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宁

　　地域或者方位，实际上是文学精神的聚焦地、凝固剂。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独特性、稳定性和传承性。文学是人的灵感激发，产生于创作者个体的精神劳动中。无论是巨篇还是短制，是宏大构筑还是抒情小章，无不打上地域的印痕，刻上大地的烙印。文学的地域性、本土意识、风俗化，既是文学的根基，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气味的印记。不仅如此，地域文化对生活在其地域内人群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等。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就其内涵而言，是客体与主体的相谐相属。其中包括客观的自然、主体的人文。这自然与人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就和标示了文学的风味与品位。从文学发展史看，其影响与生俱来，越千年而不衰，成就了文学的风格万千气象，也影响着文学的未来。地域成为文学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从众多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对昭通文学的影响是明显的。

　　位于滇东北的昭通历史悠久，早在1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昭通就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历史上的昭通，一度商贾云集，成为“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和云贵川三省的物资集散地。境内乌蒙磅礴，金沙浪拍，山川俊秀，为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之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的作用。崇尚读书，崇尚文化，尊重文人，热爱文学的传统，在这里一脉相承。杜宇传播先进的农耕文明，演绎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千古绝唱；滇中瑰宝——汉孟孝据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的美誉，融佛儒道三教为一体的威信观斗山石雕群被称为“观斗天下绝”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的文化资源，为昭通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开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是昭通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的根本。

　　昭通还是一部深邃隽永的典籍，是一轴翰墨馨香的长卷。诞生于这片沃土的昭通文学厚重苍凉、色彩斑斓、才俊辈出、硕果累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书写了昭通文学新的光荣与梦想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地域性文学群体及广大作家的艰辛文学追梦之旅，充分展示了“昭通作家群”在新时代的创作理想，堪称云贵高原璀璨的文学星空，“昭通作家群”已形成一支实力雄厚、风格各异、老少相扶、代代传承的创作群体，其文学作品的创作成就在云南省各州市 中居于突出位置。从2000年以来，昭通作家在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每年都占全省统计总数的一半左右。昭通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的重要成就是，2004年小说家夏天敏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0年诗人雷平阳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昭通群众自发的文学活动持续不断，蓬勃开展，县县有文联作协，处处有文学社团，自办的文学刊物遍布城乡和工厂学校，形成了让全国文学界瞩目的“昭通文学现象”，撑起了云南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被文艺界誉为“云南当代文学新重镇”。这些成就形象地说出，经过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不懈地努力，在昭通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学发展道路。其显著特征是：

　　一是与时俱进，紧贴时代脉搏。昭通的文学创作历来都是蕴含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昭通的作家、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内容都比较厚重，有责任感，使命感，不是轻浮的、无病呻吟的，能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呼声，唱响了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主旋律，创作出了一大批有质量，有深度，倍受读者好评的优秀作品，一段时期曾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昭通在发展变化，昭通作家、作者把握住了发展的脉搏，用手中之笔反映了变化，讴歌了昭通人民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全市人民、全省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

　　二是深入群众，贴着大地行走。昭通大多数作家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各行各业，对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磅礴的乌蒙山、神奇的昭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600万昭通各族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着切肤之爱和切肤之痛。作家、作者们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以高昂的激情、生动的笔触用文学记录发展，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用文学反映变化、这样贴着大地行走的文学发展道路，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为昭通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三是顽强拼搏，植根清贫与困苦。昭通作家群大部分作家、作者具有顽强拼搏的无畏精神、坚忍不拔的超常毅力和积极乐观的创作心态。这些可贵的内在品质已经深入到昭通文学创作队伍的灵魂和血液之中，成为昭通作家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机组成部分。作家们坚守寂寞，积极进取，淡泊名利，潜心创作，把清贫与困苦转化为创作的力量，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四是改革创新，注重发展与继承。昭通作家队伍人员之多，来源之广泛，文学刊物质量之好，得到全国文学界的一致好评。文学创作成绩喜人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这与广大作家们改革创新，注重发展与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是分不开的。（这四点可参见原昭通市委书记刘建华《昭通文学发展的成绩与回顾》）从哲学层面来讲，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共性通过个性体现出来，共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以上这四点不仅是昭通作家创作的个性特征，也是中国作家创作的共性特征，但在昭通作家群中体现尤其突出明显。结合昭通地域性文化来讲，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立足本土，挖掘地域文化。昭通坐落于乌蒙山腹中，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绵长。作家们立足本土，着重于昭通地域文化的挖掘，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曾令云创作的长篇《啼血杜鹃》《清官亭的传说》《龙卢演义》《姜亮夫》《罗炳辉》《龙氏家祠》《豆沙关》《群星璀璨》《乐马厂》《云兴街》等，还有夏天敏的《两个女人的古镇》邹长铭的《百年风流》，夏吟的《巾帼乌蒙》等等。

　　二是关注基层百姓的生活。坚持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价值取向的灵魂和指针。昭通是贫困市县集中连片的地带，虽然解放近70年了，但那些生活在基本丧失了生存条件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人口，他们的生活确实令人堪忧。昭通作家对广大贫苦农村人的生活，打工者的城市遭遇，底层市民的生计等有不少真切的体验。他们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立足于昭通乡村题材的书写，把底层小人物的生死爱恨，情仇善恶，人物的内心变化，精神状态展示出来，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采取精准扶贫措施帮助他们，无疑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夏天敏的《村歌》《好大一对羊》《接吻长安街》等，雷平阳的诗《战栗》等，吕翼的以“杨树村”为背景的系列小说等等。

　　三是批判现实中的丑恶，追寻人性的善美。一段时期官场的腐败、官僚主义的作风、贫富过度悬殊，教育不均衡等等也玷污着昭通这样的贫困地区，成为了昭通作家们竭力批判的对象，昭通作家们注意到，造成这些不正之风的深层次原因，除了体制机制外，不容忽视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因贫穷、贪腐等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因此作家记恨于昭通贫困农村的现实，对扭曲人性进行了批判，追寻人性的真善美也成了昭通作家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又一鲜明地域特色。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刘平勇的《一脸阳光》，沈洋的《包裹》等。

　　四是反映表现苦难，抒发救世情怀。昭通作家大多从民间底层走出来，对小人物的艰难生活有很深刻的体验。已有不少作品写出了他们的感受与追求。少部分作家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通过杰出的文学创作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环境。对他们的乡亲乡邻、亲朋好友还生存在苦难中，具有一种天然的同情理解，通过创作用作品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同情与关爱，体现了感人的救世情怀。如雷平阳诗《祭父贴》等，陈衍强诗《农村娃儿》《打工妹回乡》等，朱镛《硌牙》等。

　　五是昭通诗作中乌蒙高原意象比较鲜明。昭通地域显著的特征毫无疑问就是高原，生于斯长于斯的昭通诗人、作家必然要用作品写出瑰丽多姿的高原精神、高原意象，展现乌蒙山诗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方面优秀的诗作比较多，而且写得厚实，很生动感人。如傅泽刚的高原诗《高高的滇东北》，既较好地展示了昭通的地理人文特征，展示了云南红土高原苍凉雄浑的音韵，成为云南元素的地域符码和精神地理坐标，并为文学输血，壮阳了诗歌，表现了大气大美的诗歌精神。如：夏吟的《大江》《世界娶我吧》《我站在大药山顶上》《飞翔的金沙江》《西部千里大峡谷》等一些颇为豪迈的高原诗歌，不仅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大意境、大境界，而且表达了要与自然结合、与世界永存的思想，诗意清澈而深邃充满智慧和激情。陈衍强的《大山坡》《家居峡谷》《滇江北的大峡谷》《昭通大坝子》《金沙江》等，其中写得好的是《乌蒙大高原》运用了调侃和诙谐幽默的手法，把大山中人们沉重的生活轻松化，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让其诗歌产生“含泪的微笑”具有快感式的独特艺术魅力。另外，尹马的《大乌蒙》《高山上》《豆沙关》《眺望巨鹰》《群山之山》等高原诗，体现了诗歌的先锋意识，具有刚性力度和硬度的特点。

　　总之，生于高原，长于高原的昭通诗人所创作的高原诗歌，不仅鲜明地表现出昭通大高原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还生动地表现出昭通诗歌作者对故土乌蒙群山的一往情深，具有浓郁的滇东北高原的乡土气息。

　　六是比较典型的悬棺诗现象。昭通诗人的诗作中写下了很多耐人品味且具有深度的“悬棺诗”，鲜明地体现出滇东北南高原的地域意象，因诗人们具有各自的审美意识、情趣，表现方法和写作路径，切入角度和语言特色及节奏的不同把握，使得昭通的悬棺诗，虽选材一致，但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雷平阳获奖的《悬棺》诗是其发表于公开刊物的处女作，也是昭通诗人的优秀作品之一，意象密集，构思精致，多层次的时空对比，让人读了具有多层时空的体验，多重思考的深度和厚度。樊忠慰被 许多家媒体引用并赞誉的《悬棺》一诗，沟通生死，连接过去与未来，其诗性的天空宏阔壮丽，诗化的语言峭拔的奇诡，表现出诗人生命的状态和艺术张力，描绘出一幅惊风雨、泣鬼神的悬棺画图。而夏吟的《悬棺》表达出诗人困于地域所经历的情感煎熬，以及力图“飞翔而不能飞翔”经历的痛苦挣扎，顽强执着的超越于生死的希望，表达了女性对爱的渴求和自尊，具有一种悲剧美。

　　七是昭通作品的思乡情结比较具有特色。孕育昭通文学的昭通这块土地，虽异常的贫穷落后，纯朴和苦难却显得更加的狭隘偏执，悲悯与伤痛。如雷平阳的代表作《亲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等，体现出故乡是其诗歌的根。他在抒发强烈的思乡之情的时候，除了表现出唯一永不改变的情怀外，还体现了诗人对故乡贫穷与落后的悲悯，表达出诗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

　　总而言之，昭通高原峡谷的地域环境是昭通诗人生存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创作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基地。昭通作家的“高原”“峡谷”“金沙江”等地域意识在不同诗人作品里，分别和现代的文化、女性、平民、知识分子等大相径庭的意识相融和，即在地域文化创作的基点上，已经容纳和包容了多种外在文化的因素。创作时不仅不相互复制还勇于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超越，不重复自己的过去，体现出昭通诗人群体优于许多有着共同宣言和相近写作风格诗群的先进性和较纯粹的文学性。即从作家个人的心理结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文学风格来看， 昭通诗人大多有着强大的主体个人意识，在共同的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走着全然不同的道路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把地理环境和种族、时代并列，作为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因素。这一理论把文学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相关联，从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着手，揭示了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真理。我国著名作家迟子建也曾坦言：“地域文化色彩对人的影响确实很大，这种特定的环境赋予作家的天然气息，你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生长，必然在血性中会溶进某些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养一方作家。中国文学如此，楚地阔无边，细草微风岸。人口稠密，气象奇诡。神秘浪漫的楚辞应运而生，伟岸的大山和峻急的河流横亘于世，在大漠落日，马呜潇潇的气象中，西部文学的豪放油然而出。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王安忆之于上海，池莉、方方之于武汉。地域文化不仅决定了作家的思想气质，审美情趣，甚至影响了作品内容、艺术风格以及作家的叙述方式。昭通作家群的创作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