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儿

引言

在文学创作研究领域，生态文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生态儿童文学亦正在成为儿童文学领域的一门显学。

　　什么是生态文学？国外众多研究者曾经下过诸多定义。总起来说，生态文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生态文学包括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等几乎所有方面，狭义生态文学则主要指涉文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论述生态文学通常取其后者。本文选取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先行者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对生态文学所下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在此，王诺概括了生态文学的四大特征：第一，在生态文学的诸多价值体现中，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其诉求的最高价值；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第四，生态文学致力于表达并追求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愿景理想。简言之，生态文学是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全面地概括了生态文学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题材范围和题旨取向，批评伦理标准和创作实践意义，对生态文学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生态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研究，也基本遵循上述原则并将对象特定化（即限于儿童文学与自然生态关系范畴）。

　　本文选择云南作为生态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样本，是因为其具备较为特殊的研究价值。她不仅仅在地理意义上是中国生态儿童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和人文多重意义上，也有着鲜明特殊的印记：云南因其立体气候、复杂地貌以及人文历史形成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被习惯性称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以及多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古代绵延至今的中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交融；云南漫长的国境线和口岸通道，使之与周边泰老缅越诸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发生着文化意义上的相互碰撞和彼此融通。依托得天独厚的动植物丰富资源，站在内地与边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文化十字路口，生长于斯的云南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书写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诸如自然生态、边地民族、森林动物、异域乡情等题材路径，为其“标签化”的独特个性，由此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这不是没有原因。新时期以来，云南聚集了以生态书写为显著特征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为中国生态儿童文学贡献出“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生态散文”大家吴然、“森林散文”名家乔传藻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以及后期崛起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女作家群体，被评论家称着中国儿童文学版图“崛起的新山脉”，创造了在中国西部一家独大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人文景观和成功经验。

　　可以说，云南儿童文学在生态书写方面，比较明显地领先于中国西部甚至国内很多地区，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光荣的荆棘路”。以“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为标志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群落，因其创作题材和审美经验的某些神秘性、独占性、开创性，即便在一开始她是以比较粗放的、稚嫩的文本方式呈现的，对生态文学的题旨意义在理解和表现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自觉的，但因其先行一步，处于无竞争领域的特殊位置而一花独秀，大放异彩。然而，如果将这些经验，放到今天生态儿童文学审美尺度下来重新打量，是否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甄别？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时代，是否还能值得当地以及其他地域后起儿童文学作家效仿借鉴？这些经验中的哪些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某种负面清单需要进行扬弃？本研究论文试图从以上角度，对云南生态儿童文学加以新的观察与思考，并试论之。

国内外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

生态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其源自欧美，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和审美思潮，迄今不过半个多世纪。

　　追溯生态文学的创作源头，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的《瓦尔登湖》，是一部绕不开的作品。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背景，是最早实现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初始阶段的美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美国社会经济腾飞，物欲膨胀，享乐至上，拜金流行，刺激着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无限制追逐。大机器时代，人的力量得到极大扩张，人们成为自然的主宰：开垦荒地、开掘矿山、砍伐森林、切断河流……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择手段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大地山峦森林河流为之变色，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几近绝迹，自然灾害生态危机开始频频出现。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梭罗或许是最早意识到生态危机并通过自己作品对人类提出警醒的作家之一。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指出：“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感谢上帝，人们还无法飞翔，因而也就无法像糟蹋大地一样糟蹋天空，在天空那一端我们暂时是安全的。”在梭罗看来，人和自然共生共荣，彼此相亲。大自然是上帝赐予人类的财富，人不应该过度索取，更不应该人为地改变物种；人的生活应该顺应自然，和谐相处。人应该感知大地、感恩自然，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这种发展观影响了美国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梭罗启蒙了美国人的自然观并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成为“绿色信徒”。《瓦尔登湖》从诞生至今，一直是美国读本中广为影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

　　这里还可以提及另一本对生态文学影响深远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是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出版于1962年的一本科普读物。如果说梭罗《瓦尔登湖》是最早唤起人们关于生态环境忧思和大自然保护意识的一部作品，那么《寂静的春天》则直指了人类滥用化学物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该书讲述了农药DDT对人类环境的巨大危害。可以说，是《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保护才成为了世界范围的一个热词而引起普遍关注。一本文学科普读物，成为了全世界环境保护的宣言书，激起了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该书由化学品与动物关系，进而引发了公众对整个环境问题的强烈注意，将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该书出版十年后，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此时，饱受癌症折磨和各种压力迫害的《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已经辞世八年。

　　此后生态文学逐渐蔓延，并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学现象。生态文学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崛起绝非偶然，因为生态文学首先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欧美发达国家正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美国作家梭罗和蕾切尔·卡逊，他们是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最早的醒悟者和捕捉者，也是最早的环境意识的倡导者和生态文学的书写者。紧随其后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部分欧美学者以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为价值尺度，提出文学批评和理论主张，形成了生态文学批评理论。

　　从文献检索中梳理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重要论述，比如：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在对西方批评界影响很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1978年，威廉·鲁克特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随后，陆续有人提出“生态诗学”“环境文学批评”“绿色研究”或“绿色文化研究”等其他术语，尚未对批评研究界产生广泛影响。

　　20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研究学者开始在生态与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协作性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生态文学批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成立。1993年，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流派得以确立。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等问题。1999年，洛兰·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

　　进入21世纪，生态文学批评学者、文章和专著，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越来越多并受到普遍关注。继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成立后，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生态批评家们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自然的概念与描述、文学再现的理论、田园主义的再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觉醒等各个层面，论述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一种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与批评流派，成为专业领域内一种有影响力的重要的研究方法。2000年，劳伦斯·库帕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关于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将会怎样，2001年5月12日，英国《卫报》上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在绿色团队里》做了回答。作者詹姆斯.霍普金侧重分析了“生态批评之波是如何波及整个文学界的”，并断言:结合了社会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生态批评，必将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

　　生态文学批评并非是可以无限扩张、包容一切、不存在争鸣的共生体系。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批评研究活动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且不乏激烈的论争。但无论称谓如何，其研究对象和宗旨都是一致的，即阐述自然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发掘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文学批评尽管定义方法千差万别，但基本上都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一是运用生态视角进行文学研究；二是关注文学如何思考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力图发现文学中涉及自然的思想观点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三是涉及文学、生物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四是带有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以提升全人类的生态责任意识为己任；五是遵循生态整体观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可以说，生态文学批评打破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传统，而是倡导“以自然为中心”，把文学批评中讨论的“作家、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中“世界”的概念由“人类社会”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从而使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超越了“人学”的概念。

　　生态文学批评核心内涵是生态整体观。生态批评在研究中质疑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反对从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借鉴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等有关理论学科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张一种以生态整体观为本质内核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生态中心主义这一名称主要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反对只关注人类自身短期利益、忽视生态整体利益、简单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它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强调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这是一种融入生态整体性思考、避免片面倾向的整体性思想方法，包容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人的价值被漠视，到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确立，再到人成为生态中心主义所包含的一员这样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经过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西方文明终于确立了人的崇高价值和人在自然里的中心地位，即人类中心主义。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的中心地位，随着工业社会科技的发展得到了加强、巩固。人征服万物的欲望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完善和膨胀，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大自然成为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很多人本主义的文学作品都以讴歌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无畏精神为主题。应当肯定，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中的理性、知识与进步观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某些片面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明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对某些违背生态规律的片面观念进行反思与调整，以适应当代生态发展的要求。生态文学的兴起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世上万物之间的关系。人们开始审视自己，意识到只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正确处理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生态文学批评召唤一种更广阔的思维，融会贯通地看待自然、精神、社会生态。生态文学批评应该对文学进行严肃思考，从而发现文学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影响，确定文学在人类福祉与生存中起何种作用，文学如何思考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

　　与西方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相比，中国生态文学的诞生存在很大的“时差”。这与中西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形成大致一致的对位关系。中国大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大踏步走上以工业扩张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经济快速增长道路的，但这种迟到的工业快速扩张和迅速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却绝不亚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这是催生中国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就其观念影响而言，尽管早在1949年初，诗人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已经在中国出版，但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她只是一种美文样式，被少数中国读者所认知和欣赏。有研究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中国，这为刚刚兴起的中国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中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王诺、陈初《生态危机与中国文学》一文，就中国生态文学的理论背景所做的一个粗纲式的描述，实际情况当然要更为复杂。

中国生态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深化与嬗变

生态儿童文学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与生态文学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基本相同。在中国，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表达，很长时间被概括为这样一个口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不仅影响着成人世界，也对中国少年儿童数代人发生过长久深远的影响。人们耳熟能详的夸耀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发展道路”的背后，是众所周知的更加突出的环境恶化和生态灾难。

　　与后发的中国生态文学相似，后发的中国生态儿童文学，其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参照，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对“生态”的认知理解和创作实践，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最初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主要集中在选材方面，包括了对大自然的礼赞、对环境恶化造成人的伤害的担忧等等，这些作品赞成保护动物、环境和大自然，赞成人与自然和平相处，但出发和归结点，最终还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派；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深化，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价值观的确立，开始意识到动物、环境和大自然这些被保护的对象，本身就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而人类不得予以危害——这被称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派。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儿童文学作家和批评家，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致力于新的真正意义的儿童文学生态书写和伦理建设，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属于大自然”取代“大自然属于人类”，进而生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发展、甚至自然优先发展的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以及生态文学（包括生态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得益于这些经验和样本的滋养，以及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天人合一”之类的有益资源，中国生态儿童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主要起步于改革开放中后期即20世纪90年代直到新世纪），但是却明显具有起点较高、成绩较大、影响较广的特点。

　　中国生态儿童文学的崛起，极大丰富和拓展了儿童文学思想和艺术领域，它通过写实、抒情或想象、魔幻的多种艺术手段，揭示生态危机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体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戕害，形象地批判过度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危害，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培育少年儿童的生态意识及健康的消费观、发展观，塑造未来民族人格更加健康更加健全，促进自然、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三重生态的和谐发展。就其批评研究而言，生态儿童文学拓宽了传统儿童文学的审美领域，使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与价值标准。也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的“古为今用”提供了契机，为中西儿童文学交流形成更加有效的对话渠道。

云南生态儿童文学的来路与流变

肇始于新时期之初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外部描摹赞美到灌注于生态意识的内部困境揭示，从文学主题的浅表粗鄙到关照现实的深刻丰赡，从文学样式的简单粗放到艺术呈现的丰富多彩的流变过程。

　　曾几何时，云南儿童文学对少年英雄形象塑造，惯常在与人斗（阶级斗争）或与自然斗（打猎、烧荒等原始生产劳动）的矛盾冲突中锤炼而得。新时期之初，虽然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少年形象塑造的着眼点也随之发生位移。但是在云南，利用边地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作为创作素材，一直被视作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条捷径。新编部颁语文教材《一块奶酪》的作者辛勤，就曾经是这条捷径的驾轻就熟者。1980年代，他创作出版的儿童中长篇小说《绿孔雀与金角龙》《替身演员》《小哥俩猎虎》《鬼谷》《魔匣》等作品，因其民族风情的浓郁、故事的惊险传奇，曾经广受小读者喜爱。他描写勇敢机智少年形象的小说，较多地以狩猎、冒险为场景，显示出少年临危不惧、敢于胜利的精神品质。但是这些以珍稀动物为狩猎对象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却是多么不合时宜。

　　意识到需要从浅表的风情描摹和离奇的故事叙述回归生态儿童文学写作的正途，当时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一开始主要出自朴素的艺术直觉而并非完全是理性自觉。以云南儿童文学的“不老松”“提灯人”吴然为例，谈到他最早开启生态儿童文学书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路畔的一朵小花，一茎嫩草，以及轻轻飘落的花瓣或树叶，都会唤起我的童心和乡情。”

　　在为一本新作写下的“题记”中，吴然这样写道：

　　我能变成一只小鸟，每天清晨为你唱歌吗？

　　我能变成一朵小花，明灿地开在你上学的路上吗？

　　我能变成一团绿树，在夏天给你一片荫凉吗？

　　啊，我能变成江河，漂载着你的船儿奔向远方吗？

　　这些清浅美丽的文字，无疑代表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在那个时间段里，从不自觉开始，开启了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着其眼点，主要在于对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的外部描摹和赞美。吴然对此解释说：“在边疆旅行，我发现，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性格特质、精神面貌等等，往往和这一地区的自然景物和环境，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这使我想到一位诗人的话：‘当人们改造自然的时候，大自然也以自己的奇幻的力量感召人的心灵!这种无声的互相渗透必然会使人和自然都变得越来越美丽。’”

　　与吴然同时代起步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乔传藻，以书写森林题材儿童散文见长。他在取材于现实的平凡生活的时候，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从平凡中发现美，而且能够用自己长期琢磨、实践和执著追求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这种美。1980年代中期，他把他的笔深入到云南边疆的大森林和自然保护区。他说。“我真想变成一棵树，生长在密密的大森林里，为了少年朋友，我将记下青藤，野花、山溪编织的许多故事……”在那个时期，乔传藻写了许多优美的森林故事和动物散文。他认为，人是从大自然中走来的，在人的性灵中，始终保存着对山野的怀念，即使是80年代的孩子，也免不了要通过鸟语兽言，打开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乔传藻和吴然交谈中，他说：“我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写边疆奇特的东西和某些知识也是必要的，但我要超过别人。谁飞得高，谁就飞得远。要让读者享受到文学美。如果除了森林中的边疆特色、知识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作品是失败的。我近来之所以写得少，主要是觉得‘那一点’还没有找到。”

　　乔传藻所说的“那一点”，或许正是云南

　　儿童文学作家进入自觉生态写作的一个关键点。在经历了对生态儿童文学最初的不自觉书写之后，善于学习思考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很快意识到，停留在外部的、简单的、粗鄙的对生态主题和题材的表达，无疑是对写作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完全不可能进入到生态儿童文学的先进行列中去。包括乔传藻、沈石溪、吴然、普飞、辛勤、马瑞麟、钟宽洪等许多云南作家，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或者说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这类题材，为孩子们记下了“青藤、野花、山溪编织的许多故事”。为此，吴然在1990年召开的“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发言中，大声疾呼：“作家是否应该具有宏观的预见未来的头脑？当人们已经醒悟必须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还不醒悟是不可思议的。而把保护环境等排斥在‘现实’之外，把描写哪怕是花朵的生活等等排斥在‘重大题材’之外，我想在今天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我当然并不是主张只写大自然的美。对破坏大自然，对破坏生存环境的丑恶行为诸如战争等等，作家应该表示自己的愤怒。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中国人有所谓‘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如果山水之胜被破坏殆尽，人类恐怕也无法生存了。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利益，保护人类本身。这和我们的儿童文学其实是一致的。”吴然这种清醒自觉的关于儿童文学必须融入生态书写的表述，不仅得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积极响应，也得到著名儿童文学批评家刘绪源的高度肯定，刘绪源认为：“这无疑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对于儿童与全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自觉关注；也预示着‘自然的母题’将会引起作家们新的兴趣，因而是一个可喜的信号。”

云南生态儿童文学创作类型观察

生长生活于“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大地的儿童文学作家，对自然生态有一种自觉和自然的生态情结。这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和自觉，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并催生出许多令人难忘和广受赞誉的生态文学作品，为中国生态儿童文学宝库增添了独特瑰丽的色彩和魅力。这里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两只小风猴》（刘绮）《咕咚来了》（马瑞麟）《蓝色象鼻湖》（张昆华）《小象努努》（康复昆）《醉麂》（乔传藻）《歌溪》（吴然）《密林中的赞哈调》（辛勤）《象群迁移的时候》（沈石溪）《勇敢者狩猎》（黄尧）《蝴蝶牧场》（张祖渠）《牯子牛》（汪叶菊）《大树杜鹃》（湘女）《树精灵之约》（汤萍）《何处家园》（杨保中）《东巴妹妹吉佩儿》（和晓梅）《岭上的阳光》（吕翼）《虎头造屋记》（李秀儿）以及普飞、钟宽洪、张焰铎、吴天、马赛、白山、余雷、蒋蓓、刘珈辰等儿童文学作家，都以大自然为题材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形成了一支具有云南高原和边地特色、具有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即“太阳鸟作家群”。所谓“太阳鸟作家群”“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是对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和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美学追求所做的形象性概括和诗意的表达。”它的形成，是大批在新时期执著于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生态儿童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努力的结果。从创作类型上区分，主要有以下类型：

动物小说的生态书写

离开云南这块创作热土返回故乡上海已达十六年的沈石溪，至今仍被看着是一位云南儿童文学作家。这不仅仅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基和发轫于云南，还因为迄今为止，他所书写的动物小说的背景、故事、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及情绪和细节，都依然来自云南。云南事实上成为了他的精神家园和灵感来源，他用自己全部作品拥抱着云南、依恋着云南，书写着云南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传奇故事，表达了他的生态追求和理想、生态忧伤和愤怒、生态愿景和梦幻。这位现象级作家，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动物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开始，将近四十年专注于动物小说创作，创作出版了单本销售达千万册的《狼王梦》等动物长篇小说，以及无数中、短篇小说，描绘了狼、豺、虎、豹等猛兽，鹰、鸽、大雁、犀鸟等飞禽，以及红崖羊、盘羊、大象、猎狗、野牛、长臂猿、狗熊、灵猫、云豹等上百种野兽或家禽。沈石溪笔下的动物画廊，甚至比城市动物园的品种还要丰富齐全。沈石溪动物小说有效地成为了孩子们走近自然、观察动物、认识世界、思索人生的一个重要窗口。

　　虽然文学作品中出现动物形象古已有之，但是以刻画动物形象为主要内容、写出有血有肉动物形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通常认为自加拿大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开始。19世纪末期，西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创作了《狼王洛波》《乌利——一只黄狗的故事》《银斑——一只乌鸦的故事》《塔克拉山的熊王》等一系列动物小说，由此开启了现代意义的动物小说书写，他也因此被誉为“动物小说之父”。学界对动物小说从定义上细分，大致有三种，拟人动物小说、类人动物小说、逼真动物小说。沈石溪在长达近四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涵盖了动物小说所有类型，他贡献最大、反响最好的是类人动物小说作品，比如他的经典代表作《狼王梦》《红奶羊》《混血豺王》等。沈石溪在这一类动物小说创作中，有意突破了前人设置的某些藩篱，他着眼于动物的自然属性，挖掘动物社会鲜为人知的行为规则，塑造动物本体形象，认为“只要故事情节和动物行为基本真实，个别动物的心理感受和思维稍稍逸出物种的局限，无伤大雅。关键是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变的，动物小说也不例外，没必要画地为牢，束缚自己的手脚。我想也是，童话倾向的动物小说或许还是有益的变异，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学品种呢”。从最终文本呈现的实际和作品的社会反响来看，沈石溪这些努力获得了相应的成功。

　　沈石溪动物小说另一大贡献，体现在灌注生态意识，追求生态书写方面。在谈到他以毕生之力，致力于动物小说的生态书写时，沈石溪说：“我要用我手中的笔，呼唤人类面对动物休眠的良知，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呼唤我们这颗蔚蓝色的地球更加绿意葱茏。”这段话即表明了沈石溪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也表明他的写作就是要借助动物形象塑造，完成自己的生态美学表达。

　　他的动物小说，经历了从以人为中心到以动物为中心，从对动物的尊重到以动物为师的变化过程。他始终关注着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其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身上也有着明显的生态学诉求。其主要表现为：以热爱敬畏生命为本的生命意识、以动物权利为本的平权意识、以自然规律为本的生态意识。沈石溪通过作品中塑造的不同动物形象，通过描写人类对动物界食物链的破坏，揭示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揭示人类对于动物的迫害，唤醒人们对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和“遵循自然”的认识，让人们主动意识到“动物保护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直逼每一个人的心灵，是建立生态道德不可或缺的一环。”沈石溪通过小说中塑造的动物形象，让人重新认识动物，重新定义了人与动物的关系。沈石溪动物小说对中国和世界的动物文学、儿童文学，乃至生态文学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动物文学方面，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动物典型形象画廊，创造性地开拓了动物形象的塑造手法；在儿童文学方面，他填补了儿童文学动物形象塑造的诸多空白，改变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拟人化、扁平化的不足；在生态文学方面，他以非人类中心的创作视角，创造了动物与人、自然与人平行平等的发展轨迹和生存位置，塑造以动物视角反观并审视人类，超越了人类自审的惯性思维，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童年经验的生态记忆

吴然是国内入选教科书最多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回到童年”，是他的成功秘笈。他在儿童散文，饱含童年经验的生态记忆，融入诗的意境和旋律，富有儿童情趣，有色彩和音乐美，是当下最懂得浅语艺术真谛的儿童文学作家。吴然特别善于探幽察微，以独到的捕捉发现，以纤细的优美笔触，描摹自然的小风景，撷取生活的小浪花，多写短章短片，素朴清新，精致唯美。

　　吴然一直在寻找着“回到”童年去的路。他出版过《歌溪》《小鸟在歌唱》《凉山的风》《风雨花集》《珍珠雨》《一碗水》《天使的花房》等五十余部散文集和散文诗集。在这些书中，他一再表达着自己对于童年的无限缱绻之情，挖掘着童年的生活留给他的美好与温柔的记忆。他说：“童年时代的一切，烙印在我的人格气质上，也像影子一样浸润在我的创作中。”“童年的影子伴随着我，怀念的欢乐中有无言的忧伤。”追怀童年，“回到”童年去，重新打开对世界的梦想的窗子，乃至于按照自己美好的梦想，“再造”一个自然生态的童年，素朴清新的童年，这是吴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写出来的那些篇章，也是目前吴然最为动人的作品之一。

　　吴然笔下的童年，是生态的童年，自然的童年，他童年的存在是一口深井，他从井里打上来的是已经拂去了斑驳的青苔、滤去了许多杂质的、最清凉的井水。甚至于，除了散文家自己，其他的读者——尤其是小读者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清凉的井水是从怎样阴暗、苦涩的地底深处，一滴一滴地渗透出来的。这种艰难的“渗透”，即是吴然的良苦文心。苦涩艰难中有自然生态的美好，自然美好中有难言的岁月艰难，吴然反复提炼和表达出这样一个复合的主题，由此产生出深邃丰赡的艺术感染力。

　　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称散文家普里什文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他分析说：“如果说文学中有潜台词……那么，普里什文就揭示出了俄罗斯大自然的潜台词。这一潜台词的秘密就是：由于看到小树林、野兽、云彩、河流、僻静的灌木丛，由于看到某一棵醋柳第二次开花，产生了他个人的十分隐秘的内心感觉，这种内心的感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并赋予大自然一种特殊的、普里什文的面貌。”吴然的散文中，也总能找到他那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十分隐秘的内心感觉”，听见他所揭示出的大自然的“潜台词”。

　　吴然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村，受到美丽的云岭风光的熏染，我的心性似乎更接近于自然。我渴慕人世与自然赠予的温情与美景……每当我吹着高原的风在太阳下旅行，在自然保护区采访，心中便升腾起歌唱大自然歌唱故乡土地的欲望。大自然的宏富与伟丽，云南边地独具特色的山水人情，给我以不可抗拒的诱惑，由衷的欢喜……我想在儿童散文中融入诗的意境和旋律。我想写得富有儿童情趣，写得有色彩和富于音乐美，我想用一颗纯真的童心去写作。我还想写得美一点，力求把美化为形象；力求把诗意融入在养育我的芬芳的土地上，融合在我们的校园里，融合在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中，让小读者用心灵去感受。”读吴然的作品，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笔下的瑰丽多彩的大自然风情所吸引。这就是散文家面对大自然所产生的隐秘的感觉，也是他所揭示出来的大自然的“潜台词”。套用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说，假如大自然能够因为人类洞察它的秘密生活并歌颂它的美而对人类怀有感激之情的话，那么它应该称谢的人中，自当包括生活在彩云之南的吴然在内。

　　在艺术上，吴然追求清淡与明朗，力避铺陈堆砌与镂金错彩，但也并不拒绝色彩鲜艳和缤纷多姿。进入古稀之年后，他于2017年创作完成的一部长卷纪实儿童文学《独龙花开》，实现了作者创作上的自我超越。这部作品，有吴然一以贯之的追求真善美、追求诗意和素朴、表达童心童趣童真、体现通透朗亮的浅语艺术精华的风格和意境，也有他以往作品少见的一些新质——比如注重故事叙事的生动曲折、注重人物刻画的丰富复杂、注重作品主题的深刻多义，是一部有突破、有创新、有亮点、有特点，代表着老作家创作新高度的作品。

“森林散文”的生态伦理美学呈现

乔传藻素有“森林散文”圣手之称。他的《哨猴》《醉麂》以及《阿塔斯的小熊》《野猴》《山妖》《太阳鸟》等一批以森林、动物为题材的具备独创性品格的散文，呈现出摇曳多姿的生态伦理之美，诗人晓雪说：乔传藻惯于“用诗一般的语言和情丝，表现和抒写着我们时代的美，生活的美和自然的美。读着这样的作品，我想不论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会像饮甘泉、喝蜜酒一样，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吧？”其代表作《醉麂》，以幼麂醉入卡色村小学并获得小学生们的纯真友情的故事，表达了人类回归大自然的渴望，以及人和自然和谐一致的可能，人类因此而得到崇高美好的精神享受。《醉麂》的笔墨深处还有这样的意思：宽厚仁爱的大自然是不会也不愿抛弃人类的，它在进行各种努力以唤起人类对他的爱情和密不可分的意识。大自然向人类微笑，并伸出同情与仁爱之手。

　　《哨猴》《醉麂》等作品，一往情深地体现了作家深思熟虑的创作主旨：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乔传藻在选择题材的时候，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大自然。

　　森林、动物这类题材，并非乔传藻所独有。但是像乔传藻这样使这类题材显出惊人的丰富性和深邃感的作家并不多。一如歌德所说：“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乔传藻在他的森林、动物题材里这样做了，他为我们发现了那么多谁也想不到的奇妙的东西!

　　乔传藻说，“我写的尽管是‘无人之境’，我寻访的尽管是一些永远没有闻见过炊烟气味的‘森林居民’，但我的心是和时代相通的，在人与自然这一古老的艺术命题中，准确地再现出当代人的情绪，这是我的意愿。”这段创作独白告诉我们，乔传藻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森林、动物这类题材并赋予这类散文以强烈的时代感的。用俄国散文大师普里什文的话说就是：笔下写的是大自然，心中想的却是人。

　　作家试图写一种感情，写一种与少年读者喜怒哀乐密切相关的情绪和感受。当动物的举止和人的感情融为一体，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产生和谐共振的时候，从“哨猴”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的责任感，自然会在少年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同样，作为“太阳的儿女”，太阳鸟对光明的热爱、向往、追求和捍卫，没有光明就不能生存的夺目形象，也必然会在少年读者的心灵深处引起反响。至于作家满含悲愤地对与人类亲近而又被人类无情的枪弹所驱赶的阿塔斯小熊的描写，以及在《黑雕》《野鹿》等篇什中所展现的动物之间惊心动魄的角逐，也无不唤起少年读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读乔传藻森林、动物题材的散文，我们却常常因被与某种意境相近或相融的独特的山野气氛、森林情味所感染所笼罩而激动不已。这种浓郁的气氛和情味又总是带着那么鲜明的地方色彩，决断地显现出它的不可替代性。

　　不难看出，乔传藻散文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山野森林气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森林知识，在描写景物时注意选用有代表性的植物、动物点缀其间。乔传藻的散文里因不时出现特定的花草树木和走兽飞禽之名，出现情味深浓的鸟语虫声，花容草色，而具有某种独特的传统文化的芳香、气韵、情致。此外，乔传藻注意有节制地恰当地展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某些风情、习俗，描绘大森林里守林人、猎人、护林员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微妙的感情世界，在人性和生命力的启示中，注入作家自己的灵性与情感，从而使作品弥漫着浓重的森林气氛。这样的作品已经大大超越了那些猎奇或浅表描摹民族风情的作品，从而提升了云南儿童文学的整体水准。

女作家笔下的大自然与生态意识

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湘女，以关注生态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断为小读者创作出精美的生态儿童文学作品为使命，“湘女自然文学精品”系列《山狸猫金爪》《大树杜鹃》《小马倌阿里》《猎人的故事》，就是她的生态自然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以此为契机，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专门在昆明成立了“生态儿童文学创作基地”。

　　湘女的儿童文学作品以云南美丽的自然风光、奇特的动植物和少数民族的生活为题材，具有鲜明的地域自然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味。在湘女的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突然间变得如此纯真透明、简单亲近”；“大自然会以种种神秘的方式，传递着它的仁慈与温厚，威严与警示，让人类一点点收敛、省悟，一点点孕育出悲悯之情，培育出珍重之爱，树立起敬畏之心”；“在这片民族众多、风情万种的土地上，每座大山都长满了童话，每条驿道都洒满了传奇，每个人都是一本神秘的书”。

　　湘女散文包裹着自然之美、人伦之美、是有人间烟火气的天然图画，更是人与自然的协和奏鸣。湘女有着自觉的、强烈的崇拜自然、书写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但是和其他大自然文学的创作相比，她更关注身边的自然、和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体的自然。湘女专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的生活也视为自然秩序的重要部分，人的劳动、创造、良善中也包涵了对大自然意义的确证与补充。这是湘女的独特性，是对大自然文学的女性化的补充，让这个文学门类更加丰富，更具人间生活的温情，而非自然与人世的必然对立。

　　湘女也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和忧愤。和所有大自然文学的写作者一样，她的道德判断、价值伦理是以自然为坐标建立的。她对人的活动的承认与赞美，是把这活动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当人转过身来，失去自然之子的身份，成为自然的敌人，湘女的忧愤和批判便凸显出来。当自然被扭曲被蹂躏被破坏时，湘女不仅能听懂其中的乡愁与哀嚎，更会表现出女性特有的忧伤、委屈、无助和出离的愤怒。

　　以她的《冰雪神话》为例，她所写的雪山，是有生命、有感情的雪山，它博大，永恒，高洁，仁慈，无一不昭示着大自然的神奇和恢弘。作品以精彩的细节，温柔的情感，优美的文字，细腻地表现出生物心灵的纯美，表现出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动物的无助与悲凉，人类的无奈与困厄。并在一种悲情甚而悲壮的场景中，诗意地展现出一种令人心颤的艺术境界。作品张扬了对自然的赞美，同时，也告诉人们，人必须摈弃“挑战、征服”这样的盲目自大，尝试与大自然对话，以发自心底的虔诚，同雪山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天人合一的亲密关系。人并不比包括雪山在内的一切事物更高贵。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和谐相处；只有彼此奉献，才能一同获得不朽的灵魂，并最终找到心灵与大自然的融合。

　　有“魔法姐姐”之称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汤萍，在创作了大量魔幻儿童文学作品之后，也潜入生态儿童文学书写队伍中来，并以长篇童话小说《树精灵之约》，表达了她的生态忧思和生态理想。

　　童话小说《树精灵之约》是一曲撼人心魄的生态悲歌，她刻画了绿色森林被野蛮砍伐，一座美丽的树精灵王国被凶残掠夺、战火焚毁、生灵涂炭、家园丧失的人神共愤的悲剧，展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害苦果：人毁灭了自然，自然也毁灭人，最终是人的异化、社会失范、价值观崩塌，人本身也流离失所，无所庇护。

　　小说的寓意、指斥和揭露是明白的，树精灵王国的美，反衬了以福德村“胡子张”为代表的人类之丑：短视、贪婪、凶残、毫无节制。小说揭示出人类社会扭曲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万物的掠夺之上。古老森林的始盛后衰预示的是美丽自然的被毁，彰显的是人类穷凶极恶的犯罪，因此整个故事展现的绝不是一片孤立森林、一个孤立村庄的惨痛命运，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发展演变中的矛盾纠葛和历史教训，是文明与野蛮、自然与破坏、和谐生态与暴力劫掠的斗争，虽然野蛮、暴力、劫掠会一时得逞，但“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它必然会受到惩罚，遭到报复，必然会以高昂的代价去加倍偿还。

　　“魔法姐姐”汤萍使用的魔法术，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小说用神奇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故事，吸引儿童，在热闹中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小说里依稀可见日本动漫大师宫奇骏《千与千寻》那种犀利中不乏仁厚爱意的影子。

　　【注释】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3）梭罗：《瓦尔登湖》，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4）（5）（6）吴然：《我和儿童散文诗》《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1984年6月

　　（7）（21）乔传藻：《（哨猴）创作谈》《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2期

　　（8）吴然：《新时期的云南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1990年2期

　　（9）吴然：《环境保护与儿童文学》《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6月

　　（10）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11）吴然：《试论云南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儿童文学研究》1991年4期

　　（12）（13）（14）沈石溪：《我的动物小说观》，《动物小说的艺术世界》，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第89页、第78页、第64页。

　　（15）（16）吴然：《我和儿童散文诗》《儿童文学研究》第21辑（1987/6）

　　（17）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版

　　（18）吴然：《歌溪/后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19）晓雪：《星星寨/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

　　（22）湘女：《喊月亮/创作谈》《儿童文学》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