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五十万字小说体量的唐天马长篇小说《哀牢深处》，作品首发《中国作家》2016年第2、3期，2018年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家唐天马动用了三十多年的生活积累，耗费十多年精力，几易其稿，打磨而成的一部长篇现实主义力作。细读文本，就会被这个小说深深地感染和打动，时时能够体会到作家向哀牢山和蒙自历史凝目的幽幽深情，宏大历史的建构和重构当中，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温情，读来丝毫不会有阅读的滞涩之感，和面对宏大历史时常常产生的历史的纷繁与滞重之感。小说兼具叙事史诗与抒情传统交融的抒情性，小说叙事深具故事性和可读性之外，又诗性飞扬，抒情性满溢；小说显示了作者宏阔叙事和打磨鸿篇巨制的能力，又体现出作家宏大叙事与文学书写兼擅的写作功力；而且在向哀牢山和蒙自历史的深深凝目当中，作家所书写的已经不止是一部云南地方的历史史诗，已经不止是唐氏家族叙事、唐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云南近现代一百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哀牢深处》内蕴和折射出的是一部家国的历史，地方性与家国历史如此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

一、叙事史诗与抒情传统的交融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论述《“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时，特地讲道：引“史传”“诗骚”入小说并非始于20世纪初；但只有到了20世纪初，这种广义的问题渗透才呈现出如此特异的风采，促进或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说中国古代小说：“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陈平原认为“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1952年给家人书信中，沈从文以《史记》为例，谈到的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事功”和“有情”。即便是在写作中呈现明显的抒情性特征和受诗骚影响明显的沈从文，仍然自诉自己所受史传的影响：“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较陈平原更为细致的是，沈从文仍然在史传传统里分出了事功和有情，于是亦可理解，有学者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以史传性为核心，兼具抒情性和哲理性，属于“文备众体”的“跨文体”写作。而中国当代小说60几年来的文体变迁一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传统之间存在着或显或隐的艺术关联。在唐天马《哀牢深处》里，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兼具史传性和传奇性的长篇小说文体特征，而没有陷于有学者所分析的当代“革命英雄传奇”和“后革命英雄传奇”往往“传奇”胜于史传性，过于重视离奇和曲折的小说情节，而忽视了人物“传”的书写的问题。尽管没有过于“奇”胜于“传”，《哀牢深处》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重视情节的一面，小说在现实性书写之上，讲究情节宛转曲折，显示出非常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哀牢深处》中人物各个个性鲜明，这就不像兴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更加蔚为大观的“新革命英雄传奇”——有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新革命英雄传奇”必有一绝对中心人物置于英雄群像之中的树状结构，往往可以将小说简化为中心人物一个人的传奇。

　　《哀牢深处》却不是这样，它不是唐洪道一个人的传奇，里面每个人物几乎都个性鲜明，就不要说收养唐洪道的毕摩和丈夫，毕摩的哥哥莫独土司和女儿莫水，其他几乎是每个人物，也大都可以在小说文本中或者说是跃然纸上，能够栩栩如生地立起来。即便不是唐氏家族的人，小说家也总能运用调度自如的笔触，将人物写得性格鲜明生动感人。比如唐志鹄与侯俊如联姻时，作家内部倒叙了奶妈黄花儿与侯老爷的故事（188-203页），围绕奶妈黄花儿所发生的故事，既有传奇色彩又有人性人情的温暖和感喟，甚至会让读者在阅读时联想到历史上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但作家似乎有意在与读者捉迷藏，情节并没有往“狸猫换太子”方向发展，而是奶妈变事实上的“夫人”的情节演绎，黄花儿对侯老爷的炽热感情和侯老爷先无意接受、后被黄花儿打动而乐得接受的过程，写得既有传奇色彩又有现实和人性基底，所以情节和人物都能够打动人。《哀牢深处》为这些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民间野生人物立传。“为民间人物立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伟大的叙事传统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渊源素来都有史传传统一说，而由史学性的史传衍生出文学性的野史杂传，这正是中国小说传统的精华之所在。野史杂传不同于正史正传，它主要致力于捕捉和打捞遗失在民间世界里的野生人物的灵魂，这种古典叙事传统即使在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中也未曾断绝，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艺的基础上加以承传和拓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哀牢深处》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有着非常自觉地继承和加以改造的。《哀牢深处》所塑造的人物群雄，各有各的个性和特点，每一个都从小说当中栩栩如生般确立起来。这是这个长篇小说的一个很大的优长之处。而且，《哀牢深处》中的人物普遍拥有一种英雄气韵和正向生长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哀牢山、蒙自、滇南这个地方的历史与水土，所赋予作家和人物的一种来自历史和传统的精神力量与血脉传承。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传统里有来自诗骚传统和史传传统两脉，自五四现代白话小说确立以来，诗骚传统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一直是存在而且是影响深远的。在有关抒情传统的研究和论述当中，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文学传统是抒情胜，而缺乏叙事史诗作品的。王德威在他的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序论《“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里第一小节《“有情”的历史》当中，首提即是：1961年夏天，沈从文写下《抽象的抒情》。然后自然引出了就在沈从文默默思考“抽象的抒情”的同时，海外的中国学界已经兴起一股抒情论述的风潮，英语世界里对抒情问题的探讨，首推陈世骧教授的系列文字，而又经同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做出进一步的扩展，另外还有捷克学者普实克等人。在王德威看来：“沈从文、陈世骧外加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抒情论述其实应该视为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陈世骧提出抒情传统这一概念后，得到了高友工及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在古典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互有关联、又有差异的学术话语谱系。普实克不止将中西方文学做了抒情和史诗的划分，还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色在于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兴起。但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如何在抒情传统里，将叙事文学尤其叙事史诗作品形塑成功，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一直是摆在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便是在每年几乎出产万部左右长篇小说的时代，中国当代小说如何产出优秀的长篇叙事史诗，都是一个难题或者说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维度。在一向被认为是缺乏叙事史诗作品的东方文学传统里，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里，要写好《哀牢深处》这样的长篇小说，并不容易。这个写作的难题，自鲁迅《狂人日记》确立了现代白话小说以来，似乎就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克服和完满地解决过。让人欣喜的是，五十万字小说体量的长篇小说《哀牢深处》，兼具叙事史诗的特点又不失浓厚的抒情性，这看似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一直不好处理的两个方面，被作家在《哀牢深处》当中，有意做着调和二者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唐天马《哀牢深处》，所展现出的一幅长篇叙事史诗的画卷，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长篇叙事史诗作品的一个成功的例证。以唐家几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折射云南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尼土司制度的兴衰、个旧矿山的开发、滇越铁路的修建、辛亥革命、蒙自兵变、滇越铁路保卫战、松山大战、西南联大、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解放云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云南边疆经济与社会变革，等等。小说最后：

　　杜云儿举目远眺，只见南湖上一片晨雾冉冉升起，朝阳从晨雾中穿透过来，一道彩虹把天地装扮得美轮美奂。杜云儿忍不住惊讶起来：“这可真是太美了，老爷！”

　　“云儿，”唐洪道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你是读书人，听过一句‘紫气东来’吗？”

　　“听过，”杜云儿说，“但是，这……”

　　“中华民族的大时代来了！”唐洪道说。

　　“真的吗？老爷！”杜云儿激动地说。

　　“真的。”唐洪道坚定地说。

　　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结束得恰逢其时和恰到好处的小说结尾，同时也是富于抒情性的。而《哀牢深处》第一卷“凌云壮志”的开篇语，对哀牢山脉和滇南的文学书写，颇有点沈从文代表作《边城》和《长河》开篇的味道，文字是富有诗性和抒情性的。而在第一卷前面的题记：“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之后，唐家的血脉不断；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唐家的精神不灭。这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这段文字，其实在小说精神主旨方面，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或者说，是小说的一条精神的线索，而这条不灭的精神线索，是小说在内在精神方面富于诗性和抒情性的基础。由它，小说当中一直氤氲和存在一个精神层面的空间——是令灵魂可以飞升、精神不灭乃至荡气回肠般英雄精神和情结可以存续的空间。小说内在精神的诗性和抒情性内质，才会带来小说叙事和叙述的诗性与抒情性，而不是流于一味地编织情节和讲故事。而小说中，这样的富有诗性和抒情性的段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父亲唐纪元罹难，唐洪道被哈尼土司莫独收养，改名莫山，莫山逐渐适应了哈尼寨生活时，就走出了院子，和寨里的山娃捉鳝鱼去。“一群娃娃来到寨脚梯田边，每人都提着竹篾箩，轻手轻脚地向田中走去。刚刚耙过的田，清清的水里，一条条黄色的鳝鱼清晰可见，青娃猛地下手，麻利地抓到一条鳝鱼，放进箩里。几条鳝鱼听到动静，一下闪进了泥里。”（69页）请注意，作家这段文字书写，所呈现的哈尼山寨日常生活的诗意和抒情性，而且，用字极其精准生动，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恰当”，鳝鱼听到动静是一下“闪”进了泥里——一个“闪”字而境界全出。

　　陈世骧提出了抒情传统，而且认为“抒情精神在小说中常常是隐没不显的，然而当我们阅读传统的章回小说时，哪一个不曾对每部小说中点缀穿插的抒情诗留下深刻印象（又或有时被惹恼）？”陈平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之引录大量诗词，自有其美学功能，不能一概抹煞。倘若吟诗者不得不吟，且吟得合乎人物性情禀赋，则不但不是赘疣，还有利于小说氛围的渲染与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且在五四以后的小说家散文化的小说里，也会引入诗词或者是民歌的段落，这些都使小说叙事呈现一种抒情性。《哀牢深处》中也有多处的插入民歌情歌（95页）的叙事段落，以及插入西南联大时期陈寅恪、闻一多等南湖诗社诗人们为抗战悲歌的诗歌吟诵的叙事段落（362-365页），等等。哈尼青年男女的情歌对于反映、衬托人物心理，渲染小说叙事所涉及的情节的氛围，对于生动刻画人物形象，都极有作用。

　　这边，艾扎在男人堆里看到莫水只顾和姐妹私语，连正眼都不看他，便惆怅地唱了起来：

　　我是东边追来的太阳

　　你是西边躲着的月亮

　　妹妹啊

　　为什么我追到了西山

　　你又跑到了东山……

　　那边，艾美看着对面坐着莫山，唱了起了，她的歌却是火辣的直白，不像哥哥那样的婉转：

　　我是这山干燥的柴

　　你是那山冒烟的火

　　莫山哥哥

　　你那不死不活的火

　　哪天才烧到艾美的心窝……（95页）

　　就像小说中所说的“这样火烧火燎的山歌”，正是这“火烧火燎”的山歌，恰如其分地唱出了哈尼青年男女表达感情的炽烈。将艾扎对莫水、艾美对莫山的情感，通过抒情意味浓厚的山歌表达了出来。

　　《哀牢深处》通篇，富有诗意和抒情性的段落，俯拾即是。另外，小说以一个无比宏大的小说体量，十卷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线性时间叙事来叙述，比较符合西方叙事文学作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因果链各个环节兼备的传统的情节观。而且每一个叙事段落（卷）里，又自含小的因果链的叙事链条和戏剧化冲突，这些都让小说得以成为一部展现哀牢和蒙自百年地方历史与家国历史的成功的叙事史诗作品，也令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当然，《哀牢深处》还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曲折的情节观，很多地方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有意做着融通中西方小说写作经验的努力和尝试。而那些穿插在叙事进程当中的富有抒情性的段落，也让小说叙事不仅仅停留在讲故事，它们是让叙事史诗生动起来和深深打动人的精彩所在。

二、宏大叙事与文学书写的兼擅

宏大叙事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文化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创作领域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被看作是相等同且可以相互置换的一对概念。宏大叙事最为根本性的含义是把握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本质。

　　宏大叙事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就有鲜明表现，《子夜》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更是以宏大叙事为圭臬。《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红日》《保卫延安》等长篇小说是“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的文学典范。“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演绎，充分表现了共和国建立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其解构的理论锋芒，严重地冲击了宏大叙事。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欲望化叙事、身体叙事和新历史主义叙事，再度沉重地打击了宏大叙事。新历史主义思潮有其文学价值，但极端化发展，便是历史虚无主义和虚无文化的温床。而宏大叙事的一度衰落，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叙事维度的一个巨大损失。中国文学也因此一度被削弱了其把握历史和现实本质的能力。可以说，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已经在召唤宏大叙事。重振宏大叙事已经成为有文学理想、文学追求和叙事雄心的作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唐天马《哀牢深处》，是作家精心书写的一部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堪为宏大叙事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正如此书内容提要当中所说，小说对哀牢、蒙自、云南一百多年“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全景式的描写，填补了历史和文学的空白”。这样意图“填补历史和文学空白”的长篇小说，一旦处理不好宏大叙事与文学书写的关系，就会让小说枯涩、缺少故事性和可读性，甚至由于文学虚构能力的匮乏，流于大量的纪实性史料材料的堆积。我们已然看到近年来很多长篇，尤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家缺乏文学虚构的能力，并且常常是缺乏生活积累、一味闭门造车式“虚”构故事，导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丧失。我这里要说，作家襟怀对哀牢、蒙自、云南一百多年“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全景式的描写”这样的写作初衷和写作目的，并且还很好地实现了它。这其中，作家要具有很好的把握和处理宏大叙事、纪实性历史事件的能力，克服宏大叙事写出历史真实别具难度这样的写作难题。所以说，尤为难得的是，《哀牢深处》出离了一般宏大叙事文学作品容易罹患的文学书写能力欠缺，或者失色的情况。小说如此精妙地将宏大叙事和唐氏家族叙事——唐家几代人的人生经历（不失传奇的人生经历）、生活日常、人性温暖的辉光，等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小说第三卷“人海茫茫”当中，对唐洪道放下心怀——对收养自己家庭的姐姐莫水的感情牵系，把感情寄托在了新婚妻子万媛媛身上——这一变化过程的叙事（134-145页），写得生动感人又丝丝缕缕入人心深处和体现人性的幽微，让人感怀。比如对从万媛媛怀孕起，就一直服侍唐洪道的使女红颜与唐洪道之间的感情故事的书写，洒落在小说的角角落落，直到万媛媛离世，红颜出人意料地吞鸦片追随小姐而去，令人叹惋。围绕唐洪道几个儿女的故事，唐洪道与最后娶的杜云儿的故事，等等，都是这部宏大叙事作品里，文学书写充分表达的地方，令小说艺术性和文学性丰沛，非常动人。

三、向哀牢山与蒙自历史凝目的地方与家国史诗

贾平凹在谈他的近作《山本》时，曾说，他要写的就是“林中一木，水中一沙”。我们看唐天马长篇小说《哀牢深处》，小说是一部作家向哀牢山与蒙自凝目的地方史诗，更是一部宏阔和壮阔的家国史诗。

　　小说呈现鲜明的地方性特色，是作家有意在为哀牢山、蒙自和滇南书写地方历史。比如对“过桥米线”历史传说故事的讲述（33-34页），生动感人，温暖人心。

　　“果真名不虚传!”唐纪元说，“这米线，怎称过桥，有何来历?”知县笑了：“大将军问此事，确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啊，什么美丽的传说，说来听听！”唐纪元说。

　　知县曹子侯就绘声绘色地讲起来：“传说这蒙自城里有一书生，英俊、聪明，但生性闲散，不愿读书。他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和一幼小的儿子，夫妻之间感情颇深，妻子对丈夫的性情很是忧虑。一日，对书生道，你终日游乐，不思进取，不想为妻儿争气乎？听了妻子的话，书生深感愧疚，即在南湖边书斋独居苦读。妻子为了不让丈夫分心，一日三餐均送到书斋。不久，书生便学业大进，可是身体却日渐瘦弱。妻子心疼，想法为其补之。一天，妻子宰鸡煨汤，切些鲜肉片，备好米线，准备给书生送去。儿子年幼，戏将肉片置于汤中，妻子忙将肉片捞起时，见肉片已熟，一尝，感觉味道香甜，不禁大喜。即提罐，送往书斋。因为操劳过度，昏倒在南湖桥上，书生闻讯赶到，见妻子已醒，汤和米线均完好。书生疑汤已冷，用手试之，却还烫手。原来汤面为厚油所盖，保住了常温，过桥而不冷。书生为妻子的真情感动，略加沉思便道：妻子制膳可谓过桥米线也！书生在妻子督促鼓励下，发奋苦读，考中了举人。此事被当地人传为佳话，这过桥米线也不胫而走，竟成了滇南名膳。”

　　唐纪元听罢知县讲述这一美丽的传说，也就想起几年来无怨无悔地跟着自己南征北战相夫教子的妻子赵氏和儿女洪英、洪道来，不禁有些感动：“如此说来，这米线就更有味道了！”（33-34页）

　　作家将美丽的传说，糅进了小说叙事。小说中对于当地风俗物事人情的书写，不胜枚举，比如对于极具民俗风情的哈尼族“长街宴”有一段叙述：

　　哈尼寨的几条主要街道一片忙碌，各家各户都忙着哈尼长街宴，其场面浩大，誉满西南边疆一线，远播沿边几个邻国。哈尼长街宴究竟起源于哪朝哪代说法不一，众说纷纭，根据哈尼老人一代代口口相传，以及哈尼民间传统艺人的记载，认为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哈尼长街宴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哈尼人十分好客，凡是碰到节日喜庆，亲朋好友和本寨邻寨的兄弟姐妹都会互相祝贺，送上各种各样礼物，以示情谊。一寨之中，或寨主头人，或某家生儿嫁娶红白喜事，主人出面主持摆设宴会招待八方宾客。客人多，有时多达几十人上百人，一家一户庭院狭窄，难以容纳，于是采取把酒席摆放到寨子中间的主要街道上。饱吃不如宽坐。哈尼山上，炎热季节居多，人们发现，在大街上吃筵席，有活动余地，猜拳行令，十分方便，自由自在，气氛比在家中庭院里热烈浓厚得多，有面子，排场大。大家觉得这个形式十分有趣，便竞相模仿，各家各户，各村各寨，争先恐后办起来。经过一年又一年的约定俗成，形成了哈尼人过新年的苦扎扎节、秋收时候的新米节等重大节日的大型超大型的长街宴。各家各户在自家门口街道的中间占一个位置摆一张50厘米宽，160厘米长，用云南松木做成的方桌，一家挨一家，一桌一桌，接龙排下去，两边摆上小方凳，短则500米，长则1000米或2000米，眼望不到头，蔚为壮观。菜肴五花八门，花色品种众多，每家每户至少八大碗，多者达到二十余碗，多以鸡、鸭、鹅、肉、木耳、香菇、干菌、萝白菜、苦菜以及芭蕉、芋头、酸果各种各样山茅野菜，不胜枚举。烹饪方式多以蒸、煮、炸为主，辅以各种凉菜，追求色、香、味、形俱佳。一个苦扎扎节长街宴就是四方八寨各家各户厨艺美食大比拼大展示，各家各户的男女主人放开手脚，变换花招，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烹制出各种各样美味佳肴，供四面八方的宾朋品尝，以赢得大厨师、大厨娘的美名。哈尼男女个个都是豪饮英雄，大块吃肉，必定大碗喝酒，以显男子汉的勇敢豪爽，彰显女子的俊美泼辣大方，无酒不成席，饮酒必醉高，醉翻一天一夜不醒，方是酒中大侠，赢得夸赞，博取芳心。哈尼长街宴美食难以胜数，美酒香飘云天，俊男成堆，美女如云，壮观震撼。（104页）

　　作家像一个说书人一样，以精炼的语言，将哈尼长街宴的渊源、实况和盛景，一一陈述出来。这是普通的地方志所不能够提供的。而且，正是因为与小说叙事有机融为一体，读来才更仿佛唇齿都生香一般。小说开篇和小说当中处处可见的对云南地方风物的文学书写，也是在为哀牢山、蒙自和滇南留下一个超越地方志书写与记录的文学样本。地方志，只有供人查对一些历史渊源的意义；而为地方写作的文学作品文本，却可以经历时间的消磨，世世代代流淌在人们的心间，这也正是文学所独具而其他的书写包括历史书写和记录多不能达致的地方，是文学自身独具的魅力——地方的历史、传说、故事和各种人文风情，会因为文学而名于世，不会流散消失。正如沈从文在《湘西》题记开篇即说：“我这本小书只能说是湘西沅水流域的杂记，书名用‘沅水流域识小录’，似乎还切题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唐天马的《哀牢深处》视作是作家对哀牢山、对蒙自、对滇南的一部“识录”呢？地域性文学书写对于当代作家写作的重要性，已经不需赘述。如果说，像沈从文那样的前代作家，为湘西写出了“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凌宇语）的《边城》；唐天马的《哀牢深处》，是以“向哀牢山与蒙自历史凝目的地方史诗”，折射一部云南进而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家国史诗，抗战、保卫滇越铁路等，哪一件不是20世纪中国历史当中最宏阔又最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向哀牢山与蒙自历史凝目的地方史诗”，写出云南进而全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历史的家国史诗——这是唐天马《哀牢深处》能够让人叹为观止，并且在阅读中会被其深深打动的关键之所在。对于作家是如何将两者有机融为一体并加以文学表达，仍可结合文本，予以细细条分缕析。

　　【注释】

　　[1]陈平原：《“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196页。

　　[2] 同上。第199页。

　　[3] 沈从文：《19520125左右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17-319页。下同。

　　[4] 参见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5] 李遇春：《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的叙事探索——朱山坡小说创作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1-262页。

　　[6]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杨彦妮、陈国球合译，《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7] 陈平原：《“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10页。

　　[8] 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全集11》，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