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临安地区科举较于明代更为兴盛。科举促进了临安学校教育的发展，同时临安府的作家群体和科举世家也因此增多不少。这些科举作家群体在政治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其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反映了当地崇尚科举的家学渊源，浓厚的学术氛围及云南的风物胜景。
清代临安府位于云南东南部，据《滇志》记载，元代至元年间“改置南路总管府”，后“寻改临安路”，明时“改路为府”，“临安府”这一名称正式出现。清代沿用临安府这一建制，统辖4州4县，即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宁州、通海县、河西县、嶍峨县、蒙自县。明清临安文教事业发达，被誉为“文献名邦”“滇南邹鲁”，学子争相参与科考，临安府的举人、进士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一，雄冠滇南，固有“临半榜”之誉。这些经历过科考的文人自幼经过严格写作训练，诗文熏陶，在科考之余、为官之暇诗词唱和、 切磋交流，以文会友、扶掖后进，自然而然营造了良好的文学氛围，形成了文学群体。虽说地域文学的发展和地域文学群体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教育等共同影响的结果，但科举在临安地域文学群体形成和地域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强力催化剂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一、科举必由学校，促进了临安文化教育的发展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既有其内在的因素，同时也离不开其时其地政治经济状况，更与文化教育的整体环境息息相关。“人文”性的科举在云南虽实施较晚，但客观上促进了明清云南学校教育的飞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素养很高的读书人群体，营造了云南文学发展的整体学术文化氛围。明初，朝廷就颁布谕令：“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科举必由学校。”百姓子弟若要入仕，就必须要尚学读书，接受学校教育，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清袭明制，中央和地方广设官学，这些办学举措培养了大量的科考人才。虽说学校成了科考的预备之所，但科举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还是巨大的，对洪荒之域云南的作用尤其明显，云南《重修学宫碑记》（康熙年间）记载：“滇虽处天末，建又滇之极边，然观风被化，不异中土。迩来科甲云起，求秋榜几分云省之半。宴曲江者，科不乏人，虽阅山川效灵，亦学校培养之力也。”云南学校为科举服务，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具有文化素养的应考者。
与官学相对便是私学。宋元之后，书院是私学呈现形式，招收的人数也较多，发展更具活力。清代之时，朝廷严禁各地私立书院，由此书院均改为官办。学子们在书院读书习艺，相互交流，他们或同窗之间，或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吟咏唱和，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这大大促进了作家及作家群体的产生。据史料记载，清代临安府知名书院便有二十余所，义学、学堂若干，村寨私塾普及率很高。临安府中举人数以石屏、建水两地为最，两地书院也较多较有名气。
石屏、建水两地著名的书院有石屏的登龙书院、玉屏书院，建水的焕文书院、崇正书院等。此外，其他各州县也办有数量不等、规模不一的书院，这些书院大都以教授科考内容为主。教育不仅关系到科举，也对地方的民俗风化、安定和平有重大影响。刘彪《重修临安府庙学碑记》云：“为政莫先于风化，而学宫实风化所自出之地，岂特春秋祀事讲学请肄已哉。以肃群僚，以抚四夷，以励民俗，以消回遹，先其大纲，徐详规划，政刑不先于德理。”在临安这一地处边境、民族众多之地，教育可以促进儒家文化传播，促进民族融合。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临安少数民族形成了学习汉族文化、参加科举的盛大风气。而临安籍官员致仕返乡后不少都选择从教。如许邦寅（石屏人）、丁载周（石屏人）等人回乡后当讲习授徒。也有在书院担任山长职务的，如五华书院的陈世烈（建水人）、尹壮图（蒙自人）、倪高甲（建水人）、倪思淳（建水人）、刘大绅（宁州人），经正书院的许印芳（石屏人）等人。他们对临安乃至云南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科举为中国古代政府选拔管理人才，但中下层士人欲得入仕，进学校读书就成为他们普遍而又强烈的追求，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再者，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其内容，使得整个社会阶层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和研习儒经，这自然就营造了一种“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科举对于边省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振兴功不可没，诚如贵州巡抚阎兴邦曾说：“仕进之路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清一统志·贵州志》）
二、科第盛于诸郡，清代临安府贤达、文士的产生
在云南科举史上，自明始临安府便享有“临半榜”的美誉，至清代临安地区依旧人才辈出。康熙《州候陈公重修学宫碑记》有载：“此邦科甲最盛，然一州而与礼闱者，接而踵。一榜而登乡举者，十有奇。”雍正《临安府志》云：“俗喜尚学，士子讲习惟勤，人才蔚起，科第盛于诸郡。”雍正《云南通志》则说：“士秀而文崇，尚气节……衣冠礼度，同于中州……户习诗书，科第人才盛于诸郡。”透过这些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临安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盛况。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清代云南文进士共出692人，出自临安府的有158人，清代云南文举人共出5659人，出自临安府的有1361人，临安府进士和举人比例皆约占云南全省的五分之一。而对比每一届科举的中榜人数，文举从顺治十七年到光绪三十年，临安持续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比例。
科举的繁荣推动了临安府政治、文化学术领域大批出色人才的涌现，临安地区很多学子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并成为社会贤达、朝廷栋梁，《新纂云南通志·宦绩传》记载有72人。有朝中任职的，如侍讲许贺来，言官尹壮图、傅为詝、周于礼，有封疆大吏，如赵城、陆应谷，还有造福一方的县令陈履和、钱正圜等，略举临安籍士人任官情况，如下表：
科次 姓名 籍贯 科名 授职 官职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许贺来 石屏 二甲第三十名 编修 翰林院侍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 董 玘 通海 三甲第三十六名 检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张 汉 石屏 三甲第四十九名 检讨 山东道监察御史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 赵 城 通海 二甲第二十八名 编修 河南布政使康熙六十年辛丑科 何 朗 石屏 三甲第六十名 检讨雍正元年癸卯恩科 杨胪赐 石屏 三甲第五十九名 一中行评博用 广西永宁知州雍正十一年癸丑科 傅为詝 建水 三甲第一百五十五 检讨 左副都御使乾隆二年丁巳科 陈世烈 建水 三甲第五十八名 检讨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乾隆七年壬戌科 田 沇 建水 三甲第九名 未散馆卒乾隆十六年辛未科 周于礼 嶍峨 二甲第四十四名 编修 大理寺少卿乾隆十九年甲戌科 尹 均 蒙自 三甲第九十一名 归进士原班铨选 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 刘经传 石屏 三甲第十九名 检讨 江西道监察御史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 李松龄 宁州 三甲第二十六名 检讨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 尹壮图 蒙自 二甲第三十五名 以部属用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 胡 敏 宁州 三甲第七十名 以部属用 刑部主事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 倪思淳 建水 三甲第三名 检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尹英图 蒙自 三甲第三十四名 检讨 湖北施南知府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 董 健 通海 三甲第三十六名 检讨嘉庆四年己未科 杨汝达 石屏 三甲第七十八名 以知县即用 直隶保安知州嘉庆十年乙丑科 倪思莲 建水 二甲第四十四名 以知县即用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廖敦行 建水 二甲第一百零七名 以部属用 湖北盐法道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尹佩珩 蒙自 三甲第十一名 以部属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朱 嶟 通海 三甲第十名 检讨 兵部尚书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罗士菁 石屏 二甲第六名 编修 山西河东兵备道许应藻 石屏 二甲第十一名 编修 浙江督粮道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胡霖苍 石屏 二甲第六十一名 以知县即用 浙江钱塘知县道光九年己丑科 朱 淳 石屏 二甲第一名 编修 浙江宁波知府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 陆应谷 蒙自 二甲第九十八名 编修 江西巡抚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陆葆德 蒙自 二甲第一百零六名 以知县即用光绪九年癸未科 钱正圜 建水 二甲第十四名 以知县即用 直隶乐亭知县光绪十六年庚寅科 朱景轼 石屏 二甲第三十八名 编修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张 瀛 石屏 二甲第二十五名 不详 吉林知府朱家宝 宁州 二甲第四十一名 以部属用 安徽巡抚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袁嘉谷 石屏 二甲第六十二名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 编修 浙江提学使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少临安籍官员品秩颇高，政绩不俗。这些临安籍官员通过科举入仕，考的是八股文，作的是试帖诗，他们备考时长期的诗文训练为自己积淀了坚实的文学功底，他们不仅是官员也是诗文作家，清代临安文人多出自取得科名的读书人，云南地方志《文苑传》中临安籍有83人，他们留下了不少诗文作品，举例如下：
姓名 功名 籍贯 诗词 传记 散文 修书许贺来 康熙二十四年进士 石屏 《赐砚堂诗稿》何其伟 康熙三十八年举人 石屏 《我堂古诗文集》许 湜 康熙四十七举人 石屏 《淡园集》张 汉 康熙五十二年进士 石屏 《留砚堂诗集》 《孙笔峰传》 《清实录》阚祯兆 康熙二年举人 通海 《过洞庭湖》 《大渔集》《北游草》 《通海县志》赛 屿 雍正七年进士 石屏 《陈沆传》 《梦鳌山人集》傅为詝 雍正十一年进士 建水 《藏密诗钞》 《傅琳传》 《藏密文抄》 《明儒四家纂》周于礼 乾隆十六年进士 嶍峨 《听雨楼诗草》 《李敬跻传》 《敦彝堂集》尹壮图 乾隆二十七年进士 蒙自 《楚珍诗稿》 《楚珍文稿》陈履和 乾隆四十五年举人 石屏 《海楼诗文集》 《誓禁鸦片烟碑文》张履程 乾隆十七年进士 建水 《伯轩诗文集》 《何钟泰传》刘士珍 嘉庆九年举人 建水 《知不足斋诗抄》陆应谷 道光二年进士 蒙自 《抱贞（真）屋诗抄》许印芳 同治九年举人 石屏 《诗法萃编》《五堂诗草》 《朱雘传》朱庭珍 光绪十四年举人 石屏 《穆清堂诗钞》《筱园诗话》 《马白关铭》 《云南通志》《莲湖吟社稿》袁嘉谷 光绪二十九年进士 石屏 《卧雪堂诗集》 《卧雪堂文集》《云南丛书》《云南大事记》《滇译》《石屏县志》等
科举入仕的士人多有诗文著作传世，诗集如《赐砚堂诗稿》《藏密诗钞》《穆清堂诗钞》等皆是云南文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文学交流是文学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环节，同时对于激励作家的创作、推动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梳理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临安籍作家们互相作序、作传，酬唱应答，如傅为詝的《邀月槎太史游燕子洞》，许印芳的《酬朱筱园明经二首》等作品，不胜枚举，从此足见当时文人交流较频繁。这逐渐形成了地域文学活动圈和良好的文学氛围，这些地域作家写乡景乡人、抒乡邦情怀，形成了文学的地缘性纽带，促进了地方文学的发展。
三、科举对清代临安府作家群体形成及文学发展的影响
科举入仕能光宗耀祖，提高家族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威望，更能让读书子弟立身扬名，真可谓“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彻底改变了士子的命运和社会身份，给家族、个人均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一个家族或当地社会如果有成员中举，往往会成为整个家族乃至当地社会竞相学习的榜样。科举考试毕竟是为国家选拔文官，是一种“文学”性考试，这促使“家族成员更有条件、更有热情嗜书尚学，家族更利用家风、家学，培养家族成员的文学素养，提高他们的文学水平”，从而形成了科考世家和人才辈出的良性循环局面。“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就是临安府这种局面的真实写照，社会贤达，文学之士也多出其中，这一时期临安府主要文学家族及有影响的文学家举例如下：1.石屏朱氏家族
朱奕簪，字笏山，乾隆庚子（1780年）举人，官至知县。与罗觐恩、陈履和齐名，时号“龙湖三子”，著有《笏山文钞》《春秋说》《晚香堂诗说》《芋栗园遗诗》等，诗风隽永平淡。诗人主张创作随性，反对苦吟，如《嘲苦吟》《检旧稿》等。朱雘，字丹木，朱奕簪之子，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官至布政使。著有《味无味斋诗抄》《积风阁近作》《朱丹木诗集》等。“雘于诗为于事，然皆超心炼冶，少作如干、莫出匣，光芒四射，中年后稍苍浑”，诗人学问渊博，诗风雄浑苍坚。对于写诗，朱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诗不能穷人，穷者诗多工。因穷而废诗，诗亡人仍穷。有长可表见，反自侪凡庸。岂知荣枯理，天事非人功。陶杜即箝口，难免饥病攻。虽然儒者志，万责归吾躬。挟此骄且吝，井蛙将毋同。”（《论诗二首》）诗人用浅显的语言道明人生与写诗的道理，要坚持和勤奋，不能堕于浅薄轻浮。并且认为“穷者诗多工”，命运坎坷的人反而因为积累了更多的人生感悟而有好的诗歌创作。他主张穷不废诗，慧仍用功，既是作诗之道，亦是成功之道。
朱庭硕，字箬生，朱雘之侄，道光间副榜，官至南宁县教谕。著有《文苑津梁》《箬生经解》《可自怡斋诗文集》。朱在勤，字幼木，朱雘之子，咸丰辛亥（1851年）举人，官至知府。著有《退学斋诗稿》一卷、《半圆诗稿》一卷等。
朱庭珍，字筱园，朱雘之子，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著有《穆清堂诗钞》《筱园诗话》。朱庭珍爱好诗文，九岁能诗，其在《穆清堂诗钞·自序》中言：“蒙自束发受书，即解声韵，视诗如性命。”曾在昆明与赵藩等人结“莲湖吟社”，担任社长。其诗高古清远，挥洒凝练，体兼众妙，对清末滇中文风影响甚大。其《龙尾关》《文峰寺》《燕子洞》《大观楼》等写景状物就很有特色。《龙尾关》一诗运用白描，描绘龙尾关（俗称下关）古战场，富含古意而沧桑；《文峰寺》全诗不着一字描写寺庙，却古朴而高远；《燕子洞》则运用了大量的叠字，曲折而新奇；《大观楼》动词和比喻的妙用，顿显气势壮阔而空明。四处不同的景点，运用了不同的写作技巧，又都与描写对象相称，足见诗人运笔功力。
朱芬，字竹虚，朱雘之子，朱庭珍之弟，光绪庚寅（1890年）进士，官至知县。朱兰芳，字芳淑，朱雘之女，朱庭珍之妹，著有《芳淑女诗诗抄》一卷。
朱氏家族连续三代中举，族人在诗文上多有建树，且家族培养出了女诗人，在当时尤为难得。
2.石屏陈氏家族
陈万里，字飞九，一字鲲池，陈憉之子，乾隆庚子举人。陈履和，字海楼，陈万里之子，乾隆庚子举人。精训诂、小学、金石。王伊同《陈履和传》记载：“履和在太谷，绝奔竞，抑豪横，廉于居官，厚于待士。虽在任仅八月，政声大著，民甚爱之。”乾隆庚子年，陈履和用娶亲的积蓄作为父子二人参加科举的费用，最后二人同时中举，父子二人历经贫苦一同中举被传为佳话。“陈氏父子，两世循谨。处则孝友化行，出以任职流称”，父子俩敦厚的品行和出色的政治能力为世人所称道。3.石屏许氏家族
许贺来，字燕工，号秀山，石屏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他是清代云南第一位翰林，时人称作云南的“开风翰林”，被康熙皇帝擢升为翰林院侍讲。许贺来擅长诗文，“诗温厚和平，称心而言，自和风义”，有《赐砚堂诗稿》等著作传世。《赐砚堂诗稿》卷四为南归集，云南地方色彩浓郁，如《滇南胜境》《盘江谣》等，形象地展现了滇南的自然美景。此外许贺来还有不少描写家乡景色的诗歌，如《云南坡》《异龙湖秋泛》二诗笔力雄奇，生动形象地描写出云南坡的曲折及异龙湖的秀奇。许涵，字海若，康熙乙酉（1705年）举人，官至知县，著有《致远堂集》《竹轩吟》。
许湜，字淡园，许贺来次子，康熙戊子（1708年）举人，官至新兴（玉溪）县知县，著有《淡园集》，其诗“天怀恬退，雅度充和，格调新鲜，自成佳句”（《滇南诗略·清》卷八）。
4.建水倪氏家族
倪高甲，乾隆甲戌（1754年）进士，官至盐运司运使，致仕后任五华书院山长，著有《华亭诗文》等。倪思淳，倪高甲之子，乾隆甲辰（1784年）进士，官至山西提学使，致仕后任五华书院山长，书法家。倪思莲，倪高甲之子，嘉庆乙丑（1805年）进士，官至山西监察御史，书法家。建水倪氏家族与昆明倪氏家族同宗，不同的是，倪氏父子真正可以称作“一门三进士，同胞两翰林”。5.蒙自尹氏家族
尹文治，康熙丁卯（1687年）举人，官至兵部主事。尹宗梁，尹文治之子，康熙丁酉（1717）举人，官至广西桂林司马。尹均，字佐平（一字松皋），尹宗梁之子，乾隆甲戌（1754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均少好学问，自为儿时，重迟不戏，恒若有所思虑……均为人仁孝，有至性……昆弟五人，门无异财”。尹壮图（1738～1808年），字楚珍（一字万起），尹均之子，乾隆丙戌（1766年）进士。任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江南道监察御史，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任五华书院山长。在《滇诗嗣音集》中存诗一首：“科头散步立闲阶，绘出萧然旷土怀。别有逸情凌海峤，无须近水羡楼台。峥嵘玉树香凝砌，潇洒芸香净绝埃。翘首问天频质酒，几时邀得二人谐。”（《题师荔扉春宵伫月图》）师荔扉即师范,云南清代著名文人。尹壮图仅用四联诗，便将画作的内容与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既赞美了画作，又表达了对师荔扉的敬意。尹英图，字毓钟，尹均之子，尹壮图之弟，乾隆丁未（1787年）进士，官至知府。尹佩珩，尹壮图之子，嘉庆辛未（1811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除直系亲属之外，尹氏家族中还有尹壮图堂兄弟尹巩图（乾隆辛卯举人）、尹益图（嘉庆甲子举人）、尹殿图（嘉庆戊辰举人）、尹睿图（嘉庆己卯举人），侄子尹佩绅（嘉庆壬戌进士）、尹佩棻（嘉庆乙丑进士）、尹佩琨（道光甲午举人）、尹佩玱（道光庚戌进士）共五代人。“尹氏累世儒，名望重滇中。尹壮图事君无隐，抗议柱下，正直不悔……均清纯德素，英图开达理干，一门竞爽，盛矣哉！”其家族文人繁盛，人才辈出，出仕族人共历经四朝皇帝，这与家族严谨的家风，族人谨守孝悌、勤奋好学的态度息息相关。
6.通海赵氏家族
赵凤阁，字怀梦，号云翥，清顺康间人，著有《焦妍集》一卷。赵河，字燕邻，赵凤阁之子，康熙壬午举人，选芦山县知县，抵任未半载，即解组归。退居林下十二年，至乾隆丙辰岁乃卒。天性夷旷，内行真挚，处急流而能勇退，不汲汲戚戚以终其身，诚读书知道之君子也。……著有《待焚草》三卷。《滇诗略》选六首，《滇诗丛钞》又选四十八首，词一首入《词丛》中。赵河诗作多是借景抒情，以诗歌中细致的景物描写来充分表达情感。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愁苦，或表现辞官归隐后的闲适怡然，或表达自己心系家国壮志未酬之情，如《解官后寄居广福寺》《乙卯春初次韵酧尹西民民先辈》等。赵河虽中举做官，但担任知县不久便退官归隐，寄居在广福寺。归隐后虽以青灯古佛为伴，但自身颇具才华与志向，难免因宦官失意而抑郁不平。居于方外，却做不得方外之人，满心家国身世之慨，所见之景，也是“愁眼无边春草绿，离魂一缕暮烟苍”，迟暮寥落之感甚重。
赵城，字亘舆，赵凤阁之孙，赵河之侄。赵城素以诗名，《滇南诗略》选七古二篇，特著雄奇，似学太白而近大苏者。诗附其叔河《待焚草》中者五古二章、七古一篇、五律十首、词一首。与其叔赵河不同，其诗少抒情，多怀古、碑记，如《通海重建三节祠碑》《通海修泮池记》等，大多将志向存于对历史的慨叹中，如《金山寺怀古》，以骈体赋的形式，直写地势险峻，景色苍森壮阔，并在写景中融入历史典故，古人有遗恨、有忠义、有隐伏。有历史之悲，也有官途波折的个人之感。
除上述所列举的家族作家群体外，还有一些尤为突出的文学名士，他们撑起了临安府文道的脊梁，诗文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石屏人张汉，字月槎，康熙癸巳（1713年）进士、乾隆二年博学鸿词科进士。张汉“少嗜学，丹黄钩篆，博洽四库。为文风发泉涌，千言立就”，有诗古文词七十余卷，文集十卷，骈文二卷。此外还有《续河南府志》《评阳逸史》诸作，袁嘉谷评价其“风流文采，滇之第一流也”。张汉创作丰富，诗作万余首，在云南是一位高产诗人。张汉数量庞大的诗歌就有不少反映云南风貌的篇目，如《秋日怀乡竹枝词》《海门桥》都介绍了云南特色美食，对家乡的赞美溢于言表。
比张汉稍晚一些的傅为詝也颇具政声与文名，雍正癸丑（1733年）进士，官至督察员左副都御使，政绩卓著，著有《藏密诗抄》《藏密文抄》《明儒四家纂》《傅琳传》等。吴玉纶《傅为詝传》记载：“清狱讼而端风化，指陈不下万余言……请设书院，颁《十三经》《廿一史》，便诸生诵读。”“为詝于书无不读，为文出入韩、欧间，诗宗陶、杜，尤谨守陈、朱学”。傅为詝是开发建水燕子洞的首倡与主持者，《邀月槎太史游燕子洞》是咏燕子洞的名篇，与他的《修燕子洞引》组成了对燕子洞的详细描写。傅为詝笔下的燕子洞依水临松，群燕飞舞，声势壮阔，石壁上更有文人题诗，集自然美景与人文价值于一体。他的《苗俗》一诗用寥寥数语便从住行、衣饰等方面勾勒苗族的风俗，写苗人在崇山峻岭间像猿猱一般身手矫健、善于攀岩、来去自如。写他们鸡犬相随、随意放牧的闲适生活，为读者展现了清代云南苗族的历史风貌：“剑立千峰几千万，一重林壑一重天。人如猱性缘丹壁，家似鸠房卧绿烟。鸡犬乱随岩鹿放，衣裳犹带古云鲜。采风更续南夷传，班马当年绘不全。”（《苗俗》）
有些临安士子不曾身居高位，但他们用自己的满腹经纶推动着云南文教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如通海人阚祯兆，字诚斋，号东白、芝岩，别号大渔。康熙癸卯（1663年）举人，归滇后为巡抚幕僚。著有《大渔集》《北游草》，修《通海县志》。阚祯兆工诗文，其文笔苍劲有力，独具特色，描写细致而记叙简洁，如《彩云楼记》，短短几百字既叙述建楼过程，歌颂政治功绩，又突出了吏治太平背后的筹谋与辛劳。
石屏许印芳是清代滇中著名的教育家与文学家，同治庚午（1870年）举人，历任教谕、学正、训导等职，致仕后任经正书院山长。秦光玉《许印芳传》记载：“先生一生精力，多尽瘁于诗。而其教人也，则不拘一格……”其人知机达变，注重经世致用，培养人才颇多。著有《诗谱详说》《诗法萃编》《五塘诗草》，编辑《滇诗重光集》。其有不少诗以深刻的笔墨描绘写灾难与战乱，抒发沉重之感，如在《仲冬二日石屏地震》中，就描绘了“万室夕飧饱，百里惊雷霆。室倾尘暴起，崩云轰哭声”的强震灾难景象，还有灾后“贪狼引饿豺，结队入城市”的恐怖悲惨场面。不只写天灾，还有人祸，如《昆明春感和友人韵四首》描写战乱后满目凋残，死伤无数，处处笼罩着死亡的悲哀，触目惊心。正是见证了痛苦，感同身受且忧国忧民，才发出了“转注穷沧海，倾输洗兵甲。家家务推挽，息战课春耕”的呼声。
晚清石屏人袁嘉谷是云南历史上的首位状元，于光绪二十九年高中经济特科状元。任浙江提学使期间，推广教育，兴办各类学校数千所，改建浙江图书馆，搜集各类文献，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学智评价云：“内行醇笃，孝友著闻，处世以诚，交友以敬，性情中人也；博闻强记，好学深思，凡义理、考据、词章罔弗学，学罔弗精，学问中人也，其深于诗也固宜……忆同学时，树五治诗独勤，日手一经，章解而句释之，博考旁参，精思独诣，而积中发外，见之咏歌，诗名早已大著。通籍后余荒于学，树五从政之余，不废吟咏。”袁嘉谷博学多才，著作颇丰。后人收集整理其文、诗、史方面著述多达十五种六十余卷，是云南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诗文现存于《袁嘉谷文集》中，如《异龙湖》《海门桥》《宋柏行》等写景状物均颇具特色。除了诗文传世，袁嘉谷还编订了大量他撰写《滇绎》一书，由若干篇幅短小的散文连缀而成，引经据典地解释云南风物、民俗等，如《大观楼》《芦笙》《苗文》《翠湖》等。
可见，这一时期，临安本土文学家多为科举出身，有的呈现出一家数人，父子、兄弟、叔侄相继为举人、进士的科举家族和文学家族。这些科举出身的作家群体则用诗文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与人生，记录着故乡的山川风貌。这些本土作家不仅与流寓于滇的文士多有交流，而且随着他们进京科考或仕宦外省，直接或间接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临安文学的兴盛。
综上所述，在科举制的影响下，清代临安府产生了诸多书院，书院师生在此习诗学文，吟咏唱和，书院成为作家及作家群体形成重要阵地。科举的另一重大影响便是促进临安地区形成了注重科考的风气，推动了科举家族的产生。这些科举人才也是文学人才的基础，临安府涌现出大量文学名士对当地的教育及文学发展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记录了云南的风景名胜、社会风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群体；不少隐退的官员成为各书院的主讲、山长，对临安乃至云南的文教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纵观整个清代，临安府因其人才众多，文艺成就之高成为滇云赫赫有名的文化、文学重镇。
【注释】
[1] （明）刘文征.《滇志》，古永继校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2] （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3] 田丕鸿.《临安科举史话》.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4] 田丕鸿.《临安科举史话》.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5]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6] 海淞主编.《云南考试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04页
[7] 杨丰、汪致敏.《学政考棚：滇南科举历史的记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8]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九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259页。
[9]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九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 林玉萍、高天主编.《云南丛书》（第23—50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1] 杨忠谦.《科举文化视野下的金代家族与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6期，第30页。
[12] （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13]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
[14] （清）朱雘.《朱丹木诗集》，卷一，《云南丛书》（3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043页。
[15]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传记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3页。
[16]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
[17] 袁文典，袁文揆撰.《滇南诗略》，卷十八，《云南丛书》（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674页。
[18] 田丕鸿.《临安科举史话》.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774页。
[19] 田丕鸿.《临安科举史话》.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775页。
[20]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21] （清）黄琮辑.《滇诗嗣音集》，卷一，《云南丛书》（3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212页。
[22]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23]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24] 袁文典、袁文揆撰.《滇南诗略》，卷十六，《云南丛书》（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66页。
[25] 袁文典、袁文揆撰.《滇南诗略》，卷十六，《云南丛书》（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641页。
[26]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27] 袁文揆、张登瀛撰.《滇南文略》，卷二十六，《云南丛书》（3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719页。
[28] 袁文揆、张登瀛撰.《滇南文略》卷二十七，《云南丛书》（3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802页。
[29] 袁文典、袁文揆撰.《滇南诗略》卷三十，《云南丛书》（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640页。
[30]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31] 袁嘉谷著，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第三册卷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32]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传记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33] 李春龙审定，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
[34]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诗词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
[35] （清）傅为詝.《藏密诗钞》，卷二，《云南丛书》（3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398页。
[36]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散文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9页。
[37]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传记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38] 许印芳.《五塘诗草》，卷六，《云南丛书》（3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918页。
[39] 许印芳.《五塘诗草》，卷六，《云南丛书》（3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918页。
[40] 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诗词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4页。
[41] 袁嘉谷著，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第二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42] 袁嘉谷著，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第二册卷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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