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李云雷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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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与花朵

　　⊙ 文 / 李云雷

　　那时候的小偷，也都很讲规矩，从来不会在自己村里偷东西。要偷东西，他们就趁夜黑风高，跑到别的村里去。如果有小偷在自己村里偷，那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要是被村里人抓到了，非要被打个半死不可。我们村的小泽就是小偷，村里人都知道，见了他便跟他开玩笑，问他最近又去哪里偷了，他不急不恼，嘻嘻哈哈笑着，随便说两句就走过去了。其实村里人很少见到小泽，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面游逛，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等他回来了，见他脚穿着皮鞋，身上的衣服也很光鲜，简直就像城里人一样。小泽几乎不下地干活，回来了就窝在家里，他家地里的草比庄稼还高，他也不管。等休息了几天，他就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在村里闲逛，这里转转，那里转转，遇到熟人就坐下来聊天。有人问他最近去哪儿了，他笑而不答，只是眯着眼抽烟。村里人好奇，再三问他，他才跷起二郎腿，讲他到城里看到的光景：那里有多么高的楼、多么好的车、多么漂亮的女人。他讲的，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他说起来头头是道，唾沫乱飞，我们村里人都听呆了，简直像听天书。

　　村里有一个小偷，这虽说算不上什么光荣，但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小泽虽然是小偷，但还是“我们村”的人，我们对自己村很有认同感。我们村里的人，即使是一个小偷，似乎也可以宽容。如果有村外的人——警察、被偷的人家，到我们村里来抓小泽，还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或者故意将抓他的人引向歧途，掩护他逃跑。小泽对我们村的人当然也很有感情。他和他的同伙不仅不在我们村里偷东西，就是村里谁家丢了东西，去找他，他也能通过道上的朋友问一问，有时甚至可以将被偷的东西物归原主。被偷的人家摆一桌酒席，请小泽居间，与那伙朋友欢聚一堂，解除“误会”，交流感情，这让小泽很有面子，那户人家也可以减少再次被偷的风险。席间大家说起来，就互相感叹，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喝几杯酒赔罪。——热热闹闹的，这回事就算过去了。

　　现在想想，我们村里人对小泽的态度很复杂，有点看不上，有点不认可，但又能够包容，当他讲起外面的世界，我们则有点羡慕，有点向往。其实大家也知道，小泽的嘴里很少有真话，任他说得天花乱坠，大家也只是半信半疑，姑妄听之，没有人太当真。对于小泽，很多人也是敬而远之，听他讲的时候，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询问一些细节，但回头一瞥，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不由得踢孩子一脚：“你听什么听，快滚回家去！”小泽也听懂了其中的潜台词，眼神中闪过一丝尴尬，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接着讲下去。或许小泽也知道他在村里人心目中的位置，或许他是故意向村里的道德观念挑战，所以他讲起来满不在乎。

　　那一年夏天，晚饭之后，我爹坐在院子里乘凉，和三两个邻居聊天，我在院子里跑着玩。那时候晚上太热，我们时常睡在院子里，在树荫下铺一张凉席，或一块塑料布，就睡在地上或地排车上；有时候甚至会将床抬出来，然后在床上搭上蚊帐，免得蚊子咬人。那天晚上，小泽不知怎么来到了我家，坐在凉席上，跟我爹聊起来，有两个邻居跟小泽开玩笑，让他讲讲偷东西的故事，小泽那天好像喝了点酒，大大咧咧地讲起了他是怎么做小偷的。

　　小泽说，在乡下偷东西和在城里是不同的，乡下值得偷的东西不多，也就是牛羊猪鸡鸭鹅等活物。他们几个人合伙，先摸熟了远处哪个村的路，选准了人家，等天黑了，他们就骑自行车赶到那个村。到后半夜，万籁俱寂，人都睡熟了，他们就偷偷摸到人家里，从墙上打个洞，悄无声息地将牛羊牵出来，赶到村里的路上。只要出了村，就没有危险了。如果是偷鸡和狗，就比较麻烦，它们一受惊就会叫。事先要准备好用酒泡过的馒头或谷粒，到时把馒头扔给狗，把谷粒撒给鸡，它们吃了之后就慢慢醉了，睡了；等它们昏睡过去，他们就摸到那户人家，将鸡和狗塞到麻袋里，捆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狂奔骑出村，就算得手了。得手之后，他们就喝一场酒，以示庆祝。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遇到危险，牵着一头牛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一个人，喝问他们干什么的，他们匆忙应答几句，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糊弄不过去，只好撒腿就跑。有一次他们被某个村的人发现了，有人大喊：“抓小偷啊！”一下从村里跳出来不少人，在他们后面穷追不舍，他们骑着自行车疯狂地蹬，跑了好远，才将那些人甩下，一个个都汗流浃背，吓得要死。他们知道，要是被那个村的人逮住，不被打死也得打残，现在想起来，还是一身冷汗。在城里做小偷就不一样了，城里人多，车多，可偷的东西也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城里人不像乡下到处都是熟人；在乡下，你偷了一家的东西，一个村的人都追你，在城里就不一样，你偷了一个人的东西，边上可能会有人帮腔，但不会有人豁出命去追，所以说在城里偷东西更安全一点。但在城里，要求也更高，你要眼疾手快，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一不小心被抓住，被扭送到派出所就麻烦了。

　　那天晚上，小泽坐在凉席上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我听得目瞪口呆，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他所讲述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但又似乎很有魅力，那是一个充满艰险和刺激的过程，让人向往。那天晚上，小泽聊了很久，气温凉了下来，虫声唧唧，树枝上的鸡偶尔叫一两声，星星在我家小院的上方闪烁着。堂屋门楣上的电灯散发出淡黄色的光，将门两侧的梧桐树照得很清晰。我家窗台上摆放着一盆凤仙花，那是我姐姐染指甲用的。小泽看到了，慢慢走到窗台前摘下一朵花，放在鼻尖嗅了嗅，又拿在手中轻轻拈着，对我们挥挥手说：“走啦，天也不早了！”说着，他摇晃着身子，大模大样地从我家院子里走了出去。

　　小泽比我大五六岁，但是比我长一辈。小时候我们听说过不少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我们称作梅爷，是我们这一族里辈分最高的，按以前的说法，就是族长。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家族观念和族长地位已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大家见面喊他一声梅爷，心里也没有特别尊重的意思。梅爷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在族中也就没有特别的威严，不过在红白喜事上会请他执事，请他坐上席。其他时候，很少有人将他当族长或长辈看待。像我这一辈的，年龄大的兄长们就敢跟他开玩笑，说：“梅爷，你家庄稼咋长得跟狗啃的似的呀？”或者：“梅爷，上次在六庄，你咋醉成那熊样了？”梅爷听了，恼也不是，急也不是，只好呵呵地笑笑，或者笑骂一句：“你们这帮兔崽子！”说着就骑上自行车走了。但是每年大年初一清晨，我们这一族的人，还是要到梅爷家去，给他磕头，也给他家供奉的祖先牌位磕头。我们这一族的族谱挂在梅爷家。那时候我们一帮人，走到梅爷家的门口，就有几个调皮的人大喊：“梅爷，磕头的来了，快准备好敬烟！”我们走进院子，看到梅爷将堂屋的正门开得很大，我们站在院子里，可以看见挂在正中的牌位和族谱。我们一喊，梅爷小跑着从屋里出来，笑着跟大伙寒暄：“都来了？起这么早啊？快抽根烟，抽根烟！”有人跟梅爷开玩笑：“梅爷，你这是几块钱的烟呀？也不准备点好烟。”梅爷呵呵笑着。我们这边领头的人说：“别闹了，先磕头吧。”于是我们就排成几排，先给祖先牌位磕头。

　　我们那里有讲究，过年给祖先或去世的长辈磕头，要磕四个，给现在的长辈磕头，只要磕一个。当我们给祖先牌位磕头时，梅爷就站在西侧，面向我们躬身，拱着手，那是一种老礼，是请受与答谢的意思。给祖先牌位磕完头，有人就喊：“咱顺便也给梅爷磕一个吧？”这有点开玩笑的意思，梅爷笑着过来阻拦：“给老人家磕了就行了，咱就别磕了……”他说着，我们已磕完了头，有人还跟梅爷开玩笑：“梅爷，一年给你磕一个，你就请受着吧，死了可就请受不着了……”梅爷就笑骂：“这小兔崽子！”大伙磕完头，闹闹哄哄向外走，梅爷在后面赶着来送，他右手拿着烟，左手向外抽出来，分散，嘴里还说着：“抽一根再走，点上，点上吧。”有人开玩笑说：“梅爷，你就省省吧，再来了人就没烟了……”大伙哄笑着走出院子，到下一家去磕头，走很远，回头一看，梅爷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梅爷让人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媳妇跟人跑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小泽大约才三四岁。据说，那时候外村的一个木匠四处游荡给人打家具，在我们村住了很久，梅爷的媳妇看上了他，一来二去，就跟那木匠私奔了。当时的详情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听说梅爷还曾带着很多人找到那个木匠的家，把家具砸了一个稀巴烂，要将媳妇抢回来，但是他媳妇和木匠早已躲到了别处，铁了心要跟梅爷离婚。那时候离婚在我们乡村还很少见，梅爷又是族长，觉得很丢人，坚决不同意，说要打死这对狗男女。但这时候是新社会了，一个女人要是铁了心不跟你过，谁也没有办法。梅爷一开始义愤填膺，后来也慢慢泄了气，两年之后才跟他媳妇离了婚。

　　离婚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梅爷媳妇和那个木匠再婚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那时候乡村里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很严重，梅爷的媳妇没有生儿子，就想把小泽要过去。梅爷离婚之后没有再婚，只是和小泽相依为命，当然不愿意将儿子给她。这个时候发生了不少戏剧性的故事，趁着月黑风高，梅爷的媳妇让人将小泽从我们村里偷走了。那天晚上小泽没有回家，梅爷还以为他去亲戚家了，或者跟小伙伴玩去了，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找了几天没找到，这才想起是不是被他娘带走了。梅爷偷偷到那个木匠的村里去看，发现小泽果然在那里，他没敢惊动那家人，悄悄回到村里。到了晚上，他喊上我们村里十几个大汉，偷偷溜进那个村，潜入木匠家，等夜深人静，全家人熟睡了，他们偷偷摸到屋里，从炕上将小泽抱出来，骑上车子飞快地向村外跑。梅爷的媳妇听到动静，惊醒了，一摸身边，才发现小泽不见了，大声哭喊起来，惊醒了木匠。木匠也叫喊起来，惊醒了四周的街坊邻居，纷纷来问是怎么回事。听说孩子丢了，有人突然说，是不是被他爹偷走了？下午就见到有人在附近鬼头鬼脑地窥探，怕是要来抢孩子的。众人一听，连忙去追，他们跨上自行车，就往村口骑，边骑边大声嚷嚷着：“有人偷咱村的小孩，别让他跑了！”这一嚷，惊醒了更多的人，很多人刚从睡梦中惊醒，一听是有人偷孩子，这可是天大的事，连忙骑上自行车去追。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的人对自己的村庄很有感情，尤其是面对外村人欺负一个本村人的时候，欺负一个人就相当于欺负一个村。所以村与村之间还会有械斗，两个村之间为了一块地或一口井，会打得头破血流，好多年互不往来。现在早就人心涣散了，村里出了什么事，很多人都是能躲就躲。

　　木匠村里的人追到村口，影影绰绰看到一队人正向村外逃窜，他们熟悉地形，一帮人在后面继续追赶，另一帮人从小路迂回包抄，终于将我们村里的人截在了村西边，双方厮打起来。随着木匠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村里的人知道不能恋战，边打边退，边打边跑，于是这边还闹哄哄地厮打着，那边梅爷抱着小泽先跑了。一场混战下来，木匠村里的人打赢了，但是一看孩子没了，都傻了眼。我们村里的人铩羽而归，但抱回了孩子，也算是一个胜利。据说小泽被抱回家的时候，还在酣睡着，并没有被惊醒，我们村里的人纷纷称奇，都说这孩子将来是干大事的。那时候的小泽，就像一个物品，过一阵子被他娘偷过去，过一阵子被他爹偷回来，又被他娘偷回去，他爹又偷回来，反反复复发生了好多次，直到最后他长大了，才在我们村里安定下来。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对小泽的人生有什么影响，但是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让我们都感觉很神秘、很害怕，在无数个暗夜里，那些偷小孩的人似乎四处窥探着，我们一不小心也会被偷走。

　　梅爷虽然偷来了小泽，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小泽从小性子就野，不太服管教，梅爷一直没有再婚，家里没有女人，只有他们爷俩。梅爷对小泽好起来，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心情不好了，就是拳打脚踢。那时候生产队已经解散了，梅爷以前是生产队的会计，现在分田到户，他不善于侍弄庄稼，就在家开了个肉铺，干起了杀猪的营生。刚开始梅爷只是帮人杀杀年猪，后来才开始专门做杀猪的行当。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养上一年，等过年的时候正好膘肥体壮，富裕的人家要杀一头猪过年，穷人家要把猪卖了，但也要买回半扇猪肉过年。年前杀猪的时候是最热闹的了，每逢杀猪，我们这帮孩子都要围着看。

　　要杀猪就得先逮猪，梅爷和两三个人跳到猪圈里，将猪掀翻，摁倒在地上，捆住它的四个蹄子，这可需要一膀子力气。那些猪也知道寿命将尽了，哼哼着东躲西藏，被抓住时拼命挣扎，奋起蹄子乱蹬、乱踹。但是梅爷他们更有力气，几个人将猪死命地按在地上，就像捆粽子一样，利落地把四蹄捆绑了起来。捆好后，有人拿来一根木棒，穿过那头猪被捆束的前蹄和后蹄，一前一后，两人抬起来，猪被悬吊在木棒的下面嘶哑地叫着，就被抬到了梅爷家的后院。那里早已准备好了一口巨大的锅，下面熊熊燃烧着火，锅里是滚开的水和不断蒸腾的热气，旁边是一张巨大的案板。抬猪的人将猪放在案板上，猪还在哼哼着，但是已无力挣扎了。梅爷手拿一把长刀，来到它面前，定睛看一看，一刀从颈窝捅进去，直抵心脏。那头猪嗷的一声死命叫起来，全身抽搐着，但是挣扎着挣扎着，气息就微弱下来，轻轻哼哼着，梅爷将长刀迅速抽出，一股鲜血喷涌出来，散落在事先摆在地上的瓦盆里。猪翻了个白眼，慢慢没了声息。

　　

　　⊙ 叶朝晖· 白鹭组照1

　　本期插图作者/?叶朝晖记者，摄影师。摄影作品曾在广州、厦门、杭州等地展出，并举办《脸是一本书》《丝路众生》等个展。

　　我们这帮小孩一直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看，这时才敢喘出一口气来。杀了猪，梅爷他们将猪抬到大锅里，给猪褪毛。褪完毛之后，他们又将猪抬到案板上，在四个蹄子上方各割一个小口，不停地往里吹气。我们看着那头猪慢慢膨胀起来，变得又白又胖，皮变得紧绷绷的，体积也比先前大了一圈，让人感觉很陌生。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像吹气球一样将猪吹起来，懂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要将血从肉里吹出来，这样肉就更好吃了。梅爷手拿一根铁棍，在膨胀起来的猪身上这儿敲敲，那儿打打，猪皮像一面鼓一样，发出嘭嘭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梅爷感觉差不多了，就让人将扎起的口子解开放气，然后开始切割。我们围在旁边，看他挥动着斧头，很快将猪破膛，掏出心肝肺，又将肉剁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到这里杀猪的过程就结束了。如果是帮人杀猪，按乡下的规矩，那些猪下水就是梅爷的报酬，如果是卖肉的话，梅爷就将一块块肉用铁钩子挂在木架上，谁要买哪一块，他就摘下来再切。那时候看杀猪，还有一项属于孩子的娱乐，那就是掏内脏时，大人会将猪尿泡掏出来，扔给小孩去玩。猪尿泡可以像气球一样吹得很大，孩子们用绳子扎上口牵着它到处跑着玩，玩累了就不停地踢、追、踩，直到最后砰的一声爆炸了。

　　每到过年梅爷杀猪很繁忙、很热闹，但是过了年，他的肉铺就很冷清。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都很穷，很少有人天天吃肉，他杀猪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时候杀了一头猪，好几天卖不完，最后只好腌成腊肉。干了一段时间，见卖肉生意不好，每到我们县城有集的时候，梅爷就拉着车子到集上去卖，在家里他也兼营一些食杂百货。那时候我们上小学，放了学，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跑到梅爷家，买一根冰棍，两三个糖球，就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小泽上了初中，在学校里他三天两头跟人打架，偶尔还会小偷小摸，有一次他竟然连老师都打了。学校找到梅爷家，梅爷正好打麻将输了，肚子里窝着一团火，手里抓起一根棍子就朝小泽打过去，小泽一闪，棍子打在墙上，啪的一声断了。梅爷一见，更来了气，狠狠地骂道：“还反了你了？今天不把你吊在梁上打，我就不是你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老子教训儿子，“吊在梁上打”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但大多都是说说而已，很少有人将儿子真的吊起来打。但梅爷是族长，更重规矩，这次也是真的动了气，他从墙上摘下捆猪的绳子，将小泽按倒在地上，三下两下就熟练地将他捆缚了起来。这时周围的人见梅爷真的动怒了，连忙上来劝，梅爷拉下了脸：“你们谁也别劝，这孩子要是管不住，犯了法，到时别说我怪你们！”他这么一说，那些拉他的人都讪讪地住了手。

　　梅爷像捆猪蹄一样将小泽捆了起来，将小泽拽到房梁下，然后再将绳子向房梁扔去，扔了三次，绳子才穿过房梁，他拽住绳头，向下用力一拉，小泽便被吊在了半空中，摇摇晃晃。梅爷将绳子系在柱子上，拎了一条鞭子来到小泽面前，大声喝问他：“你知道错了不，改不改？”说着一鞭子甩过去，打在小泽身上，小泽抖了一下，没有吭声，梅爷又问：“你说，你改不改？”说着又是一鞭，小泽仍然一声不吭。“我叫你犟，我叫你犟！”梅爷挥舞着鞭子，劈头盖脸地抽下来，打在小泽身上啪啪响。这时，周围看热闹的人忍不住了，有人上去拉住了梅爷，劝他：“管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这么下狠手啊！”有人拉住在半空晃悠的小泽，劝他：“快跟你爹说，再也不敢了！”小泽还是一声不吭。有人跑过去解开梅爷系的绳扣，将小泽从空中轻轻放下来，他身上的衣服已被鞭子抽烂了，鞭痕上沁出血来。他们赶紧解开小泽的手脚，将他抬到地排车上，盖上一床被子，匆忙拉到村西铁腿他爹的药铺。村里的人还在劝梅爷：“管孩子也不能这样，把孩子打死了，你不心疼啊！”梅爷将鞭子抛在一边，颓坐在椅子上，眼神涣散，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

　　小泽回来后，躺在床上，养了半个月的伤。梅爷每天给他做好吃的，端到床前，小泽连看都不看梅爷一眼，等他走了，才端起碗来。梅爷跟他说话，他连理也不理，目光也是冷冷的。最开始梅爷还没当回事，但是时间一长，也感到了不对劲，感到了后悔，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小泽伤好之后，对梅爷总是冷冰冰的，说不了两句话就吵，村里的人都说他们是拴不到一个槽的两头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泽有时两三天不回家，整天在外面游荡，不知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他回来就往自己的小屋一躺，什么话也不说，梅爷问他去了哪里，他也不理，问急了，他就哼一声：“要你管呢？”梅爷又急又气，可是没有办法。我们村里人都说，小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跟道上的人混的。

　　那时候，小孩总喜欢跟大孩子一起玩，但是大孩子却总是不愿意带小孩玩。我的玩伴是黑三、胖墩儿、小四儿，小泽则是跟他们的哥哥玩。我们看他们，好像他们已经是大人了，但他们看我们永远都是小孩。我家和小泽家原先是一个生产队的，生产队解散后，我们两家的地相隔也不远，那时候我到地里去，时常可以看到小泽一个人在地里，锄草，打药，浇地，他都是一个人。他干活的时候还会唱歌，吹口哨，有时候庄稼棵子深，我们从他家地头走过，看不到他的身影，只能听到远处飘来的歌声，村里人都觉得小泽很奇怪，干活还唱什么歌？有一次，我和黑三在地里玩，隐约听到地里有歌声，但是看不到人影，我们顺着玉米棵子到地里去找，向西走了很远，才发现小泽正坐在田垄上，背对着我们，一个人轻轻哼唱着什么，他的锄头放在旁边。我们一喊他，他才吃惊地转过头来，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他的脸上流满了泪。让我们这两个小孩看到，小泽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他用袖子揩了一把脸，对我们说：“这天太热了，看看出的这汗！”我们说：“泽叔，你咋哭了？”“谁哭了，有什么可哭的？”他突然笑了起来，“我给你们捉蚂蚱，快！”一只青色的蚂蚱从脚边跳了过去，小泽扑上去，那个蚂蚱又飞远了，他跟着蚂蚱一蹦一跳，最后终于一把抓住了，他捏住蚂蚱的翅膀，小心地拿给我们：“好好抓着，别让它跑了！”那天小泽对我们很好，带我们捉蚂蚱，还在田垄上摘“甜溜溜”给我们吃。“甜溜溜”是长在一种草棵上的果实，黑黑的，小小的，圆圆的，一嚼起来有点甜。

　　那天他还带我们去挖花，我们跟着他向那块地的西头走，才发现在那里，在玉米棵子中间，长出来几株凤仙花，也不知道是他种的，还是地里发出来的。他带我们坐在边上，看着那些花，对我们说：“好看不？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谁也不能告诉别人，你们能做到吗？”我们两个连连点头，他满意地看着我们，又说：“为了奖赏你们，我送你们俩每人一棵花，你们俩挑吧！”我和黑三都很惊喜，围着那个秘密的小花圃跳来跳去，最后每人选了一株。小泽用锄头将花棵挖出来，根部带着很大一坨土，他小心地将花株放到我们手里，还嘱咐我们：“到家种在花盆里，多浇点水。”我们俩各捧着一株花，各自回家了，心里觉得他对我们真好。我们觉得小泽对我们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前他曾好多次骗过我们。比如那时候犁地都是用拖拉机犁，有些边角的土地犁不到，那就需要人用铁锹将地翻过来，那一次就是这样，小泽在他家的地里翻地，见到我和黑三，让我们跟他一起翻，说等翻完了地，他就带我们去树上逮鸟；我和黑三高兴地答应了，很卖劲地跟着他翻，等到终于翻完了，我们让他带着去逮鸟，他却对我们说，现在天晚了，鸟早飞走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是被他骗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所以当我们捧着花往家里走的时候，才觉得那天小泽给我们的蚂蚱、“甜溜溜”和凤仙花，是那么难得。

　　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去赶集。那时候不是每天都有集，我们县城是每逢二、七才有集，一到赶集的时候，周围三里五乡的人都像潮涌一样赶过来，冷冷清清的县城也热闹起来，猪市、羊市、牛市，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姐姐骑自行车，带我到集上去玩，到了那里，我就能吃到平常日子里吃不到的东西，一路上心里都是甜的。我姐姐喜欢逛花市、布市，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市摊子前摸一摸、看一看，问问价钱，我就跟在她身边。我姐姐攒下的钱也不多，更多的时候也只能问问，很少买。我跟着她的自行车，心里只想着吃的，觉得她看来看去的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正在人群中穿行，突然我姐姐停下来，指着前面一个人问我：“你知道那是谁吗？”我抬头看看，只见前面不远处，一个中年女人推着自行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小女孩。那个女人不是我们村的，我不认识，就对我姐姐摇了摇头。我姐姐悄声对我说：“那就是小泽的娘。”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见过小泽的娘，虽然听说过不少她的故事，那都是和暗夜中的恐惧、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人走进现实，心中有点异样。再仔细去看，发现她跟我们村里的女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她手上的十个指甲都染红了，在阳光下泛着鲜亮的光泽，而那个小女孩的鬓边，插着一朵凤仙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

　　正当我看时，突然一个人影闪过来，倏忽一下就不见了。突然人群骚动，有人大喊大叫着：“抓小偷啊，抓小偷啊！”边喊边从东边跑过来，路过我们，又向西边追了过去，我顺着他们追的方向去看，竟然在路边发现了小泽。那时他背靠着一棵树，正在向这边偷偷眺望着，他手里拈着一朵花，眼里似乎闪烁着泪光。我顺着他的目光去看，看到了他娘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那个小女孩鬓边的凤仙花却不见了。那一帮人去追小偷，追了一阵没追上，骂骂咧咧地向回走，路过小泽身边时，突然有人伸手一指，大喝一声：“他跟小偷是一伙的，别让他跑了！”小泽一看不好，拉开架势想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三五个壮汉将他紧紧围住，拳打脚踢。隔着人墙，我们可以看到，小泽捂住胸口，他的身躯慢慢倒下去，但他还在竭力向他娘远去的方向张望着，像是在寻求什么救助，但迎接他的是另一阵更猛烈的拳打脚踢，小泽重重跌倒在地上，双手紧紧抱住头。周围的人从不同方向伸出拳脚，不断殴打着他，边打边骂着：“打死这个小偷，打死这个小偷！”也有人呼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正在这时，突然从包围圈外闯进来一个人，那是梅爷。他挥舞着杀猪刀冲到了小泽身边，面向众人大喝一声：“我看谁敢过来！”那三五个壮汉立刻住了手，看热闹的闲人纷纷闪避，有人抽冷子想去夺梅爷手上的刀，梅爷的刀在空中一划，一道寒光闪过，那家伙啊地叫了一声，捂住手向后躲去，一缕鲜血从手指间淌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又向后退了几步。梅爷一手挥刀指着那几个壮汉，另一只手去搀扶小泽。小泽躺在地上呻吟着，梅爷一只手搀他，扶不起来，两人重重地跌在了地上。梅爷将杀猪刀放在地上，两只手去搀他，小泽勉强站在那里，他的脸上、头上、眼上都是瘀青，不断地有鲜血滴下来。那个包围圈又缩小了，几个壮汉摩拳擦掌的，但是看着这鲜血淋漓的场面，也没有立即动手。这个时候，圈外有人喊：“公安来了，公安来了！”人们纷纷躲闪，让出一个通道，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厉声地喝问：“怎么回事？”有人指着小泽说：“他是小偷！”警察又说：“谁打的？”又有人指了指那几个壮汉，警察又走到梅爷身边，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梅爷没吭声，边上有人说：“这是卖肉的梅爷！”警察指了指小泽和几个壮汉说：“你，你，你，还有你！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小泽走了两步，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警察拍了拍壮汉的肩膀，两个壮汉连忙走上去，搀住了小泽。

　　梅爷愣了一会儿，捡起地上的杀猪刀，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向外走，那个警察转过身来看见梅爷，吓了一跳：“你想干什么？”梅爷把刀往地上哐当一扔，突然跪了下来，朝他们大喊着：“你们别逮他！要逮就逮我吧，那是我儿子，是我没有管教好他，我没有管教好他啊！”说着他趴在地上，呜呜地痛哭起来，全身都在颤抖着。警察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转过身，继续向前走。这时小泽挣扎着转过头来，他看着跪在地上的梅爷，眼神中飘过一丝异样。我还看到，他的右手仍紧紧握着那朵凤仙花，经过刚才暴风骤雨般的拳打脚踢，那朵花竟然没有受到丝毫损害，此刻正完好地卧在小泽的手掌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李云雷：一九七六年出生，山东冠县人，二〇〇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供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二〇〇八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