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栏目主持：黄德海
一、张定浩致颜歌
颜 歌：见信好！很高兴有机会和你聊聊乔伊斯。事实上我对他所知不多，仅仅读过几部译成汉语的作品，但不知为什么我面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他，而主要想到的，一直就只是《死者》，即《都柏林人》中最后的一篇。我想到的主要还是那种捕捉众声喧哗的出众听觉，是让整个爱尔兰的雪都落在稿纸上的感受力。我写金宇澄《繁花》的评论时，曾拿其中的饭局描写和《死者》中的圣诞聚会做比较，这种多人聚会，就是平静生活中我们所能遭遇的宏大场面，而乔伊斯正是处理此类宏大场面的大师；我之前读到过一个美国学者的文章，讨论小说写作的模式化问题，他说：“一个写作者如果能用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所表现的那种得心应手的技巧来写作短篇小说后，他才能继而发表像《芬尼根守灵夜》这一类的试验性作品。而不是倒过来。文坛新手们问鼎试验主义以掩盖其技巧的阙如，这是屡见不鲜的。”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冲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和青年文学而说的。
在我们的文学图景中，乔伊斯似乎一直是以他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来构成某种先锋性、实验性的冒犯典范，但这其实是他中后期的作品。在乔伊斯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写出来的是《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两本写法上非常老实和传统的小说，一个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群像，写出了普通爱尔兰人的生命状况和众生喧哗的复调声音；一个则对自己进行非常清晰和诚挚的精神自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爱尔兰版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八〇后”，乔伊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同时在两个方向展开了他的冒犯，对习俗观念的冒犯和对自我的冒犯；但这种冒犯的方法，却是扎扎实实地去倾听和描述他人的真实话语，去倾听和描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他不是像很多年轻人的写作那样，躲在一个安全的玻璃罩里从事某种炫技式写作，如他日后对另一位年轻作家Arthur Power所说：“你必须写你血液中的东西，而不是脑中的……”
这次因为要做这个对谈，我重读了一遍《死者》的中译本。《都柏林人》这个短篇集在中文世界大概至少有七八个译本，早年通行的是王智量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文心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后来又有王逢振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当然还有其他几个译本。我这次看的主要是台湾庄坤良的繁体译本（联经出版公司，2009），又对读了一下上述提到的几个译本。我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他近乎笨拙又极其自觉的写实功力，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文体是“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而这种文体本身，似乎是可以超越翻译限制的。他几乎是在写一个电影脚本，每一个行动，每一句对话，桌子上的任何一个小摆设，都详尽具体，即便不同的译者，不同汉语表述，照旧可以还原成一个个相似的场景。但同时，他又有摄影镜头的那种迅速拉近又迅速拉远的冰冷疏离感，比如他写欢宴之后加布里埃尔起身做圣诞演讲，忽然视角就从房间里跳出来，成为某种大天使掠过人世般的视角，“也许这时候，有人刚好站在码头边的雪地里，望着透着烛火的窗子”。而这种突然的抽离，它之所以给人以感动和振拔，其前提却是之前极其细密的近身游走。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其实都还很浮泛。而这也正构成我给你写信的理由，我期待听到你更准确细致的意见。在我印象里，你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极强理论自觉又有很好写实能力且对语言高度敏感的小说家，况且你此刻就生活在那块爱尔兰的土地上。
过两天就是中国节气里的霜降，这两个字也会让我想起《死者》最后，穿过宇宙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的雪。
祝一切好！
定 浩
2017.10.21
二、颜歌致张定浩
定 浩：见信好。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回信给你。刚刚去了一趟斯德哥尔摩，参加了一个文学杂志的新刊发布，和斯城的几个作家做了个对谈。当地的朋友说：“一到冬天，我们这儿的文学活动就特别多——太黑了，必须凑在一起才能过下去。”——搬到都柏林之前，我只知道冬天的冷，却没有真正领略冬天的黑，真正住在这里了，才知道黑暗远比寒冷更加庞大和凛冽。现在是十一月，早上八点之后天才开始亮，不到下午四点就黑了——如此到十二月、一月，黑的时间越来越长，见到的日光越来越短，人走在路上似乎见不到他人，就算是见到了，也是幽幽的，觉得对面来的不是人，而是某一个鬼。
这样的黑渗入了身体里，就才明白圣诞节在冬天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候，所有的光亮，蜡烛，聚会，唱歌，就像是暗狱里的一团光火，使得人看到可以行走的方向。《死者》的故事发生在一月六日，是爱尔兰的“小圣诞”，也就是圣诞假期的最后一天，过了这一天，所有圣诞的灯火就该熄灭了，狂欢结束，人们将回到一月阴冷潮湿的日常里去。因此，在爱尔兰的冬日里读《死者》，最是能体会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温度：食物，酒精，谈话，跳舞，越是热烈越是丰盛越好——在一片茫茫的、深深的黑暗里面——你说这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声音”，我再同意不过。
《死者》里存在着一种张力，正是两种力量的协商和角逐：一种是浓烈喧哗，一种是黑暗寒冷。故事开始的时候，宾客们一个个从寒夜中来，抖落衣衫上的雪，进入热烈中；宴会结束之后，他们遁入黑夜，一个个离开。最后在大雪漫天的夜里，在The Lass of Aughrim的歌声里，Gabriel想到高威（Galway）少年的墓地，爱尔兰绵延的中土平原（Central plain）、香浓河（River Shannon），以及所有活着的以及死了的人。
《死者》的最后一段写得极其抒情，有击中灵魂的力量。这段文字的抒情性（Lyricism）和故事中其他地方的冷峻截然不同，有一种极大的张力。从我自己写作的经验来说，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抒情——真得要是千钧悬在一发上了，才能放下笔来，露出脸上的真容。而乔伊斯选择在《死者》的最后露出了真容，看似意料之外，实则天才之笔，让人一读再读，终究落泪。
《都柏林人》虽然是短篇小说集，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来看，十五篇故事从童年写到少年，再到中年，最后到《死者》的舞会主持人Morkan姐妹就是到了老年。此外，故事的第一篇叫作《姐妹》，实际上写了一个神父的死，最后一篇名为《死者》，但实际上写了两位老姐妹主持舞会——乔伊斯如此妙笔安排，真正是造了一个轮回，把所有的生死聚散都一笔包笼了。因此，《死者》的结尾不单单是这一篇短篇的结尾，更可以看作是《都柏林人》这个大故事的结尾——雪从天而降，覆盖了一切，一路读来的十五个故事，男女老少，各有纠葛盼望，都最终回归到无边的黑暗和寂静中。
和你说起来要谈谈《死者》，我其实是很发憷的。这篇小说我太喜欢了，因此不知道从何说起。可以说的地方太多，怎么说都像是画蛇添足。拉拉扯扯了这么些，非常个人和零碎，先在这里打住吧。
我手边没有中文版的《死者》，所参考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Oxford world’s classics书系中的《都柏林人》，有些地方我不确定中文翻译的就直接引用了，希望体谅。
祝好
颜 歌
2017.11.26
三、张定浩致颜歌
颜 歌：这次该说抱歉的是我了，一晃竟然也拖了半个月。最近也是各种活动缠身，一到冬天，中国的文学活动也特别多，但可能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别的，比如要突击花完活动经费之类。前阵子去南京参加一个评论杂志的研讨会，到的时候已经傍晚，就直接被叫去了饭店，小房间里八九个人，都是彼此熟悉的同龄朋友，不需要找话题，也不需要客套应酬，就是闲散着喝酒，抽烟，开开玩笑，也议论一下时局，后来又在夜色里沿着古城墙走了走。我会很享受这样和朋友相处的场合，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滋养，一种在个人不可交流的黑暗之外可以交流的自然光亮。
我越来越觉得，文学不单是个人孤独的创造，也是一种交流，生者与死者的交流，爱人朋友之间的交流，与陌生人的交流，与天地万物的交流。而乔伊斯在《死者》中似乎也在处理这种交流。你提到《死者》中的张力，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那也是一种交流，热与冷的，从冰雪黑夜中一个个前来的孤独个人如何融入温暖明亮的群体，在欢愉之后又各自离开。如同李白的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我注意到，在聚会散场之后那段叫出租马车的叙述，其实拖得也比较长，像是一个不愿散去的尾声。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妻子从这个众声喧哗的流动空间进入雪中的街道，慢慢离开人群，不断地，还有和陌生人的交流，比如和马车夫，和甚至另一个时间中那个隔着窗户在炉火中制作瓶子的人，最后又进入两人相对的封闭空间。我觉得，通常当代中国小说中比较习惯和擅长处理的，只是两人空间，这样即便有张力，也显得比较单薄，——而在乔伊斯这里，两人空间是和其他的空间始终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张力就显得丰厚。我希望你是不是可以就这方面再多谈一些，包括自己已有的写作，以及正在写的东西中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另外，关于《死者》结尾的抒情性，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我记得你在《五月女王》中也曾经大量处理过小说抒情性的问题，你已经提到自己写作的经验，不妨再展开谈谈？当代国内文学自从先锋文学以来某种程度上对抒情性有一种拒绝，诗歌、小说都是如此，而抒情恰恰是和交流密切相关的力量。我很不喜欢某种故意为之的冷叙事，像一个人用涂了一层面膜的方式来装扮死神。这个和之前的张力问题也是一致的，就是抒情和冷峻之间也存在某种张力，甚至是相互依赖的张力。《死者》的结尾，似乎是一种对之前冷峻叙事的失控，却也是一种对于未知温暖的抵达，而失控和抵达未知，对于写作来讲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到个人和零碎，我们这样的交谈，本来就不是要给出一个完整全面的《死者》面目，不是要画蛇，就无所谓添足。我们只是在尝试谈论《死者》之于我们自身的意义，它是某种标尺，悬在那里，我们谈论它是为了测量自身的位置。所以，既然你是那么喜欢它，我很期待你可以自由地多说一点，不一定是局限于文本的分析上。乔伊斯写《死者》的前后，是在罗马，他在异乡重新审视爱尔兰珍贵的民族伦理，就像你也是在异乡重新回望四川小城的生活。如果说交流，也许写作最终也是此时此刻的自己和过往自己的交流。
上海现在已经很冷了，正是梧桐树叶盛大飘落的季节。
冬安！
定 浩
2017.12.15
四、颜歌致张定浩
定 浩：见信好。一转眼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圣诞节结束，《死者》故事发生的“小圣诞”也过了一阵了。我去了一趟英格兰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在一月份冷到发灰的大平原里走了一圈，回了都柏林。好几个月以前，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读到一篇哈金新书The Boat Rocker的评论（Such Genteel Flaming, Adam Mars-Jon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39, No.14）。里面挺不留情面地抨击了这本小说的语言问题，说哈金的英文能走能说，但不能唱也不能跳。评论者认为书里的语言缺乏力度（A lack of dynamism），尤其是人物的对话，读来格外死板，十分尴尬。中间引用了一段主角Danlin和他上司的对话来做证，说它简直就是硬邦邦的说明文。讨论非母语作家（Exophonic Writers）的语言问题是一个看来有趣实际无聊的命题。康拉德逃不过被讨论的命运，说他的语言过于正式；纳博科夫也难免要被说两句闲话，评价他的小说里口语的白话极少；再落到哈金的The Boat Rocker，书评人认为故事里的人物对话不自然，却没想到这“不自然”里其实更多的是无奈和不可避免：小说里的人物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自然是说中文的，两个角色说中国话，但是作者是用英文来写，因此就不得不把中文对话翻译成英文写出来——可想而知，这样的对话很难找到具体的现实去扎根，也难以呈现地域和年代的背景，难免成了无根之水，无叶之木。在叙事中，选择普通的（Generic）叙事语言并不会有大问题，但让故事中的各个人物也都说一口“普通话”（Generic Language）就会被认为不妥了。毕竟，好的小说是能让读者听到人物谈话的，听到他们的口音，讲话的轻重方式，看到他们说话时候的神态表情，然后再触摸到对话的背景：房间，街道，城市，时间。
《死者》这篇小说我应该是读了三次。第一次是初中时候，在成都西南书城里买到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恭恭敬敬地按照读世界名著的样子一字一句读完了，满篇的异域风情，字句有艰深，也有似懂非懂；第二次是好几年前，刚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和他聊天谈到乔伊斯，之后借来他的《都柏林人》读了《死者》，这是我第一次读英文的乔伊斯，大为震惊，之前的多少年里，我都把乔伊斯想成一个病恹恹文绉绉的书呆先生，但真正读到他写的英文，我才感到他的天才和傲慢，狂风骤雨，目空一切，忍不住拍案；第三次读《死者》是几个月以前，在一个凄风冷雨的下午，不到五点天色已经昏暗，我在书架上看到《都柏林人》，一时兴起抽出来，读起了《死者》——这个时候我已经在都柏林住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而《死者》也就成了一篇娓娓道来的城中记事：看到街道的名字，就能见到那条街上的场景；读到食物的描述，就能尝到食物的质地和味道；而最重要的是，故事里面的各个人物都有了声音，他们说的话是那样的鲜活而日常，几乎可以和我生活中认识的朋友和熟人们对照起来——这一次读《死者》，我读得格外沉入，一口气读下来了，读到最后落雪的场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外面街道上刚刚亮起的昏黄街灯，落下泪来。
你的信中让我谈谈自己的写作。大概一直以来，“听到故事里人物说话的声音”都是一件对我尤其重要的事情。多年前，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决定让我小说里面的四川人都说四川话；也是因为这样，当我真正能听到乔伊斯笔下人物的声音时，《死者》就不再是一篇重大的、经典的短篇小说，而成了写在稿纸上悲怆的家国伤怀和市井百态，这些人的声音使我停下了写作者职业化的审查，回归到一个普通而疲惫的读者，听他们在我耳朵边上私语，在我眼前跳舞唱歌，之后，我们一起，被黑夜的风雪卷入了，沉暗的墓地——高威少年的墓穴远在海岛的最西边，要穿过整个爱尔兰的平原才能望见。
乔伊斯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的声音把握之精确生动，让它们如交响曲般繁复地响起来，穿越一百多年依然毫不褪色——这件事情的确让我十分佩服，从某种角度来说，能把人物对话写成这样是要靠“童子功”的，也就是说，那些日常语言的幽微和生气，真是需要几十年的浸润才能得来。
前面说到哈金的小说里面人物对话的两难之境，这件事情我最近也很有体会。现在我偶尔写些英文的短篇小说，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像是套了个新戏装跳上台，便变化了光景，成了个新角儿，走路作态，说话唱腔，全可以变个样子，非常好玩。唯一有一件事情不好玩的，那就是：作为英文作者的我，可以写都柏林，写都柏林的小街小巷、吃喝风景、政治新闻、气候变化，甚至来来往往各色人等，但让他们开口说话却十分困难。粗粗一想，都柏林城南边的人和北边的人说话大相径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透出的教养风格也南辕北辙，有的人从小说爱尔兰语长大了才说英语，那么他的英语就有爱尔兰语的句法；有的人看电视上网太多了，讲话就无时无刻不透出来卡戴珊家的美国腔，等等等等——这还只是粗想之下，真要落到实际人物上，问题就更多了，因此，不管怎么去写，最终还是写中国人更顺理成章。
既然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成了中国人，那么就回到了我一开始说到的那个问题：中国人之间是说中国话的，干吗非要翻译成英文？所以就有了《伦敦书评》上面说的那一种尴尬，那一种又是生硬又是抽象的人物对话。
你在信中说到乔伊斯在异乡写都柏林，这件事情曾经让我深有触动。乔伊斯在异乡里，在纸上构架了一个文学的都柏林，这文学的都柏林是那样的生动、细密、真实，于是就活了过来，于是就成了不朽——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都柏林城里的人们谈起都柏林，比如谈起都柏林的街道、酒吧、药房，往往要引用乔伊斯小说里的段落来确定它们的位置，于是乔伊斯文学里的都柏林替代了真实的都柏林，成了真实的都柏林。
我自己在异乡里写“平乐镇”，也是这样的心情，有时候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故乡小镇的街道和小巷，两边的店铺和市声，路上的行人和谈话，都如在眼前耳边，我就这样重新在纸上一点点描摹平乐镇，想要把它按照我记忆中的样子，一比一地还原重塑下来，把我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重新建起来，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浪漫的假象，或者只是现实中更为理想的那一部分。另一部分的故事是乔伊斯没有告诉我的，那就是，异乡人身边的现实侵蚀着异乡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看着异乡的风景，说着异乡的话语，所见所思所闻所想都成了异外的，渐渐地，他就成为了他者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则成为了在“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中间的一个人，成为了无根之水，无叶之木。
这就是我现在的现实。我一边用中文写着遥远的“平乐镇”，一边用英文写近在眼前的现实。这大概是我的习惯，就是只有通过叙事，通过讲述，通过描绘，通过观察、复制和创造文学的平行世界，我眼前的世界和现实才会有意义，我也才会觉得踏实，觉得自己有些依靠，有些生存的目的。
这样一说似乎显得苦涩，但也不尽然。毕竟，一个作家有两种语言、两个声音、两种身份，似乎成了两个作家，一辈子活成两辈子，好像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
关于非母语写作（Exophonic Writing）的思索和讨论是我最近很关心的问题，因此《死者》里乔伊斯写的谈话就成了我最近一次阅读它的时候最触动我的事情。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和一个瑞典的文学评论家聊到这个问题，她向我推荐了Yoko Tawada（多和田叶子），一位住在德国，同时用日语和德语写作的作家。我便兴致勃勃地买了一本她的短篇集《欧洲开始的地方》（Where Europe Begins），想看看她是怎么样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间让她笔下的人物说话的。
这本书在圣诞节之前到了，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看，一读之下不忍失笑了。
其中一篇叫作《倒影》，讲一个住在小镇外的和尚在一个满月的晚上淹死在水塘里，中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The Monk walks along the edge of the pond and sees the moon in the water.
He sees it with closed eyes, for he is asleep.
Seeing it does not cause him to awaken.
Awakening would not help him to see.
（僧人走到池塘旁边见到了水中之月。
他闭着眼睛看见了它，因为他在睡着。
看见它并没有让他醒来。
醒过来并不能让他看见。）
——可不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间的人们，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也找不到笔下角色的声音，所以多和田叶子干脆以幻境来映射幻境，写起了天上楼阁，市外仙声。
说得有点远了。回想起来，我真是很久没有说过自己了，说自己现在的境况，所读、所想以及所写——所以你在信中建议我谈谈自己，我就信口开河说了这一大通，完全是一桩惨剧，抱歉抱歉。
就先写到这里吧。今天都柏林降温，又冷起来了，上午下了冰雹，现在开始下雪。雪落下也积不起来，满地湿淋淋，冷冰冰，还刮着大风。
圣诞节过完了，灯都拆了，留下来一月份就成了如此的凄惨。说起来还是我们中国人聪明，知道把春节留在一月底二月头上过，好让人在阴郁的时节里有个温暖的盼头。
预祝春节快乐。
颜 歌
2018.01.16
五、张定浩致颜歌
颜 歌：我觉得你这封信触及好几个蛮重要且相互联系的问题，如果这能叫作“信口开河”的话，我真希望可以一直如此。
“听到故事里人物说话的声音”，这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基础，是小说不同于散文、随笔、论述文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的共识。进而我也完全同意这是一种多半属于天生的才能，抑或用你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在其中浸润数十年的“童子功”。但关于非母语写作中的对话言语变形，在另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下让本族文化环境下的人物说话，从你的写作实践来讲，是回归方言，回归那些人本来日常说话的样子。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最近数十年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西方小说译著时的亲切自如？甚至面对不太好的译本的时候，他们依旧能被激发起强烈的阅读乐趣。在《死者》的众多汉语译本中，无论是哪个译者，大概都无法还原那种鲜活的日常对话的声音，但这似乎无损于《死者》译文在汉语读者中的流传。我在想，从模仿的角度，回归方言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假使不从模仿而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理解小说，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可能从来都不完全是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像在现实中那么说话，他们在小说的世界中生活，仿佛在一个新世界中，也使用这个新世界的语言。对于“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而言，这个来自西方小说中的人物所言说的“新世界”的虚拟语言，可能比他们看到的很多国内小说里惟妙惟肖的日常语言更鲜活，更有意思，《繁花》引起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
我的阅读经验里，在通过译文阅读西方小说中人物对话的时候，在意的可能不是声音，而是意义，是他们究竟说出了一些什么，又掩藏了什么。人物对话的真实性，一方面取决于人的声口，另一方面，可能还取决于他们谈论的内容，是这些内容在意义上的“真实性”吸引我们读下去，也是它们在意义上的“奇异性”让这些小说卓拔不群。这和诗歌翻译有点类似，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遗漏的东西”，他指的大部分就是音韵方面；但推崇世界文学的歌德却说，诗就是翻译中还能剩余的部分（大意），他指的可能主要是在意义方面。
回到《死者》的话题。我觉得乔伊斯在构建对话中的杰出地方，当然首先是写出了爱尔兰人的特殊声音，我们从中知道某个具体的爱尔兰人就是这么说话的，但进一步，他成为世界性作家的地方，是他写出了人的普遍声音，我们想象中一个真实而奇异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这并不矛盾。继续这个思路，当乔伊斯在异乡写作故乡的时候，他也是从还原一点点走向创造，而一个创造者，原本就是在“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中间的那个人，他只要在继续认真生活，他就不会枯竭。相反，我们看到有一些中国小说家，一直依附于赖以成名的少年生活经验，他们虽然一直在中国，却越来越像一个异国观光客，把社会新闻当作现实生活。
所以，我觉得，“听到故事里人物说话的声音”，当然是基础，但这个声音，或许未必是现实的还原（小说家怎么可能和摄录声音图像的影视器材相抗衡？），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好的小说家不仅创造一个世界，也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令他们的人物用这种新的语言说话。据我所知，似乎托尔金在这方面可能做得最为典型。
我说得可能也比较混乱，也期待听到你的反馈。
多保重！
定 浩
2018.01.19
六、颜歌致张定浩
定 浩：见信好。收到你来信的时候我刚好从健身房出来，迎着风口走回家去，在手机上匆匆地把信读了一遍，看到你说“小说中的人物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生活，当然可以说新世界的语言”，忍不住欢呼了一声，真是醍醐灌顶——有大风对着我呼呼地刮。
刚刚，又把你的信仔细看了一次，中间有很多地方都说得太好了，我来回读了几次，默默地流了一会儿眼泪。或许和你提过吧，我总是在寻找“能够一起说话，一直说到酣畅淋漓的朋友”。自从搬到都柏林以后，这样的朋友和谈话的机会都越来越少。在寒冷幽暗的环境里太久了，久到我已经忘记了上一次和人酣畅淋漓地聊小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久到我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可以这样被触动的，所以真的是要谢谢你的来信，在冬天里面给了我一些温暖的火光。你说到“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唐·德里罗。“让小说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所信奉的这一条在德里罗那里就最是行不通的。基本上，德里罗所有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同一个人，他们发出的声音都是同一个声音，就是唐·德里罗的声音。最近我看了一本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叫作《名字》（The Names），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叙述节奏等等方面，都有或大或小甚至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一打开就看得不忍释卷，甚至有些舍不得看完的意思。唐·德里罗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本身的叙述和能量太强大了，所以就算永远是他自己用他意大利语式的英语在不同故事里唠唠叨叨，我也愿意听他一直唠唠叨叨下去。归根结底，写小说还是作家本身的修行。平时一般讲的一些叙事的问题，都是“招式”，但是大师是不需要讲招式的，因为他本身集聚了巨大的能量和魅力，通过他自有的方式在作品里散发出来，实在是月映千川、无迹可寻的。德里罗是这样，乔伊斯当然也是这样的作家。
几个月以前，我和我的一个女朋友，一个爱尔兰的小说家同时也是创意写作的老师，聊起了乔伊斯的《死者》。她感叹说，如果真要把现在创意写作课里面那些框框范范套到《死者》上面，没有一条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死者》就是成立起来了，成为了那样一部凝聚着巨大能量（formidable）的小说，我们后来的人读这部小说，是有恐惧感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种几乎未知的巨大。
我很同意她的说法，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我们说起要谈《死者》的时候，我是很犹豫的。毕竟，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厨子想要去解剖《死者》这样一头巨龙，实在是自不量力；再者，我们真的希望了解龙的解剖学吗？
短篇小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因为它的“短”和“小”，容易让人有一种错觉，以为它是一个念头的具体化（the materialization of an idea），是可以被“做”出来东西。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创意写作教育里面，大多数人都在教怎么写短篇小说。这也是为什么这许多年里，我看当代英语作家写的短篇小说，一看就能知道他/她的套路，基本上是可以把一篇小说当场拆卸开来，每个部分到底是做什么用途的，全都一目了然。
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重读《死者》，越是能感觉到《死者》那种惊人的力量，因为它是广袤和庞杂的。《死者》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小圣诞的舞会上，都柏林城里的种种人物纷纷登场，言笑晏晏，欢歌快舞，也有矛盾、暗流、机锋——可以说是万花筒似的丰富——但是这个故事真正重要的地方，或者说，对我来说重要的地方却不在这个舞会，而是在舞会结束以后Gabriel和妻子Gretta之间的这一小段情节，他对她的情欲和追求，被拒绝后的愤怒和释然以及最终的悲伤与安宁——在《死者》里面，乔伊斯写了一个最漫长的晚上，这个晚上太长了，让故事里面的人和故事外面的读者都同样精疲力竭而又终于心怀清明，这个晚上不止讲了整个爱尔兰的故事，还讲了我们所有人的喜怒哀乐。
从这个角度来说，《死者》是一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至少乔伊斯是把它当作长篇小说来写的。长篇小说的写法和短篇小说的写法，或者通俗认为的短篇小说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我看来，长篇小说更多是修行得来的，和小说故事相对日复一日的协商和打磨；和自己的生活相对，年复一年的重复和沉默，这些事情最终变成了无法说出来的，于是只能，必须，用小说的方法表达出来。
所以，作为一个痴迷于写（实际上是写不出来）长篇小说的人，我对《死者》的喜欢实在是很顺理成章的。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我其实都是很沮丧的。在一个没几个人知道我真名并且也没人能说出我名字的地方生活久了，自己的真名就好像失落了一般。于是每一次坐下来，继续写这个已经写了几年的与“平乐镇”有关的长篇小说，我都有一种很剧烈的痛，好像是要把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重新招魂唤回来，喊得声嘶力竭了，也只是一派空空洞洞。
和你写信，以讨论《死者》之名聊了许多，让我觉得原来那个空洞里面其实是有其他人的，也有其他的声音，而我的真名还是活着的，活在那个洞里面的某个地方，是不会死掉的。
非常谢谢你。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