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勋

　　跟小林兄结识于15年前。

　　杂志不好做了，杂志从来都没好做过，我从龙华转篷至福永，到商会谋了一份工作。有人把我此举喻为弃文从商。其实不然。杂志固然是没做头了，但并非弃文从商，我想写小说。商会工作轻闲。我有个小说要写。编杂志无非两个好处：一是能多认识点女文学青年；二是能交换发点质量不好的文章。除此，别无好处。整天扯来扯去，你别想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没错，我有个想写的长篇小说要写。那就是《天堂凹》。我酝酿多年了。

　　戴斌兄也在福永，闲闲散散地编一本内刊。他也跟我一样，应付工作外，也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写一个长篇上。那时，文学已渐呈不济之象，但我们仍执迷于中。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们的可怕之处，亦是我们的可爱之处。一边心知肚明文学日渐凋敝，一边又发狠写作，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这几乎是文学爱好者的通病，自己的盾挡不住自己的矛，情知不可为而为之，宿命似的。

　　小林兄就是这时候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他在一家日资企业上班。他年轻的时候亦痴迷过文学，到南方来，就暂时搁冰箱里。一搁些许年。他站稳了脚跟，于是又把文学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冻，切块，煮熟，想和了生活下面吃。他写了一些，散文，诗歌，好像以评论为多，发在《南方都市报》等报刊的时评版上。自己用了蛮大的劲，别人未必能感觉得到。幸好他也不以为意，他早过了把文学当主餐的年龄。闲餐而已，吃了固然能添口舌之慧，不吃，也不会挨饿。在这点上，他倒是走在我们前面。那么多年，我们把文学当主餐，弄得生活一塌糊涂。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一些志于文学的年轻人说，别把文学当主餐，会吃不饱的。但没几个人听我的。

　　记得跟小林兄争辩过一两回。争贾平凹。我是贾的铁粉，凡贾的新书出来，皆争睹为快。我欢喜贾文字里头的那点古文人的幽情。我至今仍认为，较之他同时代的作家，贾是有旧文学的底子的，没有一味钻进翻译体的“创新”里以显奇技。语言亦佳，沿袭了明清小说的路子。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用中国话写作，不像别的人，字是方块字，话却是外国话。小林兄则多诟病。从结构到语法，再到文字。他很认真，条条框框，逐一而谈。因为初相识的缘故，这种争辩适可而止。但他走后，我会愤愤地对老戴说，这人有点梗。老戴持何论，我忘了。估计是站在我这边。当然，站在唐那边也难说。

　　这种争辩不多。争多亦无益。各忙各的。后来，我的《天堂凹》出来了，在假装成功的喧嚣里，我很是忙乎了一阵子。一晃，几年过去了。有一天，老戴告诉我，唐小林批贾平凹弄出声响来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文坛内文坛外反响很大。我几乎以为老戴说的此唐小林非彼唐小林。找了文章看。我承认，是他的这篇文章断了我的贾粉生涯。这样说有点夸饰，确切地说，是他的这篇文章让我对贾有了新的审视和怀疑，甚至对跟贾同时代的作家有了新的审视和怀疑。从事写作多年，一边写一边读，也不能说完全学而不思， 但确实思而不敏，心思里偶尔有点疑虑，一滑而过，觉得他们既享盛名，大抵是对的，是吾辈愚钝，未明其妙。经小林兄这么一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些疑虑就结成了坨，小僧也可伸伸腿了。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小林兄对我是有棒喝之功的，我们这种半路里出身的作家，纯乎靠经验和勤奋走上写作这条路，凭兴趣看点书，也多涉文本而少涉学理，甚至还拒绝看学理性的文章，生怕那些道理会影响自己所谓的写作路径。

　　从批贾开始，小林兄列出了长长的病象报告，几乎把中国当下的一线作家批了个够。我得地利之便，很多文章在发表之前就拜读了。有些甚至在成稿之前，还有幸参与了探讨和商榷，疑义相与析。我从事写作近20年，应该说，与小林兄几乎朝夕相处的这些年，是我写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我假着他的眼睛，几乎完整地看了一遍当代文学，补了阅读的缺，也知道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的缺点和硬伤。没错，把小林兄这些年所写的批判当代作家文本的文章串起来，就是当代文学的触目惊心的病理标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呈现出来的作品来看，我们的当代文学，用乏善可陈这四个字评价固然不对，但远没有到可歌可颂的地步，存在大量抄袭、模仿、重复的现象，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小林兄的声音很微弱，他说的话未必能让人听到，听到了也未必信，但不管怎么样，他都在勇敢地说，不断地说，像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

　　不过，即使小林兄说的话有人听，也有人信，估计也难挽文学的颓势。去年，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代人，可能是最后的“文学遗老”。意思是说，我们的屁股下面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当口，旧的滔滔而去，新的滚滚而来，这么多年养成的文学形制、样式可能要翻篇了。在未翻篇之前，总得有像小林兄这样的人坚守常识和底线，为文学筑一道防火墙。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之一吧。作为知识分子，得审视和怀疑，然后把这种审视和怀疑的精神传播给别人。哪怕能传播三五之人，也功不唐捐，更何况有很多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