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臻

　　发现儿童，成为了五四运动划时代价值的重要文化支点，重要思想生长点和重要奋斗起点。1918年1月，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由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参加改组《新青年》后，专门在杂志上刊登一条启示，征集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文章。由此，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新发端，通过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发现儿童价值、给予儿童地位、推动儿童成长和发挥儿童力量来建设现代中国的伟大历程。

　　儿童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性支点。作为五四“人的发现深入展开的必然结果”，儿童不但与成人一样是“独立之个人”，而且是与成人不同的“儿童”。自晚清以来，求存图强的民族国家诉求将孩子视为“未来之国民”， 现代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国民意识”的获得为开端的。刘纳在《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一文中曾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人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国家与个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层次——家族，而直接以‘国民’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国家联系起来。”“国民”并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国”，属于“群”，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意识中，所注重的“不是作为国民的自由的权利而是责任”。

　　五四时期，个人的觉醒，个体生命的解放诉求，在李大钊那里明确提出来了，他在1919年7月1日的《我的世界》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宣告：“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无疑，对于个人价值的确立，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呼唤，五四时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恰如鲁迅在《伤逝》借子君之口发出的个体觉醒的坚定而庄严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是对“人”的个体价值最充分的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个体”犹如浮雕一般，从社会、国家、民族、家族身份的背景中凿刻出来了，让作为实在的、独立的生命从历史的基柱上站立起来，并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民族、国家、家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人的觉醒”这一思想解放中发出了庄严深沉的战叫。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胆地批判传统观念，否定封建礼教，重新发现了人，与人的发现相联系的，是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看来，“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十分沉痛地指出，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压在最下层的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所受的，不仅仅是人身的压迫，更是精神的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受压迫最深的也就是最缺乏自觉能力的，因此，一个民族的觉醒，“人”的觉醒，是要看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妇女、儿童的觉醒。

　　五四的文化先驱，普遍认识到了“小孩的委屈”，要为孩子鸣不平，要为孩子求解放，周作人对中国儿童在历史上的处境，在成人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做了这样带有哀伤之情的比喻：“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至于小孩受那些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较早地提出了妇女和儿童人格独立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从古以来儿童“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他指责那种“将子女当做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的封建父权思想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强调亲子之爱应当建立“父母爱重子女，子女爱敬父母”的新型关系。

　　五四时期怀抱“立人”思想的文化先驱基本在关注“儿童问题”时，指向多集中于儿童与社会、民族、国家之“未来”等休戚相关的命题。“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鲁迅提出，应该变“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儿童不是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并且要努力“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后起的生命，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正解：事实上,Cu与稀硝酸反应后生成的硝酸铜中还有硝酸根离子,同样在硫酸中具有强氧化性,仍可以和过量的Cu粉反应生成NO气体。该题最好写离子方程式计算:4H2O,从离子方程式可以看出,反应时按的物质的量之比为3∶8∶2进行,而题中三者物质的量之比为3∶6∶4。显然,H+不足量,按H+计算,生成的NO气体物质的量为3mol。

　　妇女、儿童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就成为五四“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方，是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价值。五四时期对于妇女、儿童的发现，是一种全面的人的发现，既是社会历史意义的发现，又是人类学、美学、文学意义的发现，因为它引起的思想层面的变革是十分深远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肯定了儿童与成人一样的“人”的价值与地位的同时，更强调了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除了认可儿童作为“人”之存在之外，进一步突出了儿童另一面，即儿童的个体特性：从“国之民”凸显为“个人”，从“小国民”凸显为“儿童”。换言之，不仅要把儿童当作“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

　　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对于儿童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这篇演讲里的一段话，也许能够代表五四时期对儿童的认识水平——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然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

　　“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就是承认儿童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生活。这种儿童观的出现，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将之落实在儿童生活、教育、文学等方方面面。这样，直到五四时期，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儿童与真正的儿童文学——不是徒有儿童的外衣，而像成人一样思维、说话、做事的“小大人”，“假儿童”，也不是“讲儿童事，写给大人看的伪儿童文学”。正如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的见证人，也是自觉的参与者与开拓者，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写道：“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五四时期，首次将“儿童需要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出发点，以“儿童本位”论为支撑，开启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程。

　　那么，如何为儿童供给文学，给儿童看的文学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儿童的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一文中首先从儿童教育入手，反对“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反对“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提出要顾及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不要在给儿童看的文学里一味地灌输道理，鼓吹主义，这是浪费了儿童的时间，因为充满教条的文学里，“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在周作人看来，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道理、道义等，待儿童成长之后必然自然而然地会知晓。对于儿童，只有将儿童的文学“恰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第一必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所以，周作人认为：

　　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这（1）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和（3）是利用这机会去得到一种效果。

　　另外，周作人还根据儿童学原则，以儿童的身心特征为依据，将儿童文学划分出了三个不同阶段：幼儿前期文学（1～3岁）、幼儿后期文学（3～10岁）、少年期文学（10～15岁），这个划分，充分尊重了儿童的成长特点、文学接受特点，以及儿童文学创作的规律。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是两样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人们追寻的，是失去了的“童年”：在儿童及其文学中保留着“人”与“文学”的“自然之本相”。对儿童及儿童文学的迷恋，实质上是表现了对于不受任何人束缚，原始的、自然状态的、因为也是更为健全的“人性”的向往。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中呈现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共识。在时隔数年，茅盾回顾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时，他在《关于“儿童文学”》以自己的体悟，在充分认同“儿童性”的同时，做了进一步阐述和回应：

　　我是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儿童文学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知欲，满足儿童的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美爱真……等等。所谓教训的作用就是指这样地“助长”和“满足”和“启发”而言的。

　　茅盾讲道：“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反对儿童读物的‘教训主义’，但是我们以为儿童读物即使是‘教训’的，也应当有浓厚的文艺性；至于‘故事’‘戏剧’等等完全属于儿童文学范围内的作品，自然更应当不能不有‘教训’的目的。——事实上，无论哪一部门（类型）的儿童文学都含有‘教训’，广义的或狭义的；但是这‘教训’应当包含在艺术形象中，而且亦只有如此，这儿童文学才是儿童的‘文学’，而不是‘故事化’的‘格言’或‘劝善文’”。

　　茅盾所认为的“教训”主要是指儿童文学要起到指引儿童认识人生的作用，即儿童从他所读的作品中“去认识人生，并且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儿童文学是教训儿童的，给儿童们‘到生活之路’的，帮助儿童们选择职业的，发展儿童们的趣味和志向的”。而这教训的功能，必须是让儿童可接受的、是艺术的，而非呆板说教的。总体而言，五四时期普遍对儿童文学做了如下认可：一是要顺应满足儿童本能的兴趣与趣味，二是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三是唤起新的兴趣与趣味。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思潮的冲刷下，在发现儿童、解放儿童观念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出现了“儿童热”。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事业，新文学社团普遍关心儿童文学，其中尤以“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最热心，最有成绩。它曾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倡“儿童文学运动”。它的主要成员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赵景深、王统照、夏丏尊等都以各自独特的文学实绩为建设现代儿童文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对儿童学及儿童文学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论兴趣，出现了大量为儿童写的创作作品与译作，报刊上对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五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小儿崇拜”的倾向，等等，其意义不仅在于由此确立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教育学与儿童文学的新原则与新道德，正像郭沫若在《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所说：“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五四时期对儿童的关注，同样是与人的改造、人性和健全发展相联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认为：“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情感教育、美的教育着手”，“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看待。”强调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对于社会改造和国民改造的意义，把儿童的可塑性作为立论依据：人才的造就一定要从儿童教育做起，文艺无疑最能承担儿童教育的手段，所以，“儿童文学之建设不可以一日缓。”

　　正是基于这样明确的认识，儿童文学的报刊和儿童文学丛书应运而生，如第一份以刊登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儿童世界》周刊，由郑振铎负责创办，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出版发行。稍后于它的是儿童文学刊物《小朋友》，主编为黎锦辉，由中华书局1922年4月出版发行。另外，《儿童文学丛书》（10种）以“满足儿童的要求”“帮助儿童为精神生命上的发展”“使儿童与书本相熟习”等为主旨，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生出版发行。中国现代原创儿童文学也以这些儿童刊物以及一些报章的文艺副刊为园地，绽放出了最初的花朵，并日渐繁盛起来了。儿童诗歌创作上有：周作人的《儿歌》《对于小孩的祈祷》，郑振铎的《我是少年》《春之消息》，刘半农的《拟儿歌》《奶娘》，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等等。其中以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的影响力最大。童话创作上有：陈哲衡的《小雨点》，茅盾的《书呆子》《寻快乐》，叶圣陶的《小白船》《芳儿的梦》等，其中以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显示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最高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成就。儿童小说创作有：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杨振声的《渔家》，庐隐的《两个小学生》，冰心的《三儿》《寂寞》《离家的一年》等。儿童剧受当时戏剧思潮的影响，创作数量也非常之多，例如黎锦辉的《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郭沫若的《黎明》，郑振铎的《风之歌》《牧童与狼》，潘凤图的《金篮子》《自私的巨人》等等。这些作品，无不立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儿童生活的现实，以艺术的方式，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书写儿童生命精神，携手儿童朝向个体生命与社会角色彼此融合成长路径。儿童刊物和儿童丛书的编辑出版、原创儿童文学的涌现，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形成，既呈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实绩，又为此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儿童文学的中国品格。

　　因此，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儿童文学的关注彼此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正是得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推动力，中国才能出现发现儿童，注重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新局面，现代儿童文学才能破土萌生、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求，五四文学革命的催化与推进，这都是现代儿童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充分尊重儿童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着重强调儿童的民族国家身份，并对儿童寄予了做未来主人翁的厚望。从“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到“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 从少年儿童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到“我们要千方百计多出好书，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等，这些来自国家层面的声音，从意识形态上阐述了少年儿童工作的方略与宗旨。儿童文学也遵循着为了孩子、为了祖国、为了世界的宏大气魄一路与孩子的成长相伴而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亲切关怀青少年健康成长。我国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一直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青少年儿童的关怀和希望，围绕青少年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厚，深刻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少年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当代青少年的历史使命和成长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而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则意义重大，为每个青少年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让每个青少年都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肇始以来，为孩子而作，为孩子的阅读需求而作，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作，为托举起祖国未来的太阳而作，可以说在血脉里一直奔流着为儿童、为祖国而创作的使命。中国儿童文学既充分满足儿童的个性特质，彰显儿童天性，书写孩子的所思所想、所感所闻、所欲所求，以率真的童趣书写童年；又积极承担起塑造民族性格，培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接班人、创造者的历史使命。在进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更应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去聆听时代的声音，为孩子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责任，以文学艺术的审美通道，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教孩子从小学做人，为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应当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儿童文学创作，也需要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引领少年儿童、塑造少年、成就少年儿童，为青少年插上追寻梦想的翅膀。

　　发现儿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支点，成就儿童是新时代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使命，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引领广大少年儿童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追逐梦想中求取进步，健康成长。发现儿童，塑造儿童，成就儿童，是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不断繁荣儿童文学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