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吴文君

　　小说二题

　　⊙ 文 / 吴文君

　　吴文君：一九七一年出生，浙江海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刊，部分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红马》。

寄生草

三年前我一个人回过一次流河。在镇上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打车到市里，小荠带我去了博物馆和相王公园，中午阿米也来了，她们都是表姐的同学。吃过午饭，我就坐火车走了。

　　去车站的路上，我告诉小荠和阿米，这次突然回来，想问问迁户口的事，我爸退休那么多年，户口还在流河。小荠和阿米都说是啊，李叔的户口能迁回去随你们当然还是迁回去。

　　我没说，父亲像是不太愿意把户口迁到吴江我的户头上，至于为什么，他是不会告诉我的。从流河回来，我顺路先去找了叔叔。叔叔说迁回他没意见，不过叫我别听信有些人的话，把钱砸水里。说我爸有他自己的命运，不是我这个当女儿的能改的。

　　送我出门时，叔叔很随意地提起有笔款子父亲到现在还没还。

　　怪我太认真的性格，把欠叔叔钱的事回去跟父亲讲了。这件事最后到底黄掉了，父亲和叔叔本来就淡薄的一点亲情也扯断了。

　　今年夏天我又说起去流河，行的话最好下一次井，以前听多了父亲讲井下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迷路了要找风口，火烧起来，拿湿毛巾捂住嘴巴鼻子，找不到水往毛巾上撒尿……

　　儿子说他也要下井。

　　你？你算了，在上边等我吧，煤矿里，事故说来就来的。父亲对我儿子说。

　　不，儿子说这次不下井，以后我们也不会再下了，没事不可能去那地方。

　　我呆了片刻，想他说得对。那儿没我亲人了。对那儿我只有记忆，就那一点记忆，也一天天地淡下去。

　　母亲知道了也要去，说再去看看。然后是阿姨和表姐，也说再去看看。她们在那儿都住过不短的年月。对这件事置若罔闻的只有父亲。半年前，他突然咽不下东西，检查结果不太好。他查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说手术放化疗只能加速人的死亡。为了找到不以手术放化疗治疗的医院，我带着他的检查结果一家家医院跑，最后只能同意他自我治疗。我的进修计划也搁下了，半年来，我老了不止五岁，从青春的尾巴，一下跳到中年。

　　流河是淮河的一段支流，煤矿以河为名，叫流河矿；行政上属张庄，又叫张庄矿。流河在八几年就干了，河道也慢慢消失，和周边的荒地融为一体。现实世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关心这段河，可不提这河，不足表明我对那地方怀的隐痛，对三年前小荠和阿米的陪伴怀的感激。

　　我一个月大时就被母亲抱着坐长途火车去的那儿，在那儿上的学，戴的红领巾，为了看大合唱排练，疯了一样翻过墙爬过教学楼屋顶。可我离开那儿太早，七岁半的孩子，如今找不到一个同学一个旧友。三年前听我说去流河，表姐打了小荠和阿米的电话。

　　其实到了流河我只凭感觉就找到矿上，找到父亲的办公室，遇到父亲的徒弟。我还去了学校和以前住的房子，它们居然都还在，除了更旧一点，并没有别的变化。

　　这次阿米接到消息一早在路口等我们，她还喊了锦红，锦红又喊了毛妮，呼呼拉拉，来了好几个。唯独不见小荠。

　　小荠怎么啦？电话不接，短信不回。表姐说。

　　阿米说，找不到她了，跟哪个都不理。

　　锦红刚买了菜回来，路上听到表姐来了，激动地冲过来，把菜往地下一墩，抱着表姐就哭。

　　还记得我不？毛妮拉着我的手直摇，又问稀毛呢？稀毛没来？

　　我小时候头发少，都喊我稀毛。

　　我知道毛妮弄错了，可也不能不回答我就是稀毛。

　　啊！你可真变了！毛妮诧异地看着我。

　　她呀，现在读书可多了，做杂志编辑呢。表姐一说，大家都看我。

　　我以为她们要问什么杂志，就说金属方面的，小杂志。她们看了我一会儿，似乎看不出我像读书人，都把头转过去了。

　　我坐到客厅最里面的椅子上看着她们，想起小荠，想起三年前小荠坐在公园林子里，有那么一点忧郁。表姐这些同学，能陪我去博物馆的，只有她吧。

　　后来，是锦红说，你们不知道？上月小荠妈跳河死了，哎呀，就矿门口这条。

　　伴随锦红一拍大腿的哎呀，我们又意外，又难过，八月天的起一身寒。

　　毛妮说了更深的缘由：她爸生了病，治不好了，她弟弟弟、媳妇想着早点把房子卖了。

　　阿米说，我是真不想说，她妈说活到没地方住不如死了，跑出门就跳了河。她爸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一死她弟弟就卖了房。不卖不行，他媳妇不肯将就着跟他过，还有孩子，咋办？

　　也是，出了这样的事，叫小荠怎么若无其事接电话，会老同学，谈笑风生？

　　我顺着推开的窗看外面的河。矿门口这条河不是流河，是煤矿塌陷变成的河。河上架了九曲桥，两边种了荷花，曲曲弯弯，很有河的味道，我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河那头原本顶天高的几座矸石山没有了。

　　矸石山呢？怎么不见了？我看看阿米，看看锦红和毛妮。她们这会儿在热火朝天地商量午饭去谁家吃，我这么大声，都没人听见。

　　小荠的父母长什么样，我没有印象。听说小荠老家是合肥的，却也不常听说他们回合肥走亲戚。

　　我那时跟阿米最熟，跟着表姐到阿米家玩，要吃饭了，阿米妈就说，别走别走，一个不准走，姨做大馒头给你们吃！我怕被她拖住不让走，乖乖地听话不走。可那馒头总在厨房里端不出来，说着快了，还是没有，最后只好饿着走了。门后头阿米妈响亮地说，唏，怎么都走了？下回不准走哈，做馒头给你们吃！

　　小荠家我从来没去过，每次见小荠，都在表姐家。小荠不像表姐别的同学，一到楼下就又喊又叫，她来了就上来了，经常我们坐在屋里说着话，忽然看见她甩着两根麻花短辫子笑眯眯地进来了。都说她的脸是标准的鹅蛋脸，她一来，我就爱看她的脸。她的衣服也像被太阳晒得特别久，比别人的颜色要淡一点。

　　

　　⊙ 黄土路·乱荷霜外凋

　　表姐立刻抛下我跟她说话去了。我注意地听着。其实表姐和她的同学无非说说哪个同学父母的事，那时一对男女偷情、一对夫妻离婚足以轰动整个矿区，比出事故死人还吸引人；再就是骂哪个老师布置作业多，骂哪个同学不知道神气啥。没说多久，她们开始哧哧地笑骂“这逼样子”。“逼样子”是流河最普遍的骂人的话，像南方人骂“神经病”，翻译小说里的“杂种”，很小的女孩也会追着某个上些年纪、面孔猥琐、动作下流的男人痛骂几声。在流河这个南北杂居的地方不彪悍哪行。可我听不清小荠说什么，她的轻言细语好像让表姐受了影响也文雅起来，声音也轻起来。有时她问我看什么书，表姐怕我夺走她似的拉她到里屋去说，锁上门半天不出来。我不耐烦等，恨恨地走了。可小荠好看，她一来，我还是爱看她。

　　小荠最让我着迷的，是她去市里看歌舞表演，迷上了大提琴。

　　大提琴多稀奇啊！

　　虽然父亲说房子是大的好，汽车、钟表呢，是小的好，琴呢，也是小的好，我还是不相信小荠真有了一把大提琴。

　　表姐说大提琴声音怪怪的，嘭，嘭嘭，声音那么粗，那么沉，哪有小提琴好听。

　　再说，拉得好，也没用。父母在矿上的女孩，多数读到初中就不往上读了，最好的去处也只是到矿上。矿长太远太高，见不到，拜个师傅，嘴再笨手再笨，让师傅罩着，日子也是好过的。

　　小荠做了洗煤工。

　　小时候我整天在矿里玩，好像都知道我是谁家的，没人赶我，我肯定看过洗煤，却没有一点洗煤的印象了。父亲说洗煤就是把好煤劣质煤挑出来，我想的是煤那么黑，那么脏，小荠洗煤，还不把两只手弄黑了。

　　风从矸石山上刮过，上上下下全是煤尘，我想小荠的脸大约也被煤弄黑了。

　　即使生活在煤矿，煤离我也是远的。我和父亲虽然靠煤养活（最怕的就是矿里挖不出煤了），煤在我的脑子里却淡成一块布景。在我还小，不懂什么是布景的时候，甚至以为它是没有的，以为和它没有任何关系。父亲管安全，办公室很干净，我不用提着布袋挤来挤去拣煤核，没读完小学就去南方外婆家了，离煤更远了。

　　表姐在流河读完小学，也来投靠外婆，我们又在一所学校上学了。表姐跟矿上的同学一直通着信，所以我知道小荠做洗煤工做到二十多岁，相邻的平山矿乐团招人，把小荠招去了。

　　听说小荠成了平山矿的大提琴手，我第一个反应是小荠的两只手不用抓煤了。在煤矿这个王国，小荠可以像艺术家那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了。

　　可我说不上哪里不对，总觉得小荠和艺术家还隔着什么。拉大提琴的小荠，站在我记忆的薄冰上，有一点点让人心惊。

　　然而接踵而至的都是好消息：

　　小荠拜了老师，煤矿文工团退下的。

　　小荠调市里的乐团了。

　　表姐收到小荠寄来的录像带，拿给我看。

　　什么？小荠拉琴拉到北京去了？我开了录像机，把带子塞入卡槽，心里有点乱。我也想当艺术家却没当成，父亲避免我走他的覆辙，他学过的、爱好的一切东西全都不让我沾染。他只要我做最底层的最普普通通的人，痛苦都是从一个人的不肯普通来的，这是在医院等CT报告单时他告诉我的。虽然从不肯普通，到甘愿普通，得脱一次胎，换一次骨，可小荠的不普通还是深深地让我意外，好像她的成功证明我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屏幕上出现了音乐厅现场亮闪闪的画面。我们没心思弄明白这是场什么演出，在北京演给什么人看，我们一心等着小荠。

　　这个，穿黄衣服的。表姐点着屏幕上一个小小的黄点子。

　　真是小荠。她的麻花短辫子没有了，头发剪到齐耳的地方，浓密的额发下是浑圆的额头下巴。

　　我说，她的脸以前不是这样的……

　　表姐说，她一直这样。她剪辫子，你还在流河呢。

　　难道那一年我都没见过她？我依然狐疑。

　　表姐说，你整天捧一本书看，谁来都不理。

　　唉，我这样啊？

　　就是这样真讨厌啊……表姐说，又说小荠走到这一步吃了许多苦，到处拜师，花钱不说，还碰到过骗子。

　　表姐抽抽眉头，小荠的秘密就在她嘴边，她却收紧口，不肯说了。

　　表姐走后，我又放了一遍录像带。没人在边上，我有了新的感想。

　　这曲子里大提琴的部分不多，小荠弹几下，要等上好一会儿；可她的情绪那么饱满，就是闲着，也在曲子里，等着轮到自己这段，奏出整支曲子不可缺少的低音。

　　从头至尾，她都在这支曲子里。

　　她拉得很投入，我后来想。

　　我有些伤感。

　　不管做什么我从没这么投入过。

　　我爱过一个人，却整天怀疑他不爱我，直到他真的不再爱我，跑得离我远远的；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爱好，比如读书、唱歌、画画儿拜过师，现在我已经不会画了，卡拉OK都唱不好，算是看过的那点书只够应付工作。我这人，没有别的可能了，一点都没有。我怅怅地关掉录像机，把录像带放回到绿色的盒子里。

　　小荠变得像一颗星星，在遥远的天边亮着，有她在，我的人生格外黯淡。后来，我干脆忘记了她。

　　小荠的好日子只有五年。

　　市乐团解散，她回了流河。

　　流河的塌陷区就像湖一样一个连着一个，让人担心地底的窟窿也一个连着一个。煤一天比一天少，附近的煤区都在萎缩。有实力的矿干脆丢了老矿，另找地方开新矿。

　　小荠去不了别的矿，留在流河，重新做洗煤工。煤少，干半天歇半天的，日子倒也清闲。再过几年她就退休了……表姐说得轻描淡写。

　　三年前我去流河见到的小荠仍剪一头齐耳的短发，橘红上衣深蓝牛仔裤把她勾勒得很年轻。这哪像一个要退休的人呢？

　　那天她邀我去博物馆，我有点意外。猜她听了表姐的误传，以为我对历史知识感兴趣。可我不想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市级博物馆陈列的都是些复制品，再配上枯燥无味的文字图片。我还是和她一起去了，也认真看了。

　　从博物馆出来，小荠说，我们去相王公园。不远。

　　嘿，怎么我没想到？我又一次觉得意外。

　　觉得到了山上你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她说着笑了，鼻翼两边微微皱着，太阳下，她是有一点老气了。

　　我们一起上山，要是表姐，肯定挽住她亲密地和她靠在一起走。我想起表姐说我“真讨厌啊”的语气，看来我真是不习惯跟人太近。是看书看的，还是因为小时候的某些经历？我讨厌那些刚刚还亲亲热热搂在一起的人一转身就骂“这逼样子”；讨厌阿米妈永远做不出给我吃的那只馒头……我可怕地发现这些亲热都是假的，是做样子的。这种可怕的亲热我宁愿不要……我边想边看着太阳投在她的橘红上衣上，怎么办呢？就让她认为我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好了。

　　爬到山顶，我们拍了照片，绕到山腰的相王庙。我认出门口的石龟，除此全记不起来。走廊上有人在做碑拓，一下一下拿布球拓着。

　　我看了一会儿，扭头对小荠说，我突然发现对这个地方的记忆也是龟裂的模糊的。她笑笑，很宽容的样子，并不怪我说这么奇怪的话，也不怪我把好多事给忘了。

　　下了山，小荠说阿米还有一会儿来，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林子很清静，我们面对面坐到两块石头上。我说起她拉琴的录像带，她说早不拉了，拉这么多年，也没劲了，不过偶尔还是会拉一拉，拉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

　　我问她当年怎么就回了流河，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笑笑，说她半路出家，乐团换了领导，只要正经音乐学院毕业的，她不是，给退了。找谁呢？反正都是活着。

　　我一时没有说话。

　　她笑笑，又说，没什么，拉来拉去老是那一点，也没长进。

　　她问起我，说表姐告诉她我做了编辑。

　　我说只是家小杂志。

　　你从小就爱看书，她说。似乎还带着一点羡慕。

　　我诧异一下，明白了，她一定以为我很幸运地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可我怎么告诉她失败的命运很早就缠住我，它不像魔鬼那样有双尖利的魔爪，它是一个柔和的声音，不管做什么都不让我冲到前面，只会让我站到一边，不抢任何人的风头，不占任何人的便宜。好像我的曾祖父他们占过太多的便宜，过过太好的生活，轮到我这一辈只有往下走才算平衡。我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我完全可以不这样的，我完全可以抛开这些不管，攀着抓着一切攀得上抓得上的，可我就是没法这样。

　　树的影子落在我们两张脸上，我很想问问小荠，是不是我们只能退在别人后面，不管投不投入结果都一样？——可这怎么说得清。所以我没有问。

　　后来我们谈起儿子，小荠的儿子还有一年半就要读大学，我的儿子还有四五年，不过也很快。我邀她来吴江。她说她还没有去过苏州。我说你来呀，苏州离吴江很近。她说那行，她带儿子一起来。我说那一定来啊！她笑着，脸上有一点忧郁。

　　回吴江后，我几次想给她打个电话，提醒她别忘了苏州之约。

　　然而迁户口扯出来的不堪的事，让我畏畏缩缩提不起跟人联系的劲。

　　我算着她儿子已经读大学，不知道什么学校，我只是想想，没打她电话。

　　因为有表姐，这次在流河很热闹。下井却没成。好不容易找到管这事的人，说至少提前半年申请，还不一定批准。

　　第三天中午吃了饭，我们就该去火车站了。

　　一早醒来，看着窗帘转白，起来倒了杯水。喝着，撩起窗帘看了会儿，突然想一个人走一走。从住的地方往北到底就是相王山。和儿子说好吃了早饭上山，可我走着，看到山影，脚就停不下来了。

　　路越来越往上斜，是上坡的道。

　　难道今天爬两次山？脚还是不肯停。越往上走，越想去小荠带我去过的林子。

　　我记得进了公园大门往左走一会儿就是。可我进了公园，兜来兜去找不到。

　　也没往山顶走，走另一条路，以为也能绕到出口回旅馆。

　　到了出口，发现不是进来的门。

　　正想找个人问问，有人走近，是个胡子拉碴的男人，绷着一张黑脸，胸肌厚实。幸而他也不是坏人，看了我一眼走了。

　　吃了这一惊，我想不如往外走，天已经亮了，卖菜的做小生意的多起来，在这冷僻的围墙边，还不知会遇着什么人。顺着出口出来，果然不是先前来的大路。一条白土路向远处绕去，路两边的树丫间依稀透进灰白柔和的光线。

　　说不定是个大湖呢。走得太快，我的心微微发跳。而且这路看着短，走了很久，回头看看还没走出一半。走到底，我知道更不对了，眼前哪有湖，只有平坦的连绵几里地的荒地。零散的纸花，东倒西歪的竹篾骨架，让我想到这可能是片旧坟地，太阳晒在草尖上，闪闪发光。在这荒地上却立着十来米高的青石碑，光秃秃的还没有题上字。

　　碑前站了个人，太阳照着她的短头发、绿上衣。

　　走上前，我吓了一跳。

　　小荠！我叫她。

　　她看我一眼，把脸转了回去。

　　我怀疑她连我长什么样都没在意。

　　我问这是哪里，这碑做什么用，怎么没有字？

　　她说她也是误走到这里来的，本来想看看爸爸妈妈。

　　啊！我想起来，她妈妈跳河死了，她爸爸也死了，唯一的弟弟弟、媳妇成了杀母杀父的仇人。

　　我说我都听说了，我见了阿米她们，我还说表姐也来了，大家挺想她的。

　　她回过头，还是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一眼。

　　我问她咋这么早出来。

　　她说早上好，她昨天、前天、大前天也是早上来。早上空气好，有鸟儿唱歌，你听——听见吗？

　　我凝神听了一会儿，是有鸟儿的叫声，不止一种，也不止一只，很清脆，也很寂寥。

　　我说是有鸟儿在叫，很好听，那，这青石是干什么的？我实在很好奇这块巨大的瓦片一样的东西。

　　你忘啦？以前老人讲有个明朝的大将在这儿被杀的，种什么不长什么，荒下来成了坟地。五几年开始一批批的人来这儿支援建设，死了就葬在这儿。他们来的时候，这儿连西红柿都没有，没人知道怎么吃。小时候每次听到哭声就是出事故有人死了，这些人也葬这儿。

　　是啊，我说，小时候上课时被老师叫出去折小白花，因为有人因公死了。他们有的很年轻，没结过婚，没孩子，也永远留在这儿了。

　　看来这片地方还是又被人想了起来，我说。又想，这样一个地方，谁来看？谁来纪念？纪念什么？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

　　我想起一首诗：山坡，树林，鸟叫，只是没有白雪。

　　我现在知道大自然的声音是最好听的，胜过一切乐器演奏的音乐。小荠又说。

　　我看着她的侧脸，一刹那，我怀疑看错了人。这根本不是小荠，或许，仅仅是一个有那么一点像小荠的人。

　　小荠！小荠！我在心里喊着她，想扑上去拉着她的胳膊，分担掉一点她的痛苦，可她听不见我心里的声音。

　　石碑四周的草顺风飘摇着，忽左，忽右。

　　我们多像这些草啊，父亲，母亲，我，很多年前被撒到这里，我以为把自己连根拔走了，扎到别处，没想到还是留了一点在这里。

　　小荠一家也是被那只看不见的手从合肥撒到这里。这感觉这么强烈，它从我的头顶灌入，沉到心里，又化为一缕轻烟，从头顶飘走。

　　有一刹那我想到旅馆里的儿子，担心他已经醒了，可我还是和这个像小荠的人一起站着没动。

　　我知道把父亲召唤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没懂事的时候就过去了，却还想揪住一个尾巴，想顺着这个尾巴看到更多的过去，就算让儿子等我一会儿，也没有什么。

杨梅

一个姓费的人给了我一筐杨梅。趁我开门的时机，往我手里一递就走了，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

　　上午我见过他。他来结账。跟以前一样，不到抽一支烟的时间，我核对好吨位里程，在单据上敲上章，坐我对面的主任老纪也敲上章，他又坐了一会儿，说了说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要结婚了，一个还成天只晓得玩。然后，他笑呵呵地拿着单据去财务科了。

　　他手里有辆大平板车，当我们要往下面工场运大个头的机械，就找他。有时候一个月找他几回也有，用不着呢，一两年想不起他这个人。每次来他都笑容可掬，要请我跟老纪吃饭。多数时候老纪是不吃的，说：一点子事，吃啥饭。也有去吃了的，是司机老王隔天说出来的，问我怎么没去？我开始照实说，老纪没叫我。老王一听就炸了：吃个饭都不叫你？又不是他出钱，小气什么？还共产党员哪还老先进呐……

　　后来我只好改说，正好有事没在。

　　反正我也不爱跟人喝来喝去地闹，只约莫记得他矮墩墩的，挺壮实，有口白牙。

　　关上门，望了一眼提在手里的杨梅，却有点一筹莫展了。这种装在手编小竹筐里的杨梅家里有十几筐了，都是学生家长送给欣欣的。

　　城北面有两座山，一座大黄山，一座小黄山，靠海近，老被水淹，是个穷地方。前些年在新来的市长的倡导下，一半山开发成旅游度假区，钓鱼，吃农家饭；另一半承包给私人，种杨梅种柑橘都有，还有养蛇养壁虎蝎子的。虽说没有正式的杨梅节柑橘节，拿这种本地产的新鲜水果当礼品简直成了风。

　　我不喜欢杨梅，是因为欣欣嫌它没皮，什么虫子都往上面爬，不够干净，又放不久，一闷一搁就坏了，不像别的，可以存在冰箱里慢慢吃。而且，毕竟是一种热性水果，虽说品种改良了，甜，吃多了要上火。

　　欣欣还说杨梅既生得娇贵，偏在热得要命的夏天成熟，也算红颜薄命了。可杨梅上市的短暂的时间里，来我家找她的人会突然多起来。有些人还好，来之前打个电话，有些人不打招呼就来了。那一阵一听见有人敲门我就去书房，把客厅让出来，我总觉得有我在，她们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会不自在。

　　我和欣欣坐在床头吃第三筐杨梅时，我问她家长送这东西到底为了什么，我是真不想吃了，要不发动一下亲戚叫他们自己过来拿，总比扔了好。欣欣听得直笑，说我妒忌她的“剩余价值”。我知道她还是很在乎老师的形象的，碰到太热心的家长非要塞个礼券什么的窘得脸通红，推推让让像打架。

　　这会儿我掀开上面那层颜色翠绿的杨梅叶，望望底下圆滚滚的杨梅，突然有些好笑。

　　算起来，上班快十年了，还没人送过我东西。我妈说这怪我爸。也是，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和小朋友出去，摘了人家种在路边的茄子辣椒，装了满满两口袋，立了功似的跑回家，叫我妈明天别买菜了，他忽然走出来沉着脸说：下回再偷人家东西，打断你的腿。说着手一扬，好像真有一个大耳光要刮过来，那股凉气被我吸到肚子里，好几年没敢散，见了再想要的东西也不敢拿。读了大学，他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规矩”。“规规矩矩的”算是他对我这个唯一的儿子的唯一要求。别人过年放假回家，父母都看带回家什么烟酒滋补品，拿了多少钱，分到多少东西。我爸呢，只问我规矩不规矩。这叫我说什么？他的规矩归纳起来就是：单位的活儿别打马虎眼，老老实实给干好，还说现在生产社会化，不以家为本位了，以社会为本位了，讲民主，人给社会做事，不是替人家做事，是替自己做事。再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别要，贪的念头都不要有。我阿姨背后叫我爸“圣人卵子”，卵子是她最顺嘴的话，包子肉少了不好吃，她就说“卵子包子”，想占女人便宜又舍不得钱的男人，她全管他们叫“卵子男人”。我和我妈免不了也拿看“圣人卵子”的眼光看我爸。实际上，我上班的第二年偷吃过同事的饼干（那听瑞士黄油薄脆饼干就放在办公桌上，边上又没人）。也是那一年，我被派到下面工场，对面村小学的一个小老师常来宿舍找我借英语辞典，一次我只顾脱她的衣服，忘了拉上窗帘，让好多学生看见了，弄得她一出门就有人跟在身后起哄；她悄悄给我信，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没回她信。她后来不见了，听说调别的地方去了，不当老师了，从此没再找过我。还有一次一个卖东西的忙晕了，多找了我几十块钱，我没说破拿了就走。

　　为了我过年唱“今朝有酒今朝醉”，我爸打过我，作为反抗，上班以后，我有好几年没回家，一心离他远远的。可他的规矩像个铁篱笆，不知什么时候牢牢地把我扎在里面。我妈说我爷爷也这样，不过我爷爷好歹做过官，我爸也算高工，我家这棵大树到我可好，萎缩成一个小办事员，还说三岁看到老，我从小不是跟自己玩，就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从来不跑到别人前面，天生不是做领导的料。现在想起我妈看不上我的样子还挺不好受。只有欣欣说我应该当诗人，可我从不写诗，也没觉得身边真有哪个人会写诗。现在我三十一，在一家专门生产混凝土的单位上班，跟人还算合得来，没事解解“残缺算式”解闷。究竟来说，任何等式存在都有其可以推算的必然的规律。把一个七零八落的算式推算出来的乐趣不去说，以此来打发时间可不会给家里带来一分钱收益。早些年，我还能归到好学富有上进心那一拨人里去，欣欣也是因为这个撂下追她的人的，这些人现在都挺有钱，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后悔，她倒是只说我做丈夫最好。

　　我爸常说有得必有失，这一点还是别再说下去吧，我就是缺少得的机会，又不会制造得的机会，其实一拿到这筐杨梅，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快点把它拿回家去，告诉欣欣是一个姓费的人送给我的。

　　可天这么热，大中午的，回家路又远。我坐下，顺手把杨梅往桌子里侧一放。那地方靠窗，比较隐蔽，空调也能吹到。接着我又玩起算式，回到姓费的人敲门之前，平心静气，心无杂念。但是这筐杨梅硬是又从数字里冒了出来，因为我忽然想到这别是给我和老纪的，万一姓费的人跟他打过招呼，说，给了你们一筐杨梅，放在小夏那儿，我却以为是给我一个人的，还想把它带回家，不是太可笑了？

　　姓费的人当时怎么讲的，给你？给你们？我越想越觉得糊涂。都怪我光忙着推辞，他口音又重，闲说几句没关系，关键时候就出差错。

　　走廊上渐渐响起开门的声音，还有去那头卫生间洗脸漱口的声音，留在办公室休息的陆陆续续都起来了。再过一会儿，就是回家午睡的老纪也快来上班了。要不要跟老纪说一下？就说，你看，姓费的人刚才给的。接下来，干脆让他带回家去吧。我想着，轻松下来，同时也觉得有点可惜，那等于是说，“姓费的人给了我一筐杨梅”这句话没机会说给欣欣听了。

　　不过，我马上又想到姓费的人给了我杨梅，不会不给部门领导的老纪吧？老纪这个人一向神神秘秘，填张报销单也瞒着我，不让我看见，即便我应该知道的，他也尽量事后让我知道，而不是事前。

　　不然姓费的人怎么知道我在办公室午休？多半是老纪说的。那么，老纪早就拿到杨梅了。他拿了没说，我拿了却说了，表面他不说什么，却在心里鄙恶我多事。这么一想，我真有点坐不住了。无论如何，还是装作忘记了的好。万一老纪问，我就说，你看，差点忘了，姓费的人给了一筐杨梅。

　　锁哗啦一响，老纪开了门进来。离上班还有一二十分钟，他一向来得早，早上更早，大家还在那边食堂吃粥，他就来了。司机老王有次说他为了屙屎省水费才来那么早，大家都不信，说老王嘴毒，这能省多少钱。不过稍微留一下心，就发现老纪上了班，头一件事果然就是上厕所屙一泡屎。司机老王见大家信了，一得意，抖搂出好些老纪省水费电费的招数。就算这样，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一副读书人样子的老纪和憋着一泡屎往公司赶的形象联系起来。我倒是觉得他更像俄国小说里的小公务员，一件灰扑扑的旧外套，肘弯那儿都磨薄了，一进来就坐下接着拟他早上没拟好的半年度工作报告，点着烟，冥思苦想，看都没看我一眼，更没提姓费的人。

　　他不问，我就不说吧。有人过来问我拿打印纸大头针，还好拿了就走了，要是他们往里走近点，就看见那筐杨梅了。嘴快的会马上问我，咦，小夏，你哪儿买的杨梅？啥时买的，多少钱一斤？也有一声不吭什么都不问，拿了打印纸大头针就走，也不那么让人放心，他们更喜欢在背后说，小夏桌子边上有筐杨梅，是上午来的那个姓费的给的？

　　我看看卷起的窗帘，问老纪是不是太亮了？老纪说还行，擦着火，又点了根烟。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还是太亮了，电脑屏幕都反光了，把窗帘放下，往放杨梅的地方多拉几下，把整框杨梅给罩住了。同事进进出出倒没说什么，虽然办公的地方搞得太昏暗不像样，也有人说窗帘拉上阴凉多了，我说是啊是啊，天实在热啊，更觉得从背心里热了上来。

　　糟糕的是，我去财务那儿核对了这个月的非固定资产台账，再回来，突然闻到满屋子都是杨梅的酸甜味儿。姓费的人为什么给的不是一筐鸡蛋？就是一筐红薯一筐土豆也行啊。说不定老纪早就闻到了。他鼻子顶灵，去食堂吃饭，还在电梯里就猜得出食堂做了什么。

　　好不容易等到老纪出去，我听听外面没有声音，把杨梅从桌子里侧拿出来，飞快地打开那只放旧书报的柜子，塞了进去。

　　开窗散掉杨梅味儿，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后悔了，万一老纪要用那些书报呢？为了找本书，挨着个儿把柜子全都打开呢？这两年他有时很健忘的，叫我算个什么数字一转身就忘了，还问我干吗要算，怎么算的。那么密不透风的柜子，杨梅一会儿就要闷烂了吧？可老纪的大嗓门在隔壁只响了一会儿就打道回来了，我不时瞥一瞥那只旧柜子，心里越来越沮丧，觉得干了一件傻事。

　　时间慢吞吞地从三点转到四点，又朝五点转过去，我有了新的焦灼。怎么把它拿回去？最好老纪先走，离下班还有十来分钟的时候，嘎吱一声响，他果然把椅子往后面一拖，伸着懒腰说，怎么都要下班了？是啊，我说，走了老纪！他应着好了，就走！我把钥匙啊包啊放在桌上，说，我去厕所，门我来关！

　　厕所里倒是没人，清洁工拖了最后一遍地，湿乎乎的，有股消毒水味儿。我拉开最里面的厕位，蹲下，手里夹支烟，倒也舒畅。就在这时，欣欣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她。她大概听出我有点犹豫，问我是不是还有事。我说没有，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下班早，想跟我一块儿走着回家。我说一个姓费的人给了我一筐杨梅，过十来分钟就走。那你在门口等一会儿，我这就过来，欣欣说着挂了电话。我又蹲了会儿，估摸老纪走了，他老婆上班的地方比较偏远，他回去还要买菜做饭，一到点儿就走，很准时。我冲了水，洗了洗手，一进办公室就见老纪还在，一板一眼对着桌上那沓厚厚的稿纸呢。

　　都下班了老纪，还不走？我问老纪。

　　你先走，门我关，老纪说，看上去牢骚满腹。我知道他为的是检查的事，一检查，有很多东西就得补起来，不补是不行的。这个事上个礼拜开会决定的，老纪的习惯不仅是一五一十地补起来，还要补得让别人一点都看不出临时补的，好像这些东西天然地日积月累在那儿，连笔迹老纪也会想办法做得天衣无缝，所以他平时很注意把别人用坏的、不要的笔积攒起来，别人笑他这样的笔也要，他就反过来笑别人你们可不知道哪天就用得着了。不管司机老王嘴怎么毒，老纪的老先进是货真价实的。而且老纪是有这样的本事，会往钢笔里掺点水，造成记录本上的笔迹新旧不一的感觉，或者把笔迹换来换去的怎么也看不出是同一个人写的，老纪很乐意教我懂得这些窍门，94.67%比95%更像计算出来的就是他教的。

　　我实在坐不下去，只好走了。可我无论如何装不出真的忘了那筐杨梅，越往前走，因为惦记着杨梅，走得越慢。我还担心，老纪会不会去开那个柜子？拖延着走到路口，想想，又往回走了。万一老纪还在，我就说书落下了，过来拿。还好，刚走到大门口，就碰到老纪骑着自行车出来。他果然大声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大声地跟他撒了个谎，他已经骑出很远一段，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

　　经过这一下午折腾，杨梅躲在叶子下倒还水灵灵的。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拿纸罩上，才拎出办公室。走到电梯口想想还是不妥。万一老纪跟我一样也半路返回呢？

　　我决定从后门走。虽然我上班从不走后门的。这个点儿大部分人都走了，后门这一带很冷清。我如愿以偿不被发现地下了楼梯，沿着花坛边儿正走着，就是这个时候，司机老王大声地喊了我一声，咦，小夏，才走啊？眼睛很自然地落到我手上。我尴尬地笑笑，说，是啊，等领导啊？想到老王不饶人的嘴，又是黄山人，这种装杨梅的筐闭着眼睛也认得出；他果然洞察分明似的笑了笑，才慢悠悠地转过身去。

　　老王点着了我躲闪了一下午的气。可我怎么也不能像阿姨那样爽快地骂一声“卵子杨梅！”再补一句“看什么看，你老王什么没拿过！”带着这件累赘的东西从后门出去，绕了一圈回到前门，正好看见欣欣。她等我等得不耐烦，看着我的手，快要晕倒了似的叹一口气，天！又是杨梅！

　　我把这半天的经过告诉她，末了，气急败坏地说，不就是一筐杨梅！

　　她开始还捂着嘴巴，后来越笑越响，越笑越响，马路上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