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12年。初识徐剑，是在那个初夏，北京的烈日之下。
他带我进入二炮军管区，进入他凌乱的家中。我当然是有备而来，做了大量功课，便开始提问。期间，一部下来电，他掐断，又来，他发火：“娘的……”我乐了，“这才叫军人本色，你让我想起《亮剑》中的李云龙！”徐剑追问为何。我说：“面对初次见面的记者，你绝不端着，毫不掩饰内心的悲喜、爱憎，足见是一条值得一交的耿直汉子。”
徐剑由此成为我“天涯海角·云南精英”人文专栏的开篇人物。
在开篇人物的开篇，我如是写道——
以“剑”字为名，以部队作家名世，30多年的老军人，大校军衔——不难想象，头上汇集了这么多雄性因子的，将会是一个如何伟岸而又阳刚之人。
当我在二炮总部大门外与这位大校面对时，我却困惑了。眼前身着便服的中年男子其貌不扬，不高、略胖，竟长着一张娃娃脸，憨憨的。如果混入人群，必定转瞬即逝，难以找寻。
“是温星记者吗？”但是，他握住了我的手。刹那，一股力量传来。在北京三十几度的烈日下，我突然发现他眉宇之间剑光一闪，英气逼人。
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于徐剑而言，或许并不重要；但走入他的世界，于我，却意义非凡——作为一个以新闻工作安身立命的人，我只是业余偶尔写作，长达12年来持续关注、并撰写关于一个作家的评论和推介文章，绝无第二例。这也让我颇为自得，以“云南最熟悉徐剑的读者、媒体人和评论者”自居。
于是，12年后，我又有了这样一个与徐剑深度对话的机会。只是，上次在北京，在他守卫森严的部队宿舍区家中；这次，则是在他的家乡，昆明大板桥，一个即将横空出世的书院里——宝象书院。
西藏给了我一个精神的高度
温星：徐剑，徐大哥！让我们从你最新的这部《经幡》开始谈起吧。说实话，这是你迄今最令我惊艳的一部作品，这既是源于我对西藏的无限神往，当然也源于这个文本本身。据说陆陆续续写了多年，将你18次进藏的体验积累全都放了进去？徐剑：《经幡》这本书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我60了，脱下穿了大半辈子的绿军装，那天我站在当兵前的起点——昆明大板桥宝象河水库，俯瞰家乡的这条母亲河、宗教之河，物是人非。蓦地发现，我始于此，止于此，是在文学上对某些题材的书写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佛陀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有时候结束恰恰预示着另一个开始，这就是我为什么重视《经幡》的原因，因为，它最为纯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它是我从1985年以来，对西藏33年研究的一次致敬性书写。18次进西藏，我在西藏的所行、所到、所思、所想，对西藏神山圣水的敬畏，对苍生的悲悯，对自己心灵的澄清，还有对自己灵魂天国的祈祷、救赎和圆满，都在这部书中留下了痕迹。西藏的行旅和书写拯救了我，在此基础上，我安静下来，写了《经幡》。我把自己对西藏刻骨的生命体验和对西藏历史的文化、民俗的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所以，我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写作，或者说，这是军队叙事、国家叙事、重大工程叙事层面之上的一次真正纯文学的写作。我曾有一段话，在网上广为流传：我每次从西藏回到内地，回到北京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把魂丢在那里了，西藏给了我一种文学的高度，一个精神的高度，也给了我一种宗教的高度，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民族的精神海拔，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本书真的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标志性写作，虽然没有那么厚重，读者喜欢这本书，确实让我有点意外，但又是意料之中的。
温星：阴法唐将军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贵人，《经幡》中也闪现了他的身影，在你其他作品中，如《东方哈达》，他则是主角，“戏份儿”很浓重。如果当初缺了他的引领，你觉得自己是否依然会走进西藏，并让西藏走进你的人生和文学世界？徐剑：这个问题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阴老是我的大贵人，我生命里一直有很多贵人。阴老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空降在我的生命中，把大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地理等等，一下子暴风骤雨般推到我面前，尤其是在北京生活的我的面前。阴老给我带来一股雪域的藏地风，那种藏地风令我特别的惊愕。我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如果没有阴老，我肯定也会进西藏，但不会那么早。我特别感谢阴老，他作为一个老西藏，在西藏工作了26年，把自己一生对西藏的认知，在1985年那个夏天，那个历史时空中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他家见到他的一瞬间，从相术上讲，他就是个大贵之相，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并不是那种肥头大耳的传统贵相，而是一种特殊的贵相，我觉得老人家在西藏的历练，达到了一个圆满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我的西藏导师、精神导师，是引领我走进西藏的第一人。我觉得阴法唐老人还是引领我进入藏地文化之门的文化导师，我今天所有写作上达到的哲学、历史、宗教高度，都离不开阴法唐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指引，当然也有二炮李旭阁司令的帮助，那另当别论。温星：藏民朝圣途中磕长头的画面，对于许多红尘中人而言，是有点难以理解的，更多则是震撼，震撼于藏民的那份信仰与虔诚。红尘中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虔诚，无信仰可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般而言，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对你来说呢？徐剑：到西藏，你会找到一种执着、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宗教的皈依。我在天路上见到过许多朝圣的人，从秋天收割完青稞出发，或者从将牦牛赶入冬牧场，就开始上路，去实现一生中最大的追求——磕长头磕到拉萨，三步一个长头，五体膜拜，历经一个漫漫冬季，直到春天，甚至夏天，才能抵达心中的净城、圣城。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人，沿路随处可见那种磕长头朝圣的香客，苦行僧般的朝圣之人。我回答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你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那么你就到唐古拉或者喜马拉雅，在两神山垭口纵然一跳，或者跑上100米，你就会知道，说不定100米是能把你放倒的；你就会知道人的生命多少渺小和脆弱，生和死之间只在一步；你会知道，坚强和脆弱只在一步；你会知道，人在高原、神山和天空面前是多么渺小。如果你是一个脆弱的人，到天路上走走吧！看看那群执着三步一个长跪，不论泥沙石子还是硬化路面，哗地五体投地匍匐而下，额头着地的藏胞，找回生命的坚忍、坚定和坚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你到西藏的庙宇，到大昭寺，到色拉寺，到哲蚌寺，到甘丹寺的门前去看一看，看那些执着地磕十万个长头，在街上转经的人，你一定就会找到一份虔诚、一份纯洁和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和悲悯。西藏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提升，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宗教的纯洁。那种纯净和纯洁会给自己进行一次精神的洗澡，是对红尘灵魂的一种安妥，更是对心烦意乱迷失的一种澄清，疗伤过后，再重新回到人间，然后信心满满地前行。
西藏历史舞台上的两位传奇女性
温星：我们还是回到《经幡》的文本中来吧。最初，大卫·妮尔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你又为何决定要好好地写写这位西方女性？徐剑：《经幡》开笔是从大板桥写起的，机缘是我妈妈70大寿。十一长假，在大板桥给她做完寿后，原总政联络部在香格里拉办了一个摄影家学习班，拍了3年片子，很想出版一部摄影集，邀我写成一篇云南藏区的大文章。就联系我，让我去转一下，时间10天至半个月。那一年中甸更名香格里拉，机场刚刚开通。我去过藏区许多地方，惟独香格里拉是一个空白，可是大卫·妮尔、洛克和希尔顿的书中描写，早使我对它憧憬不已。我就利用十一长假和两位摄影家一起去了香格里拉。2002年在青藏铁路采访返京时，我从西藏背走32卷本的西藏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买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有西方冒险家的西藏著作，集中阅读。我特别留意巴黎丽人大卫·妮尔。其实她进入西藏纯粹偶然，她出身世贵族之家，对西藏的藏传佛教入迷。她是一个传奇，学会了梵文之后，就想进西藏，到日喀则就被堵回去了。后来，她辗转内地，到了北京，拿了民国政府发的护照，到塔尔寺学佛三年半，学了一口流利的拉萨官话，试图从玉树进藏，还是被藏兵堵回去了。她与义子尼泊尔喇嘛庸登一起，又从云南丽江方向，进入香格里拉，找到了香巴拉王国，她那本书叫《一个巴黎丽人的拉萨历险记》。这本书很有意思，实际上，希尔顿写《消失的地平线》，就是受到了她的启发和影响，所以二战结束前后，《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的出现，让迷茫的欧洲，找到了一个精神王国，香巴拉，香格里拉，梦幻般的世界。在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就沿着她的道路，在香格里拉转了10天，对香格里拉、对迪庆藏区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在《灵山》里面，用大卫·妮尔和我今天的视角切入，一会儿是我的叙述的现实视角，一会儿又是大卫·妮尔的历史视角，还有时是我和大卫·妮尔在蓝月亮山谷天梯上，一个今天的作家和大卫·妮尔在进行天地对话，妙趣无穷。这本书在写作技法上，实际上是《东方哈达》之后在文本上的突破。
温星：在大卫·妮尔离开藏区这个“历史舞台”，几年后，刘曼卿又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承担起了与大卫·妮尔惊人相似的探究藏区历史的重大使命。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徐剑：《经幡》里面写到的第二个女性是刘曼卿。刘曼卿母亲藏族人，父亲刘华轩回族人，先后担任清王朝驻藏大臣秘书和九世班禅秘书。在拉萨出生，度过童年，藏族文化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11年，内地革命骤起，清廷驻藏军发生内讧。英帝国主义乘机挑动西藏地方的上层统治集团组织民军，与驻藏边军作战。一时间，拉萨大乱。刘曼卿温馨的家也被乱军所焚。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好迁居印度。1918年，12岁的刘曼卿随家人经海路返回祖国，来到北京。1929年，饱受情殇的刘曼卿由南京启程前往西藏。一个柔弱女子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踏上西去之路，两个仆人和一个长官一起走上了艰辛的冰雪之路，就是今天的川藏进藏大道。风一程，水一程，一路走过来。
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
温星：在精神层面，这两位传奇女性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相互继承或者说相互观照的关系？徐剑：因为历史时空的错位，大卫·妮尔和刘曼卿互不认识，但是通过我的书写，将她们连在了一起。刘曼卿与大卫·妮尔的视角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西方人的视角，一个是民国政府官员的视角。大卫·妮尔用西方人、东方学家及人类学家的视角去看西藏，看当时旧西藏的传奇神秘，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而不是厌恶的眼光，带着一种仰视的眼光，而不是鄙夷的眼光，带着一种敬畏的眼光，而不是漠视的目光，所以，我与大卫·妮尔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刘曼卿的视角是民国政府的视角，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是代表政府来走过这片大地，她是来西藏视察的，同时，她又代表妈妈和爸爸来看西藏，所以她对西藏的视线就非常复杂，是爱恨交加，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视角，也是官方叙事的视角。温星：我能读出，对于笔下的这两位风华绝代的女性，完全可以说你已经达到了迷恋的状态，对于书中的第三位主人公热振活佛，可真没有如此感觉。徐剑：你说我对我笔下的这两位女性有迷恋，是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否认。就像伍尔芙说的一样，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一个好作家的写作就应该是雌雄同体的。有一个作家朋友曾经对我说，你的文章结构和气势上金戈铁马，大气宏阔，但是你的叙事细腻，柔美灵动，是豪放派和婉约派很好地结合。所以，我对这两个女人的那种欣赏，可能和我骨子里面的气韵相契合。40岁之前喜欢豪放派，之后我喜欢婉约，婉约中带有理性，柔美灵动的书写，才能从情感上与读者引起共鸣。温星：读完《经幡》，我的一个判断是，你的18次进藏，18次贴身感受那片神奇的雪域大地，虔诚的程度，就犹如藏民身心贴地磕长头。而《经幡》，堪称你这些年来关于藏区历史与文化所有积淀和思索的集大成之作。之前关于西藏主题的《麦克马洪线》《雪域飞虹》《玛吉阿米》等，都是在为《经幡》的爆发酝酿情绪，积蓄能量。徐剑：我藏地题材的书之前已有六本，《东方哈达》《麦克马洪线》《雪域飞虹》《玛吉阿米》《坛城》及《梵香》，它们和《经幡》孰轻孰重，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几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国家层面的叙事，可我自认为“西藏系列”比我“导弹系列”更接近于文学叙事。我是一个汉族作家，一个军旅作家，对西藏的叙事而言，我既有优势，也有短板。优势就是我对西藏的极度狂热和痴迷，我每次离开西藏，就觉得自己的魂被扔在了西藏，然后又几度回去喊魂，去找回自己的魂魄。西藏成为我的精神的高地，精神的殿堂。我累了，疲惫了，惆怅了，忧伤了，愤怒了，我就回到西藏修补，进行灵魂的修补。我写西藏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麦克马洪线》，这也是我迄今最厚重的一部书，采访了8年，写作10个月，是我对战争与和平、江山与家国的一次思考。我认为这本书在写法上是传统的，注重讲故事，在结构上没有新意，但它是一个铺垫性的尝试。正因为如此，2004年读完鲁院后我才写出了《东方哈达》。《东方哈达》是我在结构上的一次突破，或者说是在写国家重大工程系列上的一种突破，我把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和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机融合为一体，既可以纵横捭阖，又可以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不该忽略西藏本民族语言写作
温星：藏文化出版物，一直是大热门，相关作品也多如牛毛。我不是一个很全面的阅读者，但肯定是一个很讲究品位的阅读者。就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长篇小说方面，我所推崇者极其有限，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瞻对》，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及马原早年流浪西藏时的相关作品。就散文而言，堪称经典者则更凤毛麟角，我愿意郑重地将你的《经幡》，纳入藏文化经典散文的范畴。徐剑：我也很喜欢阿来的《尘埃落定》，他的写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因为他的这本书。范稳“藏地三部曲”，我认为最好的是《悲悯大地》。他们两位，都是藏地主题写作的翘楚，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值得祝贺。我觉得藏地题材的写作，千万不要忽略西藏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人。我认识的一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他的语言非常幽默，非常风情。扎西达娃的写作开创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有开宗之义。马原、范稳、阿来，也包括我，汉族作家写西藏，我们的文字有沉重的东西，有国家叙事，有主旋律，有英雄情怀，但是与西藏本民族的写作相比较而言，他们写得更幽默，更风情，更有味道。归结到一点，无论藏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我们都有一个“情”字，对西藏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温星：你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何在？徐剑：如果说不同就是，他们是小说家，我是一个非虚构作家，我走遍了西藏，阅读了西藏，我甚至比藏族人还知道他们昨天的历史。一个汉族作家，可以爬七座大雪山，可以三次去拉姆拉措湖，看到湖的时候泪流满面。一部《经幡》出来之后，获得对西藏文化和历史痴迷的读者的青睐，有很多人的喜欢，老评论家给予我肯定和赞美，有友情的评价。像刘大先这些青年评论家，也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让我有点儿始料不及。事实上，我还是很重视他们的评价的。温星：在我阅读印象中，你的藏文化写作更多都是以散文形式呈现。我记得，早在1986年，部队上就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为你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散文研讨会，彼时，你仅28岁，连续在《散文》杂志发了8篇头条，但还未出版过文集。徐剑：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学童子功就是散文。我还记得，当年那场研讨会，七旬高龄且骨折未愈的文坛泰斗刘白羽老先生蹒跚步入会场，我那个激动啊，那份感恩将永世铭记。散文的写作其实是我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序曲，一个铺垫。现在有的散文作家写作时任意虚构，你虚构了故事，虚构了情感，虚构的场面，虚构的情节，虚构了你的思想，这不就是小说了嘛？我不赞成这样的散文写作。
重器，是我的国家叙事
温星：也算是受神秘藏地和藏文化的熏染吧，你的散文往往有一种大气苍凉的气质，比如2017年出版的《祁连如梦》中的一些篇章。不过，就获奖情况来看，让你频频加冕各种桂冠的，还是长篇报告文学，而你的这类作品，往往都是关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题材。如果用两个字来归纳，我认为都是“重器”，与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你的藏文化类写作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些，我统称之为“经幡”。“重器”与“经幡”，我认为就构成了你充满神性的非虚构文学体系的“两翼”。现在，我们就重点来谈谈你充满霸气的其中一翼——“重器”。早在1998年，你揭秘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大国长剑》，便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折桂，而在那之前，这部作品已经斩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两项军内和政府的最高奖。第一次玩这种“大家伙”，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了困难？“一剑挑三奖”的成功，给你带来了什么？徐剑：《大国长剑》“一剑挑三奖”，确实算成功了。有个记者采访我时曾说：你叫徐剑，你父亲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或许就注定了你将来要写这部《大国长剑》。我16岁当兵，部队这座大学锻造了我。获奖之后，主要就是作家身份的认同，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军旅作家。在东莞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做讲座的时候，我就特别说到一个自豪的事情：中国的“导弹武器”有两个型号，一个是“东风”，毛主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一个型号叫“长剑”，就是出自我徐剑的《大国长剑》。我写了那么多书，不如我为我的部队贡献的这一个词，“长剑”是一个图腾，这个名字会永远存在下去。多年之后，不会有人记得这个词出自谁的笔下，但它是我为这个民族贡献的一个词。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一个事情。温星：紧接着的一个大部头，应该就是《东方哈达》？这其实也是你西藏题材中的一部，我且把它归入“重器”来谈，因为实在够宏大呀——青藏铁路建设始末，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天字第一号工程”。这样的题材，中央相关部门交到你手中，我想，是很说明问题的。文学诸体中，结构于小说而言，是最为重要、甚至是致命的，但在其他文体创作中，作家们往往忽略结构。你的报告文学对结构也是非常考究的，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即便有再好的内容，即便搁置多年，若不能找到一个绝佳的结构来编织、架构，便绝不动笔。这方面，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东方哈达》。徐剑：我对结构的涅槃，是在读鲁院的时候，去庐山采风，内心总有一种中年作家的恐慌感，自我怀疑，觉得其实作家都在制造文字垃圾，十年、百年、千年之后，还会有人记住我们的作品吗？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阅读，读世界一流的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庐山接到铁道部的电话，去采访青藏铁路，之前已经有四年的采访，这是最后一次。坐在火车上，突然之间就有了关于结构的构思，就是“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腾，任何一个工程，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可以作为图腾的东西。从《东方哈达》，我对结构开始了探索，力求每一本书的结构都不同，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徐剑的每一本书都是创新，都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温星：《东方哈达》有50万字，但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性，与篇幅无关。它为你的生活和之后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徐剑：《东方哈达》在参评“五个一”工程奖时有异议，专家组给我提了五条意见让我修改，我没有修改，我主动退出了评奖，也包括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评论家萧立军请我喝酒，我喝得酩酊大醉，但还是记住了他的一句话。他说：徐剑很好地解决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问题。从此我的约稿不断，稿费优厚，也算是虽败犹荣。温星：我所称之为的“重器”类题材，去年，你又出版了《大国重器》，这部和前些年的“导弹三部曲”、《原子弹日记》等，应该是一脉相承？徐剑：长篇报告文学《原子弹日记》《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导弹旅长》，加上《大国重器》构成了我的国家叙事，尤其是军队题材的书写，就是我金戈铁马的“导弹之翼”，同时我也有西藏题材，《经幡》《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等，所谓“宗教之翼”。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的哲学体系。温星：你凭借这部作品，与莫言、余华、徐怀中等一道，获得中国作家优秀贡献奖。我还记得授奖词：“其作品以火箭军和西藏为两翼：一翼导弹，一翼边疆；一翼金戈铁马，一翼人文悲悯；一翼宏大叙事，一翼柔美灵动；一翼从容大度，一翼诡谲传奇；一翼铁衣冰河，一翼经塔煨香。其人，春风大雅，有容乃大；其文，清灵毓秀，纵横捭阖。”如是点评，尤为精到。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固然是因为作品本身的品质，但也不无当下国际大势的背景因素。你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徐剑：今年春节后，我回昆明呆了整整两个月，完成了《牵挂》和《天风海雨》两本书的书写。3月9号回到了北京，3月15号，便与莫言、余华、徐怀中等一道，参加中国作家优秀贡献奖的颁奖典礼。颁奖词是编辑汪雪涛写的，他的父亲汪兆骞老先生也曾经是我的责任编辑，这是我与他们父子两代的文缘、善缘。文学一定具有时代性，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是预言式的。这就对作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具有人类意识，普世价值观，悲悯心，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才能在文学的世界里凤翥九天。温星：《大国重器》也被我和国内的多个评选机构，评为了2018年的年度好书之一，我想，它的重要性未来还会进一步凸显。徐剑：《中国作家》用一期杂志全文刊发了《大国重器》，这是我国家叙事、军队叙事的完结篇。这本书还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中国好书奖，但是因为我要去西藏参加一个采风活动，错过了中央电视台的颁奖典礼。这本书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它的重要性几何，现在还不可知。一部经典，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从家乡，从大板桥，重新出发
温星：你无疑能进入当代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家行列，更是最重要的军旅作家之一。在当下中国文坛，我认为这是没有争议的。但这方面我一直有个遗憾，觉得家乡读者、甚至作家同行基本都不知道徐剑为谁，是绝对不应该的一个现象。这些年来，云南文学界在统计云南文学成就的时候，总是说仅五位鲁奖作家，夏天敏、于坚、雷平阳、彭荆风及海男，其中，夏天敏是首位。但夏老师是第三届呀，你这个首届获得者一直被忽略。徐剑：我是云南人，更是毋庸置疑的云南作家，离开云南这么多年，我乡音不改，只是鬓毛衰。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是云南作家非虚构写作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人。云南作家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不在少数，从时间节点上来说，我的确排在前面，但是因为一直身在部队，回家的机会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也在情理之中。作为一个作家，书写家乡是分内之事，去年我受云南省委宣传部委托，写了一部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云门向南》，马上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回报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最好方式。温星：就是因为你在家乡实在没有“名气”呀，从12年前那个长篇访谈开始，这些年来，我每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就会有一些读者和作家同行来问我：呀，徐剑这位大作家竟然是昆明人？我一直挺自得，这也算是我作为一个文化记者和评论写作者的一点责任吧。徐剑：这个问题啊，儒家圣人早就给出了答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是我的答案，春风雅量也是我毕生追求努力的一个方向。温星：今年初，你已经正式退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乡。你本就是一个家乡情结极其深厚的人，只是特别伤感的是，令堂已然故去两年，好在令尊健朗，聊可欣慰。在你的《祁连如梦》《玛吉阿米》等几部散文集中，其实描写亲情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每每读来总令我非常动容。徐剑：母亲的去世，给我打击还是挺大的，我写了一篇文章《母亲那双深情的慈爱之眸》，把我所有的情感倾注其中，写的时候几度落泪。其实在《经幡》中，尤其是“灵湖”“灵地”部分，我夫人和女儿也经常闪现在我笔下。作为一个职业作家，读书行走的这些年中，夫人和女儿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她们是我最亲的人。家和万事兴，我文学成绩的取得与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温星：你曾说，从军职退休，将是你文学及人生的重新出发，这个出发的起点，就是家乡昆明，就是大板桥？我觉得，这个起点，说得更小、更具体一点的话，也可以说就是今年4月14日，你在昆明东方书店的那场《经幡》的发布会。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正式在家乡读者中、也是在家乡文坛的亮相。16岁即出滇从军，你走得太远。“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贺知章的这首诗，想必你尤有感触。故乡一去，竟然就是近半个世纪啊。我很荣幸，能够为你策划、主持这场回归家乡的“首秀”。徐剑：感谢这份情谊。大板桥是云南古驿，云南进北京、北京回云南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有蜿蜒流淌的宝象河，还有晴翠接荒城的杨梅山。我退休了，正计划在大板桥建一座宝象书院。对，就是我俩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这块“灵地”，这片热土。以后，这里有茶有酒，朋友们都可以来吟诗作赋，做文章，写书法。我也会在宝象书院写出我想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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