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干亚群

　　空缺

　　⊙ 文 / 干亚群

　　干亚群：一九七二年出生，浙江余姚人。作品散见于《花城》《作家》《散文》等刊物，出版散文集《给燕子留个门》《梯子的眼睛》等，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

　　一

　　棉花长到一寸时，父母又开始频繁出门，腰间系只篍笼，拎一把茶壶，有时挑一副簸箕。那时我刚看了根据《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觉得父母的模样像是师徒挑着担子去取经，只是出门前与进门后的神情大不一样，似乎取了一天的经，把父母的力气都取没了。

　　父母到了自家的地里，有时候整天蹲在麦田里，像只猴子。母亲蹲久了，腿麻得不行，用手把腿掰一下，再帮腿挪到前面，实在不济，扶着腰慢慢站起来，一时三刻还站不直，人僵硬在那儿，待深呼吸几次，身上的肌肉与筋络放松下来，人才站得周正起来。

　　这是给棉花间苗。父母一手拿小扳锹松土，一手不停地在散乱又密集的棉花秧里揪掉秧苗，然后慢慢整理出二垄长势好的棉花秧来，田垄中间躺着歪歪扭扭的脚印。

　　江南种棉花类似于套种，两边是麦子，中间是棉花。麦子既像篱笆，守护着棉花秧，又好像给棉花做榜样。麦子青青时，父母整理出一块块地，给泥土翻身，把上面的泥土匀细，用两只铁齿的铁耙（像两枚兔牙），在还散发着睡觉气息的泥上拉出一条浅浅的沟来，一颗颗棉花籽撒下去。麦子灌浆时，棉花苗挤挤挨挨长到了一起，头上顶着棉籽壳。

　　有时，遇到长得好，但又不在队伍里的棉花秧，父母会用小扳锹把这棵秧移到适当的位置，暂时种起来。待棉花苗有一拃来长时，父母会一脚一脚走在棉地的岭沟里，目光炯炯。棉花地里的脚印已经非常浅，如果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来。这十来天，那些脚印像替父母照管棉花秧，现在值班日期结束，它们便跑向了大地深处，还顺带走了几株棉花秧。

　　棉花岭里出现了死株，父母的目光就像太阳光突然遇到凹陷处塌了下来。父亲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死株的叶子，还用手去翻旁边的棉花秧，像一位老中医的望闻问切。母亲早已迫不及待地改变了脚步，朝另一块庄稼地走去。那儿也种着一些棉花秧。

　　母亲利索地把死株清理干净，还挖出二寸长的坑，一棵棵长得很壮实的棉花秧挤进队伍，这使得棉花地里再次焕发出生长的力量。父亲还在研究那些死株的原因。母亲从不屑于这些思考与研究。出现空缺，不是庄稼的错；不补空缺，是农民的错。这是我至今能总结到母亲智慧的一句话。虽然并不见得很哲学，但至少听起来还有点文艺气息。

　　农民在播撒种子的时候，已经替空缺留下了一份念想和力气。像父亲这样还花心思琢磨空缺，套用母亲的话是马桶底雕花，仔细过头。认真补上空缺，才是庄稼人的正经。一块屁股大的土地上让庄稼空缺，会被人惊呼好大一块“荒田”。农民的败业不是收成差，而是有没有让成片的空缺留在庄稼地上。

　　有经验的老农民爱绕地头，背着双手，沿田埂踱过去，不说话。一个来，一个回，这畦庄稼地有多少个空缺，心里清清楚楚，也替接下来的日子余留了一些内容。那些年轻的农民，他们只会勾着头，脚高脚低走在垄上，一眼一眼瞅过去，默默记着空缺数。第二天，他们提着一篮子的秧苗过来，勾头弓背地补空缺。远远望去，他们像是一个个句号，正努力给大地断句。

　　村庄，是人间烟火的另一个代名词，既迎接新生，也接纳死亡。人，包括所有动物，栖息于村庄，用不同的情绪，向村庄陈述自己存于此的理由。

　　狗是有情绪的，看到陌生人进门，一阵狂吠，不连续吐出几声“汪汪”，不足以表达它对忠诚的理解。麻雀是有情绪的，看到插在庄稼地里的稻草人，它们一边叽叽喳喳，一边扑棱着翅膀，与稻草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偶尔停下来，闪动着小脑袋，蹦跳几步，马上又飞上电线杆。麻雀蹦跳的姿势，闪动的脑袋，传递着它们惊觉的情绪。人的情绪更丰富，如屋前的仙婶婶面对瘟死的母鸡，一边拍大腿，一边哭：“我的鸡哎，我的鸡，罪过啊，罪过，我是刚刚养出山啊……”那哭词既像悼词，又像唱词，尤其她一唱三叹，忍不住联想到她如丧考妣。庄稼地也是有情绪的，如果你不用心经营它，它就会使性子。比如，那些空缺，不及时地去填补，荒草就会急吼吼地长出来，还有昆虫，它们喜欢扎堆过来，在空缺处安营扎寨。更要命的是，空缺周围的庄稼，它们慢慢开始变蔫，打不起精神，似乎那处空缺一天到晚在向它们露出狰狞的面孔，随时蔓延过去。

　　从这点上，我觉得母亲的说法是对的。就像一个急症病人，医生肯定先处理治表的事，待安稳病情后再考虑治本的事。救急如救火，有些空缺真无法解释得清。如果父亲把棉花地里的空缺研究透了，估计移植过来的棉花已经没办法适应空缺。庄稼跟人一样，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每次调单位，我感到自己既缺在新单位，又空在老单位，我想，可能小时候经历过的空缺，包括庄稼地里的空缺，影响到我的情感，渗透到我的思维。

　　村里人匍匐一样在大地上讨生活，既是对泥土的敬畏，又是劳作的态度，可空缺依然会出现在每茬庄稼地里，像是大地上突然出现的休止符号。冯伯说，种下去的秧苗，长着长着，给你留下几个空缺，就像一个人活着活着，缺点会一点点多起来。

　　勤劳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品质，也是舞文弄墨之人喜欢用的定语。但，我总觉得这些人给出的这个定语充满了机械气息，类似于鉴定语。正如说农民很苦时，仅仅是一种内心体验，或是来自居高临下的同情，农民的真实生活于说话者是空缺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语言，我就跳过，给那句话留下一个空缺。那个空缺，并没有影响到我对整篇文章的理解。

　　这是不是很奇怪？

　　二

　　大白天，村庄里空荡荡的，像一间敞开着大门的老屋。农具坐在角落里，五谷睡在大木柜里，燕子筑巢，母鸡寻窠，一切显得井然有序。我们游荡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有时驱赶一群麻雀，在它们洒落的叽叽喳喳声里我们一脸坏笑，但笑得比阳光还灿烂。我们有时改变一群蚂蚁的走向，把蚁们埋头前进的步伐打乱。我们有时也去偷摘地里的瓜，偷我家的，也偷你家的，大家在偷字面前居然做到脸不红心不跳。

　　我们坐在石桥上愉快地把偷来的瓜进行瓜分，如果偷我家的，我得大头，偷她家的，她得大头，这样的规矩大家居然年年遵守了下来。我们津津有味把你家的，或她家的、他家的瓜吃进了肚子。我们把吃剩的瓜皮扔到池塘里，并不是我们很慷慨，而是让鸭们帮我们销毁证据。

　　鸭们当然不负我们众望，像干一件大事一样把漂浮在水面上的瓜皮吞进了肚子。鸭们的眼睛太小，而且又分得开，否则我有义务描写一下鸭们的眼睛，因为我联想到自己，看到好吃的，眼睛里的光芒一道道地出来，足以感染到周围的一切事物。

　　我们饿了，自己捞一团冷饭，渴了，水缸里舀一杯水喝。我们似乎没有时间感觉无聊，感觉每天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如果我们哪天不出来游荡，村庄会因此显得空缺，似乎会有很多事物莫名其妙地去向不明。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担当大人留下来的空缺。我们看上去很健康，像一群散养的家禽，激情无限地填补着村庄上的各个留白。这里踩一脚，那里挖个坑，或插枝柳，种棵树，我们以童年的名义修改着村庄。

　　我们唯一的念想是过年，掐着指头算年的到来。我们恨不得把太阳拽下来，让一天很快结束，至于月亮与星星，忽略不计。它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我们在过年的憧憬里慢慢长着，对憧憬之外的一切，我们像富翁一样慷慨。似乎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过年。后来，我从书上读到年是一头怪兽，过年就是跟年这头怪兽做斗争，觉得这个民间故事过于荒诞。年，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童话，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深刻理解“王子与公主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过年让整个村庄显得饱满。

　　过年，会有一些仪式，比如祭祀。除了信基督教的（他们心里只有上帝），村里人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做祭祀，敬天地，拜祖宗。一张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条凳依桌而放，上面是六碗素菜，外加酒盅六只、米饭六碗，一对蜡烛燃起，三支清香插在炉中，这是敬菩萨。大人拜过，我们小孩拜，学大人的模样，合掌，叩头。菩萨敬过，母亲与父亲把八仙桌转一个方向，再祭祖宗。桌上的素菜换成荤菜，是一碗碗刚烧好的热菜，让作古的祖宗们享受一顿人间烟火。母亲习惯在旁边念叨几句，无非是向菩萨、祖宗讨保佑。

　　从小母亲就告诫我，不能向别人讨要东西，更不可以盯着别人吃东西。但母亲喜欢向菩萨、祖宗讨福，包括奶奶、外婆，她们似乎在菩萨和祖宗面前堂而皇之地讨，理直气壮地讨，当着我的面讨，而我也可以盯着菩萨、祖宗吃东西。假如菩萨、祖宗正在吃东西的话。

　　奶奶嘴里的阿太阿爷，于我是陌生的，根本没有见过，可过年的时候，他们与我们相逢。在大人的授意下，我认真地跪在蒲团上，向祖宗们叩下三个响头。奶奶在一旁絮絮叨叨，既像是提醒祖宗不要忘记保护子孙们的安康，又向是跟祖宗拉家常，今年谁又出生了，谁订婚了，家里的收成比往年好多了。一时间觉得家里人头济济，祖宗们都回来了，正坐在八仙桌边享用着母亲跟奶奶忙活了半天的酒菜。

　　我自有记忆起，菩萨一直伴随着我们家的生活，第一碗蚕豆煮熟后，必先献给菩萨，只有菩萨吃过了，才轮得我们吃。蚕豆如此，大豆亦如此，连南瓜、葫芦、芋艿都这样。菩萨可以是灶敬菩萨，也可以是观音菩萨。我有时看着馋，可菩萨没动过，我就是不可以，我只能眼巴巴地盯着那碗活色生香的果蔬冒着淡淡的热气，一会儿婀娜，一会儿袅袅，充满了诱惑与悸动。而母亲总能在我馋痨发作时把碗取下来。

　　于是，我的快活瞬间填补了我刚才由馋痨引起的空缺。

　　我曾经问过奶奶，为什么地里的果蔬开摘时必须首先让菩萨吃？奶奶先帮我纠正了一个“吃”字，说，菩萨不是吃的，是贡的。奶奶给我启蒙，说是每个季节的果蔬有每个季节的菩萨护佑着的，谁先长，谁后生，都有规矩的。地里的作物如此，做人也是如此。我问哪个贡，公？弓？恭？那时我已经念过了几年书，知道了不少音同字不同的字。奶奶用手推推鼻子，眨了几下眼睛，实在不知道是哪个贡。奶奶耷拉着眼皮，羞愧的脸红在皱纹堆里挤来挤去。

　　我从小到大，一直缠着奶奶问东问西，以为奶奶什么都懂。我的长大，却让奶奶在书本知识方面的空缺暴露无遗。奶奶可能不知道，我至今为菩萨该用哪个“ta”（他、她）颇费神。有的说菩萨是男的，也有的说菩萨是女的，或者是男身女貌。我一直替菩萨纠结，到底是男还是女。

　　菩萨，从来没有人见过，但并不妨碍人们对菩萨的虔诚。村民间的纠纷、邻里的争执、家庭的不和，习惯于以“菩萨看得最清爽”（看得最清）来平衡内心的委屈。假如家里遭遇不幸，也往往朝菩萨那儿寻找力量。

　　阿花姑姑是方圆十里的“名人”，她身上入了“龙王菩萨”。阿花姑姑曾经像一个传奇，十八岁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同村的后生，可没办法主动追后生，暗恋了数年，结果那个后生找了邻村的一个姑娘。阿花姑姑一夜之间疯了，脱光了衣服满村跑，嘴里喊着那后生的名字，吓得那后生差点也疯掉，害怕别人诬陷他睡了阿花姑姑。阿花姑姑治疗了一段时间，总算平静下来，虽然不脱光衣服往外跑，但从此人变得有些痴呆。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腿有残疾的中年人，嫁过去后疯了两次，被婆家人捆绑着去医院。大概有一年，她刚好三十岁，她突然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人是形销骨立，轻得像一张纸，家里人总以为她得了不治之症，把她娘家人叫来准备后事，不想，她从床上起来，跟她当初不吃不喝一样的突然，她的声音变了，眼神也变了，一会儿模仿她公公的父亲说话，一会儿陈述村里某个人家的一件往事。这些人，这些事，都是她嫁过来之前并不知晓的。很快，阿花姑姑被人传是“龙王菩萨”附了身。她在家里设了佛堂，专门给村民看“疑难杂症”，从替人看病一直管到失窃物的寻找，她成了村民的现实版的“菩萨”。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传奇的姑姑，可她的传奇在村里一直没有消失过。人们谈论她的时候，对她充满了敬畏，包括她曾经有过脱光衣服满村跑的经历。

　　三

　　我对牙医一直心存惧意。尽管他们戴着白口罩，穿着白大褂，跟内科、外科、儿科的医生相差无几，可我一接触他们的目光，感觉他们时刻盯着自己的牙齿，由此牙根一阵阵发酸，似乎每颗牙齿都正往里挤。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看到牙医嘴巴紧闭，像条件反射一样，即使说话，也变得支支吾吾，好像齿们在口腔里酝酿什么情绪。

　　这是来自于我童年的拔牙经历。我大概是七岁的时候开始换牙，之前，我已经看到过哥的换牙，先是一颗门牙不见了，后来另一颗也不见了。他换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痛苦，一早醒来，发现嘴里有血，一吐，一颗牙齿掉在地上。母亲让哥闭着眼睛把牙齿扔到大床底下。从此，哥一笑，嘴就有些豁，跟隔壁的马三奶奶一样，说话有些漏风。当我感觉下排的牙齿有些松动的时候，哥的门牙已经长成两颗板牙，比原来的那两颗粗壮多了。我用线吊着牙齿，每天拉拉它，可它摇摇晃晃，就是掉不下来。没办法，母亲带我去看牙医。第一次懵懵懂懂，一位叔叔样的牙医让我张开嘴巴，说是看一下。我就张了。结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拿了一把钳子，一下，就把我的牙拔了。我没有感激他，而是哇哇大哭。要命的是，我以后每颗牙都是从医院拔的，拔得我胆战心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我的牙拔了，可以长出来，就像头发、指甲剪了还会再长。而奶奶她们的牙掉了永远掉了，再也长不出来，就像一个人，走了就没办法再回来。

　　我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是典型的美人胚，皮肤白皙，瓜子脸，笔挺的鼻梁，双眼皮，再加上发育特别好，是公认的校花。我跟她之间谈不上特别要好，但也不差，有时还会聊聊心里话。每天，我比她早到。早读十几分钟后，她才姗姗来迟，背着一只发黄的军用书包，婀娜走进教室，连年轻的男老师都忍不住朝她多看几眼。

　　有一天，她突然不来了。之前并没有征兆她身体不好，或者不想念书。尽管班上偶尔也有几个念着念着就不念了，有的因身体原因，有的是因为家里经济拮据，但她似乎都不符合这些原因。班主任曾去过家访，回来并没有给我们讲她辍学的原因，但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老师点名后再不念她的名字。同学们也很快忘记了她，依然上课，依然下课后没心没肺地玩耍。

　　我有时望着旁边的空座位显得有些落寞，再没有人提醒我老师正注意到我在看课外书，没有人帮我记录作业。或许座位的空缺，让我对她有了念想。我甚至还幻想着她再次婀娜走进教室，把我的邻座填满。第二学期的时候，座位重新调整，我又有了一个同桌。很快，我也忘记了她。有一天，一个同学带来她的消息，是一个坏消息，她自杀了。她死于为情所困。于是，我再次想起了她，她姣好的面容，以及发育良好的身材。那年她才十六岁。

　　那时我从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爷爷走的时候，我才五岁，一个只顾着玩与吃的年纪。爷爷病了，我依然跟同伴在村庄里玩，玩得天经地义。突然某个下午，我家里多了一口乌漆发亮的棺材。爷爷在父亲和二叔的搀扶下，摸了摸棺材，眼睛里闪着微弱的光芒。母亲尽管用被单盖着棺材，但因隔壁就是我睡觉的眠床，我心有戚戚。可跑出了家门，那种胆怯荡然无存。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母亲从床上叫了起来。那时我还在沉睡中，眼睛勉强睁开，可又忍不住合上。母亲利索地给我穿衣，然后领着我走进爷爷的卧房。爷爷一身素衣，静静地躺在床上，踏床上的一只旧铁锅里不时蹿起火苗，旁边蹲着大姑妈，她正一边抹眼泪，一边往铁锅里填纸钱。屋子里站满了人，他们正低声抽泣。母亲让我跪下来，朝爷爷叩头。我懵里懵懂地叩着头。叩完头后，母亲又把我领到家里，嘱我睡下。我一骨碌钻进被窝，很快又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家里已经来了很多人，屋外搁着棺材，散发着浓烈的桐油味，一块白帏高高地悬挂着，后面躺着爷爷。这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是爷爷走了。大姑妈、小姑妈，还有母亲、二婶等，她们一身缟服，头上扎着一条白布，正坐在爷爷边痛哭。我走过去，依偎在母亲身边，也想掉几滴眼泪，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一会儿，我跟几个表姐妹玩上了。爷爷的丧礼，以及丧礼后的头七、二七、三七等，我都不记得。我把爷爷给忘记了。只有清明、七月半、冬至，家里做祭祀的时候，我才记起爷爷，过后，我又把爷爷给忘了，似乎爷爷出远门去了，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同桌的死亡，让我极度恐惧这个问题。我曾经的同桌，因为死亡，已经在人间空缺。她所拥有的美丽与婀娜，在死亡的词里消失，而且是永久地消失。她念过的课本，她用过的物品，将置换成遗物。她的照片，会是遗像。凡是属于她的东西，都将停止下来。包括她的年纪，戛然而止之后会空缺下去。

　　曾经有一阵子，睡前就会想起她。我知道她不在人世了，变作了村人所称谓的鬼，可她的容颜却强烈地占据着我的脑海。我想驱赶她的影子，因为她已经死了，不再是我活生生的同学。我一边试图说服自己不去想，一边又不可抑制地想起她。有时窗外一声响，我的心会狂跳不已，恐慌深深地攫住了我的神经，让我感觉牙一阵阵地酸痛，似乎牙医就站在我面前，一把半折的躺椅，一盏无影灯，还有哗啦哗啦响的机械。后来，我找到了方法，不停地做数学题目，把自己的思虑集中到数学题上。如此持续了半年之久，我才慢慢缓过来。

　　四

　　儿子就读的学校的西侧原是一片农田。那时候儿子念一年级。准确地说，那块地已经不是农田，四周已经围上了挡板，旁边泊着大型、超大型的挖掘机，还有搅拌机、打桩机，以及二排蓝顶的简易房。

　　建筑上的事，我不懂，但每天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眼看着它慢慢变成高楼，在围着淡绿色丝网的建筑大楼外面人影绰绰，不时响起叮叮当当的声响，偶尔还有略带疲惫的咳嗽声，混在一层层往上攀升的高楼里。我想，没有人会留意他们的咳嗽是来自尘埃的刺激，还是他们身体上的不适，一些人在乎的是另一些人的力气。他们有一个集体称呼——农民工，农民是他们的身份，工是他们与以往的庄稼汉区别开来的符号，或许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工作也好，劳作也罢，哪里有收入，就愿意往哪里去。他们出卖身上的力气，最终领取一笔收入。

　　高楼落成后，一直没有动静。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用来安置拆迁户，还是向外销售的，好长一段时间就闲置在那儿，包括临街的商铺，整年关闭着。后来，我猜测可能是安置户，因为我看到小区的名字非常普通——白云小区，这名字听上去是一个没有经过文案策划而随口取的，如同农家孩子取名，阿根、阿桥、阿土等，怎么叫得顺口，怎么来，更不会有人探寻名字背后的意义。城里新楼盘开出来后大都有一个高富帅的名字，如中央公馆、伊顿国际、太守名府，一看就跟白云不是一个档次。其实住在公馆、名府的人才是真正的在云端。

　　儿子念三年级的时候，白云小区还是崭新地静默着。有一天，我看到一位老人在小区旁边的一小块土地上翻耕，弓着身子，一把锄头不时在他草帽前落下。这块地位于河与小区中间，估计原来是用来打围墙的。泥土呈带状，约有一百米长，泥地上散落着一些建筑物的废料，也有不少碎石。看来在我注意到这块地前，老人已经干了数天的活儿。在地头（如果还称为地头）堆放着杂七杂八的废料，老人似乎想节省这些废料所占的面积，他尽可能地把它们往上叠。我站在桥上静静地注视着老人，看他慢慢把这块被闲置出来的土地上用锄头划出田字格，分隔成一畦畦的菜地，看他播种、施肥、锄草，在这块地上履行着一个农民的职责，看他的脚下渐渐油菜花黄，辣椒渐红茄子紫，也看他的菜园里蝶栖蜂飞，老人种下的菜像人的资历一样摆在那儿。

　　老人不知道有人会在每天的傍晚时分望着自己，他始终低着头，弓背弯腰，一丝不苟地侍弄着他的菜地，那神情像是照顾着自己的孩子。有时下雨天，老人也会出现在菜地里，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像一个逗号，也像一个感叹号，在菜地里点来点去。我想，没有人会在乎老人是逗号还是感叹号，以物化为特征的城市文明填充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心甘情愿被“向前奔跑”所绑架，入住公馆，成为名府的业主，哪怕成为房奴，也不愿放弃开发商为我们所提供的身份尊荣。公馆与名府下面的土地曾经跟老人的菜地一样留下过劳作人的脚印，在轰隆隆的机械声里一车车的石头把脚印填埋，承载着培育种子的土壤里插进了管子，它们将担负起公馆名府业主的排泄物的排放处理。

　　我偷偷给老人拍了照片，有意避开旁边的高楼，把镜头聚焦于菜地，镜头中的菜地立马显得很有气派，仿佛老人是农庄庄主。我盯着照片，有那么一瞬间我替老人感到开心，似乎我的一厢情愿真的给他带来了一片属于他的菜地。然而，老人所辛勤耕耘的菜地注定是临时的。如果小区的住户开始入住，那么这块菜地毫无疑问会砌成围墙。老人种下去的蔬菜在某个时段停止生长。老人的菜园梦将戛然而止。

　　城里似乎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老人，他们翻墙进去，在一块块被荒芜的土地上犁出一片地，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在闲置的土地上种菜，有的是用来补贴家用，有的是嫌菜场上卖的菜不放心，还有的仅仅是一种乐趣。我见过一位老人在圈地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洞，猫着腰进进出出，把种子带进去，又把蔬菜递出来。后来城里开始创建卫生城市，在暗访中被人站在桥上发现这块地里有一只露天粪缸，于是，老人的菜园就此终结。显然，那只粪缸是老人用来积肥的。

　　小区后面原有一块绿化带，去年下了一场暴雪，一排水杉被冻死，那儿成了一块空地。后来有一个妇女在那儿开辟出了一垄地，所谓开辟，倒不如说是扒拉，她用种花的铲子，一铲一铲地把泥土翻松。我傍晚从那儿走过，看到她撅着屁股，专心致志地松土，旁边车水马龙，旁边喧嚣尘上，她的目光始终罩着她手里的铲子。也有人偶尔停下来，既像是问话，也像是自答，种菜啊。比如我。她低着头，一声嗯，手里忽地咔嚓一下，一枚小石子硌到了铲子。她把小石子扔到了一边，那里已经码了一堆小石子。

　　几天后，原本结了板的泥土像是被人推醒了，表面浮着一层细小的泥粒，看着就觉得泥土正慢慢温润起来。四周围了一圈石子，应该是她整地时整理出来的。挨着石子还筑了一个小篱笆，实在是太有田园气息了，不过是几寸高，可一看就会有一种提醒，这是一块菜园。

　　一段时间后，小篱笆里有了绿意，星星点点的，在泥粒与泥粒间拥挤着，似乎春天送来了消息。虽然，那不是我的菜园，可看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好像自己也参与了播种。记得有一个下雨的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又看到那个女的，披着雨衣，手持一只小塑料桶，勾着头正往菜地里撒肥料，除了旁边站着路灯，那场景非常像我乡下的母亲，她也是一到雨天去菜园里撒尿素。天上的雨淅淅沥沥，地上的母亲一脚一脚走过去，在每棵菜的旁边撒上一小把尿素。雨披下的母亲已满脸沧桑，一块块老年斑像庄稼地里的空缺，毫不客气地吞噬着母亲年轻的细胞。面对庄稼，母亲有十足的信心补好一个个空缺，而对自己的衰弱，她无能为力，如同我们虽然热爱着大地，可当我们居住到城市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抛弃大地的角色。城市里的菜园，或许只是我们对不住这片大地的一个证据而已，其实，还有更多的证据正在被我们屏蔽，或已经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