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程 翔

　　怀念父亲

　　⊙ 文 / 程 翔

　　二〇一七年清明节前的一个晚上，我急匆匆地从北京赶回泰安，为父亲扫墓。

　　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泰山东麓的陵墓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苍松矫首，翠柏傲立，山风瑟瑟，细雨绵绵。

　　四弟将父亲墓穴石板擦拭干净，三弟燃上三炷香，我们拿出准备好的祭品，整齐地摆放在父亲墓前。大哥将酒倒在杯中，轻轻洒在墓前。

　　“爸爸，我们看您来了。我们都想您。我妈年纪大了，没让她来。妈住在三弟家，三弟媳妇照顾她，您放心吧。”大哥哽咽了。

　　大嫂把剥开的水果放在父亲坟头。我们跪在父亲墓前磕头，祈祷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回来的路上，大哥对我说：“二弟，写点东西吧。”这是大哥第二次对我说这话了。

　　父亲是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去世的，我极度悲痛，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心绪难宁。那段时间，我反复听《酒干倘卖无》，一边听，一边流泪。“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以前听这首歌，总觉得与自己没有关系，父亲去世后，这首歌就与我有了关系；以前听这首歌我不会流泪，父亲去世后，一听到这首歌就泪流不止。

　　我对大哥说：“我是要写一点东西的。”

　　父亲的老家在黄河边上，父辈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十几岁离开家乡，干了一辈子银行。父亲在银行是个负责人，整天忙于工作，工资几十年不变，当时每个月只有五十多元，支撑着全家。我们弟兄四个，是父母在艰难拮据中拉扯大的。

　　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打成“当权派”，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有一次，母亲领着我上街买菜，远远就看见游行队伍迎面朝我们走来。母亲一眼就发现了走在前面戴着高帽子的就是父亲，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喊着“打倒当权派”的口号。母亲怕我看见后叫爸爸，赶忙拽着我躲进一个小胡同。那些年，父亲被游街示众，还遭受身体的折磨。母亲天天提心吊胆，特别是听到屋外高喊“打倒当权派×××”时，就心惊肉跳。后来，母亲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说：“当时，连死的心都有。”父亲就这样连滚带爬度过了“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父亲心有余悸，叮嘱刚参加工作的我大哥：“千万别说‘文革’不好。”后来，党中央对“文革”有了定性，父亲心中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父亲那一代人很听党的话。一九六九年，上边来了政策，让“家属还乡”，像我母亲这种没有工作的干部家属须回到家乡务农。我父母积极响应号召，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二人回到了父亲老家——黄河边上一个叫三合庄的小村庄。那一年冬天，大哥跟着父亲在银行，我六岁，三弟才一岁，四弟还没有出生。刚回到家乡，就遇上了冬凌水，三合庄一片汪洋，断裂的冰块肆虐着。我们临时住在村北头一个老乡家里，洪水和冰块冲撞着土坯墙，屋基的一角已经被冲撞得悬空了，房屋岌岌可危。我们母子三人蜷缩在屋子东南角，夜里睡不着，听着洪水咆哮声，还有冰块的碰撞声，心里直哆嗦。母亲后来回忆说：“如果屋塌了，我们娘仨就得全给砸死，再也见不到你爸和你哥了。”当时，才一岁的三弟，高烧不止，母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母亲后来说：“如果老三真的不行了，就只能扔到洪水中冲走。”

　　远在外地的父亲，得知家乡发冬凌水，不放心啊，就和我大哥连夜赶回老家。那天夜里，我睡着了，母亲在朦胧中听到远处传来父亲和我大哥的呼喊声，原来他们被洪水和冻冰阻隔，不能进村。母亲赶紧叫人传话给村大队负责人，于是这家传那家，终于辗转到了大队负责人那里。但夜里开船危险，父亲和大哥只好暂时借宿在附近老乡家里。等到次日天刚放亮，大队派人拨开冰块，划着船，把瑟缩在堤坝上的父亲和大哥接了过来，一家人就这样在冰水飘摇中团聚了。后来，母亲在父亲面前说起这段经历，父亲就打断：“别说了，伤感！”我知道，其实父亲心中最难过，这可能是他内心最痛的地方。有一次，母亲不管父亲愿不愿意听，硬是说完这一段经历。父亲很沉重地对三弟说：“三儿啊，爸爸对不住你。”

　　我们在三合庄生活了五年，后来落实政策，又转回城镇户口，全家人终于都回到了父亲所在的银行小院居住，重新吃上了商品粮。

　　住在银行的院子里，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营业室不能随便进入，公家的东西即便是一张纸条也不能拿。不过严归严，父亲的心肠其实软得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我惹父亲生气了，他板起面孔训斥我。我瞪着眼睛看着父亲，父亲瞪着眼睛看着我。看着看着，他扑哧一声笑了。我就知道父亲当时是装出生气的样子，他心里是疼爱儿子的。我小时候对父亲十分依恋，记得在三合庄时，父亲每次回家都给我们买几本连环画，那是最好的礼物了。父亲住一两天就要回单位，我舍不得，一边哭一边紧紧抓住父亲的自行车不让他走。我长大一点，就用父亲的自行车练习骑车了。父亲总是叮嘱：“要小心，别摔着。”我骑着父亲的大金鹿自行车，十分自豪，这是现在那些开着“宝马”“奔驰”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一种感觉。

　　父亲深爱着他的儿子们。有一次，父亲看到大哥身上穿的背心旧了，就脱下自己正穿着的背心，要给大哥换上。大哥参军后，父亲还专程到部队上去看望。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想回母校泰安一中复读，但又顾虑家中经济负担重。父亲知道后写信给我说：“爸爸就是勒紧了腰带也支持你读书。”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在信上写道：“咱们程家出了个秀才！”参加工作后，父亲给我买自行车、手表、相机。父亲认为，儿子应该有这些东西。我结婚时，父亲亲自到木材公司挑选木料，找人给我做家具。还高兴地说：“你刚结婚就有了房子，我干了大半辈子，还没有房子呢。”

　　我四弟出生在三合庄，是睡土袋子长大的，真可谓土生土长。大概是因为黄河水的缘故吧，三合庄的土既细又滑，四弟睡在里面好舒适呀。有时候，父亲回到老家，四弟正睡着，父亲就蹲在四弟旁边，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我父母曾经有过要把四弟送给舅舅家的想法，终因舍不得而没有送。四弟长大后知道了，笑着对父母说：“你们就多我这一个儿啊。”父亲笑了笑，说：“你这不还在咱们家嘛。”大概父亲心中有些愧疚，对四弟说：“有小儿就是好！”父亲晚年病重期间，他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都守在病床边。父亲说：“我有福。没有遗憾。”

　　回忆父亲的一生，他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我们。父亲一生做人低调，尤其不喜奢华。他从小过穷日子惯了，一向勤俭持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十分拮据，衣服都打着补丁。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和老百姓比一比，咱们算好的，有白面馒头吃。”我记得，那时候一般老百姓吃的是地瓜面窝窝头。父亲有过一件呢子中山装，那还是外公给他的。在父亲八十大寿的那一年，我们弟兄几个商量着给父亲好好庆祝一下，请几位知己朋友。父亲非常坚决地说：“不必。只要你们在就足够了。”有一次，我和父亲商量着给他老两口买一个带冲洗的坐便器。他说：“没有必要。”

　　父亲对自己是这样节俭，对儿孙就大方多了。我们回家时，父亲早已买了一大堆好吃的。我儿子喜欢吃猪蹄，父亲每次都买回一堆猪蹄。看着孙子美滋滋地吃着，他可高兴啦。每年春节，父亲总要给孙子孙女压岁钱。我在北京工作快二十年了，父亲一直牵挂着我们。记得“非典”那一年，父亲三天两头打电话，问我们一家身体如何，嘱咐不要外出。我们每年回家过春节，父亲都早早守候在大街上，见到我们安全到达，他就非常高兴。每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父亲都送出很远，接到我们安全抵京的电话后，他心里才踏实。

　　父亲似乎没有太多个人爱好，也不怎么喜欢锻炼。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越到晚年越是如此。我印象中父亲喜欢养茉莉花，家中常年有一盆茉莉花，每年都开得花白似雪，芳香四溢。他精心侍弄着，浇水、施肥、剪枝，像呵护着儿孙一样。父亲把盛开的茉莉花放进茶叶罐中，于是茶叶就变成了花茶。父亲说，茶叶善于吸收茉莉花的香味。我对花茶的认识应该始于父亲的这种做法。父亲年轻时喜欢喝酒，年纪大了就不怎么喝了，但喝茶的习惯一直保持着。有一年，我给父亲带了两盒龙井，父亲非常喜欢，后来经常提起，说那次喝到的龙井味道最纯正。

　　父亲最大的“爱好”是关心国家大事，这对我们弟兄四个影响最深。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都收听收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联播》节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我学习普通话比较容易，就与长年听广播有关。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该广播电台突然更换了这两个节目的前奏曲，我还专为此事写信给广播电台询问原因。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父亲到处找周总理的画像，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挂在银行会议室的墙壁上。当时，我只有十多岁，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周总理这样崇敬，当然，后来我懂了。

　　我们兄弟四个聚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国家大事。父亲先是静静地听我们讲，偶尔插一两句话。当他听到不对劲儿的观点时，就会打断我们，指出我们的问题，甚至还要和我们争论一番。到激烈处声音就大起来，母亲就提醒说：“声音小一点，大街上都听到了。”最后，父亲针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评论：“看问题要全面，要辩证。”父亲对社会上流传的这种或那种观点，都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从不盲目附和。他是过来人，很多事情亲身经历过，而我们则是道听途说来的，或是读书看网得来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但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渝。我有时候想，父亲在“文革”中遭受了那样的打击，可信仰还是那么坚定，这究竟是为什么？父亲对腐败深恶痛绝，并告诫我们，一定要严格自律。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被迷雾遮蔽，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他经常对我说：“还是搞学术好。”

　　父亲为人耿直，透亮，不喜蝇营狗苟，尤其不向权势低头。这种性格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在北京工作，曾经与某位领导发生过冲突。我回家时对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和母亲静静听着。我说完后，父亲说：“你真是我的儿子！”母亲说：“你爹当年也是这样。”那一次，我终于明白了，我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这种性格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命。

　　父亲离休后身体逐渐衰弱，一九九二年患心肌梗塞，当时命悬一线，幸亏抢救及时。后来安放了三个支架，总算放心了。再后来又安装了心脏起搏器。这前后二十多年，父亲的心脏在当代医学技术的呵护下坚强地挺了过来。每年春节，家人团聚，父亲都要高兴地喝上一小盅白酒，乐呵呵地说：“喝一点点不要紧。”我想，父亲活到九十岁应该没有问题。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这个话题，他说：“活这么大干什么，给你们添麻烦。”他停了停又说：“我希望活到八十八岁。”我说：“米寿，很好啊！”但我怎么也没料父亲会在去年九月十二日就离开了我们。

　　二〇一五年国庆期间，父亲终于同意和母亲来北京住几天。不知是父亲有预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此前父亲不愿意来北京。我打电话说，北京的秋天最美，应该来看一看。还有，我调到新的工作单位北京一零一中学，这里景色优美，花园一样，更应该来看一看。父亲终于同意了。国庆期间，父亲和母亲来到一零一中美丽的校园，我陪二老参观了校园，还去了隔壁的圆明园公园。父亲虽然以前来过北京，但没有到过圆明园，这次算是圆了多年的一个梦。

　　父亲回到泰安，有一段时间感觉胃口不好，吃东西有点困难，后来饭量明显减少。二〇一六年暑假，我回泰安给父亲过八十四岁生日，见到父亲明显消瘦，我还说：“有钱难买老来瘦。”这次回泰安，我感觉父亲变化很大，说话明显少了，总是躺在床上，好像在想什么。

　　暑假后，父亲感觉浑身乏力，便中带血，于是住进了医院。那段时间，我一到双休日就回泰安看望父亲。父亲对我说:“这次不好。”我说：“不会的，现在医学发达，不会有事的。”主任医生告诉我，彩超显示，父亲是胃癌。我的头一下子就蒙了。医生说，还要做一个胃镜才能最终确诊。可是已进入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做胃镜有一定风险。我们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可以接受。第二天上午，我们推着父亲进了胃镜室，检查结果显示，父亲的确患了胃癌，随时有大出血的危险。

　　我们都很紧张。一个两难的问题是，病情真相对父亲说还是不说。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半说半不说，就是不说透。父亲大概也能猜透，他一辈子风雨人生，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能瞒得住他吗？父亲对我们说：“我的病是糜烂性胃溃疡，不好治。”我们没说什么，等于默认了父亲的话。

　　最坏的时刻还是来了。九月十日下午，父亲开始大出血，嘴里一口一口地向外吐血，看着叫人心疼。我们都哭了，父亲却说：“不要悲伤，没有什么。”经过医生抢救，血暂时止住了。可是到了晚上，父亲又大口大口地吐血，我们用了两个盆交替接着。后来，父亲的下身也开始大量流血。医生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又暂时止住了。

　　第二天上午，父亲精神很好，主动和我聊起文学，并让我把《岳阳楼记》默写给他看。我找了一张纸，默写了《岳阳楼记》。父亲用他那因为静脉注射而肿胀的手接过去，仔细看了起来。我有些奇怪，父亲怎么对《岳阳楼记》这么感兴趣?父亲对我说：“老二，你给我讲讲这一段。”父亲让我讲的是第三段。我给父亲讲了几句，父亲说：“你听我讲一讲。”于是，父亲讲了他对这一段的理解。原来父亲对这一段的理解很深刻。我点头说:“爸爸讲得好。”父亲说：“有你们这几个儿子，我骄傲。”母亲在一旁连竖大拇指。

　　吃过午饭，大哥对我说：“你和咱妈回家休息一会儿吧，医院里有我呢。”下午六点左右，大哥打来电话，说父亲不好，让我们赶紧过去。于是，我和母亲就坐车直奔医院。到了医院，看到医生正在抢救，但是心脏监护器上的曲线已经变成了直线。我们大声喊着：“爸爸，爸爸！”但是，父亲永远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

　　父亲的去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深深的悲痛。料理完父亲丧事，我们一家三口准备回京了。临走时，大哥对我说：“写点东西吧！”我含泪点点头：“会写的。我先静一静。”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人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春节期间，全家人团聚，唯独少了父亲。除夕，全家人围坐一起，心里都很沉重，没有了往年的欢乐。我们担心母亲太伤感，就多和母亲说开心话，一顿饭吃得好艰难。离开饭店时，三弟突然晕倒，大家吓坏了，赶紧打120。医生来了，诊断后说不要紧，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三弟醒来后，哭着对他女儿说：“我没有爸爸了！”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流泪。没有父亲的除夕是这样的难受啊！

　　今天，是二〇一七年的清明节，也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父亲已经长眠在泰山脚下，这里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父亲，若您在天之灵能感受到儿子对您的怀念，就永远地安息吧！我知道，您一定会感受到儿子对您的怀念。

　　程 翔：语文特级教师，现居北京。

　　

　　⊙ 叶朝晖· 白鹭组照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