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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情感与精神困境——读小昌的《南门丽丽》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文学 热度: 14921
⊙ 文 / 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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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代的情感与精神困境——读小昌的《南门丽丽》

  ⊙ 文 / 李云雷

  

  李云雷:一九七六年出生,山东冠县人,二〇〇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

  小昌是我的老乡,但我与他天各一方,至今并未见过面,他的小说倒是读过一些,他的《小河夭夭》是列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小说集,评论家张陵在此书的序言中谈到小昌的叙述特色:“他显然是在释放一些真实生活的信息,但却懒得去分析这些信息,或者说想保持生活的原生态,不想把这些信息朝着深刻主题方向发展。”确实如此,《小河夭夭》中的作品,琐碎、细致、真切,贴近生活的原生态,为我们呈现了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但却很难从中提炼出什么主题,作者似乎有意将视角放低,将个人主观的价值、情感与道德判断悬置,从而更贴近生活本身。

  《南门丽丽》在叙述上也是如此,但又稍有不同。相对于《小河夭夭》这篇作品,《南门丽丽》的故事性更强一些,小说的“主题”相对集中一点,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说这是一篇关注当下底层青年情感处境与困惑的小说,当然从叙述者的角度来说,他似乎并没有“关注”的意味,而只是将其中人物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呈现”了出来。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我”是某个工厂的打工者,很喜欢女工王丽丽,但王丽丽并不喜欢“我”,“我”和同乡义哥在四毛的烧烤摊吃烧烤,王丽丽看义哥的面子才来了一次,义哥带“我”去发廊,“我”在那里认识了穿白毛大氅的抽烟女子,“我”终于约到王丽丽去最好的旋转餐厅吃饭,在那里却发现,王丽丽喜欢工厂的吴主管,而吴主管又与另一个女人好在了一起,王丽丽与那个女人厮打,但也随即丢掉了二楼办公室的工作,重新回到了生产车间,且备受压抑,王丽丽最后辞了工,到发廊里去,和穿白毛大氅的抽烟女子一起,成了“南门丽丽”,“我”仍然喜欢她,借钱约她开房,但却无法有情感交流,后来王丽丽约“我”去她的房间,说只要羞辱了吴主管和那个女人,就和“我”一起走,“我”和王丽丽设计骗来了他们二人,捆绑在了房间里,然后坐在天台上聊天。这是小说故事的主线,小说中还有义哥被砍断手以及“我们”为他报仇的故事,还有“我”跟实习生罗南学吉他及其患病的故事。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纠结而又暧昧难言的情感故事。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从“我”的角度,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堕落而又无能为力,“我”看到了王丽丽被调到二楼,只能幻想她与吴主管的暧昧关系,又看到了她与另一个女孩撕扯,被吴主管抛弃,又看到她从工厂出来,成了发廊中的女子,吴丽丽的轨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工堕落的过程,这一过程深深嵌刻在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中,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与人生的残酷一面,尤其这样堕落的过程,从“我”的眼中写出,尤其具有令人痛心之处。但小说并不仅仅是要“谴责”王丽丽,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王丽丽已经成了“南门丽丽”,“我”对她依然一往情深。同样,作者也并不仅仅是要批判社会,小说中并没有将王丽丽的变化归咎于“社会问题”,但却通过社会生活及其氛围的描述,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在小说的结尾处,“我”和王丽丽惩罚了吴主管和那个女人,但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却没有明确的指向,小说中的“我”是迷茫的,作者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结尾便停留在两人在天台上看似轻松的聊天。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小说,也是一个充满压抑与痛苦的小说,但作者却将这些都压在了纸面背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只是那些美好的生命在现实的污泥中被一道道涂抹的景象。

  更为复杂也更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我”也并不是无辜的,或者置身事外的,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我”与王丽丽在食堂吃饭,第一次接触——“那天我们都没说实话,我没说实话的原因,是怕她一时接受不了,再也没有能跟她好下去的机会。或许日子长了再说实话,她可能给个惊讶的表情给我,再也就无计可施了。我不知道她说了假话,她说过的话,我总会当真”。小说中的“我”隐瞒的是自己已有一个儿子,但老婆跟网友跑掉的事实,这一事实在小说叙述中隐约闪现数次,既让我们看到当代情感与婚姻的脆弱,也让我们可以理解“我”面对王丽丽的另一重无力感。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并不存在道德或情感上的优越感,“我”只是一个失败者,面对王丽丽只不过是我面对“失败”的另一个过程。

  但在这里,值得深思的是,与“我”作为失败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成功者的吴主管,他不但在职位上成功,而且在情感或性吸引力上也很成功,而后者正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在资本与权力编织的科层体制中,置身底层的“我”毫无出路。或许我们可以将义哥或罗南作为两种可能的出路,但义哥的义气与武力甚至难以保全自己,更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处境,罗南所说的通过电视选秀成名,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虚幻的梦。那么,“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和王丽丽的未来将会怎样?在小说中,小昌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他却通过细腻复杂而又微妙的讲述,让我们面对与思考这一问题。当然这不只是小说中“我”的困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情感与精神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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