂贵的滨江地带，看门牌号码，还是最南端江滩景观位置。
“别坐地铁，打车我给你报销，快！”他又飞快挂断电话。
赶到那个地址，那种地段，居然是花园华宅，出租车司机说，他还从来没送人到过这里，没想到这种繁华地带，还别有洞天。远远看到宋律师一身浅色西装，坐在花园橡树底下的白色靠椅上抽烟。
我已经快十年没看见宋律师抽烟了。上一次还是在中学里，被我和几个同学窥见，到教导主任那里告了他的黑状。我问他，天这么冷，怎么不到豪宅里去坐着呢，那宅子里是什么人物？
他苦笑着反问我：“你自己从录影带上找到的最新嫌疑人，你不知道是谁吗？”
一个背影，我当然不知道是谁，怕是警察也看不出来吧。
“警察能认不出来是谁吗？连我都认出是谁了。” 宋律师长嘘一声，他在旁听席上看录影带的当时，就认出了那个人。三十秒钟走出画面，观察走路的姿势就足够了。就在认出那个人的一刹那，宋律师惊出一身冷汗，立刻离开法庭，打电话联络恒仁集团的王红光主任，驾车时一路调度安排，随后径直来到这里。
这栋华宅正是恒仁集团唐鼎年——唐董事的家，而那个出现在录影带上的背影，就是唐董事的独子，唐承言。
我也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当庭揭发的是这位人物。难怪朱富贵一见之下，表现得如此激动无措，有如天塌下来一般。
宋律师掐灭香烟，告诉我，刚才他们就是在那栋宅子里忙乱商议，制订计划，包括让唐公子签署了给宋律师的委托代理书。现在他出来歇一会儿，让他们家人彼此道个别。
这话又把我吓了一跳。
我有点虚弱地复述宋律师的话：“你不是说过，律师行就是棺材店，事情越大我们越有生意，就算找出真凶也不怕……那么，这算是大生意了是吗？”
宋律师一副没气力跟我理论的模样：“任何人被揭出是真凶，恒仁集团都可以壮士断腕，掸掸身上的灰尘，转身任由那个人被砍头，然而唯独唐承言不行。他是老板的亲儿子，集团的少东家。所以这不是什么大生意，这是一道送命题！”
他更提醒我，如今我必须步步紧跟他，如果不是他向恒仁集团求情，恐怕我还没从中院的石阶走下来，就已经开始被恒仁集团追杀了。因为我居然受着集团的委托，利用集团的资源，举报了他们的少东家。我简直就是一个不作不会死的经典，敬业勤勉，没事找事，找出的都是祸事。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侦探界的奇才，律师界的灾星。
话音刚落，就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转眼间，刑警们穿过花园，叩门进入华宅，粉雕玉琢的唐公子被带出来，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唐家太太，却被刑警们挡在一边。宋律师大步走上前去，跟刑警们交谈片刻。
随后，唐公子被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我们赶紧驾车尾随其后。
六、杀人动机
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是，唐公子养尊处优，从没受过这种惊吓，坐在警察对面不超过五分钟就把实情全招了。我忽略了，从小养尊处优同样意味着见多识广，唐公子居然相当镇定，他只多说了一句话：“根据律师的建议，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讯问唐公子的正是刑警队的许心怡，我的老对手。
已过午夜，许警官才出来会见一直等待在接待室的我们。她不紧不慢地向我们宣布：“我倒是反而喜欢零口供，零口供不会干扰我们的证据搜集，证据足够一样定罪，但是你们就不能在法庭上再要求什么‘如实供述’ 的从轻情节了噢。”
语调很客气，看得出她是有点生气的。我还生气呢，上次她为刘舒曼的证词算计了我，要不是宋律师罩着，我现在就是一名失业青年了。
宋律师貌似和她关系很熟，打着哈哈，故意揶揄他们没什么靠谱的证据就抓人，就凭录影带上的一个背影，地球上戴红色棒球帽同时穿白色夹克的多了去了，依据一身穿着抓人，以后百货商店时装柜台都不敢开门了。
我听得出来，宋律师这是在套话。刑侦阶段，公安掌握的证据我们无法查询。许警官当然也知道他的意图，不过她倒是毫不避讳：“你以为是今天录影带在法庭上播放以后，我们才临时抓人的吗？”
原来许警官早已开始调查租车公司。恒仁集团几乎是铁板一块，租车公司始终坚称，跑车是“无忧城”的保安队队长徐峰所租，从当晚的租车记录来看也确实如此，而且此前，这辆跑车的租车记录完全是空白的。问及这辆车以前租用的常客，回答是没有。问及谁有权力不经登记就开走这辆车，回答还是没有。
于是许警官不得不用了一点特殊手段，他们警方总有几个早已发展的线人。一名发廊小姐提供情报，她从租车公司的一名当班经理那里听说，这辆兰博基尼其实是集团唐董事之子唐承言的专用车，唐公子随时会过来取车开出去玩，所以从不对外出租。而且当晚开走这辆跑车的也是唐公子本人。
这是许警官唯一向我们透露的，为的是让我们服气，我相信她手中的证据还远远不止这一些。然而，仅这几件证据就已经建立起可信的证据链。——跑车是唐公子从租车公司开走的，凶案发生现场，唐公子的衣着特征与目击证人所见的驾驶者完全一致。
正在方才提审唐公子、我们守候在接待室之时，许警官又派出一支人马携带相关文件再次造访滨江华宅，将唐家寓所的衣帽间翻了个遍，虽说没有找到红色棒球帽，唐公子的白色外套却足足有二十几件，都是五位数的品牌。经对比，找到了与录影带上完全相符的那一件，连手肘处细小的钢笔划痕都是一致的。
“你们有这个闲工夫来等我，还不如趁早去劝劝你们的当事人，我看要保住他那条命，现在只能靠他自己坦白从宽，争取法院轻判了。” 许警官扔下这句话，说是她还得上楼去看一下孩子睡得是否安稳，就缓步告辞而去。
我看不惯她那种胜券在握的模样，建议宋律师，我们不如去投诉她，她成天带着孩子一起上班，成何体统，居然还让孩子睡在公安局办公楼里，景贤分局又不是幼儿园。
宋律师望着许警官远去的背影，嘴角露出一抹少见的温情笑意：“你这么去投诉她，没准她还能受表彰呢。” 宋律师告诉我，许警官根本还单身着，也没有孩子，这孩子多半又是父母都被拘了，不得已公安给代为照管着。我上次看到的，和这次许警官提到的，没准还不是同一个孩子。
什么婆婆妈妈的女警官，果然都是假象，活该我栽在她手里。
得到许警官允许，待看守所早上开门，我们便第一时间前去探望唐公子。
唐董事的太太一个通宵给我们打来七八通电话，如今早已遣司机送来唐公子的行李，几乎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多。我一件一件呈给管教，请他们代为转交，大部分都被看守所礼貌地退回了，唐公子在里面没有总统套间，一个床位就巴掌大，经不起陈列这么多金银细软。
唐公子被摘去手铐后，使劲儿揉着自己的手腕，不过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还有几分沾沾自喜，就像是来看守所参加嘉年华，刚刚从“激流勇进”的游戏项目中面不改色地走出来。他本人看上去比娱乐新闻的照片上更为秀美精致，尽管胖了点，却是真正的明眸皓齿，粉雕玉琢。
审讯椅锁住的桌板让他坐得有点难受，他便将身上五位数的外套脱下来，揉成一团，垫在手肘与桌板之间。
我看得暗笑，心里想着待会儿一定要提醒宋律师，这才是真土豪和伪土豪之间的差别：同样一件五位数的外套，人家当抹布，你宋大律师成天用衣架和干洗店供着。同样一辆七位数的跑车，你宋大律师一点剐蹭就心疼得不行，人家则省心地扔在租车公司，有人保养，有人年检，一时兴起就开出来故意往墙上撞，撞得稀巴烂只为听个响。
宋律师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按住我键盘上的手，让我暂时不要做记录。然后问唐公子，他是否愿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如果律师都不知道真相，这会让我们的辩护工作很被动。
唐公子承认，那天晚上的确是他将跑车从租车公司开出来的，停在“无忧城”的后院，他本人一直在“无忧城”的包间里喝酒、玩手机、看美剧，很晚了才一个人步行回家睡觉，他在景贤区还有一套小别墅。开跑车撞人的，真的不是他。
宋律师拧着眉毛，看他的神态就是完全不信唐公子的话，但是他态度好到出奇，简直是春风化雨的胸怀：“如果你坚持说没有撞人，我们也是必须相信你的。那么你能否回忆一下，跑车是被谁开走的呢？”
唐公子表示，他是这么对警察说的，他把车钥匙放在桌上，然后就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是被谁拿走了。
宋律师听得一脸服气，敢情是让我们与警察同样待遇，这个辩护还怎么做？我却是真的不服气了，这是把我们律师当智障吗？我忍不住拍案而起，哗啦哗啦就把我的怀疑全部摆在唐公子面前。杜兰兰受雇在景贤区绘制壁画，被拍摄下来传到网上，成为网红的“兰草妹妹”，继而唐公子发动攻势追求她，这已经是前一阵人尽皆知的热门八卦。
网上周知，这个外貌清纯的“兰花妹妹”来自于枣树村，是家中次女，天生聪颖。由于杜家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孩，这个绝望的事实让杜兰兰的父亲倾全家之力供她一个人上学。杜兰兰不负所望，从村里考到镇上，又从镇上考入本城，在她成为网红之后，被评为本年度“颜值最高的学霸”之一。
唐公子买各种名牌手包、首饰相赠，被“兰草妹妹”多次退回，杜兰兰的个人微博上多次发图公开自己退回礼品的快递单据，表示自己只愿嫁给学业，不稀罕嫁入豪门看人脸色，更不会为了钱去做二奶小三等等。
一时间，杜兰兰更加人气急升，成为自尊自爱的偶像，人人都在笑议唐公子被人嫌弃，这让唐公子大失面子。有钱人家的公子习惯了要风得风。在唐公子总是占据娱乐新闻边角位置的漫长恋爱史中，在他浩如星海的前女友中，这种待遇必定是唐公子从未遭遇过的。多次遭到拒绝后，唐公子也必定觉得分外耻辱与不甘心。
案发当晚，唐公子起初是独自到“无忧城”喝酒。此前娱乐新闻中，唐公子哪次去卡拉OK，都少不得二三线小明星作陪。这一回没有左拥右抱，是因为他还在想着杜兰兰。
越是一个人便越是容易生闷气，孤独无聊，唐公子就决定到杜兰兰工作的地方去堵她，逼着她给出一个最终表态。唐公子知道杜兰兰绘制壁画的地方，杜兰兰这份差事就是恒仁集团下属公司派的，唐公子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轻易问到。
唐公子本以为自己的出现能给杜兰兰一个惊喜，没想到杜兰兰态度冷淡，再次严词拒绝，唐公子一怒之下情绪失控，驱车向她撞去，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将她残忍地碾死。
我认为这个杀人动机非常合理，配合唐公子当晚的行动轨迹也顺理成章。这也将会是控方将来在庭上的有力指控，唐公子与杜兰兰之间的纠葛，网上的证据汗牛充栋，许警官必定早已了如指掌。
听完我的指控，唐公子先是惊奇地把眼睛瞪得浑圆，随后表情浮夸地笑了：“退回几份礼物就叫作拒绝我吗？要是她没有给我暗示，我为什么要继续给她送礼物，我是傻了吗？还有你觉得像杜兰兰这样的，她可能真心想要拒绝一个像我这样又帅又年轻又有钱的单身男性吗？这是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
我被怼得有点迷惑，唐公子确实没有理由死缠烂打，他身边完全不缺同等姿色的女子，尤其是他满不在乎的神情，根本不像是在掩盖一份要以杀人才能洗雪的奇耻大辱。网络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局面，难道只是杜兰兰的自我炒作，目的在于宣布恋情，并且借此抬高自己？
“她要是不打算拒绝你，为什么不干脆收下那些礼物？” 我不懂这种游戏。
唐公子科普道：“第一次送礼物便立刻收下的，那是‘鸡’。在一起也就是临时的。通常自诩为良家女子的，总要拒绝几次礼物，又给足暗示，唯恐我真的转身走了。”
我想起唐公子不停推陈出新的恋爱史：“反正总是不可能长久的，拒绝你几次礼物和第一次就接受，又能有什么差别呢？”
“至少她们能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总比‘鸡’ 长一点。” 唐公子精辟地总结道。
宋律师对我们的热烈讨论非常不耐烦，他提醒我们，这不是讨论恋爱常识的时候，动机还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唐公子必须把跑车易手的故事自圆其说了。如果不能说清楚车钥匙是什么时候不见的，跑车可能是被熟人开走的，还是失窃，那么唐公子就不用再费心考虑下一个女朋友的人选了，直接擦干净手臂，等着注射死刑吧。
我非常欣赏唐公子在此刻的冷静，或者，也许他根本还没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
他就像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似的，忽然用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我们说：“其实吧，把事情往我身上揽，我觉得我脱身的希望还大一些，我这不是还有资源，还有你们吗？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一定了。” 说得他好像真的有更高尚的苦衷似的。
宋律师也用极其诚恳的口吻告诉他：“如果你什么都不愿跟我们说，那我们也是爱莫能助，我们毕竟不能劫狱劫法场。”
“我看他只是还没来得及编好谎话而已。”后来宋律师这么对我说。
我们告辞时，唐公子喊住我们，当着前来带走他的管教的面，这位公子高高兴兴地嘱咐宋律师：“以后你要是没空，就让这小姑娘一个人来看我吧。” 他指的是我，他抱怨看守所里都是男的，我能多来看看他，有益于他保持愉快的心情。
取保候审当然是办不成的，唐公子对我们都这个态度，他对警官们的态度可想而知，怕是早就被当作最危险的嫌疑人来看待了。我们两手空空到恒仁集团复命，顶着两张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脸赶到恒仁大厦，坐电梯来到顶层唐董事的办公室。秘书小姐进去通报，十分钟以后，我们便受到召见。
办公室有大半个房间的弧度可以俯瞰这个城市中心的攘来熙往，此刻房间内却是可怕的寂静。集团办公室主任王红光也在座，他与唐董事都一样的隔夜面孔，端坐在偌大空间那一侧的皮椅与沙发上。这还是我这个小人物第一回亲眼见到这两位被挂在墙上的集团领导。
唐董事健硕威严，与唐公子除了外貌上有点相像，气质上全然不同。
王红光白皙肥圆，面团似的，眯着眼的喜气长相，不笑的时候也像是笑着的。
此刻两人都没好气地端详着我。
“这就是亲自把唐公子的录影带送到法庭的那位……” 王红光主任想不起我的姓氏了，“那位律师小姐吧？”
我对于这种审讯的态度非常有抵触，我抢白道，我当时的职责只是为朱富贵辩护，我哪里知道堂堂恒仁集团能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证据？
宋律师用文件夹轻轻扇了我的后脑一下，喝止我的胡说八道。他把简单情况知会了一遍，表示目前状况下并无良策，除非唐公子能告诉他更多信息，不然的话，只有等检察院批捕立案之后，查询检方掌握的证据再制订方案，见招拆招。然而等到那时候，局面肯定更被动，不如目前阶段，还有回旋余地。
宋律师说了半天，无非是在暗示他们，操作顶包过程的王主任，以及指使王主任找人顶包的唐董，最好是将当晚的事件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们律师，否则盲人摸象，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发力。
王主任一味哼哼哈哈，完全没有将实情告诉我们一分半点的意思。
宋律师于是掉转矛头，帮我说话：“我觉得程律师的说法也没错，如果你们能预先把顶包的事情告诉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么被动的地步。”
我没想到，宋律师接着就讲到了那一张照片的功效：“王主任那时候还让我们送了一点东西给朱富贵，那张照片上是承诺他金山银山了，还是绑架的人质？你们请律师，到底是要得到我们专业的法律服务，还是让我们当炮灰？”
王主任有点气恼，面团一样的胖脸微微发红，那意思仿佛在说，收了我们银子的，当然都应该甘做我们的炮灰嘛。
倒是唐董更有风度：“不该你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好。知道的话，在公民义务和律师职业道德之间，你们打算怎么选？”
我与宋律师默契地对视一眼，这是我们在拜访完唐公子之后讨论过的，如果恒仁集团也不能给我们更多信息，那就只有等检方立案。一旦定罪，能保住唐公子性命的只剩从轻情节，自首和如实供述，唐公子都轮不上，剩下的便又回到最务实的步骤，那就是先跟被害人家属谈经济赔偿，争取得到对方的谅解书。
王红光主任表示，尽管放手去办，钱是最小的问题。
我再次约韩志宇到丽思卡尔顿见面，这一回，杜威也一同前来，他坐在沙发中，不断挪动身体想要坐直，一副不自在的样子。我慷事务所之慨，送上饮料单让他多点几种，他嫌饮料贵过一餐饭，让我要来二楼中餐厅的菜单，直接点了一碗牛肉面。
韩志宇全程微笑着，看我谄媚地忙碌。
直到点单完毕，我问他这一回开价多少，还是需要我先拿出一个底价？
他说不用这么麻烦了，他上一回的开价依然有效。
“一千二百万，我告诉过你，这个金额一点不高，我说得没错吧？” 他得意地正了正西装的衣襟，端起咖啡。
我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上一回我与韩志宇也是坐在这里，他对我说，他要将开价从一千万提高到一千二百万，我甚至没有把这个数字记到本子上，因为我觉得这是漫天要价。支付这种天价来保住一名小保安的性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韩志宇一副志在必得的态度，他告诉我，他得到线人的确切情报，在“无忧城”有一份在官方口径中“不存在”的录影带，这份录影带里必定有朱富贵作案的铁证。他很快就会得到这份录影带，所以我为朱富贵的辩护必败无疑，这是他涨价的理由。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为了从录影带中确知朱富贵是否真凶，我直奔“无忧城”，抢在韩志宇之前得到了这盒录影带；结果这是一盒拍摄下了唐公子作案嫌疑的录影带。到此时我才反应过来，韩志宇当初提出的一千二百万天价不是为朱富贵设置的，这个金额恰恰是为唐公子量身定做的！韩志宇是故意诱导我去调出这盒录影带，再借我的手，将唐公子的罪证交给法庭。
“韩志宇，你设计我！” 我愤怒地高叫起来。
侍者以为我在催单，连忙脚步轻盈地小跑过来，蹲地附首小声告诉我，他们立刻派人上楼去看看牛肉面是否做好。
韩志宇对我摆出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但是我看得出来，他高兴得不得了，那表情分明在炫耀他的智商。他向我承认，他确实打听到了这份录影带的存在，却没有本事把这份录影带弄出来。他是被害人家属这一方的诉讼代理人，身份太敏感，就算愿意给再多钱，“无忧城”的员工也不敢私自把录影带拷贝给他。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原本就是恒仁集团委托的律师，得到这盒录影带，就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枚打火机那么容易。
“你怎么知道真凶是唐承言？” 我觉得他还有更多事情瞒着我。
“我真的不知道，” 韩志宇对着我举起两只手，“我当时只是确信凶手不是朱富贵，没想到中了头彩，唐公子绝对是我们的‘杰克罐子 ’了。”
与我不同，韩志宇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朱富贵并不是真正的驾驶者，尽管他得到的证据信息并不比我多一分。用韩志宇的原话来说，他的准确判断源于“一名来自底层社会的律师”的常识。他深知阶层鸿沟，一名保安是不可能有机会驾驶这辆跑车的，他不可能随便得到钥匙，而即便给他钥匙，他也未必敢开走。
直到我作为朱富贵的新任辩护人出现，主动提出经济赔偿，韩志宇就对自己的判断更为肯定了，这又是源于他自诩的“一名来自底层社会的律师”的常识。他了解朱富贵这一群体，对他们而言，都是宁可多判几年，宁可干脆判个死刑，也不会赔钱，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命能值几毛钱，他们不会用钱买命，只愿意豁出性命来省钱。
那时候韩志宇就猜测，真凶应该是恒仁集团里的某个高管，很可能是朱富贵的间接上司，比如说“无忧城”的总经理什么的。
他也是真的没想到会得到“唐公子”这么一张好牌。
“不过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一千二百万，我们的开价还是之前的数字，我一分钱也不加。” 韩志宇掂量了一下唐公子的身价，用一种近乎施舍的口吻对我说。
韩志宇以前最爱引用的一句话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他认为所谓“上层社会”的有钱人，他们的财富都是作恶得来的，所以他作为“底层社会”穷人中的一员，是正义的化身，这些“正义的化身”也只有靠作恶才能摆脱贫困，有朝一日得到他们的“金腰带”。这就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大部分人根深蒂固的逻辑。
我知道韩志宇为什么恨我。他对我的恨意——从某天开始——与他对所谓“上层社会”的恨意画上了等号。尽管早在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就已经一贫如洗，穿剪掉商标的劣质服装，为了省钱自己理发，在大学的便利超市里做兼职收银员，为了赚得一份可怜的生活费。
父亲入狱，以及法院对退赔款项的执行，使我的生活在高中忽然断裂。在高中之前，我从未乘坐过一次公共交通，也没有坐过飞机的经济舱，因而并不习惯周围有人紧挨着我。我喜欢白色衣裙，直至那时才发现这种颜色加上好质料绝对是一个坑，以前家里有保姆料理这些，手工洗涤熨烫。
韩志宇自称是我中学邻班同学，从外地转学过来的插班生，我却完全不记得了。进入同一间大学后，他向我坦白，大半个中学时代，他都在暗处望着一身白衣白裙的我，望着我放学后被黑漆闪亮的私家车接走，望着我们家那座老宅的花园。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恋爱，他曾经竭尽全力想要照看“困境”中的我，就像一个王子拯救落难的公主那样。
大学食堂每天中午有五十份特价的肉菜，到那个窗口前排队，每次都有如肉搏。韩志宇热衷于拿着我的碗去参加肉搏，十有七八能在可怕的混战中端着满满一碗战果挤出人群，端到我的眼前。说实话，每次我都特别尴尬，我宁愿到冷清的窗口买两个素菜，安静地吃完午饭。少吃几块肉，我也不至于就饿死了。
有一年韩志宇邀我去吃圣诞烛光晚餐，说是预订了一家高级餐厅。我让他不必浪费钱，买两份汉堡在自习教室吃就很好。结果烛光晚餐的团购要排队，还是百货商店里的餐厅，我们站在女装内衣那一层的队伍中挪了足足两个半小时，终于吃到这餐饭。
我认为，我们分手只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然而韩志宇偏要上纲上线，指责我瞧不起他来自“底层社会”，我即便一文不名还是瞧不起他。他讽刺我虚荣，证据是，我买了普通牌子的衣服，都要先把商标拆掉以后才穿。我没法跟他解释，讲究的品牌会考虑到商标接触皮肤的舒适度，没做到的，我只能拆掉，这无关于虚荣，只是皮肤的感觉而已。
“一千二百万，” 我向韩志宇承诺，“我觉得客户应该能接受这个金额，有了定论我立刻联系你。” 此刻我只希望会面快点结束。
韩志宇笑道：“这点银子买唐公子的性命，特价。”
可是杜威的牛肉面还没送来，我们便走不得。这一碗面足足又等了十五分钟，杜威左顾右盼，打量我们面前的饮品，似乎在适应他即将迈入的千万富翁生涯。幸而牛肉面送到后，他吃得飞快，可能是习惯吧，转瞬间大碗见底。难得始终木讷寡言的他咕哝了一句：“比小店的肉多，贵有贵的道理。”
随后我终于可以收拾我碎了一地的玻璃心，结账离开。
念及韩志宇是我的初恋，种种温情片段，不敌争执延绵，我们身处两个阵营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我思忖着，要不要把我被这前任男友算计的事情一并告诉宋律师，他会安慰我，还是轻描淡写地责备我太过投入？
七、呼风唤雨
一点钟，我被执着的手机铃响叫醒，摸到手机一看来电显示，竟是刘舒曼。上一回通话，还是我把她从看守所接出来。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在电话那头哭：“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他们不让我出国，我很害怕，害怕得睡不着，纠结了一整天，只能打电话给你……”
起初我以为，她口中的“他们”是公检法的人员，结果是恒仁集团派来的人，准确地说，是她甜蜜蜜的情人唐董派来的人。这便是“家庭纠纷”，我睡眼惺忪地告诉她，这不归律师管。
她又哭着问我：“我应该去哪里改我的证词？我可不可以告诉警察，我什么都没看见，没有看到跑车撞人，没有看到什么壁画，也没有看见过红色棒球帽和白色外套……”
这一下我彻底醒了。
我明白了当日在恒仁大厦，唐鼎年董事和王红光主任为何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他们从来就是不仅仅靠律师来处理法律问题，他们自有一套体系来呼风唤雨，颠倒事实。
难怪唐董事对我与宋律师说：“不该你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问刘舒曼，是否恒仁集团逼迫她更改证词？刘舒曼连忙结结巴巴地否认道，不是不是。这样的回答反而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
我听到隔壁母亲翻了个身，电话的声响也许吵醒了她。
刘舒曼还在电话里继续哭着，听上去焦虑而恐惧，她说想请我吃夜宵，央求我出来见面。我小声而飞快地答应了，就挂断电话，立刻穿戴完毕，蹑手蹑脚抓起羽绒服出门，走入寒夜中。
被冷风一吹，我更清醒几分，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很荒唐，之前已经一个通宵没睡，好不容易得一夜休息，何必去安慰一个与我只见过几面的前当事人，况且她目前还属于控方证人，若被人知晓，于我而言，麻烦多多。被宋律师得知，不免又要说我“横生枝节”，他总是对我说，我没法拯救所有世界上的好人与罪人，更不必对他人的悲伤负责。
可是听刘舒曼在电话里哭，令我想起多年前，我与母亲也曾这般孤独而悲伤。人心势利，富贵时宾客盈门，落魄时就如得了瘟疫，以前父亲的所谓至交好友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
刘舒曼想要张罗一个离我家近的清吧，通宵营业的那种。我说不必了，就去她在景贤区的住处。
那一片别墅都是属于恒仁集团的开发项目，刘舒曼居住的是联排别墅，虽说是小户型，这样一个年轻女孩住在这里，加上一名住家保姆，还是显得冷清空落。保姆在睡觉，刘舒曼独自坐在客厅里，哭得脸都肿了。
我对她说，即便她改变证词，也未必能改变唐承言被定罪的结果，警方肯定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拘捕他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唐公子所作所为，痕迹不可能就这样被消除干净。我又问，唐鼎年究竟给了她什么压力？
她哭得更厉害了，却说没有别的，就是把她的护照给拿走了，不让她出国。她都已经约好了朋友一起去美国的，她们要去“冻卵 ”。
我问她好端端的，为什么“冻卵”？她先是说，身边的人都在做，这是时尚。稍有迟疑之后，又说到她自己年纪轻轻，渴望正常婚姻，渴望生儿育女，只希望唐鼎年这个老人不要占用掉她所有的年华，待她脱身出来，还能与适龄男子交往结婚，有一个美满家庭。那么“冻卵”就是一个美好愿望的保险箱，万一她被耽搁到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还是孤家寡人，至少她还可以拥有子女。
我不禁感慨，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我建议她，想脱身随时都可以。当然我不方便问她究竟是“包年”还是“包月”，我只是对她说，杜兰兰都可以拒绝唐公子，她也大可以跟唐董事分手，重新开始。找一份有平常收入的工作，过一份她向往的正常生活，这绝非难事。
没想到，刘舒曼没好气地答道：“有这么好的机会，谁放弃谁就是神经病。”
刘舒曼叫了小龙虾的外卖，半小时后送到。我们谁都没有胃口，假装兴致很好地剥了一会儿，她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洗干净手，我便告辞。刘舒曼塞给我一只厚厚的信封，我笑了，推回给她，说明我还没到按小时收费的规格，这也不是律师咨询，只是关心一个熟人。
顶着星光回到家中，我有一种预感，风雨欲来。
一千二百万的款项迟迟没有批复，唐董事仿佛人间蒸发，王红光主任只剩下打哈哈，每次打电话去问，都说：“这么大的金额批下来需要时间，跟对方说，还在走流程。”
我快被气笑了，这是给被害人家属的赔偿金，又不是审批你们下属公司的项目拨款，这都能套用官僚主义的语法吗？
宋律师点评道：“他们觉得现在还没到投降赔钱的时候，这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步。如果案子判不下来，唐公子没法被定罪，这笔钱他们拖着拖着，也就省下了。”
宋律师果然人情练达，我还没向他透露过半分关于刘舒曼要改证词的情报，他就猜到恒仁集团这么拖着不给钱，是同步在背后做小动作。那些集团的大人物一直在拨动棋盘中我们的位置，在他们的规划中，我们始终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角，正如此时，我们律师的存在价值就是一个吸引对方注意力的假动作。我们拖住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谈判价格，装作丢盔卸甲，迷惑对方，为唐董事毁灭证据争取时间。
我们很快听说，租车公司的裘经理主动来到景贤分局，改变了此前的证词。
他就是警方线人提供的那个关键人物，案发那天的当班经理，是他告诉发廊小姐，这辆兰博基尼是唐承言的专用车，从不对外出租。也是他在那天晚上，亲手将钥匙交给唐公子，目睹他将兰博基尼开走。
然而他主动到刑警队坦白，声称他对发廊小姐说的那些话，只是胡说八道，为了在女人面前说些她们爱听的话题，引起她们关注而已。之前警察找他做笔录，他发现警方对他与发廊小姐之间的每句谈话都了如指掌，一句句盘问他，他也不敢改口，不得已全部承认下来。如今他被良心折磨，这才打算说出真相。他表示，那辆兰博基尼就是一辆普通可供出租的豪华车，而且案发那晚，根本就不是他在公司当班。
做完这次笔录后，裘经理就此失去联络，从租车公司辞职，房子退租，手机停机，据说他要回南方的家乡，可是完全没有火车飞机的购票的记录，多半是坐汽车走的，简直就跟杀人潜逃一样地消失了。我猜想恒仁集团给他的钱，应该够他消失好几年。
警方自然针锋相对。“无忧城”的保安队队长徐峰被找去谈话，许心怡警官告诉他，做伪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般是三年之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徐峰立刻承认，自己并不是案发当晚的租车人，签名是后来补上的。
至于当晚究竟是谁开着兰博基尼来到“无忧城”，又是谁驾车离开，他一概推说没看到。可能是担心被追问，究竟是谁指使他在租车记录上签名，可能是收到了足够多的封口费，数小时后，他也辞职离开本城，不知去向。
在此期间，我跑腿途经景贤区，看到警方在新区显眼位置贴出许多告示，寻找兰博基尼杀人案当天的目击证人。警方的公众号也做了好几次推送，还有微博号的广而告之。
目前证据战究竟是何种局面，双方谁占优势，我与宋律师实在不得而知，案件应该尚在侦查阶段，还未提交到检察院，我们无法查询卷宗。我成天干着急，担心在这个案子上，我们会输得很惨，但是更担心我们会赢得极其丢脸，恶名远扬。
宋律师难得一见地皱起了眉头。他参加其他会见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故作轻松，只是当他闲下来独自一人时，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偷窥他，看见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凝成冷峻的山峰。我明白，他和我担心着一样的后果。
我特地帮他把几双宝贝皮鞋包起来，送去奢侈品护理店做了清洁和保养，拿回来的时候焕然一新。他看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破天荒地对我说：“以后这种事情就不麻烦你了，你专心看卷宗吧。”
宋律师与我是一类人，如果凡事都一定要有标价，我们会把名声看得比性命昂贵得多。我们可以理解收钱顶罪的人，然而我们都自以为是地认定，换作我们身处朱富贵的地位，就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条件，为了一点小钱，落下个罪犯的坏名声。只是事到如今，恒仁集团干了这么多出格的事情，一旦得逞，圈内圈外都会认为这些事情是我们律师主使的，偏偏我们收着高额律师费，这跟收钱顶罪又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不过是高配版的朱富贵罢了。
也许律师真的不是一个好职业。
沮丧之余，唯一令我高兴的就是，有人比我们还要焦灼。
一千二百万巨款伸手可及却迟迟不到，这让韩志宇失去了一贯的定力，他打了许多电话给我，几乎是天天来催促。我客客气气地打着太极拳，一天又一天往后拖，心里颇有几分报复他的快意。
他最后终于发怒了，在电话那头咆哮着，谴责我们是在逗他玩。
我提醒他，在谈判与交易中，从来就没有谁是为了故意逗谁玩，大家只为目的，情绪无疑都是奢侈品，没有一方消费得起。至于说好的一千二百万为何迟迟不支付，我只能请韩志宇预测一下，他们这一方手中的筹码究竟会减少还是增加。
韩志宇在电话那头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肯定会让那个唐公子死得很难看，不掏这笔钱，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忍不住提请他注意，从有钱人那里榨出一笔钱并非更容易，恰恰相反，他们正因为对钱更精明，才会成为有钱人。很显然，目前恒仁集团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那些有钱人也看准了，就算拖到最后一刻，被害人家属这一方也不会因为意气用事而放弃这笔钱，选择置唐公子于死地。
我这番话说到了韩志宇的软肋，他闷声闷气地指责道：“你们这些所谓土豪和精英，仗着有几个钱，买替罪羊、买证人、买命、买良心，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包括公平正义和天理？”
我冷冷回答：“只要你们自诩为正义化身的人士不要总是待价而沽，时刻准备被收买，怨恨没有土豪来收买，同时自己也在热衷于收买更穷的人，世界的规律就不会这样。”
说罢这些，我口中苦涩，情愿与否，这怪诞现实，谁能跳脱开去？
其间我们又探访了一次唐公子，当然是应唐家妈咪的要求。宋律师让我留意，收取转给唐公子的物品时，务必截留下任何照片、纸片、阅读过的书籍等，以免成为传递消息的载体，否则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对案件会非常不利。
才几天工夫，唐承言轻佻愉快的神情全部消失了，他就像换了个人，苦着一张脸，黑着两个眼圈，不停低声向我们咕哝各种抱怨：诸如许多人挤在一起睡觉，各种打呼噜翻身，令他完全睡不着。同房间的人大部分非常粗鲁，偶尔有看上去和善礼貌的，却根本听不懂口音，没法聊天闷死人。厕所就在房间内，臭味扑鼻，还得轮流打扫，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自己洗厕所呢。还有这里竟然不能天天洗澡，房间和别人身上都有一股臭味。他抬起胳膊闻了闻自己：“我的身上都有这种臭味了！”
真是委屈唐公子了，他是住惯了超五星酒店的。
“你们怎么还不把我弄出去？这都多少天了！” 唐公子焦躁地瞪着我们，身上五位数起的各种披挂都皱得跟咸菜似的。
于是这么多天来，宋律师难得心情大好，他半是逗弄半是怂恿地建议唐公子：“你要是待不下去了，就把案发当天的事实告诉我们吧。我早跟你说过，连律师都不知道真实情况，谁还能把你弄出去？”
我在一旁帮腔：“现在不过几天工夫，要是判个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你得在这种环境住上二十几年。要是立即执行，倒是干净了，很快就可以住进一个红木小盒子里。”
很意外，我没能把他吓哭。他坐在审讯椅里，歪着脑袋，抱着胳膊，使劲儿地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最后摇头叹了口气：“我没法这么做，我实在做不出来。我是个大男人，是大男人就不能说出来。”
我与宋律师面面相觑，这位公子恐怕是电影看多了。
我们临走时，唐公子叫住了我：“程小姐，我老爸有没有说，让我再坚持多少天？”
原来唐公子心里跟明镜似的，一早知道能把他弄出去的根本不是我们律师，而是他那位呼风唤雨的老爸。他老爸能做什么，他最清楚。
恰好就是那一天，刘舒曼也主动前往公安分局，把之前的证词彻底否认了。得到消息，宋律师立刻关上他办公室的门，一脸严肃地盘问我，这么多证人改了证词，在此之前，我是否凑巧与其中任何一个证人通过电话，或者见过他们？
我始觉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嚅嗫道：“我去过刘舒曼的家。” 我把那天半夜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如何接到刘舒曼哭哭啼啼的电话，如何知晓刘舒曼要改证词，却没有及时汇报给事务所，又如何去到刘舒曼的别墅安慰她，陪她吃小龙虾。
我看得出，宋律师有些震惊，他是震惊我有多么不适合律师工作吧。他以前总说，我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社工。他露出一副不知道该怎么骂醒我的表情，结果他一句话也没责备我，只是问我，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是的，我的行为非常契合《刑法》中“辩护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的描述，无论我说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说，我将百口莫辩。事情败露，只有被吊销执照、判刑坐牢的结局，我将与唐公子去做伴，在监房里洗厕所。
我有如一个罪犯似的，开始用力回忆那天半夜可能留下的罪证。我没有坐地铁，半夜没有地铁，我不用担心出租车司机供出我，因为我用的是打车软件，记录清晰可查，APP上还有刘舒曼别墅的详尽地址，就差有人打开看一眼。
至于目击者，除了刘舒曼，倒是没有别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举报，应该不会有人查到我身上，也就没有人会打开我的APP看到证据。
宋律师坐在他的皮椅里，仰头靠在椅背里，想了一会儿，说声“不好”。他告诉我，刘舒曼很可能把她与我的会面拍了照，而且很可能会主动举报我。看起来，刘舒曼是一个头脑缜密的人，恒仁集团让她改证词，她肯定处于两难中。不改证词，她得罪不起恒仁集团和唐董事，改了证词，她就要自己承担做伪证的罪责。
两相权衡之下，她想出了一个保险的方法，就是为她自己改变证词找一个替罪羊。一旦她做伪证的事情败露，她不想扛下这项罪名，她也不敢指认恒仁集团是幕后主使，这样她事后遭到的报复可能比伪证罪的惩罚更严重，她只能把我抛出来，声称是我威胁收买她，逼她改变证词，为的是我们事务所能打赢官司，保出唐公子。
“你不认为，她根本不需要向你倾诉吗？事实上她也没有向你倾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宋律师这么下了定论。
那么就是她故意引诱我过去，让我替恒仁集团背锅，而我自以为能拯救她的悲伤，大半夜起床，头顶星光，身披寒风，像个傻瓜似的赶去她的别墅，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正盼望宋律师可以安慰我几句，在我这玻璃心又碎了一地的时候，宋律师对我说：“你退出这个案子，我明天一早就让恒仁集团解除对你的委托。”
有如冰水劈头淋下，我不敢相信一贯纵容我的宋律师竟然有一天真的抛弃了我。
我们对视了足足有几分钟。他依然靠在椅背里，从容不迫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几分温存，直到我终于意识到，这并非是流放，这是他在尽最大可能保全我。这个案子就像一艘庞大的泰坦尼克，它即将沉没，不是沉没在失败中，就是沉没在舆论的质疑中，掀起更大的追责风浪，直至不可预计的后果。他不想让我与这艘船一起沉没。
“宋老师。” 我内心起伏。
“叫我宋律师。” 他纠正我。
律师这个头衔究竟有什么好？我真的没看出来。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留在风雨的甲板上，我建议他也可以向恒仁集团请辞，这个案子不做了，大不了法律顾问也不做了。我们还有别的客户，不至于吃土，再不济我们可以去做国企的法律顾问，不就是忍耐一下内部派别纷争，锤炼一下说话技巧嘛。
我唠唠叨叨劝了半天，宋律师笑而不语，摇头。他告诉我，案子都接了，中途退出这种事情，他实在做不出来，这有违一名律师对当事人的基本责任。
幸而他一直认为，不论恒仁集团如何兴风作浪，最终判决的公正性不会受到影响。他对法律体系的精妙与严谨有信心，任何证据再掩盖也不会完全消亡，每个环节的公检法人员尽力而为，他作为律师恪守职责，共同质证与制衡的过程中，必然会在证据链上还原出事实原本的样貌，这种准确性肯定超过他自己判断应该相信唐公子是一个杀人凶手，或者不相信。
相信法律，这无疑是一名律师最好的信仰了，难怪他是出色的律师。我却恰好相反，当年我是因为质疑法律，才特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一旦这个案子办完，我就会炒了恒仁集团，不再处理他们的任何法律事务，他们把我们当作朱漆门口摆摆姿势的石狮子，我还怕他们描我们一脸黑呢。” 宋律师把玩着桌上的车钥匙，傲娇地宣布。
（未完待续。《金腰带》下部将在本刊第八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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