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侯 磊

　　九大行星与大雪山

　　⊙ 文 / 侯 磊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这是两种在某段时间，某片区域，某群孩子都知道的两个典故。它们在上述人群的世界中曾大过宇宙。它们已成过去，但它们永远不变。

　　——题记

　　一百五十年以来，我家只搬过一次家，不管搬得多远，一出胡同口都能看到巍巍的鼓楼，似一尊拿稳了架势的金甲天神站在北京北城的中央。鼓楼往南叫地安门外大街，街上永远是一片淡蓝色的107路无轨电车——它永远堵车，永远走路比坐车快，永远要过一个罗锅似的后门桥。那桥上曾冻饿死过民国时的败家公子鸦片少爷，也留下过刘伯温跟桥底下题写了“北京”二字的传说，但没人潜水下去看过。这趟街往南要过一个与张自忠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这路口是当年的地安门城楼，如今已变通衢，使得隔着故宫景山相对的天安门成了孤儿。再往南就是不堵车而堵人的地方——一面高大的红墙，哪怕是天气不晴朗的时候，这红墙站在鼓楼顶上都看得到。若坐公交过去，是107路在鼓楼倒5路，下车最近的那站叫西板桥。那红墙的大门上挂了个白底黑字的竖匾：北京市少年宫。

　　一

　　少年宫是个神奇所在，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组织，只知道里面能报班，能学象棋、武术和乐器。一进门是个红影壁，上书邓小平题写的“北京市少年宫”六个金光灿灿的大字。影壁后是足球场和篮球场，不过我从没去过，只是左转弯往里走，路过一个狭长的通道，会走到一座带月台的重檐大殿前，那是一个宽敞如操场般的大院子，月台上有铜制的香炉仙鹤，大殿旁有八角的碑亭。一些配殿偏殿都改成管乐团合唱队的教室，而大殿曾当作放电影的礼堂。那是个阴不滥惨（北京话：不阴不晴的样儿）的下午，北京正是槐花满地的季节，父母带着我去报了合唱队象棋班武术班，非要把我培养得什么都会，而日后升学时能否按特长生加分，他们不知道，也没想过。

　　报班的故事要另起一篇，我最终考上了没人报名的武术班。报班时我往院子的东南角看去：一圈黄黄蓝蓝的栏杆，围着一片油漆成蓝色、红色、黄色的钢管堆成的大铁架子；一个个上下的梯子，顶着一个个栏杆攒成的圆球；那圆球是空的，每个球之间都有横竖的天梯相连。那时我已仰头四十五分钟，在大球状的天文馆里看过科普节目，知道行星与恒星的区别。而这时，那天文馆的知识发声了，它们让我认识了本文的第一典故：九大行星。

　　二

　　那一天报名结束，我要爬上去玩。父母给我买了票，我抓着栏杆开始登梯爬高。一起玩的小朋友时多时少，但离远了看，确实是一大群各色童装的孩子在盖房用的脚手架里爬上爬下，像一群在树林里穿梭的小猴儿。

　　九大行星是个少年宫中的游艺项目，看似一样，但每个行星之间都用不同方式连接。行星们高矮不一，连接的“天梯”也曲折有分。行星的底部是站人的，下部用铁皮焊接，像装了个托盘。有一个还模拟土星自带光环——当作栏杆用的铁管子环绕成内外两圈。

　　我来到九大行星前，准备从它上面爬过去。

　　我从一处转圈的铁皮楼梯咚咚咚地上去，连转三圈盘旋而上，到了一个蓝色的行星中。一路顺利，我沿着“天梯”走到下一个，那两个行星中间一条长筒伸出两排的栅栏，走上去像是脚踩着一条大蜈蚣。我不害怕，又走一个，天梯下有铁网防护，倒是眼晕。这个行星是黄色的，与它连接的下个行星中间的天梯倾斜向下。我两三步走了过去。这次是两个行星上下摞在一起，要爬到上方的行星中才能再走天梯。我爬上去再过一个行星，脚下的天梯不知怎么，竟然真是个横过来的梯子，先起后伏，蜿蜒如蛇，梯子撑儿之间离得非常遥远，下面没有防护网，足以让瘦小的我从中坠落下去。

　　我脚踩着梯撑儿一步步往前走，可一同玩耍的小朋友并不一定讲究顺序，他们逆着走回来。我们在各种天梯上侧身错过。后面有人催我。我要过去，但我不能扶栏杆。父母百般训练我，不许扶外面的栏杆，上面都是细菌病毒，回家要用药皂反复洗手。他们会啪啪地打我的手，教训我为什么扶了栏杆而把手弄脏。你怎么能体会到被父母整天打着洗手的悲惨命运呢？若被父母看到我手扶栏杆而挨骂，我倒宁愿从九大行星上掉下去。

　　不过，我终于犯了错，双手撑住两边的栏杆一点点蹭到了最后一大行星。那天梯和栏杆都是蓝色，仿佛又坐回了107路无轨电车——父母离得远，没看见。这是最后一颗行星，它最高且离得最远。这儿有一对盘旋的滑梯，二龙戏珠般将行星高高拱起，我沿着那红黄各一的龙滑梯犹豫了很久，还是选择红色的滑梯滑到平地。而这时，我发现自己出了环绕其他行星的栏杆，在圈外单独被拦着。我再想玩一次，被父母拦住了。

　　“我想再回去，那个我还没玩呢。”我用手指着那蓝色的直滑梯。

　　“回家洗手！”父母的回答干净利落，容不得我回应。

　　他们硬拉着我回家了。我想我是乖娃不哭不闹。但我想玩九大行星。我们过地安门小吃店，父母点了我以往最喜欢的素炒疙瘩和豆面丸子汤，我一口都没吃。

　　我再见到九大行星已是正式上“武术”课（武术，等于武术操），它们还站在最宽敞院落的一角。武术课就在这个院子里上，晚上五点开练，天还亮着，冬天时会移到室内。我们站好队打拳踢腿，九大行星早已关门可望而不可即，就算课间休息，我也只能扒着外面一圈的栏杆往里张望。我会去看每个结构的连接点，数连接行星的天梯有多少级台阶，看那行星顶上幼稚可笑的火箭造型，想象它们是怎么拼装成的。这是个巨大的积木，要是有足够的火柴棍和502胶，我一定试着根据它造成个模型。

　　我每次练武术的时候都在张望九大行星的方向。武术教练有他的兵器——一根粗壮的长棍。棍法他一招也没教过我们，只用它来梆人（梆：用棍子敲打），更多时是梆我。我会走神，做错动作，扎马步站不长久，出拳没有力气，更要命的，是我横叉压不下去。那教练就挨个往下压，压下去的早已抱着腿睡觉，下不去的孩子们哇哇乱叫哭成一片。那叫声时常惊动了乌鸦，扑啦啦从一棵老树飞到那大殿的琉璃顶上。

　　每当这时我环视四周，看这一圈红墙内是如此的安静，只有风唰唰地吹过，而夕阳把最后的力气都洒向琉璃顶，仿佛教练把他全部的火气都发泄在我身上。几株松树站在庭院中，若把庭院比作围棋棋盘，古树所站的位置犹如棋盘上的星位，它们几百年来就这样把自己站成了定式。就在这一片绿树红墙琉璃瓦中，我幻想着自己正在攀爬九大行星，想象自己走过哪一条天梯。

　　九大行星后面的围墙上，有几扇永远锁着的古代大门，门后是巍峨的景山。我总是畅想大门的另一边。有一次那大门虚掩着并没有关死，我钻过去半个身子一探究竟，看到另一边竟是座高高的红蓝白相间的牌楼，眼前满是叫不上名字的构件和彩绘，牌楼像一座大门等待着我逃票到那个有山有亭子的世界。那是北京城中叠石堆土而成的景山，是崇祯皇帝殡天的地方。原来从这里可以直接到景山，这不算逃票而算福利。九大行星与景山一墙之隔，我正身处这座古老园林的隔膜之处。古典园林中吞进了一个供孩子玩耍的玩具，我把那玩具看成远方。我喜欢爬九大行星，就像抬头看夜空，幻想那繁星背后的人家。

　　因为这一墙之隔，更因为人们叫不出九大行星所处地的名称，我们会把它们合成为景山少年宫，会认为“景山占了少年宫”的地方。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少年宫所占的地方叫作寿皇殿，是明清时皇家供奉帝王老影儿（画像）的地方，皇帝会带王公大臣来此祭祀。多少年来，那画像中的历代帝王透过阁楼窗棂远眺这一进院子，那穿越千年的目光越过九大行星看向景山的五座亭子，默念着亭下那株吊死他们前任的罪槐。那一坨巨大的铁质行星堆在园中如一座后现代的废墟，比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还要后现代。我记不得从何时起，我不再练武术，再也没爬过九大行星。可能是考上初中以后，我不再玩滑梯、转椅和秋千。

　　我始终不知道九大行星的票价，至今也不知道。

　　三

　　小时候我真的想过，若按照父母所说，长大了我就不玩滑梯、转椅和秋千了，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活？

　　我曾经的人生观是见滑梯必滑，见转椅必转，见秋千必荡。坐上滑梯使我如同跳伞，坐了转椅如同快艇，而荡秋千，那就是坐了宇宙飞船。我只知道盼着去公园玩这些，我能一个人在滑梯上爬上去又滑下来玩一整天，甚至倒着从滑下的地方爬上去，再从台阶上走下来。要么就跟着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孤零零的滑梯走马灯，像是围着磨盘的小毛驴。在布满迷雾的年代，只有儿童乐园是我的王国。那时我不会开碰碰车，父母也不带着去坐“激流勇进”，只有在九大行星，我才是那孤独的小王子。我经常在这里玩到关门，直至父亲抽光身上的最后一根烟，母亲把手边的报纸翻烂。

　　而比九大行星更“撕人”的，是本文的第二典故：陶然亭公园里的那两座大雪山。

　　陶然亭中有一大一小两座雪山，雪山不是纯白，但在蓝天白云、太阳足兴（充足）时，远望去真和雪山相仿。雪山的三面是石头水泥垒成的山，一面是滑梯面。滑梯面是水泥铺成，因被人肉长期摩擦，几乎擦出的光亮。它宽敞而又润滑，能四仰八叉地滚着滑下去，而到下部时，滑梯变缓，到地面时有大理石方砖面平缓地铺开，也不会伤着孩子。夏日里每天都有孩子们上上下下滚来滚去，恨不得全北京的“土娃”都挤到雪山上哇哇乱叫。他们穿着开裆裤举着糖葫芦，让细嫩的皮肤贴近冰凉的滑梯面，好带来一丝清凉，比吃了冰棍还要酸爽。冬天的时候，孩子们戴着毛线的口罩手套，穿着红色蓝色的花布棉袄或带有绒毛帽子的羽绒服，在山顶并列成一排滑下，好像天上下了一堆破棉包。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孩子在爬雪山。他个子很小，我知道他二年级时的身高是一米二五，比班上男生女生都矮得多，始终坐在前三排。他先爬小的那座。雪山的身上有白色不规则的台阶，已被踩成了黑色。他双手扒住台阶往上撑起，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再爬上去，他爬每一个台阶就够翻一座雪山，身边的孩子都比他灵活。冬天他穿着棉袄棉裤，像个“二棉子”。二棉子是什么他不懂得，但胡同里的人都这么说。

　　那孩子确实力气不大，胆子也不大。对旁人没难度的事，他却费了很大的劲，别人半个小时的作业他要写两小时。他爬到顶端，几乎没看，稀里糊涂地滚下去了，像楼房里的垃圾倒进垃圾管道。

　　很快他又到了第二座大雪山。那雪山的山路很是独特，是环山盘旋而上。山路极窄，要双手抓紧钉在山上的铁链子，侧着身爬上去。课外读物中有一篇讲华山抢险的报道，在那时的我看来，那华山也险不过这里。爬雪山的人很多，买东西不要“票儿（指九十年代以前的粮票、油票、布票等）”似的排起了大队。他拥挤在人群中。

　　人群不过是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地爬上去。他们抓住铁索，像是出征的战士吹响了号角，他们要翻越这座雪山，奔向胜利会师的地方。

　　游戏与战斗始终是在一起的。他们在一点一点地挪动着，每个人之间不留空隙。我看见那孩子在队伍中，他与前面一个人的空隙越来越大，他停住了，他转身了，他缓缓地退了回去。可没有退路，后面的人把路堵死，他要与后面的人侧身，双手轮流抓住铁索，他不能双手同时hold住铁索，这个身不好侧，人也不好错开。他的单脚要腾空，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铁索，让后面那个比他身子还小的孩子从他腋下猫腰钻过。

　　他忘记了陶然亭近乎荒野的景色，仿佛雪山外是一片虚无，那灰色雪山似乎化作同色的乌云笼罩在整个陶然亭上空。他好像光着屁股游泳被大一点的孩子发现，并高喊着那个小孩儿光屁股一样。

　　他成功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成功地退了下去。

　　那个孩子就是我。我胆怯，我没有爬过雪山，我不是勇敢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从不恐高，手脚力气变得比一般人都大，绝不会胆怯后退。我从不怕陌生的夜路与黑天，曾一个人从北京耗时一个半月流浪到丽江，身上只带了一点钱，只坐慢车或大巴，住过五元的旅店、睡火车站甚至借宿。我曾迷路于广西深山的云雾中，探过尚未开发的溶洞，下过不知多少个明清古墓中阴森冷峻的地宫。我游内蒙，下海南，溜野冰，游野泳，爬遍北京郊区的深山，穿行在外国的黑人区，遇到过地痞无赖的打劫。我是最为大胆的独行驴友。多少年以后，我不相信自己童年时会退下来，似乎用一生的冒险来弥补那次退缩。我渴望时间倒流。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怦然心动的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并且在那次爬上陶然亭的大雪山。

　　后来我得知，大小雪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而建造的。那个爬雪山的岁月，正是语文课中学爬雪山的年级。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革命的地方，游戏也不能与革命无关，比如滑梯不是滑梯，而是爬大雪山。不敢爬雪山不是不敢滑滑梯，而是不敢参加长征。滑梯是个载体，当需要科普时我们把它造成“九大行星”，需要革命时造成“大雪山”。托尔斯泰说：“任何娱乐都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这样使用自己过剩的力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表现灵巧、机智和发明等等能力”，原来如此。

　　不止初中课本中陆定一写的《老山界》是长征的，小学课本里也有好几篇，记得有一篇《金色的鱼钩》讲过草地时钓鱼充饥。比起其他篇目，讲长征的课文并不枯燥，能有探险小说的味儿，老师还会让我们找与长征有关的故事，在课堂上讲给大家听。

　　“我爬过雪山，”我说，“那雪山上有巨大的脚印，仿佛有野人出没，而我一不小心坐在雪山上，哎呀，人被冻得粘雪山上起不来了。只好脱掉裤子，穿着小裤衩颠颠儿地走了。”

　　这是我找的长征故事，也是我的课堂发言，同学们都笑了。他们的笑点不一样，觉得小裤衩可笑。其实，这是我做的一个梦。那主人公还是我。我一定是吃冰棍时舌头粘在了冰棍上得来的灵感。我不觉得这叫吹牛，我梦见的就是我经历的。那雪山挡不住后面陶然亭中的山野景色，但我却目视它如无物，好像陶然亭有这俩雪山就够了。

　　后来，我多次爬上过大雪山，站在雪山上俯视整个南城，周围的树木不高，松柏都像些小的灌木，而远处已能看到点楼房。而爬上山顶处，脚下有铁板和栏杆可供转身，这里站满了等待下滑的孩子，两座雪山中间仿佛有铁索桥相连，现在被隔开了，但我有点记不清了。在周围，还有过大象滑梯和小炮楼小山洞……大象滑梯好像是水泥砂石做的，总是一副刚下完雨被淋湿的样子……记忆有些模糊了，我无法想象那个充满荒野之气的陶然亭，那一大一小两座雪山在我脚下越来越模糊。

　　四

　　我给外甥讲九大行星的故事，并要带着他去天文馆，他却说：“是八大（行星）。”

　　景山和陶然亭都变了。我再一次见到九大行星时它已关闭，也许是为了安全，也许是九大行星将冥王星一脚踢出家园改成“八大行星”。而少年宫却不运走它，想来那么大的体积，放在哪里都占地方。那上面锈迹斑斑，好像快散架了，家长不敢让孩子去攀爬。孩子们有了游戏机，也没有人去玩无聊的滑梯，没必要晒黑皮肤，再滚上一身泥。现在，少年宫那里施工进不去了，我站在景山顶上南望故宫，唱一曲《煤山恨》，再转身遥望那座密林掩映之间的寿皇殿，遥想着红墙背后的九大行星。

　　而大雪山还在，但有一次居然没有找到它。后来看地图，发现它在陶然亭的西北角，离中心湖有点距离，若到湖心岛看高君宇石评梅墓和慈悲庵、到西南岸去看云绘楼清音阁，或仅仅围湖散步，是容易忽略它和它旁边的儿童乐园的。但我得知大雪山经过了修整，台阶已加上铁板，外围圈满了栏杆，险要的地方不再险要，整体的气势荡然无存。我决定不再去看它，并痛恨起改造大雪山的人来。我在曾经退缩跌倒的地方，再也没有机会进取并爬起来。

　　但忍不住，我还是去了。我看到雪山上的标识牌后掉头就走，那上面写的是：

　　“学龄前儿童和十八周岁以上（含十八周岁）成人请勿攀登。”

　　天色将晚，还有不少“土娃”在大雪山上玩得正欢，一位早已不耐烦的妈妈在训“熊孩子”要他回家写作业，否则就被扔下自己回奶奶家，男孩几乎哭了出来。我悄悄跟他说：“跟你妈说：再玩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玩了；玩完这次，你说再加一次，玩完就去女生家写作业，不行就让你妈给你买冰棍儿，要双棒儿，两根儿的。学会没？跟我重复一遍。”过了一会儿，我看那男孩举着双棒儿在大雪山上爬上爬下，一如当年的我。

　　我努力回想童年时九大行星与大雪山的每一个细节，仿佛这种自我逼迫的想象能将我带回时空隧道。我知道我的写作就是满怀热情追寻儿时的游戏，追寻过去等于幻想一个世界，当作家不过是为了职业地做白日梦。但时间是抓不住的，我愿时间永远停留，可时间不等我，景物也不等我，即便它们等我，也是物是人非。我感到记忆流沙一样从我脑中离去，一部长长的电影仅留下几个画面。熟悉的画面变成一张对焦模糊的黑白照片。

　　我明白，即便此时再如何站在九大行星或大雪山的面前，也找不到二十多年前的记忆了。

　　

　　⊙ 【希腊】乔治·克里斯塔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