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天

　　每个小说家对小说创作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观察和领悟，然后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将自己的思考和认知写出来让人们阅读和品味。窦红宇，一个云南曲靖的作家，近年来，他以旺盛的写作状态活跃于文坛，常出手不凡。早年他以长篇小说为主，先后以长篇小说《斑铜》《一路花瓣》《你带我回家》在《十月》《大家》等杂志刊载，引起关注，其中《一路花瓣》被改编成公安题材电影《扣人心弦》。近几年他投身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其《青梅了》《红宵屋》《我要去北京》等作品先后在《十月》《山花》等杂志刊发，部分作品被《中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杂志转载，引发了较大影响。

　　最近，我在2018年第1期《边疆文学》 “边疆开篇”栏目上读到了他写的中篇小说《高楼万丈》，令我耳目一新。该小说打开了我思考的闸阀，也打开了境域的对抗，在农民工大入城时代，环境与素养的分裂，语言在砖瓦高楼之间重组，“人”字被放大，心理结构被文化发展趋势猛烈撞击，环境的对抗越来越加凸显，人性在窥视镜下被分解和阐释，人的愿望和结果有着巨大差异。环境对抗沉迷于时代，差异是一种过渡，我在底层人物张大锁、李小柱身上看到一种文化的改变。

一、窘异环境下的对抗源起——素养差异

小说《高楼万丈》写的是两个农村青年张大锁与李小柱随着农民工大入城的潮流去城市闯荡的故事。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摆地摊做生意赚钱，越做越大，后租了房子开起店铺，然而房地产的发展和旅游业开发更是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思想的撞击，一个长得像陈圆圆的女歌星给房地产开发商代言，并将在县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和市旅游节上进行演出，人未到，陈圆圆要来的事却在小城掀起波澜。人们的思想改变了，张大锁、李小柱之流做着发财梦，可是梦幻随着开幕式会场的设置进程及市容市貌的整顿破碎，他们被迫搬迁到臭烘烘腥叨叨的农贸市场，生意一落千丈。日子混不下去，最终导致与城管对抗，抗不了，他们又找根本原因——只怪陈圆圆要来，复仇和一睹陈圆圆真容的双重心理致使他们踏上了北京之路，一路上演绎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可以说主人翁张大锁、李小柱在环境与身份的对抗中被作家窦红宇狠狠地幽了一默。

　　其实，这种幽默的背后掩藏了城市与乡村的对抗，换句话说就是环境的差异对抗，是农村与城市差异形成的环境迥异下的对抗。环境不同，造成人情世故相处的窘迫，窘迫造成了一系列的啼笑皆非与无奈，也造成了人世间可悯而又可悲的玩笑。

　　那么，这个玩笑是怎么形成的呢？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在农民工大入城的当今时代，环境差异导致的种种对抗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是这个时代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对抗。乡村与城市的错位，人与人所处的环境被时代潮流推着改变，推着前进，不仅仅欢乐，甚至连疼痛与酸楚都推着前进。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是一种泥沙俱下的阵痛。文化在这种阵痛中裂变，渐渐的再发生质变。之后的乡村就会追赶城市，不过同时也会失去以前乡村环境的朴实、纯洁和厚道，就像春秋诸子百家裂变到秦朝统一文化而失去以前的那种包容和开放，变得严谨、纵向而相对单一的轨道。可是，我们能说那种不是前进吗？是，一定是。因为那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走向的必然，只有这种前进才会产生更大的未来，才会产生更大的裂变和更多的发现。乡村与城市原是两个不同的异域，可是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要想拉近两个背道环境的距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环境的不同与异域环境下的素养差别。换言之，就是让两个环境下的异域素养磨合，最终达到彼此适应，或者说产生一种新的素养来适应新的环境，即现代化的城市与乡村融化为一体的文化氛围，我将这个融化磨合的过程称之为窘异环境下的对抗源起。此处的“窘”在一些意义上说，相通“迥异”，但更多含有窘迫之意。

二、语言行为与环境的异调对抗

语言行为随人的素养和环境影响而产生不同风格及语调。在这部小说里，由于小说的主人翁张大锁与李小柱脱离了原来所生存的环境而到了陌生的城市，其原有的乡村语言内部结构便被打得支零破碎，或者说是乡村语言被放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生存的空间变得狭窄起来，不适应，不活泛，要想在城市中生存，那么也就与城市的语言产生了对抗。换句话说也就是两种异域环境下的语言结构放在同一空间，势必产生一种拉扯力和抗拒力，而乡村的语言从古历来的生存力都极强，何况其生存于平民的话语之间，普及广泛，力量显而易见。再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乡村语言的众力可谓强大，随着农民工大入城的强劲趋势，其对城市语言的侵入不可忽视。但是，由于农民工的分散而导致其语言的生存力变弱，抗性只是在城市中寻找一种乡村语言的生存及融合。乡村语言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能被城市语言快速同化，于是在对抗中便显得滑稽和尴尬。譬如张大锁与李小柱到北京后要去找李小柱在北京读书的弟弟时的一段对话：“说小柱，你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李小柱说，怎么有？人家是来北京才使上手机的，那电话号码，是北京的，稀奇古怪一大串数，老子记不住。再说了，我跟他天生说不来，还打什么电话？张大锁说，那你每个月的钱，怎么寄给他？李小柱说，我给钱，让我姐寄，那事情，麻烦！张大锁说，李小柱，我说你就是个猪脑壳，现在怎么办？瞎了！李小柱说，找不到算，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乡村心理结构形成的语言，充满了心酸，也充满了尴尬，毕竟乡村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发达，农村落后，处事处物等农村心理结构形成了落后、实在、粗俗、窘迫的语言方式，在城市的文明面前便显得尴尬，说不出口，他们只能私下说了。但是好在他们当着人说的话又好一些，譬如张大锁回答大学生邀请填社会调查表时的话：“没时间咧，找人呢，再说了，我们没笔，不填。”显得机智，但这种机智，却是一种尴尬的机智。由此，让我思考更多，乡村语言与城市语言为何悬殊那么大？城市语言常常透着光华，哪怕骗人也说得亮丽光鲜，灿烂豪言，而乡村语言却被迫充满羞涩与笨拙，这都是处于异域环境下的对比，而放到农村去，却不存在。

　　为何会有这么强烈的对比？源于语言生存空间的置换。乡村语言在乡村的空间里，除了祖辈传承的独有空间文化，还有发展中与城市的不配套。乡村环境影响自己的文化，语言由乡村心理内部结构构成，更何况乡村人受到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这也是历史造成的结果。农村人有读书厉害的，考上大学或者中专之类，读出书后，大多都进了城市，长此以往，文化的教育程度也就不能大幅度地改变乡村的语言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带动乡村语言产生大的发展，一直以来几乎形成了封闭性的空间语言，即具有着明显的乡村生态空间特征，打上了乡村语言自己的烙印。但是，窦红宇却把它们搬离了它们的土地，搬离了它们生存的区域，让小说中的主人翁进城闯荡而生存。小说中把语言生存的空间打乱了，将乡村语言放置到县城、去北京的火车上和繁华文明的北京大都市里，导致异域环境下乡村语言的不适与城市文明产生对抗，显得另类、笨拙、朴实。在县城，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语言语音的相似，还不是那么特别显眼，对比也不强烈，但是，一旦距离拉大，不踏实感、心慌就跟着来了，“两个鬼一下把眼睛瞪得老大，摸头不着脑，想跟老太太说点什么，又怕说出来文不对题，让人家笑话，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过谁这样跟他们说话呢，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坐过火车一样。”而“一个长得像花花的圆嘟嘟的女人说，是呀，还有两天一夜呢，叫我们怎么睡呀，我一下车就要赶着上夜班呢！”这纯粹是两个环境的语言，两种生存空间：乡村是天明即起，夜黑睡觉，白天工作，夜晚休息；城市却是另一回事，工作有白班和夜班，休息时间有具体安排，加上都市的繁华，从而形成了城市语言的内部结构。两种结构的语言放到一起，可以说不对抗都是一种不可能，《高楼万丈》中两种语言的对抗更是鲜明突出，乡村语言远离了自己的土壤，文中甚至产生了城市语言对乡村语言的拒绝，“有个中年男人绷着脸，长得像城管，这时候插进嘴来，说包涵？我们包涵你们，哪个来包涵我们？”距离拉大，对抗越大，不适感越强，“李小柱不相信，只觉得自己在呼呼飞，而且，离广场离西河市场离自己那个村越来越远，就心慌，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异域环境下语言的不适，当一种语言只身独影的时候，更显得孤独和惶惑，乡村语言进城如此，城市语言到了乡下亦是如此。当一方如同大海沙粒一样掉进对方环境，便显得孤独无助，惶惑无比，疼痛感油然而生。语言行为在异域环境下的异调对抗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弱小的一方若没有后续力量的加入，对抗必然被环境消融或失败。当下是农民工大入城时代，乡村语言进入城市环境并与城市语言融合，已成一种必然，对抗只是一个时间段中的阵痛，环境与语言的落差造成不一样的感悟和独特呈现，那都是我们能看到的异调对抗。

三、身体行为的裂变导致环境对抗的衰微

张大锁、李小柱脱离了原始的乡村到城市里闯荡，由于原始资金积累的欠缺，导致投机取巧，进行“空手套白狼”式的套圈圈地摊游戏，然后又是地老鼠游戏机，实质上这一切是身体行为在异域环境的裂变。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城市人一样首先是找工作，然后昂首挺胸衣着鲜亮如白领们一样上班下班？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经济原本就不宽裕，加之张大锁、李小柱是一穷二白到的城市，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快速地赢得资金积累。异域环境迫使他们从底层心理出发，想一个快速且不需大量投资的方式，以“先是在广场上套圈圈，地上丢些便宜的玩具车啊、绒毛狗绒毛猫绒毛猪啊，或者，矿泉水、烟、酒，甚至还有捡来的几部旧手机，等等等等。”进行资金积累。这些很便宜，也是底层人物最容易办到的，何况他们在一穷二白的陌生异域环境下，要快速地找到一个好工作，几乎比登天还难。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除了打工，从他们的心理出发也许这是最容易办到也算比较体面和省力的事了。诸如刷小广告、捡破烂、打零工、收破铜烂铁、修锁、补锅、贴手机膜等等方式均是底层人物心理在异域环境下寻找工作的体现，一切以原有的技能基础和投资小的特征在城市寻求生存，换句话说也就是底层人物脱离乡村与异域环境的对抗。

　　张大锁、李小柱在城市的异域环境下，许多行为似是而非，甚至做出荒谬行为。譬如套圈的地摊游戏，纯属一种取巧，必然受到市容市貌整顿的排斥，在原本管理不严格的情况下，他们钻得了空子，可是当“文化旅游节”和名歌星要来的推手促使市容市貌整顿的时候，他们便没有了空隙，失去了生存的环境，由此而加速了他们身体行为的裂变。而城市环境的要求，市容市貌是必须整顿的，他们最终只能落败，失去与城市环境对抗的可能。好在城管也比较人性和理性，而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他们在底层心理与环境对抗无着的情况下再次裂变，换一个环境对抗，去北京寻找源头阻止歌星陈圆圆的到来。“张大锁说，大队长说了，我们这摊子要想再搬回广场去，除非陈圆圆不来了。李小柱想了想，说，大队长说过除非陈圆圆不来了，但大队长没有说过铁皮棚棚。张大锁就更急了，说李小柱，你狗日猪脑壳，听话听音都认不得！李小柱更是懵，问，说，我们去找陈圆圆干什么？张大锁说，叫她不要来了。她要是敢来，老子就让她断条腿。”可是另外寻找的环境仍然是个异域环境，而且更远，差距更大。在县城时，身体行为已开始裂变，到了北京，身处大都市，身体行为的裂变在异域环境的陌生加大中加速，以至于他们一直顺着裂变道走下去，发展到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后果想找到女歌星陈圆圆，并断她一条腿。

　　其实，这一切都是作家窦红宇的设置，无论任何人，在与原来自己熟悉的环境相对的陌生、不一个层次的贫富及文明环境下都会产生手足无措和不适应感，只是反应强烈一些和弱一些而已。但是环境悬殊越大，反应也就会越大，同时，在这种反应中为了生存，就会产生对抗。何况乡村本就与城市是两个环境，当农民工随着潮流涌进城市，脱离开他们熟悉的乡村，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变得陌生起来，此时要想在城市站稳脚跟，那就得以乡村的心理结构同城市心理结构相抗，也就是说，由于这些进城的农民都属于底层人物，他们必须以乡村心理结构特征伴随底层人物心理同城市环境对抗。对抗中，行为受心理驱使表现，无论语言和身体行为都有所表达。由于他们对城市环境的不熟悉和原有的心理结构特征导致在城市的发展中产生一些不合理现象，而自己不知，出现尴尬，甚至碰壁，结果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行为裂变。裂变就是与同环境下其他的人产生的心态驱使行为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确已经很努力了，想融入同环境下的群体，只是不尽如人意而已。譬如张大锁与李小柱在火车上的种种表现都在说明他们想融入那个群体，但还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被排除在外。到了北京后，环境大相径庭，更加速了他们身体行为的裂变，致使做出许多不可思议和尴尬笑话的行为 “你要是不装，不说来找陈圆圆，老子们会被逼到这种程度？装神弄鬼，你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路呢？车都没有，哪有路啊，人都快被逼得饿死了！”

四、隐藏的环境差异意味对抗无可比性

在这部小说中，整个情节设置了几个环境：一个是张大锁、李小柱、花花的老家——县城边边上的农村，再一个是发达的县城，三是去北京的火车上，四是北京大都市。

　　这几个环境或明显，或暗藏，农村从开始到结尾都是隐藏的环境，通篇都忽隐忽现的进行着交代，在小说中与城市环境对比、对抗，是波涛汹涌农民工大入城的主题体现，乡村气场由张大锁、李小柱二人表现。

　　另一个隐藏的环境就是火车上，表面看来，这个环境既不归于城市，也不归于农村，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坐火车，人员因素较为中性，但是作家窦红宇的设置给我们看到的场景似乎不是这样。张大锁、李小柱的表现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买的是硬卧，两个上铺，一上车就挣着爬着上去睡了，摇里晃荡的，等醒过来，两个鬼硬是找不着下来，歪着头望望，心想妈呀，那么高！”接下来又写道：“最要命的是，一车厢的人都在围着他们瞧呢，两个鬼忙一轱辘坐起来，拉拉领带，摸摸身边的包包，那意思肯定在表示，老子们也是去北京呢！”由此可见，窦红宇设置的场景是让农村出身的张大锁、李小柱感到自卑的场景，也就是与农村环境相对抗的城市环境，后来出场的几个人物说话方式和口气都是城市人样导致此环境成了绝对的城市气场，也就是一个隐藏的城市环境。在城市气场高压下，张大锁们无法对抗，最后只好坐到过道上……

　　而县城和北京大都市则是城市环境的代表，与农村有巨大的区别。张大锁、李小柱农民身份进入城市毫无疑问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不适，到北京大都市后，这种不适就更大了，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对抗的阻力达到登峰造极。本来，作为一个适应农村环境的农民要到北京去，心理结构必须有个适应的过程，可是他们在县城的时间也不长，何况农村环境与北京的环境差异实在太大，所以作家窦红宇给他们设了一个中间过渡环境——县城。虽然县城相对来说较接近乡村，与北京大都市城市环境的区别巨大，然而县城毕竟是县城，政治、文化、交通、经济的发展都不言而喻，非常强劲，与农村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几乎没有可比性。再与北京城相比，环境就更没有半点可比性。“本来对于住处，两个鬼在火车上合计过，说只住一晚上五十的，最多一百，什么一星两星三星的，想都别想！可下了火车人就晕了，到哪儿去找五十的？五百的都没有！人家说，五十一晚的，除非住地下室，离市中心远，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地铁。一听见地铁，两个鬼不敢说话了，见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坐的事。”环境差异巨大，造成了乡村心理结构的尴尬、拮据、自卑，甚至恐慌、卑怯，小说把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乡村心理结构与城市心理结构的矛盾突出，环境对抗走向了白热化。当张大锁、李小柱以七百一晚住进四星级大厦，可由于睡过时间而导致人家要收两晚的钱，最后以阿Q精神胜利法缓解对抗的无能，环境的巨大差异不仅从物质经济上给他们压力，还从文化素养、文明程度上挤兑他们的精神支柱，奥运村、地铁、体育馆、地坛公园等环环相扣，每一个地点都是环境差异带来的压榨，让他们透不过气来，城市与农村的区别辛酸无言，环境差异导致结果不一样，对抗最终无力。

　　还有隐藏的身份对抗，张大锁、李小柱是农民，而与他们相抗衡的人物却是城管、陈圆圆，一个代表城市管理层，一个是高不可攀的明星。另外有个人物——村长，显得中性，也是农村人，但因是村长，便有了身份上的级别，属于管理层，于是张大锁、李小柱代表的农村环境心理结构在异域城市环境中的对抗，因身份的过大悬殊而失去了可比性。也就是说在身份和环境的双重巨大悬殊下，异域环境的对抗意味着无可比，所以文章结尾张大锁和李小柱完成不了他们去北京的目的，而在险酿灾祸的情况下被城管和村长抓回。“李小柱大喊一声，大锁，跑不动了，老子们没有吃饭！张大锁也喊一声，小柱，别跑了，跑不过，老子们认输，吃饭去。”

　　实际上，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是环境的对抗，县城、火车上、北京代表的都是城市，张大锁、李小柱以乡村环境培养出来的底层人物在异域环境下生存，一边吸收新鲜血液，一边以农村环境导致的心理结构与城市环境对抗，有时显得冒失，有时显得笨拙，对抗的环境和身份被作家窦红宇用放大镜放大了，在特殊环境的巨大差异下昭示了当前农民工大入城时代部分人所遭受的情况，具有着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令我们思索和反省。

　　另外，文中对于张大锁、李小柱两个农民的昵称——“两个鬼”可以去掉，去掉后，对文意并没有任何影响，相反，留有它，还会产生歧义。在此，谢谢作家窦红宇给带来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让我们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