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敏

　　本文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基础，对扎西达娃的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进行解读。主要分析《骚动的香巴拉》中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将这些二元对立的要素颠倒和消解，以打破二元对立原初产生时预先假设并秉持的价值系统。

一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1967年德里达《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影响已经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对传统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异延、播撒、踪迹、增补等。

　　文章主要运用德里达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对小说进行分析。德里达发现，二元对立其实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而且，两个对立项并非是平等的，他说：“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有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要颠覆传统哲学，就必须‘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其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德里达所阐述的传统的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的对立点在于哲学是再现世界某个方面的本质，因而是真理，而文学描写的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文学依附于哲学，文学要遵循哲学家们指定的法则去编织天马行空的故事，即柏拉图独尊哲学家为其理想国的第一人。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优于文学，处于支配地位。然而，德里达试图消解其中的对立以及支配地位，他认为，哲学本身是一门深深植根于隐喻的科学，如果将哲学中的隐喻性（文学性）清除，哲学将什么都不是。哲学不像文学一样能够承认自己的隐喻性，自以为能够超越文本的隐喻结构同真实世界直接交往。导致哲学引来自身的封闭性，而文学则给人以无限联想的开放性。由此，我们能总结出德里达关于二元对立该如何消解的一个方法，即，发现制约文本的二元对立→评价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颠倒传统的二元对立→拆解预先持有的世界观，发现新的文本意义。

　　解构主义反权威、反传统、反理性倾向迎合了进入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对于模式化、规范化的普遍厌恶心理。对于不变的结构中心以及终极意义的全部否定，对于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的强调，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新走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构主义文论可看作是西方文论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将颠覆小说中男性与女性、贵族与奴隶这两组传统的二元对立，阐释出新的文本意义。

二、扎西达娃与《骚动的香巴拉》

著名作家扎西达娃，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在西藏那块神秘的高原土地上，开始了他小说创作征途。《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这两枚征程中的硕果，把西藏文学带入了一片神奇的境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中所揭示的民族风貌、社会文化内涵，深刻而悠远。西藏，这块中国西部的巨大高地，在历史星光的照耀下，弥漫着宗教文化的神秘气息。如何反映这片土地上现代人的生活，如何揭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心灵的奥妙，扎西达娃，这个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开始了他的探索，以藏族原始生命的眼光来描写西藏人民当下的生活，开始创作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引出了西藏文学上的一个变革，使西藏魔幻现实主义走向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扎西达娃出生于1959年，由于十年动乱的困惑，使他的作品饱含了沉思的意蕴。在吸收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同时还加入了个人对社会、对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扎西达娃，这位西藏作家，以深刻严肃的思维跨越历史、现在、未来，并以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开创了西藏文学的新时期。

　　扎西达娃的小说大多为中短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主要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和十年动乱（1966—1976）为时代背景，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构成一幅既现实又虚幻的历史画卷。在这部长达27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一切都是从凯西·才旺娜姆的昏睡开始，历史在她的睡梦穿行。这位赫赫有名的凯西家族的女主人，在西藏的社会形态开始改变后，幻想着重建自己的庄园，恢复往日的荣华富贵。昔日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大管家多吉次珠的小儿子达瓦次仁就因夫人的这一梦想而被带到文明与传统交加的拉萨城，离开了那偏僻的村庄和贫困阴郁的家。达瓦次仁当然不可能成为这个贵族世家的合格管家，在度过迷惘与骚动的成长期后，在目睹了一切毁灭，消亡，破败后，他离开了那个充满荒诞与死寂的公馆，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香巴拉之路。

三、小说中的二元对立分析

（一）男性与女性

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分析。

　　《骚动的香巴拉》中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最主要表现在传统男性与女性作为二元对立的双方，男性话语下的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属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凯西·才旺娜姆家的老厨娘芭桑是非常顽固守旧的女人，她从不愿意进入才旺娜姆家豪华的浴室，只是因为那间浴室会暴露女性的隐秘，她觉得羞耻，觉得这是人间地狱。当下网络流行一个词汇叫作“直女癌”，这种直女癌有一种匡扶正义的道德优越感，她们觉得女人的私处用品是肮脏的，女人婚前性行为，女人多次离婚，女人老了还谈恋爱，都是道德沦丧。她们认为女人去跟男人争高低简直就是愚蠢，依附于男人就是正途，她们认为自己要是不站出来阻止那些她们所谓的“歪风习气”，那将会人心不古，国将不国。这很明显，就是女性意识的缺乏，所谓的“女性意识”是指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小说中的才旺娜姆本应是富贵优雅，精明干练，具有非凡气质的同时代的知性女性，可是却在婚姻面前做了妥协，她明明爱着亚桑·索朗云丹，可偏偏和晋美旺杰结了婚，只因父亲操纵着一切。她在父亲的压力下，破灭了她对婚姻最美好的幻想，她一心想着顺应天命，顺从父亲，即使赌上自己一生的幸福。不难看出，即使这样博学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也不得不低下她高贵的头，听从命运安排，完全失去自我。女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注定女性的从属地位。小说中还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了“水萝卜房”里那些喝酒的男人们，他们在没有女人侍候时觉得索然无味，当有年轻女人为他们服务时，他们就觉得到了上流社会一般。尤其是德吉一家，把能进入“水萝卜房”侍候这些男人当作无上光荣之事，就如小说中说：“几个女人卑顺地端起酒杯递到他们嘴边，斟满后一步步退到角落里等候。”德吉给民兵队长格巴敬酒时，格巴对她动手动脚，肆意拧摸，可她却神色平静地任由他摆弄。格巴甚至让德吉从“水萝卜房”下班后去陪李勇华过夜，并告诉她娶不娶她是人家的事，让德吉好好服侍，做好所谓的“本职工作”。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中，女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顺从、卑微，甚至奴性。男人将女人边缘化，视为他者。而女人则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分内之事，男人认为一切理所应当。在男性与女性这样一组传统的二元对立中，隐射出一种普世价值，那就是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男性就如统治者一般对女性发号施令。

　　对传统二元对立的颠覆。扎西达娃又借小说《骚动的香巴拉》表达着如同宝玉一样“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忠于女儿”般的同情、爱惜、怜悯、心疼和无奈。这也是本文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意义所在。将男性与女性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颠倒过来，使其成为二元并立，平等对话的格局，并阐释出新的价值观念，真正做到反传统与批判。

　　扎西达娃一反传统，将绝对权力赋予了一名在现实世界里饱经风霜的老女人——贝吉曲珍。她半人半神，救过达瓦次仁的三哥群培罗桑和大哥阿旺平措，同时还是凯西家的保护神，她能预测未来推算过去。小说中还提到一台照相机，是坚欧巴珠老爷送给女儿才旺娜姆的礼物，并告知女儿虽然这是男人们使用的玩具，可如今女孩子也可以使用。一个传统的贵族老爷，说出时代不同，女孩子也可以使用原本属于男孩子的玩具，不难看出女性权利的扩张，女孩子也同样拥有学习的机会和被教育的权利，这对于当时的拉萨来说亦是反传统的。小说中还特别提到才旺娜姆的婚姻，她的婚姻是他父亲一手操纵的，她并未和自己所爱的男人索朗云丹结成连理，而是和晋美旺杰成婚，可是，她和晋美旺杰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他们从未行过夫妻之礼，可是才旺娜姆却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她在梦境中孕育出来的。这种魔幻和荒诞的情节充满了反讽的意蕴，是对传统父权制权威一个有力的回击。小说中多次描写了男性对德吉的欺辱和玩弄，可是也一反西藏传统，写了李永华和民兵队长格巴解救德吉的场景，李永华因德吉受伤背她去治疗，格巴打跑了调戏德吉的三队长，体现出男性也开始真正关注到女性的生命存在，关注到女性的人格尊严，这也是扎西达娃这个藏族作家对女性的关怀和关注，不再把男性当作中心，做到了去中心化。同样，小说中的女性也开始破茧成蝶，不再逆来顺受。平日里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德吉拒绝了李永华与她结婚的要求，大胆说出“不！”。只因她所爱之人为格巴，她毫无畏惧发出内心的声音。即使全家人都希望靠着漂亮的德吉改变家中的窘况，但是她仍然响亮地拒绝了，这种拒绝是她对尊严的渴求，是她对尊严的执念。当德吉被一大群人压在最底下快要窒息时，她竟然用那条她唯一能动弹的胳膊，摸索腰间的小刀，用力向上捅，压在她身上的人瞬间成了血人儿，德吉凭着自己的力气逐渐掀翻压在她身上的人，最后她站了起来。由此使我们感到有一股求生的欲望和本能在一个弱女子身上熊熊燃烧，她开始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她凭着自己的力量解救自己，她不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不再依附，不再等待，这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次反抗。小说中的琼姬前生是一只巨蚊，修道后化身为人，可她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可是她抵挡不住她深爱的男人达瓦次仁的爱情诱惑，被达瓦次仁返本溯源地将她还原成了她生命最原始的物质形态——热带丛林里的巨蚊女王。琼姬就如一名“新女性”一般遵守爱情至上的原则，为了活出自我，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不惜一切，她明白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让人无法忘记的是央金娜姆最后一次登台演唱《走出拉萨》，即使她的嗓音被达瓦次仁吸走，可她仍然在大喘息的呻吟中吐出了几个词，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用最后的气声反复咏叹道：“走出拉萨，走出拉萨……”“走出拉萨”具有象征意味，实质上是女性想要走出困境的一种呼唤，同时更是女性对于生命的一种超脱和觉醒，即使她们挣扎着，可她们仍在不断追寻，她们想破土而出，找到心中的“香巴拉”。她们体悟到人存在的价值，展现出一股冲破一切障碍的力量。

　　扎西达娃在小说中表现出女性自身的解放，消解了传统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让我们意识到男权为中心的思想是长期的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让我们能够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小说有意颠覆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构西藏女性的身份，为西藏女性在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呐喊。

（二）贵族与奴隶

在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中，还体现出了传统的贵族与奴隶的二元对立关系，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奴隶被完全支配，毫无平等可言。众所周知，中国西藏历史上长期存在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的、野蛮的社会制度。西藏农奴制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农奴主阶级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五，包括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寺院），他们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和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其他生产资料。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并且被农奴主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藏族民谚中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前面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西藏地方统治者还制定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并且刑罚极其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跺脚、抽筋、投水等。“三大领主”对农奴施行最残酷、最黑暗、最反动的统治，所以，阶级意识也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在每个藏民的心里。小说中多处对传统的贵族与奴隶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描写。首先，小说不断重复着凯西庄园的辉煌和奢华，凯西庄园地处后藏地区仁布县境内，有两千三百多亩土地和四百多户人家近千余人口。庄园里耸立着一幢高大的古堡式建筑，在雅鲁藏布江的支流边站着都能清晰望见。凯西庄园不仅是庄园主的住宅，同时还是军事堡垒，古堡里有经堂、厨房、卧室、客厅、仓库甚至兵器库。这样豪华的庄园充满了无数奴隶的血泪史，它是权力、财富、剥削的最合适不过的象征，贵族们享受着奴隶无穷无尽的付出，同时还不忘“回馈”奴隶不计其数的暴力和酷刑，况且西藏还不止这一座如此富丽堂皇的庄园。其次，在小说中贵族的横行霸道、残忍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扒开裤子往奴隶头上撒尿，他们可指定漂亮的妇女陪夜、可派遣农奴陪嫁和陪葬。奴隶完全没有尊严权和生命权，在他们眼里，奴隶只是他们的附属品，可随意支配。小说还着重写了昔日凯西家族的大管家多吉次珠的风光，他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穿着锦缎长袍，用羊油擦出来的长筒皮靴，一排人跟随在他身后，只有他抖动袖口露出巴掌轻拍两下，所有的差民百姓都要一起弯腰低头，下民们弯下腰时眼光不得超过主子的膝盖以上，才旺娜姆在他殷勤的搀扶下，踩着马蹄边当下马石的身体结实的仆人背上翻身下马，并接受敬献上来的一条条名贵哈达。在这样一个庄园当管家也算是半个贵族，多吉次珠多么威风，可他仍然要毕恭毕敬搀扶着才旺娜姆，由此可见西藏等级制多么森严，无论是谁都默默遵守着。最后，小说更是突出了奴隶们身上固有的奴性。达瓦次仁，将要接替他父亲，做凯西庄园的小管家，他在保护主子方面是不怕跟任何人大打出手的，他遵守夫人制定的管家条令，无条件地听从少爷小姐们的调遣和吩咐，毫无怨言。多年以后，才旺娜姆进村探望多吉次珠一家时，当瘫痪多年的多吉次珠在屋顶上见到夫人的那一刻，儿子们说父亲的身体是从空中飘游进来跪在主人面前的。这个弱不禁风的老管家始终没忘记遵从主仆之间的礼仪，将女主人置于铺着厚厚的羊毛卡垫的座位上，以突出主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多吉次珠在自己奄奄一息即将远离人世时还不忘叫着老爷、小姐、夫人等。西藏人还没有敲门的习惯，他们怕这样会不礼貌地惊动主人，他们只是用谦卑的嗓音发出“哦诺，哦诺”的声音。才旺娜姆的女儿梅朵，她的上尉情人，这个农民的后代谦卑地朝老爷敬烟，为夫人捧送饮料，立刻显示出他天生具有的讨好贵人的本领。这些奴隶们对贵族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以及作揖迎合，都体现出奴隶阶层的“奴性”特点。所谓的“奴性”，是基于生存欲望，完全服从根据个人认知力在现实中的有限理性选择。它是暴力恐吓、利益诱惑和思想禁锢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文化发展的方向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并且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精神的工具，成为麻醉人民精神的一剂麻醉药。西藏奴隶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奴性”有三个特征：1.缺乏独立思想，主人的吩咐便是天理，无论对错，执行就可，无须多言，在农奴制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奴隶阶层只接受一种思想，便是等级制，他们愚昧地遵从这样的制度，自认为这是忠实的体现。2.缺乏平等意识，奴隶阶层不能平等对待他人，不能平等对待自己。这是西藏贵族用奴性文化奴役他们的精神和用残酷的权力奴役他们的身体的结果，这双重的奴役，造就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奴隶阶层的人，习惯匍匐在权贵脚下卑微的生活，对主人们充满无限的敬畏。3.对权力顶礼膜拜，西藏奴隶对权力的崇拜表现为平民的官本位意识。权力成为图腾，追求权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小说中也描写了多吉次珠尽心尽力侍候老爷小姐和管理庄园的目的是能尽快踏入贵族之门。他们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主要是因为权力的残酷和对权力残酷的无奈，久而久之，恐惧和无奈便转化为敬畏了。小说《骚动的香巴拉》充分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下的黑暗与不公，同时揭露了奴隶与贵族两个二元对立项的矛盾冲突，并将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拆解，以突出被压抑与忽视的一方，借此推翻主导方的统治地位，对传统的贵族与奴隶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颠覆。

　　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消解。在经历了长期的黑暗的农奴制后，西藏于1959年开始了西藏民主改革，中央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驶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并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中，扎西达娃通过描写贵族由盛转衰、才旺娜姆对奴隶的关心与照顾，以及达瓦次仁的不羁驯服，打破了贵族如吸血鬼、奴隶软弱如泥的传统。首先，小说中提过一个恩兰家族，在西藏这块高原上延续了漫长的若干个世纪，但终究抵不过岁月无情的流逝，后代坐吃山空，个个沦为乞丐和贱民。琼姬就是恩兰家族的后裔，由于恩兰家族从最显赫到最破落，琼姬也就变成了一个流浪女孩。同时，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凯西庄园，曾经在雅鲁藏布江畔都能看到几里之外的巍峨的古堡，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堆废墟，昔日赫赫有名的大总管多吉次珠以及他的一家老小像野兽似的生栖在这片废墟里，昔日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令多少贵妇和小姐们为之倾倒的多吉次珠如今是一个神志不清终日瘫痪在破羊皮上等待死亡的七十四岁的老人。贵族终究沦落，即使曾经风光无限。看看那些残墙断垣，也许曾经是某个夫人的落地窗户，可如今也逃不过时间的冲刷。看看满脸沧桑的老人，谁又能想到他曾是某个大贵族家里有名的大管家。贵族终究会灰飞烟灭，等级制度也会逐渐消失，阶级观念也将被打破，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消解了贵族的主导地位，并为奴隶争取话语提供了可能。其次，小说中的才旺娜姆这个贵妇人的形象也有反传统的一面，她不像西藏那些农奴主和大贵族一般残暴、无情，她自小生活在英国，后来由父亲带回拉萨。大管家多吉次珠为了欢迎她回到拉萨，请了一批艺人为她高歌，有两个乐师跑过来跟她磕头时，离她近了些，碰到了她的裙角，越过了贵贱之间的距离，就立刻遭到家奴的一顿皮鞭，可是才旺娜姆惊骇地叫道：“太可怕了，先生，你干嘛要打他们呢？”后来凯西家族破败后，才旺娜姆还到村里去探望多吉次珠一家，看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她心里不是滋味，即使这位老人有失体统地歪着头靠在夫人身边的卡垫旁睡着了，老人的儿子觉得不妥想要将他抱回睡觉的地方，但是被才旺娜姆制止了，并脱去身上的风衣给老人盖上。这是一个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贵族，她不同于那些对待奴隶惨无人道的贵族，她对奴隶充满了关怀，充满了仁爱，有着一颗菩萨似的好心肠，这在西藏贵族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这样的描写是反常规的。最后，小说中通过描写了达瓦次仁的不羁，将奴隶的奴性意识进行颠覆。达瓦次仁把欺负他的德央小姐按在水里，拒绝了陪次旦仁青去泡女孩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当夫人刨根问底打听给达瓦次仁打电话的女孩的身世，并听说她从前是庄园的奴隶时，夫人问他既然是她的属民，为什么到拉萨了不去拜见她，达瓦次仁毫不客气地回答夫人说那女孩不是夫人的属民，她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这是达瓦次仁第一次对夫人进行公然反叛，夫人也非常惊愕。很明显，自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后，曾是奴隶阶层的人们已经有了人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所谓的“人权”就是，人因其为人而应有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人权具有普适性与道义性两个特征。卢梭曾说，人生而平等，如今藏民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属于人民的法律，并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不再委曲求全，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不再依附于贵族，在“红旗下”，他们被赋予了话语权，不再被支配，他们才是统治阶级，他们变成了独立的个体，有了平等权、生命权、尊严权、安全权等。从中我们看到传统贵族与奴隶的二元模式，被颠覆从而被消解了，贵族不再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奴隶阶层打开了新局面，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扎西达娃对奴隶从属于贵族这一传统观念的颠覆体现了深刻的解构意义，为奴隶争取平等、自由做了准备，也抨击了贵族阶层的剥削行为。

四、结语

德里达针对的是西方形而上学中蕴藏的暴力等级制，最终要解构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据德里达所言，西方形而上学创造了诸多可以作为中心的术语：上帝、理性、存在、本质、终极、自我等。每个都可以作为自我满足、自我起源的概念并可以作为先验能指概念使用。德里达称此类渴望中心的癖好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即那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充当我们一切思想与行为基础的终极实在或真理中心的观念。）的压迫结构，正因为德里达以不平等的关系为解构对象，如《骚动的香巴拉》中男性与女性、贵族与奴隶，所以他的解构既是一种破坏，又是一种建立，破坏了男权社会的支配地位，建立了女性意识；破坏了贵族阶层的统治地位，建立了平等与人权意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各种真理和知识体系，让我们看到事物另一面，获得对世界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