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骞

　　我第一次读陈先生的文章，是1985年《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署名是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那时候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读了这篇文章，真的有醍醐灌顶的一种悟醒。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篇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力作，而且是具有导向性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使再过若干年，我认为也是学术界无法越过的一篇文章。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后来凡这三位学者的著作，能见到的必买、必读。

　　1988年9月，我带云南昭通师专的学生到我老家——国家级特困县云南省镇雄县实习，有幸在县城的新华书店购得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欣喜异常，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乡下老家的百年老屋里仔细阅读了这本书。这本书是陈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本专著中，他精准地解析了1902年至1906年、1907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6年、1917年至1921年、1922年至1927年这五个时段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转变。资料之翔实，剖析之深刻，观点之独到，是我所接触到的讨论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著作中无可比肩的。读完后，我又去书店，问新华书店的人他们进了几本《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回答一共进了十本，已经全部卖完。后来调到昆明的大学教书，又在书店看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因为喜欢，又购置了一本，对比读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书籍，晚清的我大都没有读过，就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所提到的书目，也有许多没有读过，这确实让我这个以教现当代文学为生计的教师十分汗颜。

　　先晒一下我书架上的平原老师的大作。

　　文学史、学术史研究的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版和北大版），《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起点》《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散文小说史》《文学史的形成与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论文集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大学或学科研究的著作及文化随笔有《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像》《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著）《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花开花落中文系》《大学小言》《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思想史研究的有《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文化随笔有《神神鬼鬼》《看图说书》《陈平原日本印象》《书生意气》；还有一本《自序自跋》。这些大作，有的我读过，而且读得很认真，并在书上做有标记，但要说我全部读懂，那也是骗人的话。有的我还没来得及读，但肯定是要认真学习的。陈老师还有一本学界人人皆知、许多人均读过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而且见解深透。我算是一个爱逛书店的人，也喜欢平原老师的书，但我就是没有与这本书相遇。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我到北京大学陈老师门下做访问学者，还专门向老师要了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但没有讨要《千古文人侠客梦》。后来与老师多次见面，也没有讨要这本书。潜在的原因是我不怎么热爱武侠小说，即使“金庸热”很厉害时，我也只在1989年的夏秋之间读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女》《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四部书，而且都是在书摊上一角钱一本租来读的。但《千古文人侠客梦》好像是陈先生书中销量最好的一本，北大版就有两个版本，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都出版过，估计还有不少盗版书。我已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2010年北大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不过读了之后用八个字总结：感慨良多，振聋发聩。

　　陈老师的研究格局可谓体大思精，无论是文学史的论述，还是对大学教育的研讨，既有宏观的构思，也有精深的细意，每读一本均受益良多。就从第一本说起吧！《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对白话小说产生的历史渊源、发展的现状、发生的过程、传播的方式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诠注，尤其是引进历史的因素，把小说的形式和产生这一形式的文化联背景联系起来，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面展开讨论，提出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开始于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与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两代人共同努力而完成的观点。虽然如此，为了佐证其论点，书中又常常引用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横桥锁溪”法，张竹坡评《金瓶梅》的“夹叙他事”法等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全书由两大板块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探索西方小说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第二部分是研究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转变中的作用。两者既独立成章，又横纵相交，资料涉及古今中外，语言准确而又生动流畅。读之既增长知识，又对中国小说模式的转变清楚明白。我想，这也是这部专著成为很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常读必备之书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这部书探讨的对象是1897年至1916年的中国文学史。从书店淘到这本书后，因为封面专门有年代提示，我第一感觉就有点奇怪，既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为何还要提前到1897年，后来读到这段话，我才明白撰写者的理由：“‘小说革命’的口号，虽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

　　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也就是说，研究20世纪的小说，必须从“戊戌变法”这一政治历史事件对中国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开始。为了这个立论成立，陈老师还列举了大量清末民初的文人们的创作来证明，特别是对这些人的心态和价值观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全书共分九章，从“新小说”的诞生，到对整个清末民初小说的样式、结构、市场传播进行了总结，特别对这段时间的小说由俗入雅、又回雅向俗的内蕴做了不刊之论的高度概述。读后的感觉是，这部书似乎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补充，但又是一部体例独立、结构完整的著作，其史家之笔法则是攻克文学史的学者学习的榜样。《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与前两本比起来，又有其独创性。如果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从叙事理论来突显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是全方位地把这一段文学进行创新性总结，那么，《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则打通文学史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为中国小说的类型研究提供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体系。如果把这三本书合并在一起来阅读，就能准确地领悟到平原老师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理论体系。《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分四个部分，第一编以史学家的眼光来破解小说史的流动变迁，批评了史家虽见功力，难显学识的“通观”立场，提出了治史者要整合理论，“以一切适合对象为标准，合则取之，不合则舍弃，不过分追求理论的完整性与逻辑的严密”的观点。第二编主要从意识、体例、观念等视角入手，对小说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上的革新，提出文学史“不但要有史料，更要史识”的治史准则。第三编主要探讨中国小说的类型，并对小说类型学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从而界定了中国古今小说类型的分类和编组。第四编对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现状做了精耕细作的考证，以漱六山房的《九尾龟》、钱锡宝的《梼杌萃编》为案例，论述了清末民初的俗雅文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并理清了通俗文学在中国小说史上“三次崛起”的脉络。《中国散文小说史》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散文”“小说”两种文体的历史演进做了深广而厚实的解说，是一部有较大史学价值的专著。对资料的精细考辨和治史的严谨，是该书的特点，这本皇皇大作，再一次彰显了陈先生所撰写的文学史，既有史又有识的大家风范。《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但也不是单纯的论文集，而是一部围绕文学史的建构而完成的专题论著，因此，书中的许多论点又格外新颖。特别是对近百年来四代文学史家的形成框图进行学理的描述，可谓前无古人，后乏来者。书中还从小说史学的角度评述了金庸成功的理由，并从受众的角度，阐明了“通俗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为后来的另一本名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诞出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收入这本书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是一篇见解独立的大文章，文章不仅剖析了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言情小说，还从历史、政治、经济、受众及小说商品化、小说文人化等诸多层面，论证了“言情小说”之所以在清末民初成为文学主潮的原因。书中还有一组文章是谈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的，其中的《中国大学百年？》考察了中国百年的大学历史和大学制度，将大学的历史与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来破解，其论述深远致雅，其观念不同凡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是二十年前《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重印本，但由于附录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一文和“索引”，又使这部“改头换面”的小说史增色不少。《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主要以清末民初两位大师为核心，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和构建，既总结了两位大学者治学的方法和经验，还对他们的学术品格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学理分析。更重要的是把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思路与中国学术史的建设联系起来，找到一条构筑中国学术史的入门通道。当然，在具体论述时，又不局限于章太炎和胡适之，像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陈寅恪、鲁迅、周作人、钱基博、熊十力、马寅初、顾颉刚等近现代学术名家，在这本书中也被提及，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书的学术力量。陈先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小引》中说，“为社会安定考虑，我主张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个人追求，我则欣赏将治学作为体现某种精神价值的人生选择。”从目前我所阅读到的陈先生的著作而论，他的每一本精益求精的大书又何尝不是其精神价值的体现。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是一部由十三篇学术论文组成的论文集，文章大都是以“东西文化碰撞”为思路完成，除了《文化·寻根·语码》外，其余都是陈老师读本科和硕士时写的，所以这部论文集算是他学术研究的处女作。这部书初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我淘到的书却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书中的“自序”是1985年7月写的，“再版后记”则写于2014年8月11日。我这个人有个习惯，看书先看“总序”“自序”，再看“后记”，然后才看“正文”。“再版序言”是李庆西、黄育梅写的，主要介绍他们组织出版“新人文论”丛书的经过，并提到1984年“杭州会议”的重要性。陈老师的“自序”和“再版后记”相隔近三十年，我用很短的时间看完这两篇穿越近三十年时空的文章后，不禁哑然而笑，为什么会不自觉地笑，当然是这两篇文章风格迥异的原因。1985年写“自序”的时候，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年代，言语中少不了激扬文字的自信。三十后，“再版后记”的文字不仅练达而且味如稻粱。这本书中的十三篇学术论文，每一篇都立论有据，观点超前，特别是研讨苏曼殊、许地山、林语堂的文章，用“知人论世”来概括，是最好不过了。苏曼殊和许地山都是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家，但是陈先生在评价两人的宗教信仰时说：“苏曼殊的宗教信仰在皮，许地山的宗教信仰在骨。前者出于解脱需要，必须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真的信仰佛教，尽管潜意识时时抗议和反叛。后者则出于社会热情，强迫自己摆脱宗教信仰，可只不过是以信仰的宗教来取代宗教的信仰。”如果不是对两人的身世及作品有真实而深透的了解，断不会得出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本书中我印象响最深的是《娜拉在中国》，读了后真的很长知识，至少让我完整地认识到易卜生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和作用。《“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是一部以“传媒”为契机谈论中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据陈老师在序言中说，是为了“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而推出的一部书。果不其然，开卷第一篇《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对象，研讨了报纸杂志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思潮中的特殊性作用，并对这一个时段多而庞杂的“报章”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既对《新青年》《小说月报》《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新民丛报》《申报》《现代》等重要报纸杂志对文学史的贡献进行讨论，也对明末清初的《字林沪报》《中国日报》《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礼拜六》等作了细条分缕的解说。总之，这一段近五十年的特殊历时期的“报章”都被网罗其中，不但判别了其中“圈子”“流派”之间的关系，还论及其中的论战策略。文章用大量翔实的资料来言说现代中国文学的产生和传播，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文学本身的内在蕴含，都可以说填补了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白。其他论文《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以图像解说晚清》《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史》《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报章”与文学的发展关系，立论独树一帜，论据确凿有力，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这部书中的《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读来有一种“快人快语怡心神”（清·齐学裘诗句）的感觉，对于张恨水的研究，肯定是一篇独具匠心之论。虽然陈老师说，他的这部书“不是一部体系完整、首尾相顾的专著”，但我认为，这部书以“报刊”为视点来检视新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虽然各篇研究的视角各异，但读起来仍然感到有一条内在的逻辑链。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是我2018年7月到北京闲游时，去陈老师府上拜见他时获赠的。从北京回昆明时，因为航班晚点，在首都机场滞留了五个多小时，飞机上又飞行了三个半小时，刚好用了九个小时的空档，阅读了这部十一万五千字的关于“五四”问题讨论的书。在飞机上阅读时有个细节，可能是读得入迷，还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旁边座位上的是一位中年男性，听口气好像是广东商人。他问我读的什么书，我递给他看，他说陈平原教授是我们广东省的骄傲，我点点头。他说他买过陈教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笑笑。尔后再无交谈，专心致志地攻读《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用讲故事的方式对话“五四”，是这本书的叙事特色，用这种方式进入“五四”，使文章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这本书中，陈老师把曾经被历史遮蔽的史料解放出来，把曾经被神话的那一代人的故事，放在一个理性的平台重新思考，可谓意义非凡。这部书还把“五四”放在20世纪的历次思想大潮中，从理论高度进行反思，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考量这一段历史。正如书中所说：“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与时代的困惑与追求。九十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形式与五四对话。”为什么要与“五四”对话，陈老师认为，“五四”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正面开启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所以，每一代人才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思考、去反省“五四”，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观。正因为“走不出的五四”情结，陈老师又特别提出来将“五四”与晚清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讨论，“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努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两代人指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人，与稍后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用这样的视野研讨早已远去的历史事件，让若干琐碎的历史细节回到当下，这才是《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的重要文本意义。之所以用“思想操练”来做书名，这当然是包含了陈老师新的学术思考，我认为，是作者以自我的知识主体立场对历史的反思与拓展，这也是这部书中多次提到“五四”的政治性内涵的一个原因。

　　最后谈谈《千古文人侠客梦》。因为刚刚才阅读完，似有很多话要说，但确实也找不到话说。在陈老师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算是一本“另类”，前后出版了六个版本，我读的是北大版。其实，只要读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著作，就能理解这部特立独行的大作之问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比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列举到的唐传奇的许多作品，以及清末民初数不胜数的武侠言情小说，又比如《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对晚清俗文学的讨论，还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讨论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时所涉及到的侠义小说。总之，凡是谈到这些大俗大雅之作时，陈老师的文字就妙笔生花，有一种隐隐的情有独钟。所以我推想，《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出版就是这种情感的完美注释。就像他在《我与武侠小说》中所说：“其实，我从事武侠小说研究，绝不仅仅是出闷气或故作惊人之举。这事情迟早要做，只不过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提前罢了。”“迟早要做”，说明这部书的构想已经很早了，我枉自推测，或许平原师当年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就已经潜意识中有这个情结了。这部书以思想史为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和文化史的层面，对从古至今的武侠小说展开了全面论述，对武侠小说的类型作了理论上的界定，其开创性不言而喻。如果把书名《千古文人侠客梦》改成具有学术内涵的《中国武侠小说史》，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作为一个顶级学者，陈老师不是那种过于刻板的学术大佬，而是有着浪漫情怀、心柔意坚的学人。这是我读了《千古文人侠客梦》后的最大收获。

　　陈老师的大作还有很多部没有来得及学习，但肯定是要阅读的，读完了也会再做一些笔记式的体会。对于已经读过的，拉拉杂杂谈了这么些浅显的看法，但愿陈先生能够接纳，如果他不满意，我也只有莞尔一笑。谁让我不揣冒昧地妄论他的大作呢？何况以我的学识也不一定就能读懂其书中之大义，以我在学界的小小角色，更不应该妄议他的大作。

　　【注释】

　　（1）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3）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5）（6）陈平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8）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第142页。

　　（9）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