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工作单位:红河学院)
第三代诗人于坚以对朦胧诗的强烈反抗出现在中国诗坛,其诗歌持续获得了许多人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一方面,由于其诗歌语言对传统新诗的强烈“反叛”,许多研究者将目光放在了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先锋性上,或进而讨论其诗歌与传统、现代的关系;另一方面,其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着迷和对自然生命的探索,让部分学者对其诗歌的主题进行丰富的阐释。诚然,诗歌的主题和文体特征是于坚诗歌的重要艺术价值,但他更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力量。因此本文将运用英美批评代表者艾伦·推特的“张力说”来探索于坚诗歌艺术价值构成的真正原因。
“张力”最早出现在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者艾伦·推特《论诗的张力》一文中,他认为“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歌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能发现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串通一气的。”在这里外延是指一个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指诗歌中字词的暗示意义和情感色彩,强调诗歌的语言应该是连贯的,更应该具有丰富的联想力。总之,由诗歌语言的外延和内涵构成的一种互相指涉、互相作用的关系就是“张力”。而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这个概念开始跳出传统语义学的范畴,覆盖了更广阔的空间。福勒在总结“张力”时说:“哪里只要能辨别出彼此相关的对立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存在,哪里就会有张力的存在。”其可以存在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情感、节奏,甚至是读者与文本之间,为文学作品的魅力及其产生机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审美空间。
《我述说你所见》是于坚重要的诗选集之一,囊括了于坚从1982年到2010年的众多作品,收录了《0档案》等代表作,对我们研究于坚诗歌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于坚诗歌语言中的张力是构成其张力的重要基础,更是其诗歌深层次艺术价值的直接来源。其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诗歌中意象的使用不是简单的图像的呈现,更具价值的是意象背后蕴含的诗歌的内涵;杂语式的诗句令其诗歌脱离了无意义的口水诗;诗人提出的“拒绝隐喻”本身的矛盾又构成了诗歌的张力。诗中悖论、反讽修辞技巧的使用,形成了诗歌语言技巧层面的张力。在诗歌语言凝聚张力的同时,张力也在反过来对诗歌的诗性进行塑造和扩展。借助张力,我们可以看到于坚一直在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诗歌世界,从创作主张到创作实践再到作品内涵的形成,都是其诗歌张力的重要部分。尽管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于坚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于坚诗歌语言张力的存在形式
(一)“高级意象”
由于于坚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甚至有像《0档案》这样几乎全诗一半以上是由意象构成的,为了更好的把握诗歌张力的艺术效果和机制,我们有必要研究于坚诗歌意象的特点。从建立意象分类学的动机出发,1924年威尔士出版了一本《诗歌意象》的研究著作。他认为,所有的意象可以分为装饰意象,潜沉意象、强合意象、基本意象、精致意象、扩张意象、繁复意象这七种,其中潜沉的、基本的和扩张的意象这三类被威尔斯认为是高级意象,“这三类高级意象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特别的文学性(即反对图像的视觉化),内在性(即隐喻性的思维),比喻各方浑然一体的融合(即具有旺盛的结合繁殖能力)。”在笔者看来,对诗歌意象做细致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损于诗歌意象的丰富性,一个具体的意象可能是威尔斯所归纳的几种类别的结合,但是像这种“高级意象”的出现却可以让意象之间互相联系和推动,从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意义,构成诗歌语言的张力。以此来看于坚诗歌中的许多意象,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意象都具有以上三种“高级意象”的特点。首先,于坚虽然在一些诗中喜欢堆砌大量的意象,但他不是在描绘一种图像,而是为了反映诗人隐喻性的思维,如果忽略了后面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将其中的一些诗歌看作是无意义的流水账式的排列。其次,“隐喻性的思维”即诗人在诗中表达一种深沉的、潜藏的情感,而不是简单的图像的堆砌,正如谢冕在谈到于坚的《0档案》时的看法:“通过各种语词的有意味的拼凑和堆积达到了一种高度,他堆积的是一种非常宏伟和有深度的东西,震撼人的东西。”
再次,让我们来讨论威尔斯说的三类高级意象的共同点,以《感谢父亲》为例,诗人并没有用什么崇高的词汇去讲述感天动地的父爱,却写出了一位有真实触感的、有血有肉的父亲,诗中“烟斗”“面包”“皮包”“定量油”等意象是浑然一体的,其字面意义与诗中父亲的形象相契合。每一个意象的所指都是具体的、客观的内容,其外延是具体可感的,但每一个词语的内涵却又是很丰富的。借助一系列的意象,他描绘了这样一个父亲形象:在那个以集体抹杀个人的时代,父亲谨言慎行,胆颤心惊地活着。从诗人对父亲冷静客观的描述背后,我们看到了对历史的反讽,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于坚诗中的许多意象都是普遍而日常的,不故弄玄虚,追求简单明确,却又能产生意味悠长、富有联想的审美效果,这种词语外延与内涵连贯统一背后的丰富意义,就是诗歌语言张力所在。
诸如此类的意象在于坚的诗歌中还有很多。比如《外婆》一诗中,“四合院”“贡品”“草墩”“黑围裙”“水壶”等意象凝聚成整体,共同丰富了诗人的情感,张力使得这些琐碎的意象成了具有深层内涵的东西。这些“高级意象”的连贯统一,不仅使得诗歌避免走向晦涩难懂和结构散乱,更重要的是他赋予诗歌丰富的联想,显示了诗歌语义结构上的复杂多样性。这些高级意象所具有的张力,让我们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对具体美的欣赏,而是可以挖掘其背后更高层次的美。
(二)杂语式诗句
8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朦胧诗的影响不断扩大,大量虚空、矫情、晦涩的语言迅速膨胀,诗歌面临着新的困境。正是在这个时期,于坚完成了《罗生门》《0档案》等代表作,其中体现出来的语言的巨大实验力量,当时被当作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实践证明,于坚在用他的诗学主张和实际创作,强调了诗歌中的口语写作,走上了一条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此,提起于坚诗歌,总是不可避免的会说到口语,然而十分纯粹的口语并不是诗的语言,诗中的口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个体的生活思考。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于坚的诗归为口语诗,则容易忽视其诗歌语言丰富的可阐释性,将其当作散漫的大白话。笔者认为杂语更符合于坚诗歌语言的状况,或者说对口语写作的强调在语言上体现为杂语的运用。关于杂语的文学性魅力,诚如批评家沈奇所说:“就文本而言,杂语之杂,非杂乱之杂,而是对充满矛盾、差异、相悖的语调进行有意味的并置,使之在相互摩擦、相互投射中能作指间的自由追踪与嬉戏,在竞相发言中产生千姿百态的歧义。”从于坚诗歌语言中的杂语出发,我们也能够看到其诗歌的张力所在。于坚诗歌中的杂语是流动的状态,各种大白话、书面语、专业用语、俚语、古语、方言等混杂在一起,毫不忌讳,也不讲求逻辑的安排。以其早期作品《二十岁》为例,整首诗综合地运用了多种杂语:“臭袜子”“失去安全感”“流行歌曲”“跳到床上”等口语,“杂种”“强奸”“手淫”等粗话,再如成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于坚的诗不像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诵的作品,更像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小伙拉着你放肆的闲聊,叙说着一个二十岁少年世俗平庸生活中的茫然和无措。各种杂语的混杂,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于坚在诗歌语言上的大胆创新,形成新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各种语言中相互对立、联系和包含,最后都融为一体,构成诗歌的张力。类似的作品还有《女同学》《事件:棕榈之死》等,多种不同的语言统一构成的张力,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追求。
(三)“拒绝隐喻”诗学主张的矛盾
于坚在《棕皮手记:拒绝隐喻》一文中,提出“拒绝隐喻”的诗学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意在对当时的朦胧诗进行修正,提供诗歌的新向度。于坚认为,“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能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他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于坚反对“诗言志”,更反对“文以载道”,任何附加在诗歌上的时代、道德和知识等都不是真正的诗歌,诗歌应该以自己的身体说话,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关注事物的存在状态,拒绝人为隐喻的沉淀。然而从语言修辞的角度出发,于坚的“拒绝隐喻”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我们都明白诗歌是无法避开隐喻的。所以于坚的“拒绝隐喻”,在一定程度上是过于偏激的主张。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就认为“文学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是一个‘联想式的整体’,这一‘联想式的整体’指向符号本身而不再涉及符号以外的事实。”巴尔特在这里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文学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文学在语言符号的运用中如何由表面的语言符号系统转换成一个深层符号系统,进而建构起一个意义世界的过程。文学的语言在被诗人创作出来时,本身就带有了隐喻,例如“棕榈树”这个词,作为一般的语言符号,它的能指与所指是一种相等的关系,它所涉及的是生长开放于自然中的植物。但是当诗人把它写进诗中,比如《阳光下的棕榈树》,用它来传递某种情感的时候,它便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棕榈树”在这里是神圣的、旺盛的生命力的代表,与自然中的植被无涉了,更多的是作为诗人的隐喻和象征存在着。于坚的诗有着拒绝隐喻的追求和内容,但是他在实际创作中却又必须用到隐喻这一手法,这种矛盾对立就构成了诗歌语言的张力,成为于坚诗歌美感的重要内容。
《啤酒瓶盖》一直被当作于坚“拒绝隐喻”主张的实践之作,诗人描述了一个在宴会中的啤酒瓶盖,被打开,被忽视,与“脏物混纺在一起”,“世界就再也想不到它/词典上不再有关于它的词条 不再有它的本义 引义和转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历史的、文化的隐喻的逃避,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啤酒瓶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喻体,特别是在诗的最后部分,“因而我得以看它那么陌生的一跳 那么简单得不在了/我忽然也想像它那样嘭地一声 跳出去 但我不能”,在这里诗人由啤酒瓶盖,联想到自身,一个被人遗忘的啤酒瓶盖恰恰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是诗人所没有的,因为他“为一本诗集的作者和一具60公斤的躯体”所累。啤酒瓶盖成了一个隐喻符号,象征着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即是说,诗人在拒绝隐喻的同时,也在生成新的隐喻,甚至其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生产过程。
于坚“拒绝隐喻”的诗学主张,在实际创作也会出现反转,对其主张产生削弱,甚至是消解的危险。正如洪子诚所说:“任何稍具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力量’”,这种力量也是诗歌的张力所在。
二、语言张力的营造技巧
(一)悖论
悖论也译为诡论、反论、似是而非,是指“诗歌语言表面上是荒谬的、不合理的,实际上却是真实的陈述”,语言的表面与实际构成反差。这种悖论不仅存在于诗歌内部,又可以存在于诗歌的整体和主题思想之间,依靠悖论所形成的张力是诗歌语言美感的重要来源。于坚诗歌中的许多表述并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却十分富有新鲜感。如《黑马》中写到:“一匹黑马/一声长嘶 瞧他撕开天空”,一匹马可以撕开天空,有限的文字与诗歌中不可思议的无限世界就呈现出一个悖论;再如《伊拉克》“黑夜在星空下剃着死者的头发”,黑夜的永恒与生命的转瞬即逝,这两个悖论性命题以一种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其代表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诗人说要把一只乌鸦“从他的黑暗中掏出”,旨在擦掉人类附加在乌鸦身上历史的、文化的人为因素,还原成最原始的乌鸦。这种不合逻辑的表述正是诗歌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和生活语言的独特之处,不仅可以让诗歌世界有无数的可能性,丰富的想象极富文学效果,而且其形成的悖论更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发人深思。
悖论不仅仅表现在诗歌语言的组合上,有时候诗歌整体也存在矛盾冲突。以长诗《飞行》最为典型,这首诗主要呈现的是诗人坐飞机过程中的所想所感,透露出他对原始状态的向往,对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模式化的世界的恐惧。一方面是无拘无束、没有定型和无边无际的回忆和思考,另一方面却是有形的、束缚人的机舱,诗人正是在这二者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张力中构筑独特的诗歌。还有《作品89号》中,作者记忆中“美丽的秋天”与现实中“被肢解的秋天”相互对立矛盾,《我偶然想到》中诗人运用悖论的手法将“活着”与“死去”这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语搁置在一起,构筑了诗歌丰富的意蕴,也赋予了作品令人沉思的深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悖论效果所产生的张力。
(二)反讽
新批评将源自古希腊戏剧中的反讽概念发展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通过语境的压力,使得诗歌语言的所言和所指之间呈现对立,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的强烈反差就构成了诗歌语言的张力,推动作品深层次内涵的生成。于坚善于用平淡质朴的语言表达对历史和社会的巨大反讽。比如《舅舅》一诗,诗人在舅舅的葬礼上回忆起舅舅的一生,从“黄金少年郎”到“灰飞烟灭”,除了“在1968年因历史问题被下放”,他的一生平淡无奇,毫不引人注目。诗人只是用客观冷静的语言来叙说,却蕴含着对历史和社会的强烈反讽,在舅舅的葬礼上,“如释重负的儿媳妇”,“他的领导都没有到场 来过一个电话/说是 要开会”,如实地情景显现,让人们看到了冷漠的人际和亲情关系,而舅舅“一辈子对友谊忠心耿耿/子女们都很孝顺 时代对这些评价很低/看不见的小节 历史忽略不计”,质朴真挚的情感不被外人注意,被忽视,甚至觉得没有意义,社会的评价标准早已功利化,讽刺的是这个价值观错乱的时代。《文森特·凡高》中“无论这疯人怎样用火燃烧自己的 手指/世界这个女郎都毫不动心 她的视线/越过某个终身未娶的怪物 停留在沙龙昂贵的墙上”,梵高用生命奉献的艺术,人们却只看重它的世俗物质的价值,梵高为艺术而献身与人们追求艺术背后的金钱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中产生巨大的反讽效果。
此外,《过海关》中对现代制度的讽刺,《面具》中对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否定,《梦中树》中借不存在的树表达对现代进程的恐惧,客观冷静的笔调下反映的是对事物另一面的讽刺,诗人在描绘一个事物,别的事物也被带动着转动。通过反讽的修辞技巧,诗歌在表面平静的情感表现中,语言的真正意义却倒转了过来。
三、对诗性的塑造和拓展
王富仁在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序言中说:“小说、戏剧、散文都要多多少少地借助情节和人物,都要借助非语言自身的力量,而诗歌则是更纯粹的语言的艺术,在语言的意蕴与张力关系中实现精神感受的传达”,正是由于诗歌的这一特点,诗歌更多的是依靠语言说话。语言比起其他要素来更能体现于坚诗歌的艺术价值。当我们深入挖掘于坚诗歌中语言张力的同时,可以发现,一方面,语言的张力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意趣,还延伸了诗歌的内涵,另一方面,其富有张力的语言,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哲理思考。(一)丰富意趣,拓展内涵
诗歌说到底是由一个一个词语结合成的,于坚诗歌中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语言,而其语言的张力又反过来丰富了诗歌的意趣和内涵,为于坚诗歌艺术大厦的建构搭建了一个艺术的平台。《独白》里,“即使在大地上跪一千年,也不会再成为种子”。诗人幻想成为一颗种子,这种悖论的诗句,带来的新鲜感是诗歌的语言所特有的意趣和个性,诗的语言是想象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在诗歌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这就为我们解读诗歌的内涵,提供了阔大的空间。于坚诗歌中的意象总是耐人寻味的,瑞恰慈在其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认为,“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世界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意象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增加了诗歌意象让人反复琢磨的可能性,丰富了诗歌语言的意蕴,又能形成隐喻的效果。这与诗人提出的“拒绝隐喻”的主张相悖,正是这种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统一于诗歌中,从而产生的诗歌张力。口语、书面语,粗话等杂语的使用,避免了语言的单一,囊括了更多的内容。《星期六颂歌》中“大床”“案板”“陀螺”等一系列意象,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诗人努力还原现实中星期六的真实状态,巧妙的将这些意象纳入一首完整的诗中,表现了日常生活的琐碎。
悖论和反讽技巧的使用,恰恰体现了诗歌语言的独特性。悖论中不合逻辑的矛盾的表述,反讽中意义的变形和言外之意,都表明了诗歌可以依赖各种修辞技巧,使语言更具弹性和韧性,这也说明了文学语言本身的难以控制性和复杂性。《那人站在河岸》中“那人”的初恋是“长满细菌/口痰和粪便糊在上面”。初恋是一个被无数人写过的话题,或是赞颂或是感伤,而于坚却是将美好的初恋与细菌、痰和粪便联系在一起,将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讽刺的是爱情中的虚伪。如果失去悖论和反讽的特质,这首诗的题材就会松散成社会学、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或是沦为毫无文学性的大白话,失去了惊奇的效果。他一边批判爱情,一边又沉迷于爱情,构筑的深层内涵就是基于矛盾统一的张力,其令人叹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来源于此。
(二)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哲理思考
赵学诚评价说,“他(于坚)的语言具有非常强劲的延伸能力,不停分叉、转接、铺排、同义增值,近义扩衍,反义对换,彼此缠绕,又向前奔突席卷。”正是语言张力奔涌出来的复杂性,内涵了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哲理思考。于坚众多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对现代进程的反思,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担忧。即使有意淡化作品的外部因素,也无法否认诗人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换言之,于坚的创作与时代有着很大的联系。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处理人类本性与文化变迁的关系论述,可以带来不少启示。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将人类本性与文化变迁对立起来,而是力求将前者置于后者的背景之中,把它当做一个抽象统一的结构,“人类本性总是在文化变迁中得到表现,文化变迁是个温床,在这个温床上,人类本性才能得到最恰如其分也是最充分的表现。”文化的变迁也就是意味着时代的变迁,由云南充满灵性和诗意的山水灌溉长大的于坚,对自然始终满怀深情,自然的一切在他的笔下总是呈现出诗意和灵性,甚至带着神性的光辉。比如《看海》中对大海奔流不息的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的敬畏;《我看见草原的辽阔》中诗人幻想在大草原策马狂奔;《一只蝴蝶在雨季中死去》直接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消逝的惋惜,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诗人“万物有灵”的观念,这是于坚对大地的感激和敬畏。在科技高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日益加剧,被过度征服的自然正在慢慢的失掉灵性和诗意。处在这种时代变迁中的诗人是敏感的,他捕捉到了大地的悲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滇池》和《哀滇池》这两首诗,给人展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昔日明媚如画、生机勃勃的滇池,在十几年后变得死气沉沉,人们正在失去诗意栖居之所。类似的作品还有《鱼》《避雨的鸟》等等。其中呈现出来的担忧和对生命的崇敬与时代的变迁紧密联系,这是于坚自觉或不自觉的审美追求。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认为生活总在别处,那么于坚面对这种文化时代的变迁,他的思考走得更远,他想的是生活要往何处。面对人类对自己诗意栖居之所的破坏,于坚发出了深刻的质疑。在《读康熙信中写到的黄河》中,“那位叫做现代/的时髦女神 我们跟着你走/也请稍稍问一句 你家的那边/有没有河流 有没有夏娃和亚当家里/那类常备的家私”。人类向着现代化奔跑,却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破坏现象,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一切?现代化这条路的终点又是什么样的?这是于坚不断困惑和思考的问题,诗歌的思想呈现是极其有力的,涉及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问题。于坚由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产生的哲理思考,体现了他作一个诗人的人文关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结 语
于坚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诗歌的魅力不在于外部,而在它自身。语言上的张力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对诗性的塑造和扩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有很强的预警力量。透过张力,我们还看到了诗歌包含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哲理思考,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这些都说明了于坚在当代诗坛上的独特性,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阅读于坚诗歌的重要原因。邓邵生 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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