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研究生）
据“开卷”发布的2018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来看，上半年文学类图书的市场规模增长幅度出现较大下滑，从去年同期12.94%降至今年的-1.21%。虚构类文学作品榜单中，占据前端位置的分别是《活着》《解忧杂货店》《追风筝的人》《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我在未来等你》《摆渡人》《百年孤独（50周年纪念版）》《摆渡人Ⅱ—重返荒原》。从开卷发布的2018年下半年各月虚构类畅销书榜单来看，余华《活着》牢牢占据榜首位置，刘慈欣《三体》全集悉数在列，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等长销书依旧霸榜。就榜单内新出版图书来看，张嘉佳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表现抢眼，自出版后便跃升次席，并连续保持榜单前十位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纯文学出版畅销书依旧以长销作品为主，“经典霸榜”状况依旧持续。除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外，少有新书能进入畅销榜单，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经典”作品可遇而不可求的出版现状。
“畅销榜单”分析只是我们观察2018年纯文学出版状况的一个维度，想要真正对本年度纯文学出版情况做好全面观察，需要我们对2018年纯文学新作做出总体判断和相应的个体分析。
纵观2018年纯文学作品出版市场，老中青三代作家各放异彩，佳作频出，但总体呈现如下趋势：50后“经典作家”依旧是当下纯文学出版界的中坚力量；60后、70后作家作品在文学评奖和市场出版过程中正在被逐步“经典化”；而80后、90后文学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受到市场追捧。以代际来划分作家群体往往带有一定的遮蔽性，容易遮蔽掉一些早熟或晚熟于同代人的作家，在寻找共性的过程中忽略个性。但作为年度出版观察来说，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内对各年龄段作家做出共时性观察，代际划分的方式则显示出合理性与必要性。下面，我们将通过较为细致的作品出版述评方式关照个体，再通过个体所连缀成的整体样貌验证上述新现象与新趋势，进而完成我们较为全面的年度出版观察与思考。
一、50后作家作品依旧是当下文学出版界中坚力量
50后作家在新时期之初便以青年作家的身份步入文坛，主导者新时期纯文学创作和出版的走向。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炜、叶辛、韩少功等作家及其作品早已被经典化，但他们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深耕在中国纯文学文学创作与出版最前沿。学者黄灯谈道：“50后作家依然是文坛中流砥柱，已成为诸多学者、作家心中的共识，这一问题的凸显，揭示了作家的更替并未沿着新时期代际更换的步伐推进，而是到50后一代，产生了真实阻隔，60后、7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尽管也已登上文坛，甚至进入成熟期，却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取代50后的庄主地位。这种现象，显然无法单纯从创作主体的才气层面获得解释，若从社会转型背后的复杂语境加以审视，则可发现，这一问题和日常生活合法化后创作实践的危机有关，如何理解创作主体和时代之间的关联，成为宏大叙事淡化后创作主体面临的实际处境”。如黄灯所言，在巨大社会转型所造就的复杂文化语境中，50后作家依旧保持着宏大叙事的创作野心，保持着对历史与现实书写的严肃态度，这也许是50后作家依旧是当下中国文坛中坚力量的原因所在。
在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2018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贾平凹《山本》被评为金榜领衔作品，与肖亦农《穹庐》、王安忆《考工记》、宗璞《北归记》、陈彦《主角》一并成为2018年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作品。这份榜单一定程度上说明了50后作家依旧代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度。
作为金榜领衔作品的《山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可以说是2018年纯文学创作与出版界的焦点。贾平凹算得上是一位高产作家，《山本》是他继2016年《极花》之后出版的第16部长篇作品。在《山本》中，贾平凹用45万字的篇幅对秦岭一带的生民故事和草木万物做了一次史诗式地全景关照，由一方史志出发，构建起关于近现代中国国家记忆的叙写。作品一经出版，便引来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成为2018年长篇小说出版界一大热点事件。贾平凹是一位深植于地方经验的作家，从早年对商洛地区的书写拓展为如今为秦岭书志的野心。学者江腊生提出判断：“如果说《秦腔》《古炉》《老生》等在历史的钩沉中展示了民间的记忆，《高兴》《带灯》《极花》则在现实的问题揭示中划过尖锐的声音， 那么，《山本》似乎兼顾二者，将整个秦岭的自然世界与人事世界相互打通。”“民间”始终作为贾平凹个人创作生涯的一个核心词汇，而“中国”是他创作所追求的另一核心词汇。如何从民间出发，从地方性出发书写好中国，讲述好中国故事，这是贾平凹多年来的求索目标，这部新作《山本》便是他多年求索的重要成果。对宏大而复杂的“中国讲述”而言，50后作家仿佛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多年所积累的创作经验、人生阅历以及长期对中国问题思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都是后辈作家难以企及的。贾平凹作为50后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作为对宏大“中国故事”的长期耕耘者、探索者，他的作品将持续为出版界所关注。
榜单内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是王安忆和她的新作《考工记》（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同贾平凹一样，王安忆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从《小鲍庄》到《长恨歌》再到如今的《考工记》，她从未搁置手中的笔，以勤勉姿态探索着个人写作的新高度。《考工记》与《长恨歌》有一定的互文性，正如书籍封面上所写“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所不同的是，《长恨歌》中的女主人王琦瑶变换成了《考工记》中的男主人公陈书玉，这一变化是有意味的，有论者指出：“《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记。”王安忆的高产拒绝以自我重复为代价，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体现的是王安忆个人思想、见地在年岁增长过程中写作观照点的变迁。也正是由此，王安忆才能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和高品质书写，多年来始终作为出版界和读者所关注的经典作家存在。
抛开2018“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不论，还有一批值得关注的50后作家出版了他们的新作。张炜同是一位高产型作家，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七百万余言大河小说《你在高原》，直至最近几年出版的《独药师》，他一直保持了高质高量的创作水平。对于一个三十岁就写出《古船》的作家来说，能够三十年来持续高水准创作，实属当代文学创作与出版界的“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张炜在新作《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中，将自己的书写对象第一次设定为当代企业家，展现了商业巨富淳于宝册的当代发家史极其复杂、纠葛的情感史和个人思想。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言：“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张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有一种谨慎的批判与反思姿态。虽然说这方面的思想心得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已经有着近乎同步式的体现，但相比较而言，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张炜作为一位作家和思想者，多年来秉持着对市场经济的高度警惕，在新作《艾约堡秘史》中，张炜第一次对他所警觉和忧虑的“资本巨兽”进行正面强攻，将写作矛头直指当代资本，从这一层面来讲，张炜创造了个人写作生涯的新突破。
凭借《湖光山色》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周大新推出了长篇新作《天黑得很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并凭借此作品获得首届南丁文学奖。周大新在《天黑得很慢》中的一大创新之处，便是首次将对老龄问题的关注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领域。在这部作品中，周大新将主人公设定为年逾七旬的退休法官萧成杉，展现了萧成杉对健康与长寿的渴望，以及他因此而展开的种种行动。可以说，萧成杉这一人物形象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当下老龄化问题急剧凸显过程中的一个个鲜活的老年个体，他们在衰老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挣扎，以各种方法力图抗拒人生终点的迫近。周大新在《天黑得很慢》中对老龄群体以及他们所面临现实问题的关照，体现出了作家极强的人文关怀，使得这一作品在2018年长篇小说出版界能够得到持续关注。
在2018年纯文学出版界引起关注还有阿来《机村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张大春《战夏阳》（九州出版社，2018年4月）、马原《姑娘寨》（花城出版社，2018年6月）、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刘亮程《捎话》（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等多部50后作家作品。其中既有阿来、刘醒龙、刘亮程这样加冕“茅奖”“鲁奖”的桂冠作家，也有马原这样极具个人写作特色的先锋派作家，更有张大春这样“非典型纯文学”创作的“书场小说”叙事艺术探索。
经由上文对50后作家新作的个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作家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一直保持着高质高量的创作水准，这一点保证了他们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体。其次，50后作家对宏大叙事和现实关怀的执念与追求，使他们的作品能够不断获得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认可，成为被不断被讨论和重述的经典。再者，50后作家由于成名早、创作生涯长，大多已成为荣膺“茅奖”“鲁奖”等著名文学奖项的桂冠作家，各大文学类出版社对于获奖作家的新作向来保持高关注度。以上三点缘由共同印证和解释了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出的观点：50后作家依旧是当下文学创作及出版界的中坚力量。
二、60后、70后作家作品被逐步经典化
60后作家中有一些成名较早，如苏童、余华、毕飞宇等，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拿到了全国最高文学奖项或者创作了畅销的经典作品（苏童、毕飞宇已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持续热销）；但另外一批大器晚成者，如陈彦、尹学芸等，在小说创作与出版的道路上慢慢摸索，于近年来才取得较大成就，所以我们将这一批60后作家和70后作家一并视作相对于50后老一代作家而言的“中生代作家”，进而对他们的创作与出版活动进行总体观察。60后、70后中生代作家在2018年为纯文学出版市场提供了大批优秀作品，这一代作家创作逐步进入成熟期和高峰期，相继得到国内重要文学奖项认可，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的作品在出版环节的成功。可以说，60后、70后作家作品被逐步经典化的过程，是评奖与出版两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而这两者之间本身又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
2018是“鲁奖”之年，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中有多位60后、70后作家，其中部分纯文学作家如尹学芸、石一枫、肖江虹、弋舟等，都在2018年推出了个人新作。
60后作家尹学芸可以算作是一位大器晚成者，多年来坚持小说创作却在天命之年以后才得以崭露头角。近年来，尹学芸连续在《收获》杂志发表了《李海叔叔》《玲珑塔》《曾经云罗伞盖》《士别十年》四个优秀中篇作品，凭借《士别十年》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中篇小说奖，凭借《李海叔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而新作《我的叔叔李海》（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正是上述四个中篇小说的合集。尹学芸的小说以描写细腻幽微的世俗情感见长，往往能通过朴素的凡人故事、时代变动中的人事之变，构建出独特的情感张力，为她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李海叔叔》便是其个人风格之典范。《李海叔叔》虽然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和获奖，但如果进行更为细致的文体划分，它则更像是一部非虚构小说作品。正如尹学芸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所说：“《李海叔叔》不是在书斋里编出来的。我的叔叔就叫李海，他跟我家有着数不清的牵连。有一天我问母亲，还记得李海吗?我82岁的母亲一点都不糊涂，可她认真地问我：李海是谁？那一刻，我简直如五雷轰顶，衰老原来那样可怕，它会像偷儿一样偷空你所有的储存，把你的昨天一笔勾销。我反复启发，母亲终于想起了曾经有过这么个人，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关联，母亲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了。”尹学芸带着真实生活中关于李海叔叔的种种记忆和情感，再加之作家想象与虚构的补足，完成了这样一篇能够勾连起众多读者共同情感记忆的优秀作品。
凭借《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石一枫是近年来小说出版与创作界涌现出的一颗新星（石一枫创作起始时间早，但在近年来才被评论界、出版界所关注），并在2018年为出版界贡献了《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和《心灵外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两部作品。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创作尝试成功之后，石一枫似乎找到了一条将个人语言风格与中国故事书写及社会问题关注相结合的小说创作经验。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写了一个警匪追逃故事，而在这个类型化小说的外壳之下，包裹着的是对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探讨（国企改革、司法无力、矿难等）；而在《心灵外史》中，石一枫尝试通过对“大姨妈”几十年来“盲信史”（气功、传销、宗教等）的书写，来展现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妇女的“心灵别史”。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石一枫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对呈现现实社会问题的担当意识，同时也看到了与前辈作家所不同的对小说故事性的格外重视，换言之，在石一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纯文学作家对意义之“道”与故事之“术”结合的可能。石一枫小说创作中对“道”与“术”的追求，使得他既能获得评论家的认可，又能够在作品出版和IP改编过程中创造出更多可能。
除以上所详述的二位作家外，70后作家弋舟和肖江虹也出版了各自新作，二人也同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继《丙申故事集》后出版了《丁酉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肖江虹继上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百鸟朝凤》后又出版了《傩面》（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此外，另有一些实力强劲的中生代作家推出了个人新作，其中包括60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新作，如麦家《刀尖2：阴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也有70后鲁迅文学奖前几届获奖作家新作，如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田耳《洞中人》（花城出版社，2018年7月）；还有凭借《出家》获得2017年首届京东年度新锐作品奖的70后作家张忌新作《搭子》（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
通过对60后、70后中生代作家在2018年文学出版界的成果观察，我们可以明显觉察到，相对于50后老一辈经典作家而言，中生代作家不再有统一而强烈的宏大叙事欲望，而是愈加专注于如何更好地讲好一个故事，经由对“故事”这一内核地更合理讲述，继而通向小说“意义”的最后达成。在他们看来，对文学创作而言，“纯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并非不言自明的唯一合理合法之存在，换言之，所谓“通俗文学”或曰类型化写作也并非排斥“意义”追求的“俗物”。在这一意义上，中生代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加多元化色彩，出现如麦家这样专注谍战类型写作的60后“茅奖作家”、石一枫这样注重中国故事书写与中国问题呈现的70后“鲁奖作家”。一方面是文学奖项对中生代作家地不断加冕，另一方面是出版界对更注重讲好故事的中生代作家作品的推崇，在以上二者的共同作用下，60后、70后中生代作家作品被逐步经典化。
三、80后、90后新人新作不断涌现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80后作家在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已经成名，与50后作家在政治、文化生态变革语境中年少成名的境况不同，80后成名所依赖的外在环境是资本市场与文学创作、出版的对接。资本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青年作家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支撑他们向个人创作高峰迈进，又可能在急功近利的文学生产活动中过早耗尽个人创作才能与动力。以上文所举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所推出的三位80后作家为例，韩寒基本淡出文学界，郭敬明也退居文学出版与策划之幕后，唯有张悦然还作为创作者继续着自己的写作生涯。成名过早是文学创作与出版界的特殊现象而非常态，大多数写作者还是遵循着作家基本成长轨迹发展。在2018年纯文学出版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80后、90后作家身影，他们有的是凭借青春文学写作成名已久的作家，有的是近年来常踞榜单的畅销书作家，更有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90后文学新秀。
80后作家七堇年成名已久，与韩寒等人一样，她的文学之路也是始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文学赛事中脱颖而出后，七堇年就以超越同代人的成熟气质和独特的个人书写风格赢得了大量年轻读者，接连出版了《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大地之灯》《澜本嫁衣》《尘曲》《平生欢》《灯下尘》等作品。成名多年后，七堇年带来了新作《无梦之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如七堇年个人所言，这部作品是她“告别青春”的转型之作，也是个人在创作类型上的探索制作。在新作《无梦之境》中，七堇年进行了一次科幻或曰“哲幻”书写尝试，尽管就最终成书的文本来看，七堇年似乎不太善于这一类型的创作，但她有意识的自我转型让读者和出版界对这位成名已久的80后作家有了更多期待。
80后作家周嘉宁同样是“新概念一代”，年少成名后创作出版了《女妖的眼睛》《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天空晴朗》《密林中》等多部作品。成名早、作品多不尽然完全是好事，周嘉宁曾坦言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自我膨胀的80后“新概念一代”度过了漫长的青春书写期，以至于无法从自我书写的泥淖中抽身出来，成为更加成熟的写作者。于是，近年来，大多已过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不断尝试“告别青春”的自我转型之作，从张悦然的《茧》到上文中七堇年的《无梦之境》和周嘉宁新作《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转型”的真正成效如何，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这代作家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共识，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应对资本市场，勇敢撕下身上的标签以求个人突破。
相对于以上两位专注于文学写作的作家而言，80后作家张嘉佳是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他是电视编导出身，后来写小说、当编剧，又凭借“微博睡前小故事”合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然后又去做导演，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跨界作家。张嘉佳在2018年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此书一经出版便冲上虚构类文学畅销书榜单前列，并呈现持续霸榜态势。如果以所谓“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张嘉佳的写作无疑显得“轻”与“飘”了一些。但若从文学出版市场和读者接受层面观之，张嘉佳明显比一些“市场导向型”作家有更多的文学追求。就读者接受来说，在“暖”和“感动”之余能为数量庞大的作品受众提供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价值，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文学读者，扩展文学受众基数，这是张嘉佳作为超级畅销书作家对出版市场、文学界及读者所做出的值得称道的独特贡献。
90后作家王占黑地横空出世可以算作2018文学界的一大新闻，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最终决选环节中，王占黑凭借《空响炮》从与阿乙、双雪涛、张悦然、沈大成几位前辈地对决中脱颖而出，最终捧得这一文学大奖。王占黑在2018年出版了《空响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和《街道江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都是短篇小说合集，都是王占黑“街道英雄”系列成果。王占黑的创作经历比较奇特，在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之前她从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也未在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个人从高中时代就展开的“街道英雄”写作计划直到研究生期间才得以真正付诸实践。她把写成的作品贴到豆瓣上，颇为随性地一篇接着一篇往下写，得以偶然机会结集出版，便有了王占黑第一本也是为她赢得文学大奖的《空响炮》。在《空响炮》和《街道江湖》中，王占黑不遗余力地书写市井凡人的故事，用两部作品创造了个人笔下的“民间爷叔生活大全”。
与80后前辈作家所不同的是，90后作家王占黑的创作没有从个人经验出发，而是将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日常，从热腾腾的现实生活中搜寻书写对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与出版界，“小人物”与小人物的失败人生成为一股潮流，“废柴人生”书写仿佛成了青年“丧文化”在文学界的表征。王占黑笔下的人物虽然大多也是不得志的“边缘人”群体，但她自觉避开了“底层文学”刻画苦难的路数，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人物的喜乐人生，刻画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街道英雄”。王占黑从容不迫地随性书写，反而在不经意间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这样一来，文学界和出版界便对她日后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期待她的“街道英雄”系列能够创造出更宏大的“江湖”。或者，她能够经由前两部“街道英雄”作品对“日常”书写地训练进而再跳脱出“日常”，以更开阔的格局开拓个人书写新领地，这样的“90后书写”将会给文学界和出版界带来更大惊喜。
结语：对2018年度纯文学出版的思考
通过上文所列举的一份长名单，我们基本把纯文学出版界老中青三代作家在2018年推出的新作品涵盖在内。基于前文所总结的不同代际作家在2018纯文学出版市场所呈现出的创作趋势，我们进而可以总结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畅销又长销新经典作品可遇不可求；二是类型化、故事性写作潮流对纯文学创作、出版边界造成了冲击。下面，我们将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做出对2018年度纯文学出版的思考。纯文学作品在出版市场中的表现向来较为弱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纯文学都不能做到畅销。据资料显示，余华的《活着》仅在作家出版社一个版本，十年来的销量就超过600万册。除余华《活着》外，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等经典纯文学作品都在各大榜单中榜上有名。所以，纯文学作品成为畅销书不成问题，问题在于畅销新作出现的频率过慢。本文开头部分我们曾对年度文学类榜单进行过分析，除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自出版后销量可观、常踞榜单外，前十位中其他作品都非本年度，也非近年度出版物，甚至大多为多年前出版的作品。我们所说的新经典作品在出版角度来看，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标准：一是畅销；二是长销。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目前只做到了前者，后一个标准是否能够达成，还需要在出版市场中进行检验。
新经典纯文学作品难产，是出版界和创作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对于出版界来说，第一需要对高品质的纯文学作品进行及时推介，在宣传推广中为优秀作品的“新经典”加冕之路助力；第二要对于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进行及时发现和培养，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急功近利，避免对新人地“榨取式出版”。对于创作界来说，无可否认的前提是纯文学作家们首先需要在各自笔下深耕，认真地写出好作品，但在认真、勤奋的态度之上，还需要作家们创作观念地调适。纯文学作家注重对文体艺术、叙事技术的种种探索，这都无可厚非，但我们同时期待纯文学作家们能够具备相应的读者意识。作家在创作时，需时刻心怀读者，在追求文本实验与各种书写意义的达成时，不忘文学的初心是要为他者提供故事乐趣和审美感受。只有作家的观念放开了，创作的身位降低下来，才有可能为出版界和读者创造出畅销又长销的新经典作品。谈到创作者的观念，正好关涉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纯文学”？在当下语境中如何划定纯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边界？这些都是随着文化产业化（或曰文化工业化）发展与传播媒介更新等变化而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前文中我们曾分析到，在为数不少的60后、70后中生代作家和80后、90后青年作家笔下，类型化写作与故事性追求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冲击了原有的纯文学边界。从纯文学出版角度来看，这种冲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冲击”的目的在于对原有界限地解构，进而在当代语境下建构出新的边界。
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市场主导文学出版行业后，纯文学作品在文学出版市场中逐渐变为被动化、小众化的存在，即便是高品质的纯文学作品，也需要通过评论家这个强力中介地挖掘才得以逐步经典化、大众化。还有为数不多的纯文学作品，如余华的《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等，是通过影视化翻拍成为新经典。而在当代文化产业化发展语境下，优秀文学作品成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对优质文学作品的IP改编不仅是对原作地经典化确认，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资源转化。
部分中生代作家和青年作家在纯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的类型化与故事性追求恰好契合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或者说，这种趋势本就是在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被召唤出来）。不少论者对这种趋势表现出批评态度和悲观情绪，而我们反倒认为这是纯文学发展过程中必要地自我更新，作家在纯文学创作中既追求意义之“道”，又注重故事之“术”，做到“道术合一”，这是对纯文学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也将更高频次地加快纯文学新经典作品的诞生。
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纯文学新经典作品的出现需要作家创作观念和对纯文学认知的更新，当下部分中青年作家通过类型化与故事性创作尝试拓展了纯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边界，增大了纯文学新经典出版物出现的几率。经由这两个问题所推动地创作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让我们看到了纯文学出版在未来的无限可能。
【注释】
[1] 开卷 .2018上半年中国图书零售报告[J/OL].2018-8-9.http://www.openbook.com.cn/DigestAchive/2018/8.html
[2] 黄灯 .“50后”作家何以仍是中流砥柱？[J].当代作家评论,2017(2)
[3] 江腊生.回归中国叙事传统的诸种可能——论小说《山本》的文化追求[J].文学评论,2018(6)
[4] 陈培浩.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历史风雨中的精神考工记[N].文艺报,2018-11-21
[5] 王春林 .资本批评与人性忏悔[N].文艺报,2018-4-23
[6] 尹学芸.《李海叔叔》获奖感言[EB/OL].中国作家网,2018-9-18.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18/c421453-30301175.html
[7] 张玥.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J/OL].外滩画报,2013-5-29.http://cul.qq.com/a/20130529/008452.htm
[8] 王志艳.余华《活着》十年销量近600万获作家出版社超级畅销奖[N/OL].新华 网,2018-1-13.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8-01/13/c_129790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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