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马思蒙

　　冬至大如年

　　⊙ 文 / 马思蒙

　　印象中每年冬至这天必定要吃饺子的。母亲说这一天吃过饺子后不会冻坏耳朵。六岁的我站在客厅中央对压住我作业本的写字桌上一盖帘肉饺子颇为不满，大声反驳道：“我吃过饺子在雪地里站一夜也冻不掉耳朵吗？”

　　吃过晚餐后，哥哥立即过来拖我，要我去雪地里站着，验证一下耳朵是否抗得过寒风和冰雪。我扒住门框大哭，冬至的夜，漆黑如麻，胆小如鼠的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兑现自己的诺言的。父亲的一盘冻梨解了围，我含着泪抱着一大个冻梨蜷缩在火炕上边啃边听渐渐强烈的北风。

　　北方的冬天寒风吹彻，多少年过去，冬至夜的风还在心里狂躁。

　　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失去脆弱生命的一段时光。一场暴风雪后，地面的麻雀和野兔僵硬在某棵松树下，之前它们一定也盼望着大雪能够尽快消逝，太阳能够在第二天将温暖还给它们。

　　干黄脆裂的草儿，枯黄的树叶抵挡不住刺骨的北风，北风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咆哮着卷起阵阵雪风，那还不够，它嗅觉灵敏如饥饿的野兽寻找食物般寻找着目标，热量是它终极的选择，它将一切含有温度的东西视为敌人，包围、攻击直到那些温暖变得冷酷最终和它融为一体。只要遇到有温度的生物，它立刻变为一把把钢针穿透最细微的毛孔，将寒冷一丝一缕灌入血管，渐缓渐慢血液的流动，它们一往直前地顺着血液向前，渐行渐冰，终于到达释放温暖的心脏并将它包围住，冷冻。

　　“冬至”成为生命分界线。难怪这是中国人确定的第一个节气。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冬至来临意味着什么，敬畏中虔诚地祭拜祈祷，并称颂它“冬至大如年”。

　　生命于自然于冬季如此的渺小，寒风四起的时节，祖先对它恐惧日渐，于是将冬至作为新年来祭奠，熬过冬至这一天，除了看到越来越长的白天，还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可喜可贺。盛世唐宋帝王们为祝贺苍天让自己度过一个严酷的生命节点，一定要离开皇宫，在北风四起的呼啸中走到郊外，祭拜上苍恩赐给自己的生机。

　　意识到冬至是储存生命、蕴含生命能量的开始，在寒冷中留住温度才能让生存成为可能，为了留住来自心脏来自四肢的能量，智慧的祖先便积极寻找抵御寒冬袭击的方式，避免自己很快成为寒冬的猎物。他们烹羊宰牛，想尽一切办法，武装到内脏，用来自心脏的温暖驱赶刺骨寒风的进攻。《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从记事开始，每年冬至前，鲁西平原普通人家便开始忙碌这样一个似年非年，公历上只淡淡标注着“冬至”字样的民间隆重的节日。

　　冬至清晨，母亲指挥父亲将一只老母鸡杀掉，放血、褪毛、浸泡在冷水中，配上半只羊经过一个上午的炖焖，香气飘荡出篱笆，黑狗卡利垂涎欲滴地等待我给它偷出来的一只鸡翅膀。

　　父亲一直说女孩吃过翅膀会展翅高飞，天高地广。如他所言，从十六岁开始，我再没有在他身边、在家乡停留过片刻。那时他不知道多年来奖励给我的翅膀中一半是卡利的美餐，我曾经希望卡利能够一直陪着我飞或走，可惜它吃过多只美味的翅膀后在一个满天飘雪的夜晚被人用猎枪打碎了头颅。卡利的身体被雪花半掩着，无论我怎么推，它都没有站起来。它四肢僵硬如房檐下垂着的冰凌，破碎的头颅染红了身子下面的白雪。

　　我在大哭中看着父亲最终将它变成一锅肉被邻居分食。卡利的皮被钉在门口不远处的墙上。失去温度和骨肉的卡利用一只破碎的眼睛每天趴在墙上看着我的出出进进，它黝黑的毛在北风吹拂中渐渐暗淡，失去了光泽。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寒冷的冬天除了萧肃的北风和美味的冬至，还有无法选择的生命离开躯体的方式和永远的失去。那种失去，痛彻心扉，将童年的快乐和简单席卷而空。

　　我一直痛恨哥哥啃掉卡利的一只腿，看见他就掉转头。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对他的蔑视，七岁冬至时，趁着母亲和父亲忙碌着一锅羊汤，他告诉我如果我够勇敢，舔一下大门上的铁门鼻子，一整个冬天都带我去很远的西河溜冰、滑雪。

　　我号叫的哭声引来母亲和父亲，张着的血淋淋的嘴巴最终吓跑了哥哥，零下二十度的铁块撕去我舌头整层血肉。那个冬天我只能吃冷的食物，任何有温度的食物都引来我撕心裂肺的惨痛的哀鸣。

　　为了让我活下去，父亲眼角含着一滴泪，按照家乡的习惯买来一些驴皮，母亲搅碎了熬了两天变成一锅坚硬的肉皮冻，靠着这些透明的肉皮冻，我终于顽强地活下来。父亲母亲像对不起我一样，从此每年冬至时节母亲便开始用一锅肉冻补养我过早经历的皮肉之苦。

　　受益于冬至的滋补，我极少生病，在离开所有呵护的时光里一个人艰难经历生活的种种磨砺，身体的健壮是唯一的本钱。

　　离开家乡的日子，每一个冬至到来，漫天雪花的夜里，在温暖的窗前，轻啜一杯红茶，思念浓烈地隔着玻璃敲打心中最脆弱的情感。我开始想念，想念茫茫白雪覆盖的黑土地，想念母亲亲手包的细细如蕾丝裙边的饺子，饺子一层层对着放便是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在氤氲的暖气房中饱满地绽放。

　　父亲是再不能给我熬驴皮冻了，他沉睡在高高的小兴安岭白桦林间，坦然地遥望着家乡山东东阿。

　　在他去世的最初三年我拒绝承认他已离开，偶有同事问起，我很平静地说，他出院了，在家养着呢。我甚至再没有梦见过他，直到他走的第五年后的一个冬至之夜，夜半，一个人走在灯火辉煌的朝阳路上，漫天雪花突如其来，将夜归的孤独变得凄冷。北京八里庄天桥上，一位老人抱住几串糖葫芦与女儿相拥着踟蹰而行，他们轻简的笑声被风迅速从我身边卷走，望着依偎的背影，我突然放声痛哭，眼泪与雪花一道将心冻得通透。是的，他，永远都不会再气愤地指责或者抱着一串糖葫芦在绿皮车外等我，就算我再断一根肋骨都不可能。

　　他走前，我对他的仇恨触目惊心，那仇恨就像冬至用冰盖起的大厦，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触摸到对方的温度。我断掉的那根肋骨成为我和他终生无法推开的门，在岁月的磨砺中那把锁已锈死。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十六岁的傲慢和愤怒毁灭不了地球却可以让一个家从此天翻地覆。在我心底，那个十八岁的男孩不过和我八卦聊天，他何以激愤到用一根肋骨作为我笑的代价，我不懂，更不想原谅。

　　那天我望着他，他平静地躺在一张窄窄的床上，脖子下枕着一只可笑又丑陋的公鸡，深蓝色，棉布做的。两个男人按着我的胳膊强迫我对着他跪下来，我愤怒至极，大吼着，你不是不许人碰我吗，你为什么不起来打断他们的手？

　　他平静地躺着，任人将我拖出硕大的空荡荡的房间，扔进绿皮车厢。我没有一滴泪给他，我相信他亦不需要。

　　从那个房间出来，此后所有的日子，只要看见深蓝色棉布，一股热流会顺着胃倒流回嗓子，那是忍也忍不住的干呕。

　　母亲的小心翼翼被我挡在她的电话听筒前，结结实实，一道坚固的冰墙。能够流浪的从来不是身体，是一颗无处安放的心。

　　漂泊中，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个叫作“故乡”的地方。偶尔，她用最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她依然存在，是嗓子。就算我背道而驰走到中国最南端，也阻止不了这份提醒。

　　稍硬一点的面饼、薯条，甚至瓜子石榴籽都能让鲜血顺着曾经的伤疤滚滚而至，在那份疼痛里，冬至和故乡总是不期而至。嗓子修复的时间里，只有冰牛奶和驴皮冻是活命的依靠。冰牛奶容易得，而驴皮冻却再不是曾经的那个味道，吞咽的艰难中满目漫天白雪，却无人再为我拂去雪花。

　　无论他当时如何害怕失去女儿，最终却因为他的呵护无法去庇护；我不仅将他拦截的手臂撕咬得鲜血淋漓，更拼尽气力逃离，逃离到他无法企及的距离之外。

　　我的决绝令他走后的这些年，冬至离我越来越远，其实不止被称为“大如年”的冬至，就连鲁西的雪花也是飘落即融的浅淡，再找不回大雪封门的期待。

　　窗外北风萧肃，二〇一七年冬至抬手可触。天空中，浓密的阴郁正慢慢低下来，低下来。变成褐色液体钻进小小的咖啡杯，钻进厚厚的白色奶泡下；啜一口，像吻着一个个过往的日子，沉重，艰辛，却依然有香甜的回忆静静浮在苦涩上面。

　　一滴泪落入咖啡，雪花正推开乌云义无反顾地飞向地面，一重重，一重重。一个念头冒出来，经久不息：冬至，回家，去吃一盘母亲包好多年等待下锅的饺子；去亲口告诉父亲，我的肋骨长好了，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