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 / 杨庆祥

　　联合文学课堂之五：
《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讨论纪要

　　⊙ 整理 / 杨庆祥

　　讨 论：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

　　时 间：2015年7月3日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持人：杨庆祥

　　嘉 宾：李云雷、霍俊明、李 壮、丛治辰、傅逸尘、北 乔、饶 翔、徐 刚、老 村、刘欣玥 等

　　

　　杨庆祥：今天联合文学课堂讨论周明全的新书《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这本书有很多关键词，有很强的话题性，八〇后批评家的出现、集群和发言也是这几年文学界比较重要的现象之一。大家可以深入讨论和反思里面提出的问题。书中写到了很多在座者，感谢把我们纳入这本书里，这是有效的行为，其实是把我们纳入了历史化的考量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八〇后一代人很幸运，有很强的自我建构和叙述能力。我听说过一个小掌故，“新概念”最早那一批作家，曾在一次会议后集体坐车出游，据说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千万别出车祸，否则中国文学就全完了。这里面就有少年成名的意气风发，其实背后也有某种进入历史的冲动。批评家相对来说，要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才逐渐发掘自己的主体性。

　　这本书提供了多重视野。批评家往往观察别人，容易把自己忘记。明全的视角很独特，一方面他是批评家、观察作家，另一方面又在观察这些观察家，同时观察他们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这种多重视野给我们提供了观看历史、文学的位置和观察当下人的方式。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很及时。我们需要通过今天的讨论反思自己，“代际”问题应该放在什么层面来讨论？应该怎样建构才有其生产性？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引出新的话题。

　　李云雷：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意识地把八〇后批评家历史化相对化地处理。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代际”的问题。代际的问题有一个脉络，今天重新讨论还是很重要的。八〇后和七〇后是很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征，比如独生子女一代，市场经济下成长的一代。八〇后背后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带入文学和文学研究中来，有许多不一样的因素，至今还未展开。从代际的角度进入批评家的文章与访谈，还可以更加深入。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学院派，都是从名校出来的，还有很多是名师的高徒。好处是学术脉络清晰，功底扎实，不足之处在于对我们真正的问题了解还不深，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比较少。但庆祥能够打破上一代人的问题意识，提出自己的问题。需要把我们的经验带入现实中去，因为我们的时代和老师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访谈中我发现有些人还没做到，这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最近我在读新出的《丁玲传》，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丁玲：革命的逻辑》，为什么丁玲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她把一生都投入革命的逻辑中去，从她身上可以看到革命的成就和问题。我们现在如何投入历史、现实的斗争中去？这给批评家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跟大历史联系在一起，亲自践行？

　　霍俊明：八〇后批评家，和前一代的批评写作方式比较，应该相似还是有差异？英雄启蒙话语在八〇后一代人里可能在消解，我觉得庆祥和明全也有焦虑，庆祥一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比如沉默的复数、小资梦应该惊醒、挫败感等等，这些关键词在八〇后的批评中应该被强化，批评家的成长是很艰难的。第一本八〇后批评家的书，在社会学的命名上比八〇后的命名晚了十多年。乔治?斯坦纳说过，文学批评是短命的行业。艾略特专门提出了“诗人批评家”。八〇后一代里，庆祥是综合性的批评家，涉及多个门类。但有没有专门从事诗歌批评的？八〇后不能没有诗歌的视野。我希望再做八〇后批评家集结的时候，纯粹的诗歌的声音可以被专门考虑。

　　我是比较早知道这本书的题目的人之一，我想起卡夫卡。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上午世界大战爆发，下午去游泳。这引起过巨大争议，体现了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矛盾。我觉得除此之外，作为批评家应该还有精神生活。今天坐在现场的都是我敬佩的青年批评家，同时我也有作为批评家的挫败感，不知大家有无同感。如果批评家没有自省能力和挑战能力，批评家的“批评”就会变成互相吹捧。当下的中国批评已经没有争鸣了，更多的是自说自话，商榷、争论甚至是运动式的争吵很少。这跟文学家批评能力和底线的丧失有关。这本书只是开始，我希望它不仅是一杆枪，更是一个炸弹，让文学炸开。

　　李 壮：我们所谓的感同身受，所说的同时代人、同时代性、同时代的时候，毕竟有一个各自不同的视角，所以这是充满歧义的视角。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进入的角度，很多是相似的。面对相似的问题，我发现这些批评家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很鲜明的共识，但在另外的一些问题上是有差异的，我个人而言，对于这些差异、这些分歧更有兴趣。其实我觉得文学一个比较糟糕的场景是，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好，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坏，但是抵达这两者的路径是相同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文学场景是，你可以同时说它好，也可以同时说它坏，但是抵达的路径都是不同的。就好像阿甘本的那个表述，通过脱节切入这个社会。当我们真正切入这个社会时，我们自身的差异性可能会被掩盖住，我们会变成雷同的东西。只有当我们脱节，每个人脱节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折射出来的光、看到的视角，包括你自身的形象和质量的不同，和对手间形成的那种万有引力，这种量级和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打开我们的视角。

　　杨庆祥：你刚刚说的一点，我其实特别感兴趣。你说八〇后前期的作家，永远停留在十六岁，而后来通过期刊出来的一些作家，其实同质化相当严重。这两类作家，我认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能量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对批评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一个没有办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文本，我们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我们的解读和观点，我们就离历史和现实更远了。我一直都以批评家为己任，我们这一代的批评家应该做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伟大的作品，我们当然可以一拥而上，通过这个作品来阐释我们的观念和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文本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我非常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批评家会被一些非常低劣的文本所纠缠，在里面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最后发现所言一无是处，因为文本本身是立不住脚的。所以，我也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有另外一种途径，来面对我们的时代发言。也就是说，能不能绕开一些低劣的文本，来发明我们自己的言说体系？这非常困难，也是我一直在从事的工作和思考的问题。我一直强调一种直接性，因为直接是最有力量的，绕的弯子越多就越没有力量，我们应该直接发言。

　　丛治辰：我觉得明全这本书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同代人写同代人的问题，这不仅包括批评家评作家，也包括批评家评批评家，明全这算是一个史家的做法。我也非常同意刚刚俊明兄提到的问题，这也正是明全兄这本书给我的最大的快感。明全兄的这本书和庆祥兄的《80后，怎么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虽然你是在以断裂的方式给一个评论家写论，但是针对一个评论家，当你用心地去写他的论，了解他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和文学史发生关系，这其实是在替一代评论家写论。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经验，和时代有共同的呼吸，当你把一个个案写得非常充分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写一个时代。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书里很多人说明全兄出身草莽，但是，草莽也有高人。他能够非常明晰地整理了批评家的学术谱系，特别是金理和康凌那篇，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非常非常清楚，也很见功夫。

　　我当然希望明全兄在这个书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追求。虽然前面有总论，但这本书更像是十个人的资料的集子，有访谈，有分论，于是我总在想，既然已经有了这么扎实的工作，我觉得明全兄可以做一个大文章，或者大设想；通过这十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把这些人跟时代、学术场域、学术的关系，做一个更大的、更深的论述，而不仅仅是把他们介绍出来。现在明全兄做的是媒人的工作，但是这个媒人常常是被牺牲的那个人，为他人做嫁衣，实际上这些材料在手里后明全兄可以做一个更大的题目。

　　傅逸尘：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反省的意识，是因为八〇后批评家需要再出发。我们批评同时代作家时会要求，八〇后作家们，你们给中国当下社会提供了哪些新鲜的经验？提供了哪些主体性的、标识性的、属于你们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洞察？同时我自己也会反思，八〇后的批评家你又提供了哪些新鲜的经验和独特的判断？我们都会有一种焦虑。我们自己从求学入行到进入文学批评的行当里面这十几年的经历，实际上可以把自己的批评生涯分分阶段，其中我们更多地应该思考为什么大家会有治辰所说的同质化倾向？我觉得除了自身经历的同质化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代批评家其实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哺乳期未被斩断；每一个个体和自己导师学术传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到了人身依附的程度，我觉得这是值得警惕的。三十五岁之前我们都是在做学生，这一点是很难以回避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以文学为志业，要走得更远的话，还是要反思一点，为什么你的思想资源是这么固定、狭隘和单一的呢？为什么你的生活是这么同质化的、封闭的和狭窄的？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

　　我认为八〇后批评家要做的具体有两点：一是像庆祥兄所说的我们可能要超越某些东西，直接与这个社会对话；再有一点是，我们要收回来做纯粹的文学批评。我们在想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时，一直有这么个误区，我们所写的文章，除了评职称、在核心期刊发表之外，它的读者是谁？能对这个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作家本身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可以不客气地讲，几乎没有，或许很多时候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研究，首先对于作家本身没有引导，对于读者也没有引导。这种自说自话的言说，在什么层面上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学志业？这都是我们这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既是批评家的集结，又是批评家的再出发，所以我感谢庆祥，也感谢明全。

　　北 乔：我这里有一个友善的提醒，八〇后想要重新出发，暂时不要说话，重新往回走，回到二十岁，回到你们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学，你们是怀有什么样的反抗和叛逆精神？然后回过头来问问自己，这些东西还在吗？如果在，往前走；如果不在的话，还得把它找回来。我觉得这是八〇后所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而且我历来认为八〇后跟六〇后、七〇后不是代际的差别，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你们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伪象征，现在就需要反扑过去纠正这种伪象征，重新进行真正的起步。

　　饶 翔：刚才几个老师提到，你为什么选择这十个人。你可能在选这十个人的过程中并没有特定的标准，可能因为最近谁比较当红，可能是朋友推荐，当然你有自己的判断。你的选择都没有问题，但我期待你能给出一个你的理由，为什么选择这十个人，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不是随机的。包括你如果再出第二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比较需要向大家解释的。然后还有一点，这些访谈的对象有很多相似性，比如你集中在八〇到八三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的知识谱系、他们的成长经历等，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事情；我欣赏你敏锐的感觉，哪怕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是类似的，他们还是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从开篇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八〇后批评家，我从你的访谈中读到了各人的个性的差异。包括庆祥的气场的强大，或者用他自己的词就是“强力”；包括金理的心思缜密，在缜密中又有他的锋芒；包括黄平的那种平和与爽朗。从一问一答中都能看到，这些都是能看出来的个性。我觉得访谈里最不好的是庆祥那个，因为庆祥气场太强大，就完全压制住了访谈者，导致显得有点乱。我觉得金理的那个是做得比较好的。

　　徐 刚：谈到这本书，有很多是我想说的。首先这本书的材料非常细致，显示了他的耐心，体现出他想尽可能地收集详细的传主资料，比如自述、闲谈、聊天、采访，通过各种获取细节，做到了学术评传的工作。他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材料丰富生动。他的许多材料都是一手的，通过聊天获得了很多正经台面上看不到的材料。刚才很多人提到黄平这部分，我觉得黄平这部分写得最好，因为他有许多故事，不是一味分析黄平论文的观点，这一点是与其他人不同的。黄平的这篇，让之前不了解他的人有了更生动的了解。其他有许多人，有一些硬写的痕迹，好像写作的时候时间有点赶，很多的素材没有打磨就应用到其中去了。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点缺憾。在分析这些缺憾的时候，我也在分析产生的原因：是明全的三重身份（编辑、记者、批评家）的厚此薄彼。作为编辑，他有编辑的眼光、编辑的锐气，远见卓识的勇气，执行力很强，能够创造条件执行他的想法。另外一点刚才大家都没有谈到，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后记里提到明全的记者经历，他在《云南信息报》工作过，我觉得明全的第二重身份就是记者的身份。我觉得他采访的部分比研究的部分更好，这可能是他过去做记者的经历带来的一些经验。例如他根据对象来设置问题，根据问题可以把握对话整体的走向，在对话中体现人物的突出特点，等等。但是作为批评家，这一重身份没有明显地在书中体现，作为批评家的判断和概括力，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有点弱。我对他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期待。

　　老 村：这本书吧，我觉得既有它的必然性，同时也具有它的偶然性。这本书，当然从写作的技术、采访的技术和书写的自由度、心灵交往的自由度和敏感度来说，它肯定不

　　是非常充分的。但是在这个时间，它出来了，在八〇后代际问题被大家讨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现是恰逢其时的。今天早上明全还告诉我，说雷达和郜元宝写了文章怀疑“八〇后”概念的有效性，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八〇后”这个概念是绝对成立的。为什么呢？就是之前的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他们和“单位”这个词，有很强的关系。而对于八〇后来说，他们对于单位并没有如此强大的寄生关系。比如今天你还在人大工作，但是很有可能明天你就会被其他单位聘走。它没有像之前的那种体制把人框得那么紧，所以每一个八〇后的自我精神空间就被拓宽了。还有一个是，八〇后是这个社会的利益分割已经被固化之后，才走上社会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的利益基本固化，搞得八〇后是要房没房、要车没车，就像庆祥写的《80后，怎么办？》一样，把他们挤压在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里。一方面，八〇后的阅读和精神空间是非常充分的，基本上在二十岁之前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了解的层面，比我们那一代人丰富。不像我们五〇后，我们当时为了找一本书来看，那是相当费劲的。但另一方面，你们的物质生活空间，又把你们压制得这么死。所以八〇后的出现，的确是一个具有代际意义的现象。的确有它的经济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还有人身依附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构成了八〇后身体和精神的独特存在状态。雷达兄也是我的老乡，他在文章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什么代际不代际。但是代际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和现象啊，我们这一批新成长起来的人出来发言难道不合适吗？所以我讲，你们80后批评家有两个层面还要做，第一个，要发掘被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遮蔽掉了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另外一方面，要鼓励、发现已经过了三十岁的八〇后作家的写作，这个岁数已经是成熟的了，已经能够开始书写代表作和经典作品了。三十多岁，是一个能够写好东西的时候。所以我说现在要激励你们和你们的同龄者，去做这件事情。

　　刘欣玥：我昨天跟杨老师说，我就是来学习的。但是杨老师说，身为九〇后一定要发言。我分享一个感性的经历吧。在读周老师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说到八〇后批评家面对的是与五〇、六〇后争夺话语资源的局面，其实我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在我的学习和阅读经验里面，我是一个倒推似的过程。我首先是读了许多很优秀的八〇后青年学者的东西，然后我才读到了五〇后、六〇后那批学者的文章。从一个九〇后学生的角度看，我的阅读史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自己的判断是，八〇后学者和批评家这个群体是很生机勃勃的一个状态。而且杨老师刚刚也说到自己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也不小了。因为当时提出八〇后这个概念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少年的东西，你需要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把它们放在头上，大家抱团取暖。可是在我看来，现在的八〇后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表一个态：就是我还是觉得八〇后学者的文学研究或者是批评是充满生机的，而且将来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周明全：关于我这本书的出版，它出来得非常仓促，也有很多问题。我做完这个书之后，想今年做七〇后文丛的第一辑，我会做十本，跟八〇后批评家一样，第一辑多一点，然后从今年开始，我的七〇后批评家年度选本每年也开始在选编，然后到明年，九〇后我也要开始做。但是目前他们很多是在读博士，有很多压力，手里面没什么稿子。我做这个“代际”、出版这些书，一个更深层次的想法是，我想做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成长史。我做这个“访谈”也好，“综述”也好，只是我在做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前期材料准备吧。我出了这些书，看了这帮批评家的文章，跟这帮批评家成为朋友以后，我下一步的工作就会便利很多。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各位朋友跑那么远来给我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