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向 迅

　　迟到的觉醒

　　⊙ 文 / 向 迅

　　向 迅：一九八四年生于湖北建始，现居江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职作家。已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锦还乡》（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3年卷）、《寄居者笔记》等三部。曾获林语堂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散文奖。

　　一

　　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月份。

　　在五月的一个值得赞美的清晨（那也许是一个长风习习清凉宜人的夜晚，但这已不再重要），一伙埋伏多时的劫匪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把我绑架了。——我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也就来不及反抗，因此只得默认事实。但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出现任何预兆或迹象。大概在两三年之前或者是在更早的岁月，绑匪们就给过我一番警告：“等着瞧吧，伙计，会有你好受的！”

　　这样的叙述或许更接近事情的真相：我一早就料到会出现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日子，并且是根据现实处境所做出的判断，只是无力改变……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而且它带给我的影响旷日持久，让我一时难以承受。

　　当然，我并非遇到了真正的绑匪，而是与“一场茫然”在大街上撞了个满怀。这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与公众无关，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任何骚动。但这的确与绑架的性质没有多少差别，其影响甚至更为严重。

　　这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差不多让我精神崩溃。从那个清晨开始，我就像是撞见了鬼魂一般，变得忧心忡忡，终日里茶饭不思，焦躁不安，既害怕辗转反侧的漫长的夜晚，也对黎明的到来充满恐惧——那意味着新的一天即将消逝。

　　这种感觉，简直坏透了。难怪有不少人因为不堪忍受持续性失眠的折磨，而选择走向生命的极端，用最轻松却又最惨烈的方式，解除了所有的痛苦。

　　我虽没被逼上绝路，但这一场平地而起的茫然，确实犹如一把无形的精神枷锁，抑或一个幽灵般的魔鬼，在不知不觉间奴役了我的身心，并将我日夜送上审判台，接受精神上的拷问。

　　此番遭际，活像一脚陷入了一片深不见底的沼泽地，既无力挣扎，更无力扭转，只能听天由命。——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拆掉一只钟表，但谁能把钟表里的时间摘除呢？

　　那一个月份，仿佛真的只剩下了冰冷的时间。可恨的时间。该死的时间。无论我变换什么睡姿，用什么东西蒙住脑袋塞住耳朵，也无论我给自己多少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但都无济于事，我总能听见钟表的指针在我耳畔无比清晰地走动——嚓——嚓——嚓——像子弹一样呼啸而过。那面无形的钟表，好似就悬挂在我的头顶，生长在我的脉搏之内。

　　对我而言，时间从来不曾如此紧迫过，也不曾消逝得如此迅疾。虽然，我每时每刻都处于痛不欲生的状态，本该觉得度日如年才对。这实在是一个悖论；让我痛不欲生的缘由，正是因为时间飞逝无以挽回。

　　当一个个越来越短促的日子从日历上一页页翻过，我感觉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正以相同的速度，与我仓促作别，且在往后，它们只能以记忆的形式出现了。这难免让人惆怅。

　　我的生活为何忽然变得如此糟糕？这一场茫然为何会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这么剧烈的冲击？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这一系列遭遇并非空穴来风。

　　这一切，皆因而立之年而起——那个值得赞美的清晨，恰好是我二十九岁这一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至少，它是最直接的诱因。倘若不是逼近那个如同刑期的生日，我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吗？

　　而立之年，这颗比时间还要尖锐的子弹，就要从前方的黑夜里呼啸而至了。它将准确地命中我的心脏，不仅把我打倒在地，还要把我的青春一笔勾销；它更像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隧道，而我所乘坐的火车即将呼啸着驶入铺在洞中的铁轨了。——那确是胆战心惊的一刻。在这个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中，唯有齿轮与铁轨在黑暗中摩擦出刺鼻的火花。

　　那些像昙花一样噼里啪啦燃烧的火花，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美好的时光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要遇见新的曙光，却又是如此艰难。

　　也就是在这个举步维艰却又快若闪电的月份，我对时间的敏感超越了对任何事物的感受，并且不无惊讶地发现，我对时间的留念和对它的恐惧是等值的：对它有多少留念，也就对它心存多少恐惧。

　　进一步言之，我越是缅怀与痛惜即将成为如烟往事的青葱岁月，那种令人厌恶且躲闪不及的焦虑感，也就越是强烈。仿佛人生的三十岁，真的是一道令人望而却步的悬崖。

　　那是最痛苦的日子，最折磨人的煎熬，好比炼狱。几天之后，我就已是双眼深陷，形销骨立，精神涣散，与此前判若两人。

　　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无疑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黑暗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个等待末日宣判的囚徒，焦躁，烦闷，愁苦，无助，悲伤，仿佛我即将失去整个世界，仿佛黎明不再到来，仿佛太阳不再升起。

　　我在办公室枯坐了一整天，至于做了什么工作竟全无记忆。我像行尸走肉一般穿过长长的街巷，万念俱灰。在一个拐角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伙劫匪将我身上仅存的一点青春洗劫一空，却连一个呼救的声音也没有发出。

　　黄昏时分，我无限哀伤地站在窗口目睹了一轮辉煌的落日扑通一声跌入由楼群构筑而成的一道悬崖。一朵水花也不曾溅起。

　　傍晚之后，无穷无尽的黑夜，像暴雨一样从天而降，淋湿了街道上和楼群里所有的灯火。那种恐慌和透骨的凉意，至今无以言表。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之时，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想抓住什么，却是两手空空。我感觉自己从这一刻起彻底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

　　我的三十岁，我的而立之年，就这样推开了我身体的大门，尽管我冷眼相迎，既没有颔首示意，也不曾握手寒暄；尽管那两扇门沉重而疲倦。

　　三十岁，一个原本与任何一个岁数并没有什么两样的年龄，为何像一个可怕的魔咒或是一片摆脱不掉的阴影，让我们的精神陷入从未遭遇过的困境？是我们故意在前行的道路上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精神障碍吗？

　　我想，原因自当是因人而异的，但最根本的缘由大抵是相同的：我们既害怕黑暗，更害怕在黑暗中面对真实的自己。

　　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评价，那时的我俨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那时虽供职于一家在业界颇有名望的文化单位，但薪水低廉，前途暗淡。同龄人多半娶妻生子购房购车了，事业上大多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从政者平步青云，从教者桃李满天下，从商者赚了个盆满钵满，可我既未婚配，也未购得一套房产，仍然寄人篱下，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一事无成。

　　这或许也并不值得惋惜和遗憾，毕竟还有咸鱼翻身的可能，只要我还胸怀大志。村上春树先生的写作生涯，不就是从三十岁开始的吗？

　　但最要命也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那五六年不疼不痒的机关生活，不仅将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青春消耗殆尽，还将我成功地异化成了一个碌碌无为安于现状谨言慎行的平庸之辈。曾经鲜明的棱角，几被磨平；一腔沸腾的热血，也早已冷却。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斗志，已无迹可循。

　　这样的生活，无异于温水煮青蛙。我尽管一早就看明白了滞留于此地的结局，与现状并无多少差别，也一度因此心怀异志，企图另谋生计，却又一直在舍与得之间徘徊。而这一徘徊，便一次次错失良机。

　　我也曾痛定思痛，试图借助工作平台把个人价值最大化，终因工作过于琐碎而作罢，勃勃野心毁于一旦，以至于到了眼前这个必须做出决断的而立之年，我还在虚无地等待命运的垂青。

　　这是最大的悲哀。

　　我也因此认定自己这一生难成大事。像我这般安于现状的人，倘若不被置身于绝境，是难以做出破釜沉舟之举的。我怀疑，我的身体里一定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以克服的惰性，就像在乡村常见的那种塘泥肤色的懒蛇，不到性命攸关的那一刻，任人怎样逗弄，它也懒得动弹一下。

　　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生命惯性。

　　这种惯性来自遗传吗？不，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多么勤勉的人呀！母亲的信念更是坚韧不拔的，她曾以自身经历为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即使别人做不到的事，我们也应该试一试。”

　　我缺乏的，正是母亲这种全力以赴的态度。真是对不住她。

　　正是我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和对于人心的天真幻想，把我推到了这个如坐针毡的审判台上，真是自取其辱，自食其果。

　　而审判我的，并非他人，是另外一个我。我和这位审判官在黑暗中面面相觑，相互打量，继而像失散多年终于相认的兄弟一样抱头痛哭起来。他还是多年前的那个我，身怀热血与理想，而我现在更像是一个“无力青年”。

　　面对他的审判，我一遍遍地诘问自己：而立之年将至，你该拿什么来立身立业呢？难道你的一生，果真就要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吗？

　　而立之年，汉语词典将之解释为：“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应该是人格自立、学识自立和事业自立的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完全独立之余，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了。因为，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里，我们都已扮演起了承上启下的角色。

　　而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年份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在这个年龄应该处理好的事情处理好，还在替前途和命运发愁，不知道何去何从。

　　但是，是不是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妥善地解决好了，那种像雾霾一样阴魂不散的茫然，就会主动撤离，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多丽丝?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说：“回顾那些事件，会发现我们能够比当初事件发生时感觉到更多内涵，即便这些事件令人丧气得如同假日后公共草地上遗留的废弃物。人们会彼此比较，仿佛希望或期待将事件本身某些尚未得到认可的东西确认下来。远不止这些，他们似乎要将某些东西完全排除在外。”

　　现在回顾这一个月的遭遇，确如这位英国女作家所言，我发现了比事件本身，也即对于青春的哀悼和对于前途的担忧更多也更丰富的内涵。虽然，我的个人遭遇，比之莱辛虚构的那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灾难，太微不足道了。

　　这一个糟糕透顶的月份，对我个人的成长而言，无异于蝴蝶蜕变和凤凰涅槃的前夜。这份煎熬，无疑是痛苦的，因为它需要你直面黑暗中的自己，并对他痛下杀手，但它的确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它给予我的馈赠，也正如《幸存者回忆录》的译者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它既是一次对灾难的深度体验，也是一次对人性的深沉凝思。

　　二

　　几个月之后，我终于痛下决心，离开了那座把我的青春荒废殆尽却一无所获的城市，投奔到了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北方小城。

　　这座小城，恰是一位在历史上做出过破釜沉舟之举，一直被后来者所推崇称道的盖世英雄的故里。从我客居的小区到他的故居，也就几站路的距离。两个月前，我曾在他的故居前徘徊过一阵子，终究没有进去拜访，但我相信我是懂他的。用“虽败犹荣”这四个字评价他的人生结局，大概是恰当的。

　　怀念故人，往往会感时伤事。但我除了替这位大英雄略感惋惜外，别无他想，因我实在喜欢这座小城。这座小城遍植松柏与栾树，安静，素朴，恬淡，适宜掌灯读书，研墨写字，养性修身。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在此深居简出，差不多过上了一种最接近自己理想的生活。

　　又过两月，在亲朋的见证下，与到了谈婚论嫁之龄的女友修成正果，终身大事宣告圆满解决。我们如今偏于这个国家的一隅，安贫乐道，生活正日趋安定，一副尘埃落定的样子。

　　“我把发生的这一切都忘了。”正如多丽丝?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写到的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就忘记了她曾在盘旋着的蓝色烟雾中穿过墙看到了墙后面的房间一样，我也把那一月的遭遇忘了。“我继续做着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情，虽意识到墙后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却记不起自己曾经到过那里。”

　　我以为那一场茫然已经像屋檐下的阴影一样随着明媚阳光的到来而消失。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或许是新的生活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竟意外地发现，仍然有一种茫然如影随形。而且，较之五月的那一场茫然，这种茫然显得更深邃，更隐秘，因此也就不易被察觉。

　　确实如此，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偶尔在夜深人静或者是我在读某一部小说因为联想起自己的身世而陷入沉思之时，它才在我的脑海里像一个稍纵即逝的意念一样一闪而过。它的意外闪现让我眉头一皱，甚至是心头一紧，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却又瞬间遗忘。

　　这种情况，就像是我们处于沉睡状态时，身体内部的某个地方忽然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你会在那个瞬间感觉自己要跌倒在地或是跌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曾深究为什么会这样。

　　也正是因为它的稍纵即逝，我无法看清它的面容，也就不能试图从它的表情里获得一点什么提示，只是直觉告诉我，它是皱着脸的，更有愁绪在面颊上流动。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谜团，一个隐喻。虽然它如此不可捉摸，无以名状，可我仍觉得它是如影随形的。

　　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茫然呢？它存在多久了？为何才在此时现身？我该怎么为它定性？又该怎样做才能摆脱它给我带来的隐性的困扰？尽管它极有可能是五月那场旷日持久的茫然的延伸和异化，它们同属一个家族，一个科目，但很显然，它已不再是出自对于生存问题的担忧，也并非源于精神生活的空虚。

　　这实在是一个困惑。直到有一天我在《百年孤独》中读到印第安人比西塔西翁在一天夜里发现丽贝卡在摇椅上吮吸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而深感恐惧和觉得难逃宿命的凄苦时，才恍然大悟：这种茫然或许并不是后天生成的，而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

　　我所感知到的这种宿命般的茫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让比西塔西翁认命的疫病，在本质上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只不过，它给予我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纠葛。

　　这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应。

　　倘若此说法成立，也就意味着自我们能够感知这个世界之时，甚至早在我们的生命还只是一个胚芽的时候，这种茫然就已纠缠着我们了，只不过它城府极深，极易被其他的情绪遮蔽，就像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一旦我们将干扰排除，或是达到清明的境地，它就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像灵感一样闪现。

　　“它至少应该是一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情结。”我暗自认为。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童年时期的一件旧事。准确地说，是这件旧事忽然从我的脑海里像鱼一样跳跃出来了，并闪耀出了一道迷人的银光。

　　那时候，我和哥哥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存在太多的疑惑，尤其是对“我们是从哪儿生出来的”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却又百思不得其解。问父亲，他让我们请教于母亲，“你们是她生的呢”。

　　母亲满脸害臊地回答了我们，不过答案不一，且经不起推敲。我们虽然年幼，却出于一种孩童式的聪明，对她“十分肯定”的答复不断地提出质疑，于是她不停改口；她一说是从胳肢窝里生出来的，二说是从肚脐眼儿生出来的，三说是从耳朵里生出来的……再问，她就板着脸说：“从路上捡回来的。”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们兄弟俩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对生命本身的秘密充满了好奇，并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将谜底揭开，大抵是全人类共有的成长经历。而那种与生命休戚相关的茫然，显然比这个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与此“童年经验”存在着某种共性或者是与之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的承续性的事情，还可以列举出好几件，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如下经历：正走着路呢，忽然听见一个隐约可闻且还有几分熟悉的声音在背后（有时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方位）叫我的名字，可当我蓦然回首，欲张口应答并预备了半个脸的笑容时，或是已经答应而循声搜寻那个陌生的熟人时，看见的要么是几张一副与此毫不相干的陌生面孔，要么是空荡荡的街道。

　　我一路上反复琢磨着那个声音，并在记忆里努力搜索，但就是想不起来那个声音的主人是谁。

　　据说人在步行途中，尤其是夜晚，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你的名字，或是搭你的肩膀，是万万不能回头的。因为那叫你名字或搭你肩的，不是鬼魂，就是狼。但我敢确定，那一次次在背后叫我的，既不是鬼魂，也不是狼。

　　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大抵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产生了幻听现象。因为此种说法是尝试着从病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予以阐释的。可根据我当时的心境来看，此番解释也值得怀疑，但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提醒。

　　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声音是真实存在的，但只有当事人我才能听得到。我推测，那应该是有人在暗中提醒我：“要多看看来时路。”也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我，就是我的影子。他站在我的背后，悄悄地喊了我一声呢。

　　“要多看看来时路。”我反复揣摩着它的寓意。

　　顺着这个思路，我忽然想起了耶稣说的那句名言：“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这样摆在了我的面前。对我们人类而言，过去和未来都是一望无尽的，都像星空一样浩瀚无垠，无所谓谁比谁更重要，大多数人肯定更倾向于充满了希望的未来。但在我看来，过去显然是比未来重要的。

　　“未来总是会扑面而来，而过去则像一列与我们逆向而行的火车，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我偶然在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一句话，大意如此。

　　历史老人也以无数史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一个个紧要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的时候，回过头来在过往的历史里寻找答案，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方法。

　　我再次恍然大悟，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比前途和命运更让人纠结的茫然，是在我童年时期向母亲求教的那个关于生命起源的疑问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来自一个极遥远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能偶尔感觉到它的存在，是由于我们接收到了它自出发地发出的信号。

　　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自一个极遥远的地方给我们发来信号，并能引起我们心灵感应的，除了血脉和身世，还会有其他的事物吗？

　　至此，一切都很明朗了。

　　我真得感谢这一场茫然。如果不是此番有意味的提示，我一定不会关注到自己身世与血脉的问题，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无知。因为我既非孤儿，也非让比西塔西翁姐弟充满宿命般恐惧的失忆症患者，并自认为身世清白无误，出生时间被父母牢记于心，籍贯有据可查，血脉亦是渊源有自。

　　可我真的了解自己吗？殊不知从我辈算起，历数家族三代以上的祖辈，就已让我哑口无言，羞愧难当。更不消说我们家族在现居地落业以前祖籍何处，我们的祖辈又是何年何月因何种原因从祖籍地搬迁而来了。

　　前一阵子，我在拜读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长篇小说《暗店街》时，清醒地意识到现阶段的我，就是小说中那个得了健忘症的男人，而且我敢肯定，就在我的身边，无以计数的人都跟我一样，但我们都不是那个具有了新身份“居依?罗朗”的大个子男人。

　　这个大个子男人在C.M.私人侦查所老板于特退休之际，郑重决定根据一条不确定的线索揭开被自己遗忘多年的身世之谜，并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求证之路，以此来寻找自己，认识自己。

　　而我们则不会，尽管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也是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是一知半解。

　　这样的生命，终究是黯淡无光的，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哭过笑过，但就像莫迪亚诺在小说的结尾中写道的一样：“她无缘无故地哭着，她不过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她已经拐过街角。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吗？”

　　正因为生命苦短易逝，一直被身世之谜所困扰的“居依?罗朗”们，才会去茫茫人海中寻找丢失的自己。

　　我想，发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寻根文学的出发点，大抵就是如此。略有不同的是，以韩少功为领军人物的一批作家，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寻找被我们遗忘多时和被我们亲手砸毁的文化之根，以此试图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上重建一座精神大厦。

　　无独有偶，就在我来到这座北方小城之前的那一个月，我还读到了另外一部关于寻找的小说。

　　那是九月将尽的一天，当我在渤海之滨钴蓝色的夜空下读完保罗?柯艾略的寓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而掩卷沉思之时，竟吃惊地发现我的身世与小说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有诸多重叠的部分：二十年前，我也是一个牧羊少年，对生活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幻想，也在放羊的途中做过无数美梦，甚至隐隐知道一些对于家族历史而言类似于“宝藏”的传说……

　　只是迥然有别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决定了我们对待梦想的态度，也就导致了迥然有别的结局。

　　牧羊少年圣地亚哥相信了那个他在那座荒废多年的小教堂里做的梦，然后贩卖了羊群，渡海到非洲，踏上了寻宝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那将不是一帆风顺的一路，他刚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就被小偷掠走钱财，站在广场上茫然无措，不得已去做了水晶店的学徒，之后更是经历了被军队所掳，金子被战争难民所夺等诸多意想不到的生死经历，他也多次打算放弃，但思来想去又都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最终，他如愿以偿，完成了自己的天命。

　　而我像圣地亚哥那么大时，还在一所乡镇中学试图牢记各种各样的令人费解的理科公式，为一个个陌生的英语单词而苦恼发愁，而且从未出过一趟远门，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

　　相较于这位异国的少年而言，过去的我，就是那位永远把朝圣麦加这件神圣的事情放在心底而从未想着要付诸行动的水晶店老板。

　　这部风靡全球的小说，给我们讲述的虽然是一个少年寻找梦想和信念的故事，但追根究底，它又何尝不是在讲述一个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的故事？

　　故事出乎意料的结局，便是最好的说明。——圣地亚哥经历了千辛万苦要寻找的宝藏，结果就埋藏在他当初梦见它们的那座旧教堂的无花果树下。此番经历，印证了我偶然在一张明信片上看见的一句话：“走遍世界，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走向内心的路。”

　　这个故事确实给了我诸多启迪，但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让我知晓了“天命”“上帝的神迹”和“宇宙的语言”这三个相对抽象的事物的存在。后两者让我联想到那些在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产生过困惑的问题和遭遇，而“天命”则是这一场因身世和血脉而起的茫然的确切指向。

　　记得大个子男人“居依?罗朗”在寻找自己身世之谜的过程中因为线索中断曾经反问自己：“我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只是一个在周末夜晚的暖空气中游荡的鬼魂。为何要再结已断的纽带，寻觅早已砌死的通道？”

　　这个问句，道出了我们为何要履行“天命”的真谛。

　　虽不像“居依?罗朗”那样自觉，但我终于在而立之年，因为那一种像命运一样深沉的茫然感，在我将世俗生活安顿稳妥后忽然显身，而读懂了自己的天命。

　　我的天命，与“居依?罗朗”的天命，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倘若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时看不见自己的足迹，身后是空茫茫的一片荒原，或者是黑黝黝的一片深渊，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怖的感觉？

　　我想，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