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

　　以前上陈超老师的课，听他讲艾略特，讲他强调新奇较之重复更为可取和传统之不能够简单继承——它关乎历史意识，如果需要传统，必须通过艰辛的努力（见艾略特1919年出版的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即《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来，读老师的文章，又见他数度申述先锋诗歌的价值、使命，以及强调当代诗歌的诗歌精神与历史承载力问题——仅是他曾经提供的两篇约稿文章，其题目就分别是《对当下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批判》和《论现代诗写作与传统的能动关系》。如今，读陈平原老师1988年即已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更是深切体味到晚清、五四两拨作家乃至新时期已降的当代学人（如陈平原本人）之于个人才能的铸炼、凝聚，及其之于历史传统的创生性承续——尽管本书的研究主线是1898至1927这三十年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如何在西方小说启迪及传统文学创化的共同作用下，经由晚清“新小说”家与五四作家两代作家，辗转完成了叙事时间、叙事角度与叙事结构这三个方面的艰难转变。

一、“新小说”家的才能

根据本书，1895年甲午战败是一个重要转点，1898年梁启超、林纾等一代“新小说”家登上历史舞台，并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实践“小说界革命”主张。

　　此间，有较早译介外国小说且自身也做了大量创作尝试的林纾；有注意到侦探小说叙事角度奥妙的俞明震；有强调小说“补正史之阙”功用的梁启勋；有在其自叙体小说中将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真正运用于“新小说”创作的符霖；有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及叙事结构的转变方面都尝试较多同时“成绩”也比较突出的吴趼人、刘鹗；有援引西洋小说理论批评中国小说忽略“内面之事情”的麦仲华；有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的徐枕亚；以及在其他方面各有建树的包天笑、曾朴、周瘦鹃……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此间更有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见本书第17页），甚而进一步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口号的梁启超。

　　尽管就推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这一事业而言，这批“新小说”家由于其总自觉不自觉把史书当小说的倾向及写小说像论文的特点，而显得蹒跚吃力，但归根结底，其愿望多是为改良社会、教化人心，且其创作也仍不失尝试与创新。此外，就算其无论作小说还是读小说都难脱“史传”传统的影响，后来者也须得先佩服其在“史传”方面的造诣，承认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在他们身上还很茁壮。再扩开点说，看看陈平原老师书中列出的这张“新小说”家的名单，论诗，论文，论词，论画，论书，论篆，论政事，论教育，论佛学，论翻译，论出版，论收藏，论金石，论文字，甚至论算、论医、论水利……以至更重要的，论修身、论济世、论气节、论操守，后来者可超出的能有几多？而这些，又岂止一“才能”或“才华”可以尽括？！

　　单就小说创作而言，我们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群“新小说”家无不在怀抱着自身纯熟同时亦显陈旧的传统技艺，撷取着“他山”奇崛同时又嫌嶙峋的陌生璞石，应和着自己内心的创作抱负或小说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要求，尝试着各种并无迹可践的形式突破。但终于，还是因着自身学养、传承、价值立场等各个方面的结构性限制，常“徘徊于新技巧与旧趣味的牵制之间”（见本书第81页），并显得“似懂非懂、半开半闭”，乃至于只能够“半途而废”（见本书第32页）。因而本书作者指出，他们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创作尝试上堪称力大效微，并不成功，但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前驱，他们无疑又不可或缺。是故，即令其败，也是“悲壮”，无伤其作为转折、枢轴的重要作用，更不掩其探寻、求索的烛照之光。

　　百余年以降，我们大可以慨叹“新小说”家缺乏五四作家的精神、个性与意识，也可以惋惜他们总抱有太过急切的功利目的（主要是政治目的），但我们亦当深明：他们才能不输，只是时候未到。

二、五四作家的传统

提起五四，通常一并浮现脑海的就是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的口号，以及反旧倡新的立场。百年以后，当举国都在谈论什么复兴国学和重建文化自信的时候，不免有人慨叹：我们现在重建的，正是一百年前推翻的东西。其中，有苦涩无奈的回顾；也有谨慎殷切的盼望，既千头万绪，又五味杂陈。于此，我也曾惶惑、迷茫、不解、义愤，但本书中关于五四“传统”（还不是五四形成的传统，而是五四承续的传统）的提点，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推想，也很大程度上给予我一种心安。继而转念，上面的慨叹，始变得是非难断——貌似百年前推翻的和百年后重建的是同样的东西，但百年前要推翻的是这些东西的衍生禁锢，百年后要重建的应该是这些东西的根本滋养。更何况，百年前的说法、立场是基于百年前的问题、境况，本就有着彼时彼地的策略权衡与情绪倾向。

　　鲁迅、郁达夫、叶圣陶、郭沫若、夏丏尊、刘半农、茅盾、凌淑华、冰心、周作人、倪贻德、王统照、冯至、废名、陈炜谟……在最终推进和完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这一批耀如群星的五四作家身上，固然不少人印刻着各自得于日、法、英、德等外来文化的鲜明烙印，但毫无疑问，他们每一个人的成就、建树尤其是他们之传递与后来作家、读者的趣味、营养，都离不开他们对自身母文化传统的吸纳、化生：鲁迅的“沉郁”、郁达夫的“凄冷”、冰心的“婉丽”、周作人的“恬淡”，无一不来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此外，他们在作诗、书法（郭沫若、鲁迅、茅盾）、绘画（凌淑华、倪贻德）、古文、戏曲、乐律（刘半农）方面的能力、修养；教育（夏丏尊、叶圣陶）、政治方面的关切、投入；尤其是民族精神、爱国情怀的陶铸以及彬彬风度、儒雅气质的养成上，更是无一不来自传统的中国文化。

　　一如本书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相较于“新小说”家之更偏重“政治”，五四作家明显偏重“心理”（尤其是变态心理）这一更加“舶来”的“重心”，其关注人心似乎更多过世事，但五四作家的文学成就，却无处不显示着根底上的传统滋养，其传统文人精神依然顽强。或换言之，固然其小说创作内容已开始体现平民意识、非英雄化、近乎无事的悲剧这一类倾向，但其总体形式，依然倚重（甚至较之“新小说”家显出更多）诗化、抒情的特色，更加“文人化”或更多文人文学（而非民间文学）传统。因此，本书作者才拈出了五四作家的这根“脐带”，从其文学修养、小说观念中辨认出“传统对五四小说创新方向的规定性制约”，并指出较为深厚的传统诗文修养之于他们，“既是前进的包袱，又是成长的养分”（见本书第162页）。更为难得的是，针对五四作家激烈的反传统言论，作者非常确定地告诉我们：“断裂也好，再生也好……运动的实际进程跟发起运动者的宣言乃至演讲有很大差别”，由此，才使得其流传后世的艺术主张，本来是当务之急的策略选择，却由于“省略了前提而显得偏颇”（见本书第146-149页）。

三、“八十年代学人”的跟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八十年代学人”是笔者在此处暂设的一个用法，意指以陈平原为代表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有建树的一代学人，在这篇小文的范围内，仅只论及陈平原一人。但如若为了与前述晚清“新小说”家、五四作家并列而非得网罗出那么一串人物的话，不妨参照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名单——当然这里包括的是各个领域的广义“学人”。

　　关于“八十年代学人”的长短，陈平原在与査建英的谈话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而且，身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他处处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中肯、谦虚甚至自反。读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再体味他此次访谈中的观点，则更能看到他这种胸襟、定力的来源，同时也更能察知其积学养之为目力的过程。尽管他曾用“激情有余，功力不足”和借“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这样的说法，来评价八十年代的专业著述与出道学人，但其中显然也多少包含有“自谦”的成分。说“自谦”，并不是说他不够真诚，而主要是说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为例，你既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激情之心，又能都领教到其中的扎实功力——尤其是那种思辨、打通和两相融贯的能力。

　　比如说，在中国与“西方”以及继承与创新问题上，他既注意到晚清“新小说”家中同时并存的或以中拒西或以中化西或融贯中西的不同态度，更洞悉到“‘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他们跟传统小说的联系；反之，主要的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跟传统小说的联系，而突出外国小说的影响。”这一事实（见本书第147页）。并发现究其实质，无论持哪一种态度，都更多系基于某种“倾向性情绪”（见本书第149页）。而在内容与形式乃至内部与外部问题上，这本书本身就说明了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割裂，以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毋须对立——文学形式的变化与内容表达的需要、与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状况、与印刷事业的发展等许多文学和非文学的因素都有着紧切、直接的关联。

　　又比如他在本书结语中的“三问”：采用倒装叙述或者限制叙事的作品是否命定地优越于采用连贯叙述或者全知叙事的作品？懂得倒装叙述或者限制叙事的现代作家是否比吴敬梓、曹雪芹等古代作家更幸福？注重叙事模式的多样化的小说是否比叙事模式相对单调的古代小说更有艺术价值？（见本书第250页）对于研究者这种自反的勇气，恐怕任何有过类似疑虑的人都会感慨：大哉，斯问！而他自问之后的委婉自答：“就具体作品而言，没有理由认定采用新的叙事模式的，就一定高于采用传统叙事模式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由单一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发展到多种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却无疑大大增加了小说形式的弹性，为作家创作出更能适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能性。”（见本书第252页）对于研究者这种审慎的自信，恐怕任何有过类似“自证”经历的人也都会赞叹：诚哉，斯言！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涉及写作和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博士论文，诚如作者本人在自序中所言“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此话仍不失其效，甚至更发人深省。而其关于新方法的立场——“我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使我的研究开拓了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最精彩的例证。”更是令吾等常常以例证方法为己任的后学“博士”汗颜。所以作为热爱文学和研究文学的人，读过本书，你恐怕不得不再一次确认：相较于各种方法，“活生生的文学历史”本身才是重点！

　　在前面提及的访谈中，陈平原还曾谦称八十年代出道的人“学养不够，机遇很好”。但如孔子所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任何人倘要真能有所作为与成就，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提供的机遇固不可缺，但更重要的也还是得有自身的贤能储备。于此，我们看到陈平原这一批“八十年代学人”之所以能够在各个领域的历史机遇面前迎头跟进，正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崇德广业”，亦即在学养、气度、才识等各个方面的充沛积累。这也让我们承认，中国修齐治平的传统文人精神，还绵延在陈平原这样的“八十年代学人”身上：他依然葆有“温润的人间情怀”，深揣“压在纸背的心情”。

四、“新时代随从”的彷徨

此处又造一词，仍需先行解释：包括自己在内，以“随从”言之，并无实际贬义，而只是就学术底子不牢（比如中外经典文献）、价值根基不稳（比如世界人生两观）这一实情。如是，既无所立，便自然常惑，也自然常成了随从。

　　回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本书主要是谈小说叙事模式，然诚如作者指出，虽然都是在尝试采纳新技巧，但五四作家之大异于晚清作家之处“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法”（见本书第16页）。应该说，这里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法，才真正是值得我们今人深思的地方。概言之，五四作家之主张“为人生”也好，“为艺术”也好，总之都不会有志于“为娱众”或聚焦于“为利我”，而是内含着对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以及每一对两两关系的严肃思考和深刻体认。

　　五四时代，评论者都是当时一流的作家，且大都学贯中西，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见本书第129页）。因而他们敢于批判，勇于拿来。说到底，扬弃也好，吸取也好，他们不乏底气，他们信心十足。而近三十年来，无论之前的焦急于“转型”“接轨”还是当下的热衷于“复兴”“重建”，都暴露出我们深层的底气不足与不够自信。而在本就没有把握“旧历史”的前提下谈“新历史”和本就没有深入“结构”的情况下讲“解构”，更是让本就没有形成过“传统”的“创新”显得可怜无依甚至荒唐可笑。

　　又，根据本书，出洋留学也好，进国内新学堂也好，晚清至五四这三十年的“新教育”所影响两代作家的，不仅在有形的学识，更重在“潜在的气质、情感与志趣”。也就是说，它“于专业知识之外，还给学生思想的自由发展、才能的自由发挥提供了条件”，或者说，它所给予学生的，“不单是真理，更有追求真理的愿望、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改造世界的热情”（见本书第28页）。而今，百余年已降，我们恐怕不敢说我们“新时代”的教育已做得更好。不惟如此，作者还说：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最直接的，是“新教育”对奴才心理的批判与对自主意识的培养。如果说书中已有充足证据表明此言不虚的话，那么我们动辄大讲“公知”的时下学界，是不是于此也需要一番沉思？！

　　此外，倘若说中国乃至世界上从来不乏以稿酬为目的的笔墨生意和“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象，但晚清、五四甚至“八十年代”的主要作家、学人至少还对此类“著书市稿”草率成篇的孜孜求利之举表示不屑——这甚至都还不值得他们为之愤慨，那么新时代“鸳蝴学者”们之追求并寻获名闻利养则更多引起了人们的争竞效仿与钦慕艳羡。而且，需要虑及的还有，晚清、五四主要是小说创作如此，如今却不仅止于小说，甚至许多大学、学院在动员教授专家学者博士们申报各类基金项目时都是公然、堂皇地“喻于利”而丝毫不及其“义”，仿佛后者要么已荡然无存，要么约等同于虚伪矫饰。就此，我希望自己不发牢骚，而只做抉择。

　　可以说，“新小说”家，忧国忧民，深怀己任，他们若有急切的功利目的也多是关乎政治、社会；五四作家，愤世嫉俗但不失赤子之心，略带夸张但不乏坦率真诚，侈谈哲理但不去直质天真；“八十年代学人”，扎实勤奋，躬厚薄责，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而“新时代随从”，于学术精神，于治学态度，于理想现实……犹自彷徨——而且，这彷徨还算好的，最起码它还体现何去何从的抉择之艰，而在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取舍早就确定，所以根本不必要彷徨——有点像牢骚了，所以赶紧打住。

　　犹记陈平原老师曾经在一次发言中表示：大学可以教授写作技巧，但大学无法培养作家，或换言之，优秀的作家从来不是大学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个观点，一方面体现着陈老师一以贯之的“温润情怀”和“纸背心情”，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个人才能与历史传统的关系，只不过更加复杂，此处暂存不论。

　　总之，《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让我看到：无论晚清“新小说”家、五四作家，还是“八十年代学人”，他们在哪怕是某一具体环节上的细小进步，都是个人才能和历史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而此刻，“我”作为“我们”中的一员，除了硬着头皮思索如何甄陶个人才能？如何深入历史传统？以及这两者如何在自己这里发生关系、产生合力之外？更需要挺起颈项叩问的则是：“新时代”里，面对陈平原们在这种合力之下从其前辈“燃灯者”那里接过来的薪火，我们能否接住？我们如何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