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传

　　近段时间，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一路优雅和诗意的小说家傅泽刚，其文风又有了一定的新转型。即从之前灵动、诗意的诗歌意绪，转向一种更为诙谐和俏皮的叙事领域。其文字愈发的老练，叙述也愈发的沉稳。在掩卷沉思之余，不禁深感作家那支生花的妙笔，一直在投向都市那些驳杂的生物群体，先来看这段文字：

　　十八点前后，昆明交通免不了肠梗阻，都快新闻联播了，021路公交车还像个恶性肿瘤，没缓过劲来，无药可救。

　　车内的扶手在上方，站着的人双手往上扶，一个个像举枪投降。前面一个女子面向后侧，因为我面向前侧，所以我和她免不了面对面，首先声明，不是我想和她面对面，当然喽，也不是我不想和她面对面，每个人都像跟锥子，见缝插针，总之，我们免不了贴得紧了一些，是紧了一些，贴得紧是个问题，她身上散发出来香气，又是个问题，我再次声明，不是我想闻这种香味，香味里荡着她的体香和气息，荡着她心窝子里的温润，搞得我有些心神不定。这种待遇本来只属于她的丈夫或情人，不是我坐怀不乱，只要是个正常人，一想就会明白，贴身一个陌生女子，是不是有些不道德，沾上道德这码事，就是个严肃问题了，我有些埋怨她后侧的姿势，当然喽，这不怪我，我是无辜的，只有中国公交车的拥挤，才是理所当然的……

　　——傅泽刚《午夜的三角梅》（原载2018年《昭通作家》第2期）

　　在貌似调侃和戏谑的语言描述里，作家对名画家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明显表现得有些俏皮和“流里流气”，但在剥开语言这一物质外衣往下看，原来，作家不过是想借助一段“我”（大巴，一个有些放浪形骸和长着“飘扬长发”的著名画家）在公交上被误认为小偷的尴尬际遇，引出女主人公秦月意外发现其老公常一宝（一家国企的财务处长）贪污、出轨的一桩婚外糗事。在作家不急不缓的情节推进里，整个故事，犹如一张弥漫在都市上空的无形的“网”，一个精心布置的巧妙的“局”，让人不知不觉中就沉迷于作家那苦心孤诣的小说“圈套”里。统观全文，小说紧紧围绕“大巴”和“秦月”如何查小偷、抓小偷，如何澄清和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这一中心事件，从而去完成对都市男女隐秘生活的一次深刻揭秘。应该说，相对以往较为执拗于诗意和灵动的“生态、环保”文风来说，傅泽刚这次“向内”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直至最后，作家也没能清晰的指出谁才是公交上真正的“行窃者”，她也许是秦月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作家构思这个中篇时别具匠心的扔出的一个“包袱”，其实作家笔下真正的“小偷”，它实是另有所指——它不过是涌动的都市情潮里那些企图“红杏出墙”或寻求“外遇”的某些“生物群体”而已。

　　而在以往关于“生态、环保”的写作领域里，傅泽刚虽也有着对都市男女情感关系的深刻揭秘，然而更多表现出的则是对自然、对生态的忧思和敬畏。如《黑雪》，“翻过一个山梁，我惊奇地发现，原本茂密的山林，渐渐变成矮小的灌木丛，最后连灌木丛也从原野上消失，本该红色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灰色，甚至黑色，我极想弄清其中缘由，所以决定前往乌岭……”但自《崖上读书声》（原载2018年《芳草》第3期）起，作家创作的动机，便渐渐地开始了一定的新转型，即从之前对自然，对生态、环保（向外）的忧思和敬畏，转向对人的内心（向内）的叩问与探秘。因而，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从《黑雪》到《午夜的三角梅》，还是从《天堂鸟》到《一九四五年的东方》（原载2018年北京文学第8期），以及新近在《小说月报·原创版》第8期上发表的《向北方》，作家所践行的，已不单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视角的转换，它更多则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超越了。

　　那么，我还是以《午夜的三角梅》为例，来具体说说作家在文章转型后的一些风格特点：

一、语言诙谐、幽默，嬉笑怒骂中不乏睿智和机敏

傅泽刚是诗人出身，因而他对语言的考量，固执地存在着一种先验般执拗的语言“洁癖”。他小说的语言，即便转型了，也执拗地向受众保持着一种原初鲜润的美感。可以这么说，傅泽刚是那种极少数能将抒情与叙事，雅俗与庄谐，感性与知性扭结为一体的当下作家。比如在《午夜的三角梅》中，作家意欲把读者注意力往纵深方向引领时说了这么一段幽默而俏皮的话，“……那天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个漂亮的女子，就像饥饿的人想起面包一样，她不会是画画的吧，都说画家无美女，本来嘛，人都这样漂亮了，还画画干什么……”；可以这么说，这样幽默而俏皮的句子，在文章中随处可见，比如“……没想到事情到了我们这里，才有了转机，这是事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一个南下的规模较大的偷盗团伙活动猖獗，他们组织严密，听说还开了贼代会呢……”而在讲到名画家在艺术沙龙上试图将目光穿过前面的大胖头而投到“后面的那张美丽的目光”时，作家则这么近乎“个性化”的叙述道：“那大胖肉头像座山，我真想把他一刀割了，然后喂狗……”这么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显得暴戾而乖张，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和阅读上的快感。众所周知，小说，即语言的艺术，同一故事，为啥有人讲起来峰回路转、气韵悠长；而有人讲起来则让人昏昏欲睡、索然无味，说到底，这即为语言的表述存在着高下之分。因而，就这一点来说，那种只重故事而轻语言的行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人物个性鲜明，符合典型人物下的典型特征

法国作家福楼拜在教莫泊桑如何刻画典型人物的时候曾经说过：“当你看见一个杂货店老板坐在门口，一个挑夫在抽旱烟，或者一辆马车停在门前时，你要把这个老板和挑夫的姿态以及整个画面贴切地表现出来，而且要运用画家的那种技巧，表现出他们的精神。至于那匹马，你得用一个字让我知道它与前面50匹马不同……”这话就文艺理论的观点来看，说的就是典型人物要具有典型特征的问题，套用时下最为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什么样的老者，就应该去戴什么样的毡帽”。《午夜的三角梅》中，主人公大巴是一个艺术家，他由里到外，都打着艺术家鲜明的性格特征与烙印。比方长发，围巾，清高，衣着模糊而又不修边幅，我行我素，刺儿头，言语放浪而又不加节制……比方，在面对秦月凭空的质疑（质疑其是“小偷”）时，这位放纵不羁的“艺术家”就体现出他那玩世不恭的艺术家的“臭脾气”，“她说，刚才是你在我面前。我说，是的，昨晚你丈夫还睡在你身边呢，她说，流氓。我笑了笑，有时被美女骂一声流氓，也是蛮有意思的，这充分说明你和美女有事，而一般男人是多么希望和美女有事啊……”而在面对警察几近无理的盘讯时，“……警官从后面冲着我说，你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我回过头去对警官说，你为什么头发留那么短。”在貌似冲撞的对话中，艺术家的回答却表现得近乎的有理。再者，“她对我说，帮忙帮到底，今天要牺牲你的一点宝贵时间，不过，你的误工误时费，我全部负责。我说你负不了这个费。她说，我把自己付给你还不行吗。”这样，一个言语放浪而又不加节制的艺术家形象，就活灵活现的、立体式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三、“学院派”气质和专业知识的兼容并蓄

傅泽刚是语言的“锻造师”，但同时，他也是那种极会讲故事的高手。《午夜的三角梅》除了发人深省的“无果而终”（谁是小偷）的结局外，“故事中的故事”，也是这小说的一大特色。比方在传达自己“生活就是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或“生活都成这样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演出”的见解时，作家就声情并茂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男青年从前门上车，一个女孩从后门下车，刚上车的男青年又突然下车，下车时衣服被车门夹住，车开着，他叫着，最后没办法，他干脆将衣服脱掉，衣服随着车飘扬而去，光着上身的男青年下车后，一把抱住刚从后门下车的女孩，两人竟然泪流满面，女孩踮起脚尖，男青年低下头来，他们抱得严丝合缝，雨从他俩身上淋下来，淋出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天地，雨中的长吻，足足五分钟……”傅泽刚在讲述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生活的戏剧效果，“比屏幕上的来得真实自然，”且断定“这一定是个感人的故事，谁敢说眼前的一幕不是高潮。”

　　总之，傅泽刚的小说，其内质，大多沿袭了一种不期而遇的“境遇”；其纹理，存在着一种内在而沉静的肌肉感，它鲜活、丰润，诗意且内涵的表现着作家独到的美学见解与情感体验。应该说，在《午夜的三角梅》中，作家在美学方面的专用术语，同样也是比比皆是的，比如“大艺术”“大视野”“后现代”“零现代”等，以及“艺术不直接回答任何问题，而是为我们提供某种想象和暗示，美丽的部分永远在语境后面，让我们魂牵梦绕，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琢磨不定，这便是艺术的魅力……”但傅泽刚在这方面的描述，同时也是很有分寸且很有节制的，他很能在合适的时候，“守住自己”并给受众造成一种戛然而止的艺术效果，“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和她风雨同行，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必须守住自己，有时人是需要守住自己的，道理很简单。”

　　至于如何的简单，傅泽刚却没有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