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煦阳透过窗户铺撒在桌面上，柔软而舒适，一如桌上呈放的张昆华老师的近作《冰心的木香花》，这本装帧简约而典雅的作品集，淡绿色的封面，透着一股扑面的清新，一株纤细的枝干端头，花团锦簇，一派热闹，此刻，我的眼前不时浮现张昆华老师那和善的面容，谈话间慈祥的笑声，总给在场的同志一股亲切感，那在风中飘动的丝丝白发，诉说着这位老作家的如歌岁月。“老战友，老战友好。”看着他与其他老师打招呼的谦卑态势，我心里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位80高龄的老人，从1977年开始出版作品集，至今已达到39部作品集的老作家，仍然保持如此谦虚的心态，怎不让人为之感动。
在如今这个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时代，要让人静下心来进行文学阅读似乎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也不例外。而当我接到张昆华老师这本《冰心的木香花》散文集，还是被文集的标题吸引住了，冰心的木香花，作为我们敬仰的世纪老人、著名作家冰心，与木香花有着怎样的故事？作者在这特有的环节中有着多少难舍的情结？张昆华老师把这个文章标题作为他这部作品集的命名，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这一强大的磁场力量吸引着我打开了这部作品集，“如果冰心与巴金的友谊象征是红玫瑰的话，那么我感到，冯牧对冰心老人的尊敬之情，是否也像木香花一样高雅、纯洁，始终焕发着春天的光彩呢.....”作者在开篇再次点题，成为全书一个闪亮的文眼。在读完这部作品集后，我感到这是作者的又一力作，文章引人入胜，趣味盎然，很多篇章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非有一气读完的畅快之感不可。
一、精心的谋篇布局
昆华老师1951年参军，在部队22年，1973年由昆明军区宣传部转业到《云南日报》任副刊主编，在其长达近一个甲子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数量众多而又别具一格的作品，其中荣获国家级、全国性的奖项作品有15部，获省级、全省性获奖作品有32部，由此可见作者创作作品的数量之多、内容之精美。其近作《冰心的木香花》，全书约25万字，要在这有限的版面里再次给读者呈现一部内容精湛、陶冶灵魂、启迪思想的精神大餐，这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难事，这就考究作者运筹帷幄、谋篇布局的能力。的确，如果说主题是作品的“灵魂”，材料是作品的“血肉”，那么结构布局就是作品的“骨骼”，通过精心的谋篇布局，努力纲举目张、层次井然，把游离分散、不太相关的内容串联起来，如此似乎才能组成一部和谐完整的散文集子。昆华老师在这部作品里给我们呈现了其高超的谋篇布局能力，全书遴选39个篇章、27位历史文化名人为主要内容，以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聂耳为开篇，通过巴金与个旧、冰心老人与昆明、光末然的昆明情结、荒煤与阿诗玛、冯牧与澜沧江、汪曾祺的白莲花等篇章，以林则徐的云南记忆、张学良将军的中国结、陈毅的游击岁月为结尾，俨然是一部“凤头、猪肚、豹尾”文集的精心制作，这当中的一篇篇文章既独立成篇，更是这些文化名人与云南、与作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心灵旅程，这是作者怀念一位位文化名人、对云南美好河山深情吟唱的佳作，正如作者所说“我今年这个月（即2016年11月）满80岁，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集38本，其中散文集11本，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决定选题出版我的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都是与文化名人聂耳、巴金、冰心、闻一多等……即使是写林则徐、张学良、陈毅等，也都与诗词文化有关……这是我最有文学品位、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本散文集……”的确，纵观全书的谋篇布局，诚如作者所述，文学品位浓郁、历史价值丰厚，加之全书所描写的文化名人都是作者近距离接触后的有感而发，读来栩栩如生，这也证实了作者高超的谋篇布局能力。二、至深的真情实感
一篇文章、一部作品集要想打动读者，就必须言之有物，而言之有物的关键因素就是要让作品充满真情实感。一直以来，只要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不管作者采取什么样的写作风格，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都应倾注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表达作者至深的真实感受，如此才能立得住文章，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冰心的木香花》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饱含着张昆华老师的情感体验，每一个篇章都有作者自然而然的内心独白，以及作者对所接触人物的行为和生活的真实感受,作者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虚情假意，而是旗帜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这使得文章充满了极强的感染力。冰心作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也是作者尊敬的作家之一，在这部文集中，作者收录了《冰心的木香花》《拜访冰心》《冰心老人的昆明》《送别冰心》四篇文章，这些文章成稿时间从1996年至2008年不等，是作者敬仰冰心、与冰心面对面、怀念冰心老人的心路旅程。“每年的深秋季节，总有鸿雁往来于奔流不息的长江两岸，于是，那标志着对方华诞的美丽花朵，便相互呈献在我国文坛北南两位老寿星——冰心和巴金的笑颜之前……”作者以冰心和巴金两位老人互送红玫瑰祝寿起笔，引出了冰心老人除了喜爱红玫瑰外，还喜爱着昆明特有的一种花：长长的藤子，敦厚的小刺，叶子很细很密，莹白的花朵一串串一簇簇，是一种既高雅又朴素的花，那美丽的花使她想起了云岭之南的彩霞，带着寻找这种在冰心老人心目中珍藏了几十年记忆中的花的真情，作者的足迹遍布到小西门、蒲草田、潘家湾、螺峰街等地，直至来到呈贡，步入一条小镇与乡村接壤的巷道，一股幽香袭来，作者终于发现了所要寻找的木香花。春秋交替，作者与冯牧在玉龙雪山下的乡间小道上，再次发现了大蓬大蓬开得洁白如雪的木香花，并由冯牧拍摄了许多木香花的照片带到北京请冰心老人确认……作者的这一切行为皆来自于冰心老人那平凡而意味深长的关于木香花的询问，在作者笔下，冰心老人对木香花的思念仿佛是从布满积雪的落叶上飘起春天花开的信息，促成作者一路跋涉，一路寻找，而后欣喜、感悟。
尼采曾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的确，一切发乎真性情的文字是每一个阅读者所喜爱的，在拜访冰心老人的篇章中，昆华老师这样的真情更如潺潺的流水。“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这是冰心老人的《繁星》，作者从第一次读这本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出发，那是作者少年时代最为痛苦和凄惨的岁月，祖父和父亲在上一年先后含冤惨死，祖母在饥寒交迫中去世，姐姐远嫁他乡，母亲也不知流落何方，这些家破人亡的重重灾难压在作者年幼的心灵上，其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可想而知。而在这时，作者在一个偏僻的山野偶然获得了一本发旧的《繁星》，而那个夜晚，也是一个繁星密布在天空中的夜晚，作者读着冰心老人的《繁星》，想着自己的身世以及那来自故乡无量山的伤心之事，作者流出了眼泪……这些如诉如歌的血文，每一个文字都感动着作者，也感动着我，也正是这本《繁星》，作者得到了爱心的暖光，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一次难得的新启蒙。
从塞外吹来的风，带着长城边银河的流动、绿草的萌芽，在拉扯着那封闭了长长冬季变黄变脆的窗纸，这是早春三月的北京。在得知可以拜访仰慕已久的冰心老人后，昆华老师更是激动不已，作者特意挑选了一束由红玫瑰和满天星组成的鲜花，红玫瑰寓意着作者对冰心老人的尊敬，而满天星则是作者要感谢4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第一次读到的那本《繁星》，正是那像繁星一样放射光芒的诗句，给了作者青年时代诗歌创作的独特影响，作者通过向病房中的冰心老人汇报自己的文学创作情况，以及自己是如何在冰心老人的作品下走出人生逆境的等等，从而在心底发出了对冰心老人由衷的祝福：与世纪同龄的老寿星，祝您长寿更长寿！那时作者真正感到冰心老人就是一盏灯，正如巴金的祝词中所言：“冰心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三、优美的文字叙述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的就是我们说话写文章如果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如果说好的素材是文章跳动的心脏的话，那么优美的语言就是文章美丽的面庞了，在昆华老师的这部近作中，这样优美的语言叙述比比皆是。冯牧是著名评论家，军旅作家，正如作者所说，三十多年来作者无论在军队还是供职于《云南日报》或省作家协会，作者都一次又一次陪同冯牧到过凉山、泸沽湖、高黎贡山、玉龙雪山等地深入生活，采风创作，正是这样深厚的友情，使得作者在《冯牧与澜沧江》一文中，这样优美地叙述道：“听着迟子建女中音雄雅而柔美的朗诵，在车身波浪般起伏的颠簸之中，我久久地注视着依傍着车窗的冯牧：稀疏的白发被凉爽的秋风吹拂着，面部泛起淡淡的微笑，不时有蓝天白云的身影和青松黄栎红枫的光彩在他的眼神里跳荡……那时我似乎产生了一个幻觉：他变成了那挺立在澜沧江边崖壁上的一棵大树……”20世纪60年代初期，冯牧拖着虚弱的身躯来到云南，他跋山涉水，亲历各种险境，用他珍贵的生命和真挚的感情书写了豪迈壮丽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和灵秀飘逸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成为当时文坛的得力佳作，其昂扬的品格和优雅的审美情趣，更是影响了一代代青年读者和作者，因此澜沧江对于冯牧、对于多次陪同其走过的作者，情感不可谓不深。在得知冯牧于9月5日14时50分在北京停止了呼吸后，作者说，那时，我依然如去年那样产生了一个幻觉，“那与北京相距万里之遥的澜沧江岸边，一定有一棵大树，带着它长年裸露在风雨之中的千万条根须，轰然一声投入了澎湃的激流；江水簇拥着这棵大树茂密的枝枝叶叶，在浪花里旋转；崖壁上那宛若泪雨的沙石追随而下，如泣如诉……”是冯牧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品格影响着昆华老师，虽然冯牧先生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冯牧的散文却与我们越来越近，这是因为冯牧的散文是用生命写成的，作者这样评价道。古人云：“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昆华老师正是用这样丰美的语言,飞扬的文采和灵动的思维，为我们呈现了经过锤炼和推敲后的语言的美感和力量，进而表达了其对冯牧老师的尊敬和敬仰，这样的文字表达让我们每一位读者读起来有如风行水上、行云流水般的畅快，同时也给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郭沫若先生指出：“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我们在进行文字叙述时如果能增加一定的节奏和音乐韵律，这样的文字更显优美，在昆华老师的这部作品集中，有许多篇章作者在文字表达个人喜怒哀乐、抒发爱恨情仇的情感时，有意将文字的叙述呈现出快慢、轻重、缓急的节奏，从而形成了作者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特色，这在《冯牧与开远同在》等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总想走进那座林木葱茏的军营里，去拜访那幢青瓦红墙绿窗的小屋。但我只能沿着威严的围墙转悠，像一阵阵流浪的秋风，任凭那墙内墙外的榕树、桉树或棕榈树的枝枝叶叶把开远特有的亚热带温暖的阳光编织成疏疏朗朗或斑斑驳驳的时间或空间的有影无形的大网，披戴着我或跟随着我，游游移移地拉长了我的绵延的思绪……”这是在冯牧逝世十周年之后，适逢作者去开远参加“首届中国传统武术节”采风创作时，作者特意去寻觅当年冯牧先生足迹的思绪，开远作为冯牧先生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作者对开远的情谊更深一层，1950年初春，冯牧先生正是在开远的这一处军营里，在那棵开放着火红金黄花朵的凤凰树前，写出了热情燃烧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作者在这段话里用了“总想”“但”“像”“任凭”几个词语，通过这几个词语统领这段话，放在一起就有了“平——仄——平——仄”的节奏美，中间使用冗余长句和舒缓结尾的语序，通过这样的文学语言，呈现出了余音绕梁的音乐美感，这样的节奏，使得作者追忆、怀念冯牧先生深情厚谊的思想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务实的写作姿态
文章的展开是需要素材的积累和情绪的铺陈，对于写作者来说，仅仅拥有想法与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每每开始写作，都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情绪与心中所想的统一，是一种表面上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产生更多是为了解决在写作中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想象之外的困难，这么说吧，当我们准备动笔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结束，而是困难涌入的开始，这样的体会在昆华老师写作《林徽因的龙泉时光》时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林徽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其出众的才华和高洁的品格感染着作者，为了把林徽因在春城昆明龙泉路居住的时光写得引人入胜，作者深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静态的，行路是动态的，书中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在行路之后，从而眼观耳识，才能补充读书的不足。为此，作者多次深入到北京和昆明市龙头村，在现场进行实地观察，入情入景的思考体会，正是作者这样务实的写作姿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者写作林徽因的龙泉时光的素材。在《林徽因的龙泉时光》中，作者曾不止一次地踏上金水桥头，仰望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感受国徽的庄严肃穆，也不止一次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久久凝视纪念碑上四周的浮雕和底座上的花圈，作者面对由林徽因参与设计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前，感悟林徽因的艺术力量和思想维度。在这两件作品的设计过程中，许多构思都是由她首先提出，在勾画成草图后带着图样到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讲解意图，听取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并一次次修改使之完善完美，当1950年6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全体起立鼓掌通过设计方案时，林徽因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的智慧和心血终于结出了累累果实，作者引用了1931年4月林徽因在刚刚创刊的《诗刊》上发表的一首诗来抒发他在现场的感想：“谁又大胆的爱过这伟大的变幻”，这也是作者心中充满唯美诗意青年时期的林徽因。
这样务实的写作姿态继续推进着。随着作者对林徽因的认识和敬仰之情的深化，在早春的三月，北京还被寒冬包围的时节里，作者在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间隙，乘地铁来到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找寻林徽因的墓地，这样的成行，不仅是出于某时某刻，而是某时某刻的萌发，进而积累成某月某年的毅然而行。在现场，作者通过仔细观察林徽因的墓地和墓碑上雕刻着的橄榄枝，以及怀抱在周围的牡丹、荷花和菊花，体味到这不正是林徽因身上特有的一种高贵、坚忍、素朴淡雅的美吗？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鲜花所呈现的美，作者在现场轻轻吟诵着林徽因的诗，来表达了对她的赞美和尊敬，“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的轧压，/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为了继续研究探讨林徽因的艺术痕迹，作者从北京回到昆明后，采取或购买或借用的方式，获得了梁思成、林徽因有关建筑学的论著以及林徽因的诗文集，在反复不断阅读学习他们的各种论著和文章后，作者对林徽因、梁思成所考察研究过的上千座古建筑物产生了可望不可及的敬畏感，恰巧这时有一位文友告诉他在春城昆明的这片蓝天白云之下，有着被昆明市政府2003年5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作者喜出望外，多方周折，终于来到龙头街的棕皮营，拜访梁思成林徽因旧居，在这里，作者感到林徽因、梁思成的音容笑貌，像一幅幅水墨画张贴在墙壁上；林徽因、梁思成的气质精神，似乎依然在旧居里飘逸闪耀，在旧居里，作者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墙壁、抚摸房门、抚摸窗棂、抚摸壁炉，甚至是木柱上一颗生锈的铁钉……正是这样务实的写作姿态，作者观察到了他想观察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进而走进林徽因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这就是我们文学创作所期盼的“真动态”“活思想”，有了如此丰富的实地资料和真挚的情感体验后，从而使得作者在《林徽因的龙泉时光》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而鲜活。
五、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同样也可以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很多时候，文学作品所呈现的诸多镜像，是我们梳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重要史料。读完昆华老师的《冰心的木香花》这部作品集，我个人感觉这不仅是一部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同时还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是这部作品集的一个突出亮点。在许多篇章中，作者为了突出所使用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一方面阅读大量所涉及文人的作品、传记和文章，从书籍资料中考证其生平经历和难忘事件；另一方面作者走进实地，采取亲自考察的方式，印证作者的所思所感所想，力求在文章中所述的每一个事件既栩栩如生，又真实客观，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名人珍贵的文史资料。《黄河大合唱》是我们熟知的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作词光未然，作曲冼星海，这部作品是在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流血抗争的时候产生的，它发自人民内心深处，表达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争取自由解放的豪情壮志，因此一直深受我们喜爱。但光未然同志是如何为这部作品作词的？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样的灵感催生了这部作品？昆华老师在《光未然的昆明情绪》《光未然与黄河大合唱》这些篇章中，为我们娓娓道来，讲述着《黄河大合唱》背后的故事……光未然12岁便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活动，16岁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创办进步刊物，以“未然”为笔名发表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杂文，1937年期间，由他作词、冼星海作曲的《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被广泛传唱，他与冼星海在上海、武汉等地进行长期创作合作，有着较深的理解和革命友谊，这也为他们成功合作《黄河大合唱》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38年9月，光末然在离延安不远的陕北洛川县进行宣传演出，在为期一个多月对抗战军民的演出活动中，光未然获得了许多鲜活的形象和深刻的感受，坚定了同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的决心。当他们从陕北出发，爬到一座高山顶上时，昆华老师这样叙述：“第一眼看见山下一泻千里的黄河时，诗人的心灵被激动了！他敞开领口，迎着冲破陕晋高山峡谷的黄河所掀起的秋末冬初的劲风，脱下军帽，大声地呼喊起来：啊，黄河……”黄河壶口惊天动地的巨浪激起层层白雾，与天空的云雾交融，在红日的照耀下发出电闪雷鸣的呐喊，光末然被黄河独特的气质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震撼着，胸中涌出了后来创作《黄河颂》的头两句诗：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光末然记住了这一天，历史也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38年11月1日，这是光末然第一次从壶口渡过黄河，当他投身到黄河怀抱里的时候，也是《黄河大合唱》开始在他心中孕育的时刻，而这一天也刚好是他25岁的生日。1938年12月，光末然由于骑马摔伤了左臂，一同和演唱队的同志前往延安进行医护治疗，在和平医院土窑洞里的治疗期间，光末然看着窗外黄土高原早春二月的山野，仿佛听见了黄河已开始解冻的声音，回想这几个月在晋西北、在吕梁山游击区为抗日军民进行的宣传演出活动，出席部队的祝捷庆功大会，真是“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倾听包着羊肚子手巾的民歌手唱那揪心的歌声，回忆两次渡过黄河时那惊心动魄的船夫号子，是的，在那黄河两岸，“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便在心中酝酿着写一首歌颂黄河、赞美中华的长诗。而在延安，光末然再次与冼星海相见，这两位天才的诗人和作曲家真是心灵相通，情感同源，达成了写一部大合唱歌词的愿望，尽管光末然同志由于臂伤难以动笔，他就口述请演剧三队的战友胡志涛笔录，用了五天时间，以大合唱所要具备的八种格式组合，完成了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39年4月13日，由演剧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正式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由光末然亲自登台朗诵，这次首场演唱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多次鼓掌，获得了巨大成功。《黄河大合唱》的歌声起于延安，传自延安，尽管当时的延安很小，窑洞很小，但却连接着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连接着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如果当年光末然没有去延安，可能也就没有《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也就不会有冼星海的作曲，这是《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所表明的事实，这是一段珍贵的背景资料。诸如这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在《林则徐的云南记忆》《巴金与个旧》《聂耳始终之地》等篇章中也比比皆是，昆华老师举重若轻，为读者生动地讲述着一段段精彩故事，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史料。
六、睿智的文学感悟
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曾指出：“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这就是艺术的精神价值特性，这一价值特性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特性存在于作品之中，从而被人们所体验感悟的。同理，文学作品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创造活动作为作家们的精神活动，是我们人类的精神产品，尽管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但我们可以领会这些作品对世界的感悟，为我们生存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支点，如此，我们每一位读者无论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我们都不会迷失方向，总会找到可靠的心灵指引。在阅读昆华老师的《冰心的木香花》散文集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随着作者的文学脉络和感悟，应着他独特的文学节奏，领悟作者在与文化名人相处的点滴事件中的人生感悟或文学的真谛，点燃起我们心中文学的信仰，寻找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皈依家园……“我和我的读者都将老去”，作者回味着沈从文先生的这句话，是的，这是事实，但又不完全如此，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眼看着就是沈从文先生逝世12周年的日子了，作者试图从喧嚣的城市里静下心来，思忆与沈先生那神交已久的漫长历程。1957年的夏天，昆华老师到光华街一间残破不堪的出卖古旧书刊的书屋里，意外收获了《边城》《湘行散记》，这是沈从文1933年至1934年离开凤凰外出闯荡的10年之后出版的两部重要作品，正因如此，作者把这个书屋比作是常青的文学森林，似有开不败的艺术鲜花，是作者失落已久的一片天地。在《沈从文的文学林》这个篇章里，作者这样感悟：“他的文学作品一如迎春的湘西河水流进了千千万万读者的胸怀，尽管历经了重重的磨难和浩劫，那些田园牧歌式的小说和散文依然轻松欢快地跳跃着悦耳的音符......”时光推进到1983年3月12日，这天也是植树节，作者应邀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参加沈从文文学林揭幕仪式，包括丁玲、蹇先艾、杨沫、洛汀等著名作家也参加了这次仪式，大家在云南个旧的这个边城种下了桃树、白杨、枫树、乌桕等，可以说，这不仅是沈从文的文学林或个旧的文学林，而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学林，作者希望这片文学林能够茁壮成长，能够枝繁叶茂。1988年5月10日，86岁高龄的沈从文先生与世长辞，作者得到消息时正乘坐飞机进入祖国领空，一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寻找沈从文先生遗留在彩云之南的踪迹成了作者追忆这位尊敬的长者的最好方式了，先生就职西南联大时居住的文林街20号故居已荡然无存，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的教室也被云南师范大学的高楼取代，在红土高原上唯一可以纪念的，似乎只剩下当年作者们在个旧阴山种下的那片文学林了。可是当作者来到怀念已久的个旧市，站在当年种下文学林的那片山坡上时，发现当年种下的树木竟然没有一株存在下来，只有依稀可见的几个个枯桩，一片片凄凄的茅草，作者一连串迷茫，“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只剩下画家黄永玉在石碑上镌刻的献辞，在风中傲立。正巧这时有一群青年学生来到山崖前游玩，作者随意问了一位女学生：“知道‘文学林’是谁书写的吗？”“大作家沈从文呀!”“读过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吗？”“《边城》《湘行散记》等都读过了……”在这群学生的议论声中，作者失落的情绪得到些许安慰，是的，沈从文先生的灵魂和骨灰尽管已经回归故土长眠，但他的文学影响却无处不在，作者这样感慨道：“……沈先生虽已逝去，但他的作品并未老去，那么长的岁月，读者中有的要老，有的要死，但年轻的新读者又会一代代跟随上来，能有一片纪念先生的自然文学林当然更好，但对作家来说，文学林是种植在广大读者心里的，这样的文学林才是永远年轻、不会毁灭的文学林……那么，自然的文学林也就任其自然吧。有‘文学林’的碑在，却没有了文学林，不也能表明一种无奈、一种悲哀？”
文章合为时而著，对于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倾听时代的足音，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灵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从1985年2月发表的《李乔的故事》，到2013年6月的《汪曾祺的白莲花》，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共收录了作者近30年人生的文学旅程，在这段文学旅程中，作者或一路奔走，或披星夜读，或掩卷沉思，或奋笔疾书，作者随着这一批文学名家近30年的历程，为我们讲述着他们或在彩云之南的趣闻轶事，或离开云南后的难舍情愫，或再次踏上第二故乡的所思所感，由于作者与这些文学名家交往甚深甚密，因此每一篇文字读来都情真真、意切切，有些文字甚至如泣如诉，辗转回肠，让读者无法不为之动容，正如高洪波先生在序中所述：“……一个行走高原的赤子，一本文坛心路的历程，一部云南文化的记录与简史……”散文集《冰心的木香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好似一坛封存已久的佳酿，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独特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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