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小 昌

　　?

　　南门丽丽

　　⊙ 文 / 小 昌

　　

　　小 昌：一九八二年出生，二〇一〇年开始写小说，作品散见于《十月》《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刊，部分小说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曾获二〇一三年度《广西文学》金嗓子中篇小说奖。

一

工厂有两个门，南门和北门。南门雄伟一些，高不可攀，北门是个小门，并排几台刷卡机，几个保安把守着，眼睛在它们身上逡巡。四周的墙似乎也不太高，要不是横亘着几条电线，像我这样的身手，跑起来轻轻一跃，就到了厂外。从火车站开过来的805 和K805总是气势汹汹，说停就停。下来一群人，又上去一群人。车一走，迎面而来就是工厂的南门。我把新办的出入卡挂在脖子上，这张卡神通广大，吃饭考勤出入都要靠它，进厂前他们说了很多遍，认卡不认人，因此睡觉时我也要把它放在枕头边，生怕丢了。我对保安们笑笑，就进去了。即使对我的笑置之不理，我还是会对他们笑的。径直朝里走，就会看到更多的和我一样的人，穿着深蓝色工装行色匆匆，或者围着垃圾桶抽烟乱看。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张油汪汪的嘴和绯红的脸颊，日子久了，我的嘴唇也会油汪汪起来，我不希望这样。几只麻雀飞上飞下，找吃的，一点点靠近垃圾桶。左边是篮球场，右边是宿舍楼，我住在九栋，再往前就是八栋、七栋……一栋紧挨着一栋，阳台上飘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一路走下去，就进入了厂区。厂区门前仍有一排刷卡机，半人多高，我拿着卡一低头，就能刷上，这也是个头不高的好处。有很多人走在路上，赶往各自的车间。过了烤漆、冲压车间就到了我们注塑车间了。厂房的门高大壮观，一辆大卡车都能钻进去。我很快走到了自己的工位上，组长还没来，线长也没来，王丽丽在远处对我笑。我也对她笑。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叫王丽丽。她走过来了，上下扫了我一眼，又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组长和线长没过多久就来了，他们一来，生产线上就有了生气。我们在每个工位上各就各位，机器设备轰隆隆响着。我苦干了几个小时，线长一声令下说休息。她看样子也就十八岁，我们都喊她老大。一大拨人停下来，朝水桶方向聚拢，水桶里盛着绿豆汤，我连喝了两三碗。王丽丽也来喝，喝得很慢，小嘴唇一直在碗边抿着。她的脖子上还文着个小蝴蝶。看样子她也是新来的，可是军训时，我可没见过她。有人老说冲压车间叫什么敏的最好看，我看最好看的该是王丽丽。到了吃饭时间了，我一路跟在王丽丽后面。她回头瞧见了我，放慢脚步。她在等我，我追上去，低着头。她问我哪里人，我说安徽蚌埠，她扯着我的胳膊跳起来，说她也是蚌埠的。我们说起了家乡话，又问我蚌埠哪里，我说五河的，她说她是怀远的。即使不在一个县城，仍旧是老乡，我们看上去相见恨晚。两人在路上走，不免有些雀跃，不知不觉就进了食堂。食堂人山人海，一不小心就会踩了别人的脚，或者被别人踩。王丽丽扯着我的工服，小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一切。终于轮到我们了，我问她喜欢吃什么，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后边人着急了，让我们他妈的快点，这里的人总是喜欢说他妈的。王丽丽向后瞪了那人一眼。看样子她也不是好惹的。后来想想，那冷冷的一眼也许预示着什么。我们找了个桌子紧挨着坐下来，说起各自是怎么来的。

　　那天我们都没说实话。我没说实话的原因，是怕她一时接受不了，再也没有能跟她好下去的机会。或许日子长了再说实话，她可能给个惊讶的表情给我看，再也就无计可施了。我不知道她说了假话，她说过的话，我总会当真。我们面对面坐着，我不顾一切地吃，也不知道吃下了什么。从没跟这样好看的女孩子面对面坐过。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老家，想起那个跟网友跑出去的媳妇。

　　吃完饭，我们在厂区转了转，肩膀紧挨着肩膀，知道我是五河的，她再也没把我当外人。厂区有个小广场，就是用来休息的，也有三三两两的树，被切削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用手画了画。我们在工人们中间转来转去，好多人偷看她，太阳在头顶上，她的小脸因此红扑扑的。我不知说什么好。等进了厂房，我就没什么心思做工了，害得出了很多残次品。组长骂了我一阵，话说得很难听，看样子想要了我的命。后来线长也来了，骂了几声组长，又过来骂我。我把拳头攥得很紧，在我牛仔裤兜里发抖。我偷偷瞟王丽丽在干什么。她也在看我，我跟她对上了眼。她眉头紧皱，意思让我忍着，千万别发火。她好像在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瞧她的样子，绝没把我当成个窝囊废，早就看出我有一触即发的勇气。我因此放松了紧攥的拳头。线长和组长都挺年轻的，一声声“他妈的”，一点也不像个年轻女孩子，我倒有些想笑了。听他们说，工厂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喜欢说“他妈的”。那天我不得不加班到很晚，王丽丽早就走了，我以为她会等我，没承想她只是跟我远远打了个招呼。

　　下班后，我走出厂区的时候，保安把我喊住了，问我兜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没什么。他要搜我身。我只是把拳头塞进了屁股兜里。他双手拍了拍我的衣服，什么也没发现，有些失望，接着冷冷看我一眼，让我走了，我小声说了句“他妈的”，就跑出来了。我在南门附近转悠，这里可真热闹，看看能碰上王丽丽吗。万家灯火，人来人往，一点也不像夜里十一点。烧烤摊，文身店，按摩房，还有迪厅和溜冰场，都挂着牌子在营业，亮着各自的灯。我沿街走下去，又走回来，没有见到王丽丽，只好回九栋505去睡觉了。

二

第二天，天蒙蒙亮，一个个忽地起了床，排队刷牙上厕所。有时我连牙也懒得刷，在老家更很少刷牙，偶尔想起时才心血来潮刷一次，每刷一次总要流很多血，我讨厌血腥味。不过这一天我还是认真刷了牙。接着在食堂草草吃了两根油条，匆匆上工。刷卡机前早就排起了长龙，还有另外一个厂区的人过来支援，从大巴车上纷纷而下，加入我们的队伍里。他们工装的颜色比我们略深，混进队伍中间比我们还像样。有个人嚷着要迟到了，溜过来加塞，他就在我不远处。起初没人说话，沉默几秒钟过后，就有人喊起来了。“他妈的”之声此起彼伏。有个保安手持警棍走了过来，喊着：“干吗，你们要干吗？”太阳刚从那堵高墙上跳出来，露了半个脑袋。保安的上半身突然金光闪闪，像塑了金身。有人向他汇报，还没说完，他就怒不可遏，捏着那人的胳膊，将其推到队伍的最后面。那人一脸苦相，说线长说了，要他早去。

　　大约十点钟，线长开始骂王丽丽。就像骂我一样。我远远听着，偶尔抬头看一眼。组长喊：“你们看什么。”我就不看了，只是听。王丽丽好像还在顶嘴，线长说：“你还敢顶嘴，反了天了。”机器就在我前面，两秒钟吐出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壳子，我刻不容缓，一一检查它们，拿着小刀切削掉不该有的横刺，再传给下一个工位。不知道王丽丽小声说了什么，线长住了嘴。很快相安无事，她又站在远处做自己的事了。

　　中午吃饭时，我问王丽丽到底跟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我们在私下里都叫线长“那个女人”。不久前，她找了个男朋友，那人是个烤漆车间的生产主管，在厂子里待了很多年了，不知道两人怎么好上的。我在宿舍里听过很多版本，也没什么意思。王丽丽始终不告诉我她到底说了什么，也说没什么意思。我问她要了电话，想找时间请她吃饭好好聊聊。她蒙蒙地看我，好像不相信似的。等我们分开后，我就给她发了短信：我要请你吃全城最好吃的。她回了短信说：你知道在哪儿吗？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好吃的，哪个最好吃。晚上下班后，我就去找我的老乡，是他介绍我来这个厂子的。他在这里待过两年，跟保安很熟，也跟一些主管能说上话，看来混得还不错。后背上也文了身，是一头回眸看的老虎，还在右胳膊上文了骷髅头，头发也染成了黄色。记得他在老家的时候，总把摩托车开得飞快，在河堤上跑成一溜烟。据他说他是镇上斧头帮里的人，认识雷哥，跟雷哥老在一块喝酒。雷哥是我们镇上响当当的人物，黑白通吃，求他办事，有时比派出所所长还管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是离开了老家，来这里打工了。据说跟一桩强奸案有关，谁知道呢，我也从不敢问他。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让我在四毛烧烤摊那里等他。

　　他大名叫曾书义，好多人喊他义哥。我也这么喊他。没多久，义哥就来了。还带了个女孩来。他们很亲热，在我面前搂搂抱抱，还伸舌头接吻。我看到了女孩的舌头伸进了义哥的嘴里。等他们平静下来，严阵以待，义哥开口说：“喊义嫂。”我说：“义嫂。”女孩说：“你好，你叫啥。”听口音像是河南人。我们叫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我问他这个城市这么大，都有哪些好吃的，哪个最好吃。义哥义嫂向天空看了看，有一轮下弦月斜斜挂着。义哥说：“凯越的旋转餐厅，那里好，太好了，一边吃饭，一边转圈，待在上面，可以看到西郊的湖东郊的山。”义嫂说：“那也比不上巴伐利亚的自助餐，大龙虾有这么大，你知道有多大吗？”她开始比画。她也蛮可爱的，脖子在白炽灯下面像雪一样白。我说：“你们都去过吗？”他们俩说：“废话，我们当然去过。”

　　后来我就说起了王丽丽。义哥让我给她打电话。我说人家可能睡了，他说睡了也要喊起来。我把电话打过去，她好像早知道我要打电话似的，没想到竟然答应了。她很快出现在四毛烧烤摊，引来好多人的注视。她身上有一股不让人小觑的劲儿，像个女大学生似的，翩然坐在我们中间。义哥义嫂分开了，盯着王丽丽，也不知道说什么。估计没想到她这么好看吧。

　　我话多起来，她能出来，很给我面子。我说起了“那个女人”，王丽丽说：“说她干吗，没意思。”她坐在我们中间，不喝酒不抽烟，也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笑笑。她不像我们一伙的。义哥也有点喜欢她，不跟义嫂亲热了，说早晚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女人”，或者跟吴主管打个招呼。王丽丽问他跟吴主管很熟吗，他说认识。王丽丽好像不怎么喜欢他们，说时间很晚了，她要回去了。我拽住她的胳膊，想要留住她。我借着酒劲，让她留下。她瞪了我一眼，我只好松开了。

　　义哥说：“这小妞儿有点意思。”义嫂说：“你看上了？”义哥说：“有你就够了。”义嫂说：“这还差不多。”义哥在老家连媳妇也娶不上，在厂子里倒有人跟他过。和他们散了，我就把义哥找女朋友的事儿说给了家里人。老家人睡得早，我妈被我吵醒了，骂了我两句，说我不知道她睡得早吗，不过她以为我有急事，仍和我说下去。等我说了义哥和义嫂，她徐徐地说：“你也争口气呀。”我又说起了王丽丽，说想要把她娶回去，她又说：“真的吗？人家知道你的事儿吗？”在电话里，我又听到小娃娃的哭叫声。我问：“他怎么样？”她知道我在说我的儿子，他刚满两周岁。我妈说：“他还算听话，你放心吧。”有时我会忘了还有他。一想起他来，我又在南门遛了一圈。好多店都关上了门。灰白色的卷帘门也有很多话要说似的，我拍着那样的门，哇哇吐了出来。继续走，足疗店的小灯还亮着，落地玻璃隐约有人形走动。有人为我拉开了门，看了我一眼又拉上了。我走下去，直到看见那条黝黑的小河。

三

后来王丽丽开始有意躲我，不愿跟我多说话。只是远远冲我笑。她也有了个新女伴，两人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相伴来回。过了没几天，她就被调走了，去楼上的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了，还有个新头衔叫行政助理。提起王丽丽来，我们老大总会阴阳怪调。有时骂某个女孩子的时候，会说：“看什么看，你又不是王丽丽。”她是我们线上唯一一个去楼上上班的人，可以想什么时候喝水就什么时候喝水，想看看窗外，就可以走过去看上两眼。我待在工位上，常想王丽丽正在楼上干什么，是不是在跟人说笑话，或者看窗外巴掌大的梧桐树叶。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趁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嗒嗒嗒跑上了楼。吴主管横在楼道中央，呵斥我：“干什么？”也许被他吓到了，我说：“不干什么。”就灰溜溜地下了楼。我开始怀疑她和吴主管有不正当的关系，这样想下去，我连活儿也干不好了，接二连三地返工，被“那个女人”训斥，说我眼睛是不是长到下水道去了。吴主管这人是个大块头，脖子有些短，远看有点像那个叫钟馗的判官。待在工位上，总在想王丽丽被吴主管逼进角落亲个不停，甚至一股脑挟在腋下，朝床上扔的场景。想下去，我有些咬牙切齿，非得见到王丽丽不可。

　　给她发信息，她总是懒得回，或者回得慢，说在忙，有好多事要做。我只好下了夜班去找义哥，让他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在四毛烧烤摊的白炽灯下面，吹啤酒。啤酒瓶子撞在一起，发出叮当脆响。我们渐渐有些多了。义哥说：“前天晚上，见到他们俩钻进白色丰田车里了，朝东面去了。好像是王丽丽。”我说：“他妈的，她就是个婊子。”我趁着酒劲，给王丽丽打电话，第一次没接，我又打，她接了，懒洋洋地问我有完没完。我用安徽蚌埠的方言问她在哪里。她用蚌埠口音的普通话回答说管得着吗。她挂了电话。我又吹了一瓶啤酒。义哥说：“算了吧，兄弟。强扭的瓜不甜。”结账时，义哥要过来抢着结账，他也许只是做做样子，我一把打掉了他付钱的手。付完账，我们俩紧挨着在南门附近晃悠。后来我们俩坐在小河边，抽烟不说话。义哥突然说：“我不想干了，想回去放羊，放成群的羊，赶羊鞭一响，像鸽子哨一样，小羊羔咩咩地叫，他妈的。”我搂住了他的肩膀。

　　过了许久，酒醒了一部分，我的脑仁疼得厉害。我不住地晃脑袋。义哥霍地一下站起来，说：“走，跟哥走！”我在他后面跟着，走到路的尽头。彩绘的落地玻璃哗啦一下敞开了。我跟义哥走了进去。

　　有几个女孩在里面打麻将。站在我们旁边的大姐说：“个个都是美女。”有的女孩远远地冲我吐了口白烟儿，又徐徐吹散。也有的回头看我们俩一眼，继续打牌。义哥说：“他妈的，就那个胖的。”我说：“还是算了。”义哥说：“我给你挑，抽烟的那个。”我说：“好。”很快我们各自进了小单间。

　　义哥就在我隔壁，他在那边喊：“兄弟，这次我请客。”有女声传来，说：“哥，我胖吗？”义哥说：“我喜欢胖的。”

　　后来抽烟的女孩就进了我的门。我在床上干坐着。她说：“快点吧。”她有点小瞧我。我说：“你叫啥？”她说：“还是不说了，说了也是假名，有意义吗？”她先脱掉了裤子。

　　她骑了上来。我说：“上衣不脱了吗？”她嘟着嘴说：“需要吗？”我说：“他妈的，脱。”她见我有些发狠，不情愿地脱了。她说：“别看。”双臂捂着。我说：“让开，不是让人看的吗？”她说：“求求你。哥，哥！”我说：“就是要看！”我去扯她的胳膊。她拗不过，有些急，两只胳膊扬起来，做投降的动作，说：“看吧，看个够！”左乳下方有块巴掌大的红斑。我把灯熄了。

　　我们完了事。她又去打麻将了，三缺一，只好坐下来干等。她还冲我挤眼睛。我在门口等义哥。也没什么事干，就走了进去。她说：“你先替她摸牌。”我说：“不太会。”她说：“摸牌也不会呀，他妈的。”她又点起了烟，有只小猫钻进了她的怀里，她爱抚着。义哥和那个胖妞也出来了。我忙让座。胖妞一屁股坐下来说：“牌不错呀，东风。”义哥付账，差了四十块，说：“下次补上。”那人说：“不行。”说完看我。我忙去掏钱。义哥拦住了我，嘴里说：“他妈的，下次补上。”我们俩拉开了玻璃门，扬长而去。

　　临分手的时候，义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人就这么回事，别太当真。”我连连点头。启明星升上来了，是天空中贼亮的一颗。

　　第二天，“那个女人”一大早就召集我们开会，说有几个大学生来生产线上实习。让我们好好配合。果真没多久，有个一米八的大个就被安排在我旁边。我们俩很快聊开了。他没穿工装，我不太敢看他，只是埋头干活，偶尔说上一句话。不经意间看见了他的手指。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手，细长白皙，指甲晶莹透亮，似乎涂了浅色的指甲油。我一直盯着看，那双手在电脑外壳周围上下腾挪左右翻转。他说：“下了班，你们都干什么呢？”我说：“瞎逛呗。”他笑起来，我向上看了一眼，牙齿一颗颗都很白，闪着雪光。他又问我：“一边干活一边想什么呢？”我说：“瞎想呗。”他说：“一天站十个小时，累不累？”我说：“有啥办法呢，挣钱不都这样。”他说：“我们俩交个朋友吧，我叫罗南，你呢，叫什么名字，还没问你呢？”

　　我说：“我叫曾祥兴，他们都喊我小兴。”他说：“瞧你细皮嫩肉的，一点也不像个村里娃，你多大了，有十八岁吗？”我说：“十九了，早过十八岁了。”我还想说儿子都快两岁了，你们信吗？他又问从哪儿来，我说了安徽蚌埠，他有些吃惊，好像他也是蚌埠的。他说：“你怎么也是蚌埠的。”我想说我为什么不是蚌埠的，好像我给蚌埠抹了黑。他继续说：“那你认识王丽丽吗？”我傻在那里了，机器设备仍在低沉地咆哮，他以为我没听见，又大声说了一遍。一提起王丽丽，我就会心跳加快，连手上的电脑外壳也拿不稳了。我说：“认识，你怎么也认识她？”他回答说：“她负责接待我们，就随便聊了几句。”

　　后来好几天他都高高地站在我旁边，做我的下手。我们紧挨着，也不是老说话，有时候好几个小时也不说上一句话。其实我很想跟他说说王丽丽，甚至好好说说，可话到嘴边，我也说不出第一句。

　　他身上总有一股清香，说不出是个什么味道。在他身后跟着，他从人群中穿过，也会留下淡淡的清香。甚至他蹲过的厕所，都会久久弥散那种味道。有些日子，那股清香让我上瘾，总是盼着他早来上班，也不愿他早早回去。那群实习生被赋予特权，似乎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因此常常待不了几个小时，就不知所踪。只要那样，我就会一直盼着他再次出现。

四

好久没见王丽丽了。这样下去，想王丽丽的时间甚至变多了。义哥倒是总能碰见她，见了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在什么地方见了她，和谁在一起，穿什么样的衣服。后来义哥就推断王丽丽不仅仅和吴主管上了床，也许还另有其人，不止一个。我恨得牙根痒。有天晚上，义哥在四毛烧烤摊发现了王丽丽的行踪，我接完他的电话，就急匆匆跑过去。

　　王丽丽和罗南他们在一起。我远远看着，思前想后，还是走了过去。罗南很快发现了我，高喊：“小兴，快过来，快过来呀。”他们为我搬了个凳子，我也因此坐在了王丽丽旁边。王丽丽笑着说：“好久不见。”我也说：“好久不见。”我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王丽丽学会了抽烟，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好像抽过很长时间，深谙此道。她变了不少，头发烫了卷，耳朵上还挂着心形吊坠，在风里摇。有些不认识她了，也许我从来没好好看过她，连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是虚妄。罗南张口就喊我师父。我有些窘，他站起来要敬我酒。很给我面子，我一仰脖就干了。我说不敢当，说完就坐下了。罗南开始说我，我们之前聊过多次。他说：“你们可不知道，小兴唱歌很好听的，乐感一流，我听过他唱歌。”我说：“我唱过歌吗？”罗南说：“倒是没唱过，可一直在哼歌，在你旁边干活，老能听到你哼歌。”王丽丽插嘴说：“他还会唱歌？”我说：“别小瞧人。”罗南他们笑起来，说：“唱一个给她听。”王丽丽忙说：“我才不要听他唱呢。”我又干了一杯酒，说：“唱就唱，有什么了不起。”

　　我唱了起来：“一切在不停的变换因为要寻找浪漫，这就是为什么总会有背信弃义的答案……”到了高音处，我就停了下来，怕更多的人听到。烧烤摊的白炽灯照耀着我们。大家都愣住了，没想到我在高潮处停了下来。罗南先鼓起了掌，其他人也跟着鼓掌。王丽丽说：“唱的什么呀。”罗南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相信我在音乐上的判断力。瞧小兴哪像个村里娃，要我说，他就是天生的歌手。而且是摇滚歌手。”接着他们问我唱的什么歌，我说：“《高兴就来难过就走》。”好多人没听过。王丽丽侧过脑袋来，问我原唱是谁。我跟她开玩笑，说：“就不告诉你。”她说：“稀罕你告诉我。”

　　真想在她耳朵边亲上一口。

　　那天晚上，我又唱了一首。罗南让我和他们一起玩音乐。听他们说他钢琴弹得好，曾组过乐队，参加过选秀节目，差点上电视。我说我哪会玩音乐，罗南说唱歌也是玩音乐。王丽丽见我出风头，似乎有些沮丧，接了个电话，就说有事，要先走。我说：“你要去哪儿？”罗南冲我眨巴眼睛。她说：“要你管。”一扭身，踩着高跟鞋，一顿一顿地走了。

　　第二天我倒夜班，有休息一天的机会。罗南喊我出去玩，他在工厂北门租了个房子。房子不是很大，一房一厅，他一个人住。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那股清香。我小心地坐在他的对面，不知道说什么。他把吉他放在怀里，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背景墙上挂着两幅画，后来知道那也是罗南画的。其中一幅是个男人和一条狗在对望，另一幅是男人的一个背影，一条狗在后面跟着，也是个背影，尾巴高高翘着。而且有条真的狗一直在沙发上趴着，瞅着我们俩，偶尔还会干叫两声。后来我们俩一起唱了几首歌，我渐渐放松了，后背也沁了汗。

　　罗南把吉他扔在一边，神情严肃下来。他说：“小兴，你知道吗，你就是这块料，唱歌的料。”他这么说，我有点想掉眼泪。我说：“没人这么说过。”他说：“相信我，但你得学一门乐器，以后你来我这学吉他吧。在工厂里干苦工，委屈你了。”他说这话，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要请我吃饭，我们俩穿过工厂的生活区。远处浓烟滚滚，保安和凶狠的狼狗来来往往。我说：“是不是着了火？”罗南说：“他们在做法事，有个人跳了楼。”我想过去看看，被他拦住了，说：“没什么可看的，看了也是徒增伤心，人就这么回事，想死就死吧。”我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就说起了王丽丽。他问我是不是喜欢王丽丽，我没说话。他劝我离她远点。我问为什么。他没说话。我说：“是不是你也喜欢她？”他笑了起来，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吃饭时，他突然冒出一句：“王丽丽不会喜欢你的，到头来白费功夫。”我说：“她是我们蚌埠人，我想把她娶回去。”他说：“没戏。”我说：“我想试试看。”他不说话了，盯着我看。我只顾埋头吃东西。他终于又开始说话了，说：“小兴，我带你去打个耳钉吧。”我想也没想，就说好。他接着说：“你的耳垂真大，是个有福的人。”后来我们就去了家美容院。他打了一个，我也打了一个。天快黑了，我们坐车到南门，下了车我们就分手了。回到宿舍，把衣服脱下来，感觉衣服上都弥漫着那股清香。

　　九点钟去上夜班，我被调换了工位。夜班管理松散，可以偷懒。二楼静悄悄的没有人上班。一楼只有一两个生产主管值班，在办公室里打瞌睡。有时我会爬到楼顶天台上去吹夜风。那天夜里，我偷偷溜上了楼顶，还学会了抽烟。我小心地把一根烟点上，徐徐吸进又吐出。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义嫂在电话里哭着说：“快来救救他吧，手被人砍掉了。我正在找手呢。”我急匆匆下楼，想象义嫂趴在桌子底下找义哥的手。

　　我哆嗦着，找主管请假，说：“我哥的手被人砍了，我得去救他。”主管说：“手已经被砍了，你去有个屁用。”我说：“我要去找他的手。”他说：“他妈的，快去吧。”

　　我跑出车间，在厂区狂奔。我纵身一跃，跳过了刷卡机，保安从值班室也冲了出来，过来追我，在后面喊：“站住，快站住！”我还是站住了，他上来就把我摁了个大马趴，将我的胳膊背敷起来。我说：“我哥的手被人砍了。”他说：“谁的手被人砍了？”我说：“我哥。”他问：“你哥是谁？”我说：“他叫曾书义。”他放我起来，说：“早知道那小子会倒霉。”我懒得理他。他接着说：“过来刷卡。”我灰溜溜地过去刷卡。刷完卡，我朝地上啐了一口，拔腿跑向四毛烧烤摊。

　　四毛烧烤摊没什么异样，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怀疑义嫂跟我开玩笑，就把电话打了过去，义嫂说：“手找到了，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你要赶过来吗？”我说：“你们等我。”我问了四毛烧烤摊的四毛，他正在炭火前忙着。四毛的脸被炭火烤得红光满面。他说：“你怎么才来？”烟雾缭绕，他脑袋向后缩着，继续说：“好几个人过来找他的手，去晚了，恐怕接不上了。”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四毛说：“我也不清楚，听他们说，有几个人匆匆赶过来，把义哥团团围住了。”四毛手里一把羊肉串，扬胳膊示范起来。火苗腾腾蹿起来，他接着说：“手就这样没了，义哥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后来说没手了，又回来找手。真够可怜的，不知道能不能接上，阿弥陀佛。”我说：“他妈的，这是谁干的，我要捅死他。”四毛看了我一眼，说：“不知道。”

　　我打车去了医院。还没去过那么大的医院。义嫂在远处喊我，她蓬松着头发，颧骨高高凸出来，一下子老了很多。她说：“不知道能不能接上。”我说：“谁干的，他妈的，到底是谁干的。”说完，我有些激动。她说：“那群人跑了，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并排坐着，一直坐到天蒙蒙亮。我出去抽了根烟，看着医院的停车场，很想给王丽丽打个电话。

五

义哥看见我们俩并排站着，就哭了出来。哭完，他说：“我完了，这辈子完了。”我说：“手接上了。”他说：“接上了，也是一只废手。”我说：“他妈的，到底是谁干的，我要捅死他。”说完，医生过来查房，斜眼睛看了我几眼。

　　义嫂和我出去买早餐。我们对坐着，喝豆浆吃油条。义嫂说：“你哥的手，会不会真的废了，什么也干不了？”我说：“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她说：“我才不信什么吉人自有天相，你哥一直说要回家放羊，我不想跟他回家，我还想在这里多干两年。”我说：“随你便。”我们不说话了。

　　眼看着义哥吃完早餐，我就挤公交回工厂了。我在九栋五楼宿舍的阳台上，看麻雀飞上飞下。想起小时候在雪地里捉麻雀的事情来了，就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在电话里说：“义哥的手被人砍了。”妈说：“你可离他远点，从小这人就不省心，染一头黄毛，把破摩托骑成一溜烟。”我没什么说的了，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打电话给王丽丽。她接了电话，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义哥的手被人砍了。”她“啊”了一声，我说：“又接上了。”她说：“吓死我了。”我说：“我们能见个面吗？”她说：“那好吧，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说完，我就钻进被窝，缩成一团，睡去了。

　　一觉醒来，天已黑透。匆匆起身下楼，出了南门，站在风里吃了两张鸡蛋灌饼。

　　有几个未接电话，可就是没有王丽丽的。我给王丽丽打过去，没人接。我朝地上啐了一口，嚷了一句他妈的。过往的人们不住地看我。我拨了义哥的电话，他说：“你去找大壮，他们在找你。”挂了电话，我去八栋找大壮。看样子他们要出手了。一只手不能就这样被人砍了。

　　大壮坐在床上，抽着烟，说：“你他妈的怎么才来？”我说有点事耽搁了。大壮说：“又他妈的去找王丽丽了。”我没说话。宿舍里还有几个人，也都抽着烟。整个宿舍烟雾缭绕。大壮说：“人都齐了，咱们就说说。义哥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你们说对吧。”有人说：“怎么干？”大壮说：“我猜八成是烤漆车间的德福干的，他们早就看义哥不顺眼了，没想到出手这么狠。”我也抽上了烟，坐在一张凳子上，跷着二郎腿。大壮接着说：“他们在溜冰场结下的梁子，义哥一拳把他打了个乌眼青。”

　　我们约好了夜里十二点，袭击德福宿舍。大壮发我一把水果刀，我嚷了一句他妈的，就把刀子扎进了桌子里。他们纷纷看我。

　　天还早，几个人出了宿舍，去溜冰场附近转悠，看能瞧见德福那小子吗。溜冰场里亮着五彩的灯光，上下左右乱晃，像个舞场。这里总是有很多人，手牵手不停地转圈。义哥是个溜冰好手，听大壮说，他可以在冰场空翻，整个工厂只有他一个人敢空翻。除了义哥，还有几个高手他们会金鸡独立，一只脚向后举向空中，越高越好，或者原地转圈，转很多圈，他们转圈的时候，总能引来喝彩声。我扒着冰场的铁栏杆，看他们做各种动作，摔个不停。大壮手里拿着一罐啤酒，说：“这小子估计躲起来了。”有一个人说：“大壮，女朋友发烧了，在医务所打点滴，我去去就来。”大壮眯了一下眼，那人转头走了。

　　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十二点刚过，我们就去了三栋。我轻轻敲门，有人喊谁。我小声说先开下门。有人又喊找谁，我说德福。门开了，我们三个人冲进去，把德福摁倒在床上。德福说：“你们要干吗？”我说：“义哥的手是不是你砍的？”德福说：“不是我干的。”那时房间里熄了灯，我拿手电筒照他的眼睛。德福差点哭出来，说：“不是我干的。”大壮问：“那是谁干的？”德福说：“我说了，你们别说是我说的。”我说：“快说，不然废了你。”德福说：“赵协理找人干的。”

　　我们放了德福。他坐起来，发给我们每人一支烟。我把烟夹在耳朵上。德福说：“义哥太不会做人了，什么样的人也敢惹。”大壮起身拍了拍德福的肩膀，说了声抱歉。我们鱼贯而出，下了楼直奔南门。有个保安拦住了我们，要搜我们的身。我们都揣着刀子，不让他搜身。大壮喊了声快跑，我们就疯了似的跟着他跑起来。保安在后面喊，站住站住。我们掠过四毛烧烤摊，钻进一条巷子，跑了很久，没见保安追出来。我们面面相觑，有些泄气。我们三个人去了大壮的出租房里。他女朋友穿着一条睡裙给我们开了门。四个人围在玻璃茶几周围，说赵协理。说他有一支猎枪，养了两只藏獒，还说他干过两年特种兵。说着说着，就说还是算了吧。他们让我去劝劝义哥算了吧。

　　我躺在破沙发上将就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医院，把事情经过说给了义哥听。义哥说：“你义嫂不见了，她跑了。”我说：“他妈的。”义哥说：“算，过几天就回家。”我坐在床边，给他削苹果。

　　后来我每天都给义哥削个苹果，直到他离开城市回了家。送他上火车的时候，我们在站台上，一起抽烟。我说：“义哥，我想给你报仇。”他说：“干吗拿鸡蛋碰石头呢？”他上了火车，又跳下来了，和我说：“对了，再跟你说个事，有几回我说瞎话，其实我没看见王丽丽。”我说：“别提她了。”义哥说：“也许我还会回来的，好好干。”他又上了车，隔着玻璃跟我招手，扬着那只坏掉的手来回摆动。

六

一到周六，我就会去罗南那里唱歌。

　　罗南实习结束了，被分到了战略规划室做战略规划员。我问他什么是战略规划员。他说他也不是很懂。自从他当上战略规划员，人人都敬他三分，在我看来，战略规划员是个很有面子的工作。他说让我再等一等，早晚让我去二楼做个助理，别老在一楼干苦力。我很感激他，即便只是说说。

　　在罗南的鼓动下，我开始学吉他了。去乐器行买了一把红棉牌木吉他，罗南帮我挑的，说这个牌子在国产中算不错的。我背着吉他从北门走到九栋，过往的人们会多看我几眼。路上的保安拦住我要检查吉他。我就停下来，拉开拉链让他们检查。果真是把吉他，天蓝色的面板，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其中一个保安说：“会弹吗？”我拉上拉链，没理他，匆匆走了。

　　我很快学会了几首歌，打电话告诉王丽丽，她也不信，我就在电话里，对听筒弹琴唱歌。我唱完《童年》又唱《同桌的你》。我说：“听到了吗？”她挂了电话，也许她早就挂了。我说：“他妈的，耍老子呢。”

　　我又把电话打过去，她嘻嘻笑了，说：“我听到了，跟你开玩笑呢，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加油。”她现在说起话来，像个女大学生，再也不用蚌埠话跟我聊天了。那天晚上我们终于见了面，在南门附近的小河边转了一遭。为了见她，我还特意买了美特斯邦威的上衣。也许站在她面前，我也很像个样子了，她愣了一阵，才说：“没看出来是你。”

　　我们肩并肩走在黝黑的小河边。小河边散发着淡淡的腥味，有时还会有一抹抹的恶臭传过来。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总归有小河边让两人一路走下去。我有些感动，说：“要不去旋转餐厅吃上一顿吧。”王丽丽说：“你请我？”我说：“当然是我请，哪能让女的请客。”她说：“就你，算了吧，还是留着钱娶媳妇吧。”

　　我们打了车，并排坐在后座上。她的小脸粉白透红，上嘴唇轻轻咬着下嘴唇，我也学她的样子，上嘴唇咬住了下嘴唇。司机在后视镜里偷看我们俩，有些不怀好意。下车我抢着付钱，王丽丽站在旁边偷偷笑。我们俩挤进电梯，人很多，我们紧紧挨着。她脖子上的小蝴蝶被衣服领子盖住了半边翅膀。出了电梯，王丽丽像是看见了什么人，扭过头又钻进电梯。我只好跟进去。她说：“我不想吃了。”我问她到底怎么了，看见了谁？她说：“没看见谁，就是不想吃了。”

　　从那栋大楼里出来，太阳也掉进云里了。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像一只狗。她猛一回头，说：“走，上去！”我们又进了电梯。电梯里仍有很多人，我们紧紧挨着。脖子里的小蝴蝶振翅欲飞，王丽丽说：“你什么时候打了个耳钉？”我说：“好长时间了。”她又开心地笑了，说：“难看死了。”

　　王丽丽挽着我，在旋转餐厅找座位。我被她的小手挽着，不知道说什么好。转了一圈，我们终于坐了下来。我向四周看看，有没有认识的熟人，比如吴主管。王丽丽呵斥我说：“别乱看。”我说：“你到底看见谁了？”她咬牙切齿，我回头瞧，也有个女的向我们这边偷看。女的瓜子脸，头发高高绾着，露出一截干净的白脖子，坐在她对面是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从我这里看，是个大背影，大概是吴主管。王丽丽霍地站起来，径直向前走，我也站了起来，跟过去。她把一杯茶水，泼在女人的脸上。吴主管扬起胳膊，一个耳光啪地打在王丽丽的脸上。我冲过去，推了吴主管一把。吴主管说：“你他妈是谁？”王丽丽哭着说：“你他妈的别管。”女的扑过来，抓住了王丽丽的头发，两人很快扭在一起。王丽丽给那女的下了个绊子，扑通倒在地上。两人滚在一起。我和吴主管蹲下来，努力分开她们。

　　折腾了一阵还是分开了，大家分别站起来，整理衣服。王丽丽指着那女的鼻子，说：“你会后悔的，你们会后悔的。”我们走进电梯，王丽丽用高跟鞋踢电梯的门。不知怎的，我竟有些得意，说：“这家伙就是个烂人。”王丽丽呵斥：“你懂个屁，那个女的才是个贱货。”我说：“那女的是谁？”王丽丽说：“我说了，是个贱货。”

　　我们没能在一块吃上饭，出了楼就散了。王丽丽说：“别跟着我。”我说：“就要跟着。”她瞪我一眼，眼睛那么大，我有些慌，说：“不让跟着，就不跟呗，着什么急。”她打车回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街上。我四处晃悠，走了几站路，去广场上听卖艺的残疾人唱歌。后来我坐公交回工厂去了。

　　第二天，王丽丽又被调到生产线上来了。她站在传送带边，一连站了十个小时，中午饭也没吃。我远远看她，她却从不看我，只顾埋头干着。后来我也被调走了，去另外一个车间推小车，每天要走上几十公里。听他们说王丽丽可惨了，每天晚上加班到十二点，“那个女人”故意整她。下班路上，我等着“那个女人”，见她过来了，她还冲我笑。我指着她鼻子说：“他妈的，你要再欺负王丽丽，我就废了你。”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她惊诧了一阵，缓过劲来了，跟我脸贴着脸，说：“我看你怎么废我。”她把脑袋缩回去，说：“看你是不想混了，是不是，你等着瞧。”扭头走了。

　　没过几天，我果真被开除了，他们说像我这样辱骂上司威胁上司的人不能留。我在办公室里，对开除我的人说：“他妈的，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说完就把厂牌甩在了那张桌子上。我气呼呼地走出厂区。保安拦住了我，问我：“你的厂牌呢？”我说：“不要了，不干了。”保安瞪着我，说：“厂牌呢？”我继续说：“不要了，不干了。”我硬往外闯。保安拿一根警棍似的东西顶住了我的肚子。我只好向后退去。我说：“他妈的，我不干了，怎么也不让我出去？”

　　我又折回去，去拿厂牌。厂牌被没收了，后来有个女的给了我一张通行单，我才走出工厂的大门。走出来，我就吐了口浓痰。抬头看天，无处可去，就在南门附近租了间八平方米的小屋。躺在小床上，看天花板，突然也想养只小狗。第二天我就买了条小狗，乌溜溜的小眼睛认真地看我。我把它抱在怀里，一滴眼泪掉在它的小脑袋上。

七

那几天老下雨，我在南门附近撑着一把缺角的伞晃悠，弄得裤腿上泥点斑斑。罗南打电话来，让我去唱歌。我没什么唱歌的心情。他说还有别的话跟我说。我找了辆三轮车去了北门。北门附近有很多卖衣服的店，安踏李宁贵人鸟什么的，下雨天仍然热闹非凡，雨把路挤得更小了，泥呀水呀连成一片，说不定哪里就有个深坑，让人措手不及。走着走着，和一个穿白色大氅的女孩遇上了，她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我认出她来了，就是那个乳房下面有红斑的女孩。我扬手打了个招呼，她没理我，继续走，棕色高筒靴啪嗒啪嗒地踩着，白色大氅在雨中十分醒目，头顶上还举着一把花伞。我说：“他妈的，还装不认识我。”

　　罗南好像生我气了，缩在沙发里，看我一阵子，也不说话。我说：“这些天没心情唱歌。”他点起一支烟，烟雾旋着上升。他终于开口了，说：“小兴，你怕死吗？”我愣住了，说：“没想过。”他说：“那你想想，你怕死吗？”我说：“怕吧，可能，谁不怕死呢。”我也点了一支烟。

　　罗南急了，说：“你他妈的，能好好想想吗？”

　　他接着说：“瞧你，整天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你可能还不知道人会死吧？”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他的脸也是灰蒙蒙的。我没说话，他长出了一口气，说：“小兴，我可能得上要命的病了。”后来他就跟我耐心地叙述病情，说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朝一侧倾斜，感觉就要倒下去了。我问他去医院查过吗，他说去过了。我又问他结果怎样。他说：“他妈的，小医院能查出个屁。”我说：“那就去大医院吧。”他说：“我还不想死。”天黑下来，我们俩仍然相对坐着。我想起身离开，罗南说：“再陪陪我。”我要开灯，他说：“别开灯。”

　　罗南说了很多话，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罗南。我们俩聊了人死后有没有鬼魂。我讲了几段村里的鬼故事，说我爸亲眼见过，有个白胡子老头在我家房顶上，手掌上还拖着长明灯，还说邻居哑巴奶奶诈过尸。他说：“真希望有鬼，至少我知道死了后，有地方可去。”我们在黑暗里各自抽着烟，两个红点在我们周围飞舞。后来没话说了，罗南开始玩打火机，这还是我教给他的。一只手握好拳，把打火机里的丁烷气体灌满整个拳头，然后点着。火就在手掌上跳舞。那天晚上我住了下来，就睡在他那张大床上。他长长的身体缩在里面。我久久睡不着，听他说梦话。

　　第二天，我跟罗南就上路了，坐动车去上海大医院。我替他背着包，他颤巍巍地在上海的街头一路走下去。跟头一阵子相比，他真是判若两人。到了那家医院，我才知道最大的医院有多大。我搀着他一步步上楼，一步步下楼。他对医院蛮熟悉，让我去挂号排队，挂什么科，在哪里排队。后来要做核磁共振，我第一次见了那个大家伙。一道厚重的金属门打开了，女医生站在他身旁，让他解腰带，摘项链。他刚想躺上去，医生又让他把耳钉也摘下来。

　　我在门外等他，门上有盏红灯一明一灭。二十分钟显得特别漫长，我想了很多，比如在我们周围看上去空空如也，其实也不是空空如也，会有各种射线什么的在我们周围乱窜，像幽灵似的；我还想到罗南要真得了什么绝症，我该怎么劝他，说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也活够了，说不定哪天就去了结；要是我是他，绝不会这样害怕，死有什么大不了呢，瞧他那个样，吓得都快要尿裤子了。金属门缓缓打开了，他弯腰穿鞋子，一抬头，见他眼角有些湿润。他也想了很多吧。

　　后来又去抽血。抽了不少，一根根白色塑料管被迅速染红。他的脑袋顺势歪在了我的身上。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更漫长的等待，有的第二天才出结果。我们在医院里转了一阵子，见了几个虚弱的病人，罗南显得更虚弱了。我们俩找了个石凳坐下来，准备好好聊聊。

　　罗南说：“我在接受上帝的审判，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大学生就喜欢这么说话。”他说：“真羡慕你，什么也不懂，不懂有不懂的好。我就喜欢你什么都不懂。”我说：“我有个儿子，你知道吗？”不清楚我为什么会提起我的儿子，好像跟他说的上帝没什么关系，可我还是固执地提起，一旦提起就没再停下来，直到我有些语塞为止。起初他不相信，惊愕地张嘴。

　　我说：“我儿子快两岁了，两年快过去了，我都没好好看过他，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儿，是不是像我。”接下来我就说起了我的过去，小池塘里的鱼游得没心没肺，我蹲在岸边，一边看它们，一边说我的过去。说到我媳妇跟个网友跑了，至今下落不明。罗南说：“她要是回来，你还要她吗？”我说：“我们俩没话说，来了我也不要了。对了，我俩没领结婚证，村里人结婚早，先结婚，年龄到了再去领结婚证。”他笑了。我说：“很多事你是想不到的，又何苦去想呢。”他说我说得对。后来我想起我拉过儿子的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们找了家快捷酒店住下来。夜里来电话，女声娇媚，问我们要服务吗。挂了电话，我说义哥带我去过一次。我在北门还见过那个女的，穿着一件白色大氅，下雨天穿一件大氅，真是笑死人了，她也是厂里的工人，她的乳房下面有块巴掌大的红斑。罗南说：“说这个干吗？”我们就不说话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医院等结果。罗南说：“你去排队吧。”我知道他有些腿软，坐在亭子里，远远地看我。我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一点点向窗口移动。终于拿到了结果。我一扬胳膊，罗南扭过头去，假装没看到我。我也认识不少字，就拿结果来看，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一个个结果均未见异常。我拿着化验单跑过去，跟他说一切正常。他有些不相信，急忙翻开来看。看完也笑了，抱住我。

　　没多久，他又陷入忧虑，说：“很多疾病，现有的医学手段查不出来，我确定自己得上了奇怪的病，要不然怎么老是走不好路呢。”我说：“你又乱想。”他说：“还不如查出什么，那样我倒安心。”我们去找医生，让他看结果，又等了两个小时，才轮上我们。期间罗南拿小镜子不住地看自己，说：“几天就成这样了，你看眼窝多深，像个吸血鬼。”

　　医生也说有很多病是查不出来的。他后来建议我们住院观察。罗南决定住下来。我说：“我家小狗两天没吃东西了，它会饿死的。”罗南眼光闪闪，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帮他安顿好，就坐动车回去了。分别前，他送了送我，一直送到医院大门，拍了拍我肩膀，说：“谢谢你，小兴。”我说：“没什么，你好好休息吧。”

　　回到我的小屋，就急忙找我的小狗。它蜷缩在床底下一动不动，叫也不出来，不会是死了吧。我拿撑衣竿，敲它。它站起来，我钻进去，一把抱住它。接下来，就喂它东西吃。它又开始在我身边摇尾巴了。

八

安顿好我的小狗，太阳从云彩里跑出来了。我们俩蹲在窗户底下晒太阳。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罗南，另一个是王丽丽。罗南说有好几个人去看他，要我放心，问我什么时候再过去。听得出来他希望我马上出现在他的病房。王丽丽跟我道歉，说那天心情不好，把我一个人扔在街上，实在对不起人，为了表示她对不起我，非要和我一起吃晚饭。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有些让人喜出望外。

　　到了南门那家湖南菜馆，一眼就看见了她俩。王丽丽竟然和穿白色大氅的抽烟女人混在一起。她们俩并排坐着，看着我从门口一步步走进去。我一屁股坐在她们对面，表现出生气的模样，不看她们。王丽丽冲我笑，要给我介绍个朋友，我说：“认识，不用介绍。”女的说：“我不认识他。”王丽丽说：“她叫杨丽花，湖南人，人可好了。”她接着说：“他叫曾祥兴，人都喊他小兴，人小鬼大，坏心眼多着呢。”她俩笑起来。她这么一说，我倒故意人小鬼大起来，也假装不认识杨丽花。我想她也是假装不认识我，利用眼角的余光偷瞟了我几下，休想瞒住我。

　　王丽丽说：“我也不打算干下去了，为了不再受“那个女人”的气，他妈的，来，我们干杯。”她站起来高高举着玻璃杯，一饮而尽。她豪气起来，显得更英姿飒爽了。杨丽花也干了杯里的啤酒，满满一杯，还冒着泡沫，喘着粗气说：“你他妈的怎么还不干？”她指着我面前的啤酒玻璃杯。我也只好干了，干完打了个饱嗝。王丽丽说：“一瞧就是个农村人，土气。”她俩哈哈笑起来，差点笑出眼泪。我一本正经，一字一顿地问王丽丽：“那你打算回蚌埠吗？我俩一起回蚌埠吧，我就不信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她说：“我才不回去呢，一回蚌埠，我的鼻炎就犯。那里到处都有一股霉味。”我说：“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她说：“凉拌，他妈的凉拌。”说完又笑了。

　　吃完饭，她们问我去唱歌吗。我没有拒绝，在她们后面一路跟着。在路上，我说：“罗南病了，在上海大医院住了下来，我还要照顾他。”王丽丽回头说：“他妈的，你俩是同性恋吧，天天腻在一起。”我说：“你放屁，罗南对我很好，我把他当最好的哥们儿。”王丽丽说：“什么狗屁哥们儿，一看他妖里妖气的，就不像个男人。”杨丽花说：“想去上海好好玩玩，要不跟他一块去吧。”王丽丽跳将起来，连说好呀好呀。这次见她，感觉这个女人性情大变，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王丽丽了。

　　到了新天地歌城，我们进了包厢，还能听到隔壁在狼嚎。王丽丽说：“你不是唱歌很好听吗，给我俩唱两首吧。”我们要了小瓶的啤酒，还有一些瓜子花生。包厢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有什么食物发了酸。她俩坐在沙发上，嗑瓜子，听我唱歌。我一只手拿着酒瓶子，一只手拿着麦克，我唱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又唱了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王丽丽过来揽住了我的肩膀，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大声喊：“你小子有两下子，小看你了。”我被她的举动搞得有些激动，把那瓶酒一口气吞下去了。我们玩到很晚，后来杨丽花买单。我们都有些醉了，我把嘴巴放在王丽丽的耳朵边，不住地吹热气。我说：“我想和你睡觉。”她推开我，说：“去你妈的。”她俩笑成一团。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坐动车去了上海。我一路藏着那只小狗，它一点也不安分。王丽丽说：“人还养不活，又养只狗。”眼里放出厌恶的光。果然，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不让带宠物。我只好从进站口退了出去。王丽丽在车站里给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后来我听了她的劝，把小狗团进了我的外套里，就那样溜了进去。不过还是被发现了。我只好又退出去，买了张汽车票，坐汽车去了上海。

　　我们很快又聚到一起了。三个人在南京路上悠悠地走着。身边的人奇装异服，杨丽花的白色大氅显得有些落寞，甚至不堪起来。王丽丽在某个橱窗前待了很久，不住地看模特身上的衣服。我说：“你想买吗？”她点头，我说：“我有钱。”她说：“你那点钱，算个屁。”说完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凳子上。天亮闪闪的，她斜着眼看我或者看天。

　　罗南又给我打电话，看我有时间陪他几天吗。他说还有一些话跟我说。她俩早就猜出来是罗南打来的，远远地笑我。太阳光把我的影子拍在地上，我有些狼狈，说：“你俩笑个屁，人家可能快死了。”她们俩扭头走了，不再理我。我一个人在南京路上溜达，看外国人。后来天有些晚了，我就去医院看罗南。

　　罗南给了我一千块钱，说让我在医院对面住下来，让我给他买点好吃的。我说：“那你为啥不喊家里人来呢？”他说：“跟你说不清，我们家里乱着呢。”我把钱收下了，就在医院对面的旅馆里住了下来。白天我陪着他去检查，检查完就打点滴，我呆坐在病床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

　　好几天很快过去了。记得有天中午，我们吃过了饭。我挨在床边打盹，他把我碰醒。他笑着说：“我写了首歌。”我睡眼蒙眬地看他。他唱给我听，他唱了两遍，让我也唱给他听。我很快学会了，就唱给他听。他哭了，泪水在他脸上流，他也不去擦，故意似的。我有些心慌，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许久，他说：“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要是得上要命的病，我也不想治了。想去个地方，你能带我去吗？那个地方一定要有悬崖，最好深不见底，就像《神雕侠侣》里杨过跳下去的那种悬崖，你知道哪里有那种悬崖吗？”我摇摇头。他接着说：“我想死在那里。”我宽慰他说：“要是没得上要命的病呢，你还打算死吗？”我抓住他的手，他反手也把我的手抓紧了。他说：“小兴，你真好，我没看错人，要是我没得上什么病，我们俩就搞个音乐组合，去参加选秀节目，你说怎样？”我说好的。

　　后来罗南还是出院了，大夫说他可能得上了高黏血症，只是可能。就在诊断书上写下了高黏血症，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我就搀扶着罗南走出了那家全国知名的大医院。他心情不错，总归没得上要命的大病。向天空举了举拳头，说：“我要勇敢活下去。”

　　罗南走起路来仍是朝一侧倾斜，其实我在后面看着，并无大碍，他说老感觉要一头栽下去。不过他还是坚持去工厂上班了，继续做战略规划员。我照例去他那里练歌，我们组建了一个组合名字就叫“飞翔鸟”，来源于唐朝乐队的一首好听的歌。我们都喜欢唐朝乐队，就选了这个名字。那天我从罗南家里出来，一辆巧克力颜色的汽车停在路上。我朝地上啐了口，说：“好狗不挡路。”车玻璃上卡着好几张名片，我拿眼一扫，看见了丽丽两个字，就从玻璃上抽出其中一张。

　　我端详着，名片上有四个楷体加粗字：南门丽丽。下面一行小楷：安全、开心、满意，背景是个裸露的少女出浴图，乍看上去真有点像王丽丽。我说：“他妈的，不会是王丽丽吧？”

九

我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女人就是王丽丽。声音嗲嗲的像个台妹，张口就喊我老板。我说：“别他妈装了，化成灰我也认识你，你怎么成了婊子？王丽丽。”她啪地把电话挂了。我四处找她，她不见踪影。我就去巷子尽头找杨丽花。杨丽花在里间打麻将。一边嗑瓜子一边打麻将，见我进来，说：“你来干吗？”我说：“你见王丽丽了吗？”她说：“没见。”我急了，冲了过去，掐住她的脖子，问她：“你他妈的见王丽丽了吗？”周围几个女的见我发了狠，纷纷站了起来，其中一个还过来推我，说：“你想干啥，活腻歪了。”我摁着杨丽花的脑袋，说：“告诉我王丽丽在哪里？”

　　杨丽花让我松开她，我松开了她。她朝我脸上啐了一口，说：“王丽丽是你什么人，你管得着吗？”这时候，王丽丽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喊：“曾祥兴，你想干吗，你他妈的想干吗？”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她把我拉出去，后来我就在她身后走。我回头看了一眼白天不营业的洗头房，上面有横七竖八的几支灯管，还没亮起来，显得狰狞可怕。我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面对面狠狠瞪着对方。我推了她一把。

　　她说：“你是我什么人，你管我！”

　　她接着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说：“我就是要管你，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别假装不知道。”她冷笑了两声，说：“谁要你喜欢，你算个什么东西，看在同乡的分儿上，我才出来跟你说会儿话。你别管我。”我一把抱住她，往死里抱。她挣脱开，说：“有钱你就可以干我。拿钱来。”我说：“好，今天晚上我把你包了。”她说：“口说无凭，拿钱来。”我说：“你等着。”

　　我拿着钱包里的农行卡四处找取款机。找了个取款机，把卡插进去，就剩四百五十块了，我最多能取四百块。扬着四张红票子，我跑过去找王丽丽。她从里面走出来，嘴角漾着笑意，说：“给钱。”我把四百块钱拿了出来，她说：“就这点儿。”我说：“就这些。”她说：“包不了夜。”我说：“你等着。”我又跑去北门找罗南，问他借钱。他问我借钱干什么，我说：“你别管了。”他有些不情愿，不过最终还是把钱借给了我。我拿着更多的钱回来找王丽丽。杨丽花说：“她去了新世纪大酒店，说是在那里等你。”

　　我去了新世纪大酒店。她在大堂的沙发上坐着玩手机。我坐在她旁边，她说：“去开房。”我们开了房间，一前一后走了进去。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跷起了二郎腿，点一支烟看她。她斜躺在床上，一只脚在床下耷拉着。她手里拿着遥控器。很快把电视打开了，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台，换来换去，最终停留在一个娱乐节目上，正在说某明星背着老婆找了小三，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你真要干这个吗？”她没理我。我把那张名片掏出来了，我念道：“安全、开心、满意，我一点也不安全开心和满意。”她说：“那你过来，我让你开心满意。”

　　我过去抱住她，亲她。她的小脸冰凉，嘴唇也是凉的，有点薄荷糖的味道。我帮她脱衣服，她还在看电视。我把电视关了，她开始看我。她说：“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客人是你。”我停下来了，说：“跟我回蚌埠吧。”她说：“想干就干，别废话。”我说：“我想娶你。”她说：“你拿什么娶我，我就是个婊子，被人玩烂了的婊子。”我说：“我会唱歌，我们马上要去上海参加选秀了，要是我们出了名，就能挣大钱了。你就可以在家打麻将了，不想打了，就牵着那只小狗去遛弯。”

　　她过来帮我脱衣服。我很快被她脱光了。俩人折腾了很久，我的额头都出了汗。我们俩仍然僵持着。后来我还是一股脑冲了进去。我们俩在床上翻来转去，直至后半夜。第二天我睁开眼睛，就看见她坐在窗边的凳子上，跷着二郎腿。黑丝袜和高跟鞋早就穿好了，她说：“从今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互不干涉。你也别找我，我们俩不是一路人。”说完就起身，还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站在窗边，看她踩着高跟鞋一路去了巷子深处。

　　待在酒店的房间里，我想了想接下来该干点啥，钱包里没什么钱了，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我打电话给罗南，说想回老家了，不想再搞组合了。我叼着一支烟，躺在床上给罗南打电话。我感到沮丧，想蜷缩在被窝里。他骂我是胆小鬼，一点也不勇敢，不敢迎难而上。我挂了电话，退了房间，走出新世纪大酒店，在南门附近转悠，看有什么招工的没有。

　　我遇到了四毛，四毛看见我咧开嘴，笑得很得意，像是幸灾乐祸。我是不是看起来就有些惨，头发枯黄，有几绺还直立起来，冲着天。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他扔过来一根好烟，我不得不弯着腰才能接住。他过来给我点火，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搓手，很对不起他似的。后来我就问他烧烤摊要服务员吗，他睁大了眼睛，好像一直在等我说似的。他很爽快，说：“你跟我干吧。”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在四毛烧烤摊干起了杂活。

　　过了几天，义哥打电话说人已经到了火车站。他怎么说来就来了。他让我在南门等他。风有些大，灰尘一波波在南门前的柏油道上起伏。穿工装的男女穿行其中，大多数人面无表情。公交车从远处开来，裹挟着一大波灰尘。车子猛地停下来，灰尘来不及躲似的，直往车头前面汹涌。下了几个人，我就看到了义哥的脑袋。他背了个大大的旅行包，从公交车里挤出来。他有些苍老，一探探地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想笑笑但似乎没笑出来，脸部肌肉抽动两下。他过来扒住我的肩膀，说：“兄弟，我看见你儿子了，很像你。”我苦笑了两声。我带他回那间小屋。推开屋门，那条小狗就汪汪地叫起来，蹿出来叼住义哥的裤腿。这家伙竟然会咬人了。义哥一脚把它踢开了。小家伙受了伤，钻到床底下去了。我俩说了会儿话，他就从旅行包里掏出一把气枪，对着我。我说：“义哥，别开玩笑。”我把枪头拨开。

　　我想，他是来报仇的，其实我早有预感。

　　我说：“你不想活了。”

　　他说：“我只是想废他一条腿。”

　　我想劝劝他，看样子劝也没用，我就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义哥天天在南门或者北门转悠，调查赵协理的行踪。那天晚上他跑到四毛烧烤摊找我。他很开心，要了两瓶啤酒和几串羊腰子。我猜他已经踩好了点，准备下手了。我问他：“需要我帮忙吗？”他说：“不需要，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义哥就背着旅行包出了门。出门前，他说：“兄弟，后会有期。”我说：“非要这么干吗？”他异常坚定地点头，说：“我就不来你这儿了。”那天晚上，我就听四毛说赵协理中枪了。他说他知道是谁干的。我说我不知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说他不会说出去的。

　　我不知道事成后，义哥去了哪里。后来警察和保安都找过我。警察问我，我说不知道，他们就走了。保安问我，我仍旧说不知道，但他们没走，继续询问我，我不想和他们说话，懒洋洋的，他们就急了，有一个说：“你他妈的要是不说实话，有你好看。”我说：“那你给我好看吧，反正我也活腻了。”其中一个就过来掐我的脖子，把我往下摁。后来他们警告我说最好小心点。

　　等他们一帮人走后，我朝地上啐了一口，说：“一群狗东西。”

十

不知过了多少天，王丽丽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要见我。听上去，她有些颓丧，声音颤颤的，像是刚哭过。王丽丽在一栋民房下面等我。她气色不好，一脸倦容。我跟她上楼。她问我最近干啥，我说除了在四毛烧烤摊干杂活，就去找罗南练歌。我说我们要去参加比赛了。她什么也没说。那一阵子我跟罗南练了不少歌，刚刚报上名，过几天就去上海参加比赛。他写的那首歌，我们还编了曲，听上去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王丽丽租了两房一厅，那是南门附近最好的出租房了，很多大学生和工厂主管住在那里。进了房间，她还让我脱鞋，我脚臭死了，她捂着鼻子又让我穿上了。她一坐下来，就说有些想我了，想见见我。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她说：“当然是真话。”她又过来拍我的脑袋。罗南也喜欢拍我的脑袋。

　　她给我做了两个菜，我们俩喝开了啤酒。她喝得很快，看样子想把自己喝醉。我说：“你别喝那么快，慢慢喝。”两瓶酒下了肚，她就有些艳若桃花了。她抽着烟，看了我一阵子，两团泪窝在眼眶里。我傻在她对面。她用袖子擦干了泪，眼圈就红了。接下来她就说起了姓吴的。她说混到这个样子，全是姓吴的害了她。她蹲坐在凳子上，双臂抱着膝。

　　我们俩沉默了一阵。她说：“他身上有脏病，我也染上了，我想你也染上了，你恨我吗？”我怔了一阵，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身体，说：“我不在意，有病咱就治，要不你跟我走吧。”她说：“跟你走也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急着说：“什么条件？”心脏在我心窝里怦怦跳着。她说：“帮我办件事。”我又急着说：“啥事？”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脑袋向前探着。她咬咬牙，徐徐地说：“我要朝姓吴的脸上吐一口唾沫。”我笑了起来，可劲抽了口烟，又猛地吐出来。一大团烟雾在我身边袅袅上升。王丽丽说：“你他妈的别笑，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我说：“而且什么？”她说：“我还要吐那个徐晓敏一脸。”我说：“徐晓敏是谁？”她说：“上次你在凯旋餐厅不是见过吗，就那个贱人。人都说她长得好看，你说她好看吗？”我说：“和你差远了。”她笑了，说：“你还挺会说话。”

　　我们俩无计可施，想了几个办法，又被我们一一否决。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先诱骗姓吴的来这里。王丽丽给吴主管打电话，没接，过了一阵子，她继续打。吴主管接了，有些不耐烦，问她还找他干什么。王丽丽说她走了，想再见见他。他说得等到九点以后了。她说他会一直等下去。那个男人笑了，我在旁边就听到他的笑声了，很爽朗。我们一直等着，终于天黑了，王丽丽和我总是看表。四毛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不去，客人都来了，我说不去了，四毛在电话里骂我：“你要不来，就他妈的别干了。”我没等他骂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一边看娱乐节目，一边等姓吴的电话。大概十点多，电话来了，王丽丽下去接他。我也做好了准备，把一根棍子攥得异常的紧。我躲在门后，听他们的脚步声渐近。门开了，王丽丽一让，姓吴的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虎背熊腰，一大团阴影飘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棍子拍下去，他打了趔趄，没倒下，我又补了一棍，打在后脖颈上。他倒下了。王丽丽赶紧关上了门。我把他拖到一个房间里，王丽丽也来帮忙。他看上去像牛一样壮。我把他绑在凳子上，脑袋偏下来。王丽丽身子还在抖着，说话也有些颤巍巍的，说：“他不会死了吧。”我倒理直气壮，还在兴奋中，说：“死不了，过不了一会儿，就能醒过来。”

　　我早做好了准备，用透明胶带，缠住了他的嘴。王丽丽不住地看我，说我是好样的。一切收拾停当，我们俩又去看电视，电视里人声嘈杂，像是给我俩壮胆。王丽丽拿着姓吴的手机，正给徐晓敏发短信。她的小手一直抖着，嘴上说：“瞧他们俩的短信，真是不要脸。一对狗男女。”我浏览他们的短信息，王丽丽被他们称作“那个神经病”。

　　徐晓敏很快来了短信。王丽丽让她过来找他。她说很快就到。王丽丽就去楼下等徐晓敏。没过多久，徐晓敏跟王丽丽一同进了屋。徐晓敏打扮得分外妖娆，她一来就一屋子香气。徐晓敏一看没有姓吴的，感觉自己上了当，想要出去。被我拦住了，我亮出一把水果刀。她喊了声救命呀。我说：“你他妈的再喊，我就捅死你。”她不喊了，怯生生地问：“你们要干吗？”

　　我又很快把徐晓敏绑好了。他们俩都被反手绑在凳子上。徐晓敏不停地喊老吴，我很快用透明胶带封上了她的嘴。她的黑眼球骨碌乱转。我把房间的门关上了，他们被关在了黑暗里。我跟王丽丽跑到阳台上一起抽烟。

　　我说：“去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吧！”

　　她说：“等姓吴的醒过来，再去吐，不然不解恨。”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都朝天上看。

　　我说：“对了，我得给你说个事。”

　　她说：“什么事？”

　　我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快两岁了。”

　　我说完这句话，感觉怪怪的，头顶上的下弦月也像虚构的。

　　她说：“他妈的。”

　　我说：“不过那个女的跟网友跑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家人也不知道。”

　　她说：“他妈的，我也不叫王丽丽，我叫钱红艳，身份证也是假的，我还没成年，今年才十八岁，为了出来打工，做了张假身份证。”我们俩乐开了花，差点笑岔气。我搂住她，亲她的小嘴。那张小嘴总是凉飕飕的，像是永远含着薄荷糖。我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不停地寻找着。后来累了，我们又放开手，手拉手抬头看月亮。钱红艳说：“我想去香格里拉，对了，明天我们就去香格里拉。”我问：“香格里拉在哪里？”她说：“你初中毕业没有，香格里拉在云南，你这个笨蛋。”

　　看了会儿月亮，我想起了什么，就说：“那他们俩怎么办，我们要是走了，他俩会饿死在这儿的。”钱红艳说：“我早就想好了，明天走之前，我把钥匙给杨丽花，让她开门帮我拿东西，她会放了他们的。”我说：“王丽丽，不，钱红艳，你可够聪明的。”

十一

钱红艳有些紧张，隔一会儿，就去里屋转转，看看他们。

　　我在阳台上搂住她，拍她的后背。后来她说要带我去楼顶的天台。我跟她去了。我拉着她的手在天台上来回走。天台四周有一米多高的围墙，我们趴在围墙上向远处看，可以看见工厂的厂房。厂房里灯光从门窗里飞出来，隐约有人形穿梭忙碌。更远处有座大桥，大桥上寒光闪闪。

　　“你敢坐上去吗？”钱红艳问我。

　　“有啥不敢的。”我翻身上了墙，两只脚在虚空里荡悠。

　　“你敢吗？”我问她。

　　她也上来了，我们俩肩并肩坐在天台的围墙上。脚下是一汪黑。

　　“你说我要是朝下扔块石头，一不小心，不是石头也行，反正是个硬东西，把人砸死了，我是不是也要被判刑？”我说，并探头向下看。

　　“不是故意的，应该不会。”她说

　　“你真的爱我吗？”她转过头来看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又想亲她的嘴。她躲开了。

　　“要是我们跑不了，你会说一切都是你干的吗？”

　　“本来就是我干的。”我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你会坐牢的。”她说。

　　“我没想过。”我说。

　　“那你想一想，一个人待在牢房里，会不会害怕？”她说。

　　“要是那样的话，你会不会等我？一直等下去，等我从牢房里出来。”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

　　我突然怒火中烧，说：“你不会这么忘恩负义吧？”

　　“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不会那么倒霉的。”她向下看，好像有人进了楼，声控灯亮了，照亮了楼前的一小块空地。

　　“感觉活着没啥意思，你有这样想过吗？比如从这里跳下去，摔成个肉饼。”她说。

　　“你要是跳，我就跳。”我说。

　　“我跳了，就怕你不跳。”她说。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说。

　　我把她搂得更紧了。

　　“很多人在睡觉，灯都灭了，他们睡得可真香。”她说。

　　我说了句他妈的，就从围墙上翻身下来，在天台上四处乱找。终于找到一个破花盆，破花盆里的花已经干枯了，我双手抱起它。

　　“你要干什么？”她问我。

　　我向楼下看了看，就把花盆扔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