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洪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省文联）

　　“一弯新月升起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落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读中学时就熟知的课文《驿路梨花》里的场景，描绘这诗境画意的人——彭荆风先生虽然已经远走，但在他那飘满梨花的89载的人生道路上，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绿月亮》、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等近31部呕心沥血凝成的文学作品，其中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更是荣获中国作协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是彭荆风先生的文学创作高峰，也是一个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巅峰。

　　《解放大西南》是一部全景式、多角度描述西南地区那场敌我有近200万军队参与、在当时有着7000

　　万人口的巴山蜀水、云贵高原同时展开，宣告了蒋介石军队在大陆的彻底溃败的大战役。人民解放军仅以不到6000人的伤亡消灭了敌人90余万人兵力，在短短两个月内占领了川、康、滇、黔四省2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这是一部真实、生动地描述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壮阔图景的史诗性鸿篇巨作。早在1987年，彭荆风就开始构思这一作品，1998年春写出第一稿，他本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呕心沥血，倾心建构，2009年5月，历时12年，10易其稿，手稿重达27公斤，长达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终于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作品一经面世，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在全国多家有影响的报刊连载选载，也被全国的文学界、史学界公认为是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系统详实地描述大西南解放的优秀文学作品。正如作者所说：“文学是我的生命。我82年的人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献给了文学；解放大西南这一伟大战役，是影响了我一生的战斗历程，所以我用了生命的八分之一来写作这本书……有了文学，我的生命才有了活力。”是的，彭荆风先生正是用这种不断打磨精品的意识，在拥有详尽史料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不断雕琢，不断修改，不断地完善作品……当时光流逝、大浪淘沙之后，唯有精品才能穿越时空，从而留在广大读者心里，这正是彭荆风先生创作《解放大西南》的不懈追求。

一、选择非虚构手法，是《解放大西南》作者历史情怀与责任的担当

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顾名思义，就是基于“事实”前提展开的写作活动，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认为“非虚构即是真实，不可编造”。《韦氏大词典》第2版中对非虚构写作的定义是：一种内容基于现实和事实的文学分支，以叙事散文的方式处理或提供观念，包括传记与历史文章，与虚构文学相对，与诗歌和喜剧相异。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体裁选择在某一时期会有所偏重，当然这得因人因事而异，在创作《解放大西南》这部作品中，彭荆风先生就经历了是将这部作品写成长篇小说还是用非虚构文学的手法来写作的选择困难，如果写成长篇小说，当然可以节省许多查阅、核对资料的时间，自由地虚构人物、情节和故事，但却难把整个大西南战役，许多重大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一一纳入，这其中不计其数的大小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丰富翔实，将无法再现给读者，实为可惜。但如果采用非虚构的手法，就要对其中620个人物、繁杂的时间、无数的地点咬文嚼字了，这是一件浩繁巨大的工程，这是对一个具有历史情怀与责任担当的作家的艰辛考验，彭荆风先生面对这一考验，没有退缩，没有畏惧，而是迎难而上，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老作家，在经过反复思考衡量后，他本着对解放大西南这段历史负责的态度，选择了非虚构手法，把握时代的脉搏，史海钩沉，把复杂的材料梳理得井然有序，全方位展示了宏阔的战争场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充沛的激情，对解放大西南战役作了宏观的、具象的反映，绘制出了这幅解放大西南战争的壮丽画卷，填补了这一题材领域的空白，当然这部作品还可以成为研究历史、战争的佐证和史料，为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录，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史价值。从彭荆风先生创作《解放大西南》之初关于体裁选择的这一过程来看，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学精神的作家，在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严肃的历史事件面前，作家应该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文学体裁，以求自己所掌握的素材不会因为限于文学样式而被放弃，如此才能无愧于我们所处这一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经过的每一段珍贵历史，不辜负人民群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期待。

二、无限贴近的事实，彰显《解放大西南》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首要特点，非虚构写作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不能编故事。看起来这比虚构写作缺少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创造性，但它逼着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搜集信息，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正蕴含在此间。非虚构作家袁凌认为：“非虚构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生机，让人物和故事具有某种实证性，可还原性，可以与具体的环境相对应，保留可靠的真实经验和生活场地。”彭荆风先生也同样认为，战争容不得虚构，他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解放大西南》这部作品也成功地印证了“真实”的强大力量。

　　彭荆风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动笔写作《解放大西南》一书时，已经查阅了无数的资料，除了对手头已有的材料进行了解、访查、分析、综合、筛选外，为了使这部作品真正具有史料性、真实性，他还多次走访滇、黔、川过去的战地，光是贵州一地就去了四五次。他说，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同样，事件发生时的地理、地形、地貌、气候等与战争的进行有着密切关系，要写好这样一场大战役，就应该像那些高明的统帅一样，对此也应十分了解，彭荆风在向大西南进军途中，出于年轻作家和军人的敏感，也很留意沿途山川、气候的特色，在以后的生活中，山城重庆、成都大平原、刘邓大军从湘川交界进入川南的秀山、第五兵团横扫贵州的湘黔线、高寒山区的毕节，他都去实地观察过；滇南追击战的红河两岸以及从墨江、元江到西双版纳，更是步行走过，在访问一些战斗亲历者时，他还会详细询问那一带山川、气候、人情风俗的特色。这都是写好《解放大西南》这本书不可缺少的。无限贴近事实，彰显作品的真实性，彭荆风先生带着这种文学的精神和使命感，即使在他年纪越来越大时，仍不顾劳累，一本又一本地在故纸堆中翻阅，一次又一次踏上实地考察的旅途，一页又一页地记着采访笔记……他正是用这样史学家的态度和方法、亲历者的热血记忆，才创作出了这部气势磅礴、辉煌壮丽的史诗般的巨著。

三、生动感性的表达，突出《解放大西南》的可读性原则

非虚构写作借助叙事和修辞的写作策略和方法，重视对话、场景、细节和心理描写，以增强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读性。《解放大西南》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彭荆风自己亲身参与历史事件，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刻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他通过研读国内外学者关于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的理论成果，非常赞成纪实作品应充分保有文学的可读性观点，在写作这部作品中，他恪守文学规律的创作理念，让充满感性的文字超越史实层面的枯燥与苍白，从而使作品趣味盎然地直达读者心底。

　　30年前，在中学语文课文里的那篇优美的小说《驿路梨花》，正是以清新纯朴的语言，诗情画意的景物，心灵美好的人物，在作品中达到了和谐统一。《解放大西南》虽然不同于《驿路梨花》，是宏篇巨制，但在阅读时，我们同样获得了当年阅读《驿路梨花》时的感受。“这支久在东北大平原上作战的部队，从来没见过红河两岸这样高耸入云、起伏不定的险陡大山，走得很是艰难。他们在海拔3000余米的大山间疾行，时而闯进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中，时而下到峡谷底部，大树藤条过于稠密，就砍路前进，没有路就用雨衣裹着身子从悬岩上向下滚。”这是作品描写四野38军304团行进中的艰苦卓绝的情景。“起伏不定的险陡大山”“荆棘丛生”，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久在东北大平原上作战的部队”来说，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环境的恶劣，更能彰显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险的英雄本色。面对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而是“闯”“砍”“裹”“滚”，这一系列的动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在典型环境中的精神风貌，并为后面的阻击战胜利留下了精彩的伏笔。作品在描写蒋介石亲临重庆督战时，机场欢迎场面的用墨并不多，却能烘托彼时彼地的特殊情境。“长达几十里的街道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百人，用竹竿撑着几块写着‘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的白布布幡。那场面有如吊丧一样，反而给人凄凉落寞之感。”如此“稀稀拉拉”的场景，不仅渲染了一种令人窒息、凄惨悲戚的气氛，也暗示着蒋家王朝走向覆灭的必然。彭荆风先生是环境与景物描写的高手，正是这些恰到好处的环境和景物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映衬着人物的心情变化，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更好地为表达主题服务，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解放大西南》作品的可读性。

四、多维全景的视角，体现《解放大西南》的客观性原则

在《解放大西南》的写作中，彭荆风从生活的逻辑出发，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来表现非虚构叙述中的人物和事件，多维全景式地展示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不同人物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的感受和想法，进而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相关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特征，力求把解放大西南这段历史客观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作者首先站在全国解放战争的高度，全景式地描绘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1949年9月，在民族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至最后一个据点重庆，毛泽东、朱德约请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研究部署、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再打之”的解放大西南的战略实施方针，从而开启了这幅史诗般的历史画卷。

　　接着作者突出描述了我党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刘邓领导的中共西南局，毫无得胜之师的傲气，他们在电文中特意要求进驻昆明的陈赓、宋任穷等将军：“我们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处理，凡是卢汉不愿办的事，均不要强去办理。”卢汉是起义将领，尊重和信任卢汉，对于稳定云南局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卢汉在我党的影响下，大智大勇地周旋在敌方之间，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政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这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彭荆风善于抓住根本来表现战争，并使之贯穿作品始终，这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反观敌军，尽管敌军统帅蒋介石亲自督战，以“固守西南”为战略，但胡宗南、宋希濂等高级将领对此失去信心，阳奉阴违，以保存实力，退往云南。高层的战略分歧明显，故一旦发生战斗，互相指责，各自保存实力，导致以后战事的处处被动挨打。如胡宗南竟然欺骗蒋介石及部下，没有在秦岭的崇山峻岭间构筑工事，使大巴山之险荡然无存，等于打开了通往北川的大门。国民党将领在消极避战思想支配下，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来应付战斗，虽然大战还没有开始，实际上败亡之局已定。

　　作者还积极展示了人民解放军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伟大精神风貌。如我军周峰副团长指挥3个连约200人追击敌军170师3000余人，敌军兵力是追击的解放军的10余倍，最终被英勇顽强的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求和，我军王者之师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周峰副团长单身入虎穴谈判，面对敌人毫不畏惧，用党的宽大政策去教育敌军，用家常人情去说服敌军；对于敌军的讨价还价，百般刁难，周峰果断地指出“我们首长的命令是就地缴枪”，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毫不留情，充分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处变不惊，有理有礼有节的气度和魄力。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描写没有概念化、脸谱化，卢汉将军就是其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作者将卢汉将军起义的过程描写得非常细致，其内心活动揭示得十分丰满，蒋介石突访昆明，卢汉明知蒋氏父子不信任他，对他又拉又打又压，他心怀不满，却表现恭顺如旧；他已决计起义，但不动声色，还劝蒋介石结束“引退”状态，复位“ 总统”，以便名正言顺领导“戡乱救国”，显示了他的沉稳和机智。卢汉起义后，遭遇昆明保卫战，面临国民党两个军的夹击，在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作品充分表现了卢汉在弃暗投明后大智大勇的一面，最后，他终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走出了困境。

　　彭荆风先生正是本着客观性的原则，在描写解放大西南战争时，运用大量篇幅展现敌我双方民心背向、战略战术运用，牢牢抓住敌我阵营中各种人物，特别是那些能左右全局或某一关键部位的重要人物的心态和作用，从他们处理有关事件的得失中，展现影响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使得战争未打，大势所趋，胜负已经显现。

五、结语

非虚构写作针对虚构写作而产生，但它不是反文学的，而是试图拓展文学的边界，使用“非虚构”而非“真实”这个概念，是试图在文学与真实中找到平衡点，作为文学，它不完全以纪实为己任，但也不完全以文学性为追求。彭荆风先生的这部《解放大西南》作品，作为兼具“文学意义”和“事实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其注重尊重事实，忠于历史，不掩饰，不粉饰，自然而然地尽力还原一切真相，多视角地展示了解放大西南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战役，彰显了比虚构文学更强大的震撼力，作品语言简洁、准确、富有穿透性和表现力，作者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来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既有文学的可读性，又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形成了彭荆风先生的独特风格，这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艺术展示，也是一个有文学良知的作家对文学高地的坚守，正如彭荆风先生所说：我们既然献身于文学，就要心存高远，永不放弃我们的责任感。文学的高峰虽然难以攀登，但是，我还是不愿就此停步，生命不息，拼搏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