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燕

　　儒、侠一体两面，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早已是某种共识。韩非子在《五蠹》中直陈“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章太炎又以《检论·儒侠》申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皆在指认儒与侠精神风度一致，命名不同而已。及至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专门著述《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一书，系统梳理了自先秦即已开始的中国侠之记述历史，并从类型学角度解析侠之记述的形态特征。从文本结构到意义世界，陈平原借侠之记述对“千古文人侠客梦”庖丁解牛，渐次剖析，意图指示侠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交错相关的寓言结构里所制造出的不驯意义，并以此理解中国文学的某些类型和中国文明的某些方面。本文拟从观念与形式两方面对此书进行讨论。

一、“雅俗互动”的文学整体观

陈平原以《千古文人侠客梦》为武侠小说追本溯源，经由其审美趣味探讨“英雄失落时代的英雄梦”书写所隐藏的文化意义，并企图重塑武侠小说类型的价值判断标准。

　　这种重塑并非刻意沿着高雅文学的路径，拔高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而恰恰是要理解其与高雅文学的不同：“与纯文学家相比，武侠小说家在艺术创新方面贡献甚微，硬要套用纯文学标准来衡量来诠释，肯定是不得要领。不只是可能过分贬低武侠小说家的创作，而且可能贬低抑扬全不对路——仅仅在武侠小说中寻找并肯定纯文学的影子，无法理解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价值。”

　　以纯文学或高雅文学为参照来考察通俗文学，是自五四时期即已开始的研究传统，如陈平原所称：“对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植根于‘五四’时期构建的‘文学神话’”，20世纪30年代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对“武侠”的批评，便立足于启蒙者的精英意识；即使是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仪式时，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诚如金庸所言：“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足见一个世纪以来，武侠小说在社会场的转型、文学场的结构变化和不同群体阅读心理的调整中历经沉浮，虽然雅俗对峙的潜在逻辑，并未完全宰制文化市场上的武侠文学配额，然而武侠的商业成功与英雄符号功效，同样无法完全左右它在“书面”文学史上的资源分配。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对武侠小说的研究，也是在与高雅文学的对应中进行的。不同的是，他更为关注通俗文学对应于高雅文学的文学意义与文化指涉功能。因此，他主张对武侠小说持一种理解的态度，要充分理解它有别于高雅文学的写作模式的程式化与价值判断的简单化：“（1）使用程式化的手法、规范化的语言，创造一个表面纷纭复杂而实则熟悉明朗清晰单纯的文学世界（而不是像纯文学那样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召唤读者参与创造）；（2）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接受善恶是非二元对立的大简化思路，体现现存的社会准则和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观念（而不是像纯文学那样充满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前者主要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后者主要指向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唯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它的大众化趣味以及所隐藏的民族文化精神。

　　而且，这种对应是与陈平原向来主张的“文学整体观”相一致的。在写于1990年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初版序言中，陈平原即表示此书之写作缘于对“雅俗对峙”之功能的体认：“我把从类型学角度理解和描述从古到今的中国小说变迁，作为近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在众多小说类型中选中武侠小说作为试点，除了其演变轨迹比较容易把握外，更重要的是我对通俗文学研究的兴趣。在我看来，雅俗对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因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同时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形式，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后的1993 年，他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再次强调：“雅俗对峙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基本品格，把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是在与高雅文学的对峙与对话中，获得革新和变异的灵感和动力的。”而在此之前的1988年，他甚至提出“三分天下”的观点：“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才能建立起基本稳定的小说界‘三分天下’(高雅小说、高级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局面。”无论是反复提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对话”之功能与事实，还是提出所谓的“高级通俗小说”之命名，别立于“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都暗含了他对原有雅/俗“二元”对立式价值规范的不妥协，以及又不甘心于单纯为通俗小说张目的曲折姿态，同时也在在明确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共存的整体观。

　　不可否认，武侠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关联，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可以说，在想象中伸张正义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欧洲有骑士小说，日本有剑侠小说，中国自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以来的侠客叙述，也一直扮演着类似的角色，20世纪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然而与骑士小说的主流地位相比，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生发展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

　　可以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武侠小说一直在与高雅文学的颉颃互竞中求生存，它浓缩并表达了一系列的欲望沉浸，以及以有别于高雅文学的样态，提供以性别、家国等主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说，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相互渗透、指涉乃至相互背离之种种进行整体性考察，可以追问出某些被遗忘和忽视的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进程潜入到武侠虚构中去的，如此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进程。这是陈平原所一贯坚持的，并且也是其《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讨论未至陷入偏颇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二、雅俗共赏之形式

《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自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至1995年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及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刊行时被收录入三卷本《陈平原小说史论集》，再到2002年新世界出版社发行“插图珍藏本”，以及200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插图本”和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兼收附录、索引本”，总归有六个版本。

　　一版再版，畅销又常销，自然说明此书颇受市场接纳，如陈平原的自我陈述：“在我所有的著述中，此书可以说是最为‘名声在外’的。”武侠题材受众颇多已是不争的事实，毕竟“士之困厄”世人皆常有。无论是《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因而寄希望于侠客的“赴士之厄困”；还是鲁迅所说的“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的侠义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抑或是陈平原自己所总结的“正是在‘游侠’与‘宝剑’基本成为古董的时候，武侠小说风行全国，而且历久不衰，于此不难见出现代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困惑”，都旨在说明武侠小说具有白日梦幻象的功能存在，作为日常生活的间歇物与填充物，其能提供补足“现实”缺失的“象征承诺”：作为能够实现欲望客体功能的实物，填补其受众在幻想中生成的欲望图示结构所开拓出的空间，这不仅可以打断现实中的欲望进程，而且可以将武侠江湖世界的真实幻觉，弥补进现实中的欲望之不可得。就此，读者们在此幻梦中或者等待英雄救赎，或者幻想自己是英雄个体。在此前提下，比之其他题材的研究著述，《千古文人侠客梦》因武侠题材的被青睐而畅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而作为一部学术著述，《千古文人侠客梦》能有此佳绩，还在于其结构形式上的雅俗共赏，对于一般性阅读与专业性阅读而言，两皆适宜。

　　在2002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陈平原总结了此书的“平易近人”姿态与“跨学科”特色：“这部著作研究通俗文学，不同于此前常见的居高临下：不再以文人叙事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是努力理解通俗文学的特性，在准确描述其基本叙事语法的前提下，再作出评判。考虑到此前学界对待‘小传统’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信口开河，本书的这一特色，比较容易为人所觉察。而选择类型学作为切入的角度，理论色彩比较强。一般读者比较关注前半部对于武侠小说的历史描述，专家们则更看重后半部的类型分析，认为其提供的结论，甚至可以用来解读游侠诗歌或武侠电影。从写作意图看，是试图将小说形态学的研究与文化发生学的探讨结合起来，力图沟通文学的‘内’与‘外’，这使得本书的阅读与阐释，超越文学研究界。”而在2002年新世界出版社发行的“插图珍藏本”《〈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后记》中，他又针对其研究体例与方式增加了第四条：“本书研究框架和论述策略的设定，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认为此举具备‘发凡起例’的意义。”

　　无论哪个版本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主体部分共九章内容。第一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既解题又提纲挈领，从历史记载到文学想象、从发生学到接受学总论“侠”之观念的形成。第二章至第四章，从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到20世纪武侠小说，勾勒武侠小说发展史。第五章至第八章，从叙事语法解析武侠小说的四个特征：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最后一章“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收束全书，从武侠小说的表现程式到其所指涉的无意识内容，剖析侠之精神气度与精神感召力。全书不仅从通俗文学角度出发理解其表现手法的程式化，进而解读“程式”中蕴涵的“无意识内容”；而且从类型学的角度思考武侠小说的“恒定因素”与“主要手法”,发掘其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目的是将“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来考察，理解其拯救他人与拯救自我的双重功能。

　　前四章以史带论，以钩沉的方式对武侠小说的史实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论述历史记载中的“起而行侠”；后五章以论带史，对武侠小说叙事语法与隐藏其后的幻想功能进行关注，解析文学想象的“坐而论侠”，于一般性阅读与专业性阅读两相适宜。

　　一般性阅读可以从中了解武侠小说逐渐成形的历史轨迹，以及其在每一主要时期的风格特征：如唐代豪侠小说对“仗义”“报恩”“比武”等主题的确立；清代侠义小说对公案小说的结构技巧、风月传奇之“情”的借鉴与融合；20世纪武侠小说的商业化与作家的专业化等。继之还可从中了解陈平原的幽默与风趣，如对“侠”之情欲之态度的讨论：“实行性禁忌的侠客，之所以对淫僧、采花贼格外痛恨，必诛之而后快，并不完全出于道德义愤，潜意识中或许含有嫉妒的成分——对对方的‘不守规则’感到愤怒，颇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又如对若干程式化细节的探讨：“《小五义》中背着钟麟的武国南被踢下万丈深潭，幸好落在石缝中长出的松树上（这类救人的深崖松树以后不断出现）。……此等‘悬崖’，只要作家稍为注意一下‘伏脉’与‘照应’，很容易成为武侠小说叙述上的一个诀窍。”

　　专业性阅读则可以依据陈平原归纳出的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及其指向的行侠手段、主题、背景与过程，向武侠小说“叙事者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中这些‘主要手法’或‘核心场面’”进行开掘，进而了解隐藏其后的文学或文化意义。如陈平原举出的例证：不仅可以了解武侠小说的“仇杀”模式，还可从中理解武侠小说“仇杀”模式中是如何“涉及文学传统（如游侠诗文的影响、英雄传奇的启示等）、读者反应（如读者的教养、传播的媒介等），以及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等。”如此，通过武侠小说与积淀其中的文化模式的对应，阅读者可以沟通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文化。

　　总体说来，《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的写作虽涉及“千古”武侠叙述，却宏阔而不散漫，既有才情的浸润又有学问的支撑，博而有约，好读有味。是以，能获一般阅读与专业阅读的双重青睐。

三、小结

武侠小说建构的是一个秩序之外的江湖世界，以武之个体性能力支配他者，以侠之社会性能量使他者臣服，这个艺术的幻梦提供精神上的自我想象性抚慰，其言说方式是一个“中国式”侠客不断寻觅与确定命名的过程。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既能在理论上深刻体察这种幻梦的文化意义，又能在实际分析中以武侠小说为媒介关注活生生的文学历史现场，以此解读中国千古文人的“寻觅与确定命名”之心。无论是在阅读火热却乏人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它的初版之时，还是在武侠题材逐渐式微的当下，本书都深具意义。

　　【注释】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书在此后行文中简称为《千古文人侠客梦》。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3]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4] 1931年，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中指出“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并认为这是由“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所致（参见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6-377页）；1932年，郑振铎在《论武侠小说》中指出，武侠小说的流行“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近一点说，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认为“扫荡了一切倒流的谬误的武侠思想便是这个新的启蒙运动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参见郑振铎《论武侠小说》//《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33-337页）；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一文再次将批判矛头指向30年代的武侠热，将这种“非科学的神怪的武技”定性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使其“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参见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三号，1933年2月1日）。

　　[5] 《金庸研究》创刊号，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1996年。

　　[6]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7] 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代序》，《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8]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104页。

　　[9]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247页。

　　[10] 陈平原：《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载《人民日报》1988年07月26日。

　　[1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后记》，《自序自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8页。

　　[12] 如戴锦华在其《书写文化英雄》中写到的：“当我们关注20世纪最后30年激变中的当代中国，关注文化舞台上众声喧哗的剧目更迭时，我们间或完全忽视了此间港台文化——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邓丽君、徐克、吴宇森等以作为历史文化断层处的填充物，悄然喂养出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青少年群。”

　　[1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32页。

　　[14] 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代序》，《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5] 陈平原、杨早：《有情怀的学术研究——陈平原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第106页。

　　[16]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后记》，《自序自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46页。

　　[17]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8]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19]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20]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