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严 优

　　分禄老人与三个学生

　　⊙ 文 / 严 优

　　

　　严 优：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中国作家》新人奖。著有长篇历史传奇《小妹挂帅》《华丽之伤》和中短篇小说、文艺杂文若干。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你知道，那是一个前资讯时代。

　　——题记

第一部分：小麟

河水滔滔昼夜流，来往江湖不断头。

　　我站在大王村的村口公路旁，跟文化馆的张老师告别，不知为什么，心里浮起了这句话。树影婆娑，初夏的半空悬着一层不透明的干涩气息。张老师人在树影之外，脸上的汗珠与自行车车铃上的反光交相辉映着，显出一种劳力者的朴实，不那么像个文化干部了。

　　“那么再见，祝你调查顺利。”

　　“好的张老师，再见。”

　　张老师真是好人，我不过拿着系里的介绍信过来，不过毕恭毕敬叫了他一声“老师”，他就骑车十几里地，亲自把我带过来交给祠堂复兴会的会长。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一路心惊胆战，右手抠死车架，左手紧揪衣领堵住口鼻。这马路实在坑洼，路上尘土又实在太大，张老师不仅没有口罩之类的防护装备，还迎着风大声跟我说话，他都不怕生病的吗？

　　可现在，我是一个人了。一个人，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孤零零在完全陌生的他乡。

　　如果不是为了硕士论文，我大概一辈子都无缘来到华北这个偏远的村庄，调查那方圆两百里内硕果仅存的王家大祠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后，受到地方官高度重视的祠堂重修了，周围渐渐复兴了一些乡规村俗，年节里还会摆大席、唱大戏，很是热闹。

　　大王村离北京不算远，王家祠堂渐渐成了我们专业的一个调查基地，每年都有学生到这里来找选题。刚才那句“来往江湖不断头”，就是我做案头时看到别人采来的戏词。

　　我回到祠堂去找顺枝。顺枝是祠堂卖票的姑娘，刚才，会长从张老师手里接过关照我的义务，立刻就把我转给了她。“你给介绍介绍情况，晚上安排到小学教室住一下。”会长对顺枝说，态度张弛有度，并不过分热情。会长不愧是见过世面的。

　　顺枝有一口亮闪闪的白牙，两坨红润的苹果肌，看上去比我大两三岁。但是也不一定。我对村里人的年龄总是判断不好，以前跟着老师出去实习，还管一个大叔叫过大爷，以为他跟他爹是两兄弟呢。

　　顺枝友好地问我：“你叫个啥？”“我叫小麟。”我忙笑道。其实我很不善于跟陌生人交往，但在顺枝面前，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做出田野经验很丰富的样子。

　　顺枝拔得细细的眉毛挑出两分惊喜：“咿，我也姓林！”

　　“哦……我不是姓……嗯……好吧，你叫我小林好了……”我放弃了解释。何必苦苦纠正呢，到人家地盘上，还是随和一点的好。

　　可顺枝一点没察觉我的妥协，继续追问：“你叫林啥呢？”

　　“我……我叫齐麟，你叫我小林也没错。”我忙又笑道。

　　“嗯，那还是小林叫得顺。”顺枝点头道，“你这次来采风几天啊？”

　　看，他们连“采风”这个词都知道，真是见多识广。不过，我们专业术语管这事叫“田野作业”。

　　“嗯……可能四五天，也可能六七天，要看我能采到什么。”我谨慎地回答。

　　“你想采些啥呀？我们祠堂的介绍资料都在这里，我还可以带你过去照相。他们来了都采这个，电视台也照这个。”顺枝显然并不真正理解我的工作。

　　我点点头：“好呀。”跟顺枝说不清楚的，做论文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走马观花。可是，我的确还没找好方向。我可以去搜集跟祠堂有关的历史传说，可以去观察现代守祠人的生活，可以去了解当代村民对祠堂的看法……论文选题就藏在今后这几天的接触和探访中，谁知道最后哪个方向会有料呢？何况，大王村只是我田野的第一站。

　　这季节游客极少，村民又免票，可顺枝忠实地守在大门口，自己卖票自己检，尽职尽责。

　　我顺从顺枝的意思拿了资料，参观了厅堂，拍了照，然后决定去村里转转，找人聊。

　　在村子里晃了几圈，我一无所获。村民该下地的都下地了，没下地的，三五相聚在房前、树下和路边懒散地闲聊，也有人独自蹲在光秃秃的土台子上发呆，嘴里冒着纸烟的白气。对我这个城里来的女学生，他们没有更多好奇，只是远远看着。每次我鼓足勇气凑过去，开口请他们说点什么，他们都会羞涩地笑着摆摆手，躲闪道：“不会讲，讲不好。”

　　最和气的，也不过指着祠堂的方向告诉我：“那里面有印的介绍，五块钱一份，你去买了来一看，就啥都知道了。”

　　接连遭遇的小小挫败让我倍感孤独。现在我明白了，田野菜鸟必经第一关不是语言，不是水土，而是孤独。

　　孤独。从里到外的孤独，无须标签、毫不高深、连皮带肉的孤独。

　　我得赶紧战胜这不合时宜的孤独。

　　请不要嫌我啰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我与王老师、顺枝和其他村民所打的交道，只是想让你们充分感受到我当时的处境。这样，当你往下看到那里的时候，也许会跟我一样，初时欣喜，继以沉重，心情复杂。

　　村里没有小饭馆，晃至中午，我摸到小卖部，向粗壮的老板娘讨开水泡了碗方便面吃。这几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讨”这个汉字的表述能力有多么精妙。豹子头林冲落草梁山被迫缴纳“投名状”之际，不就是栖栖惶惶向王伦手下的小喽啰“讨”些饭食来吃嘛。

　　出了小卖部，和风细细，日头恹恹，百草虫声噤，万径人踪灭。人人都回家吃热饭去了。

　　我向祠堂的方向去，我要找顺枝，顺枝现在成了我的乡愁。在距祠堂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老头。

　　他个头不高，似乎正是从祠堂方向过来的。可是，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离近了，我意识到不对劲儿的地方在于他的步子。他既像是在走路，又像是没走路；就是说，有点原地踯躅的意思。

　　我正在心情沮丧中，原准备无视地走过，可一转念，我又决定打起精神，友好一点。于是，在经过他身边时我放缓了脚步，微笑着招呼道：“大爷，您好。”

　　他仿佛吃了一惊，立刻不踯躅了，脸上牵出点表情，似乎要笑一下。

　　“你是不是要采访祠堂的事情？”他忽然严肃地问道，带着浓浓的当地口音。

　　我的心咯噔一下，难道他是专程在这里等我吗？满满一腔暖意涌上来，所有的小孤独小茫然小沮丧立马烟消云散。我竟有些激动：怎么，撒了一上午的网，要撞着条活鱼了吗？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呢。您知道祠堂的事情？”我期待地看着他。他有一头稀疏而短硬的白发，干瘪的嘴，脸上的神情……怎么说呢，带点迷茫，带点执着，带点倔强。身穿一件寻常的蓝布外衣，敞着胸，里面似乎是一件T恤衫，也是深蓝色，但布料已经洗得发白，胸前印着“康师傅方便面”的楷体白字。

　　“知道哪。你要想采访，我就给你告诉。他们不懂，我来告诉。”他说。

　　“好啊好啊，您稍等一下。”我眼睛里一定放射出了热情的光芒，立马手忙脚乱挎下双肩包，掏出录音机、小本和笔。他静静待在一旁，耐心等待我完成这些啰唆又必要的准备工作，礼貌而庄严。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我向他点点头：“可以了，您讲吧，先随便讲讲，从哪儿讲起都行。”

　　“我八十三了。”他开口道，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八”字，“一九八几年的时候，费孝通都来采访过我！”

　　“哇……”我由衷地给了他一个惊叹的表情。费老爷爷都亲自问过他？这么说，我一锄头挖到有料的人啦。

　　“《人民日报》报道了。费孝通采访我，登在《人民日报》上！你回去帮我找一下那张报纸，中不中？”他说。他的口音非常浓厚，辨别起来有点吃力，但“费孝通”和“人民日报”这几个字，他倒是吐得很清晰。

　　“呃……好……一会儿您告诉我具体哪期，我回去试试。”我认真地说。

　　“我知不道哪期，反正费孝通采访过我，你帮我找一下，你们北京来的有办法。”他盯住我，眼神里有恳求，也有期待，还有点……怎么说呢，也许是我的错觉——激将？

　　“可是……如果不知道是哪期，叫我怎么找呢？”我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了菜鸟的笨拙，由着他将话题带到了沟边。

　　“是一九八几年的事！你在一九八几年的报纸里找就行了。”他强调着，脸上忽然有了悲凄，“他们都不相信我，他们不信费孝通来采访过我，说我编瞎话。你可得帮我找到。他们年轻的，知不道这事……”

　　我看着他满脸的皱纹。是啊，他都八十三了，村子里见证过这件事的老人，也许没几个健在的了，年轻人又多半离乡打工，不了解当年情况，难怪不相信他。我同情地点点头：“嗯，您别着急。”

　　他的话音高亢起来：“我着急呢，我能不着急吗？！”

　　我及时回过神，赶紧将话题从沟边往回拉。我柔声安抚道：“好好，这个等下再说，报纸，我肯定尽量帮您找。您先讲祠堂的事吧。”

　　“我以前是看祠堂的……”他庄严地看着我，开口讲述起来。

　　然而三句之内，我就发现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他要讲的和我想听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他拉拉杂杂、翻来覆去说的事，我也根本没有听懂。不仅因为他的口音，而且因为他在讲述时不停地使用人称代词——“他”“他们”。

　　我只好充分地调动自己的分析力和想象力补位，努力将他“告诉”的事情串联出了一个脉络。

　　概括起来，似乎是这样的：

　　他以前是看祠堂的。祠堂没有重修之前就是他在看，看了好几十年。重修祠堂之后，他们就不让他看了，嫌他老了。其实根本不是他老了，他们就是欺负他。他们说他跟村头的那个寡妇有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事情。他的儿媳妇还骂他。儿子死了儿媳妇想改嫁，就骂他。骂完了就不管他的生活了。如果不吵架本来该她管的。她不想管就故意吵架。他们不帮他，帮儿媳。他找他们理论，费孝通那么大的学问家都采访过他，他们应该重视他。他们还是不重视他，说他骗人。他找了乡里，不理他。找了县里，也没人理他。他没有骗人，费孝通是胖的，他亲眼看见过，怎么会骗人。

　　我被他彻底绕晕了。他的絮叨连续、执着而且激烈，也不管我的耳朵和脑子跟不跟得上。但是我耐心地站在原地听他唠叨，不时点点头，答应一两声。

　　因为，我对他心存感激。

　　看起来，他正在帮我闯过田野菜鸟必须经历的第二关：打开局面。

　　搞这行我其实毫无优势。我不是农村生长，不是少数民族，我甚至连方言特长都不算有。不提今天，便是以前跟老师去田野时，人家老乡也不怎么搭理我。我时常怀疑自己将会在这个专业举步维艰。

　　是这个老人的出现拯救了我。

　　老人还在说着，缠夹不清，颠来倒去，我发现，他的眼睛似乎潮湿了。

　　就算没完全听懂，我的心也为之一颤。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心里，竟然埋藏着这么多的悲苦和委屈。

　　“嗯……您想要怎么办呢？”我仍然抱有了起码的谨慎，平缓地问。

　　“你们记者给我报道一下这件事，给我采访一下，上个报。他们不信，你们就上个报。费孝通都给我上过报。”他说。

　　“大爷，我不是记者，我就是个学生。”我无奈地说。

　　“你是北京来的不是？北京来的就有办法。我要到北京去找报纸，但是我没有盘缠。你帮我找一下‘费孝通’的报纸也可以。”

　　“好吧。”我思忖着，八几年……《人民日报》……费孝通……仅凭这几个关键词，叫我怎么去报纸的汪洋大海里将这枚银针打捞起来呢？也许去首都图书馆查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十年之内的重点媒体数字化。不对，就算扫描了，也可能只是将标题部分进行了文本处理，检索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万一那篇文章在标题里没有“费孝通”三个字呢？

　　想到这里我便问他：“大爷，您怎么称呼？”

　　“啥？”他茫然道。

　　“您叫什么名字？”

　　“分禄，我叫王分禄。”一面说，他一面伸出甲沟斑驳的右手食指，在空气中写自己的名字。我忙将自己的小本和笔递给他：“写在这里。”

　　他依言认真地写下，也许因为眼睛不太好使，他的每个字都写得有指甲盖大小。写罢，他还用刚才的食指敲点着这几个字，对我笑了一下：“就这，就这。”

　　“大爷，等我回去查一查啊，要是有那篇文章，我就复印了寄给您。”我说。

　　“肯定有！”他有点不悦，“要快点，快点。”

　　“好。反正我知道您的名字了，查到了，我就寄到你们村，写您收。”

　　“中，中。”他似乎安心了，连连点头。

　　我笑了一下，正想问他能不能讲讲祠堂的故事，他忽然又伸出手来，往空气中一画：“前年……还有个后生，也是你们北京来的，也采访过我，说帮我上报。你帮我找一下他中不？”

　　“呃……是记者吗？”我又头大起来。

　　“是不是记者我知不道，反正是采访的我，说要把我的事上报。”他努力回忆着，眉头皱紧了，“上的是啥报呢？我一下想不着了。”

　　我偷偷松了一口气：“没事，您想起来再跟我说，我过几天才走呢。”

　　他面色一宽：“那中，那中。”

　　我总算有空回到自己的使命上，便问他：“大爷，祠堂以前的故事、传说什么的，您有没有啥能给我讲讲的？”

　　“有。我看了几十年祠堂，你听我给你讲述。”他说。

第二部分：师兄

十指伸开有长短，世上人多君子稀。

　　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决定介入王分禄的事情。

　　我已经是第四次跟他聊了。在大王村调查宗族关系，不应该绕开他。他是个经历丰富的人，又愿意说。其实起初我采访的是他的叔伯兄弟们，他以为我是上面派下来帮他们说话的，很生气，远远一见我就翻白眼。可他很有意思，翻完白眼后的第三天，又突然跑来找我，在我回王支书家去睡觉的路上截住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不能光听他们的，你也采访我一下。”

　　很显然他们叔伯兄弟之间有纠纷。作为外人，我最好是装聋作哑。他误会了我的来意，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我只是来调查村落和姻亲关系的：这个村子里有几大姓，各房人口分布，大姓之间的婚配关系，村落内外如何通婚……

　　当然我不会拒绝他。我说：“好啊，我正想去找你问问呢。”

　　他听了很兴奋，搓搓手，两眼发光。我把他拉到路灯下，从口袋里掏出调查提纲，一项项逐个问他。他耐心地回答，我唰唰地记。三页纸都答完了，他意犹未尽，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是抑制不住的失望：“就这？”

　　“嗯，就这。”我点头，“我对每个人都问这些。”

　　他不相信地观察着我，忽然说道：“他们占了我的地，这件事你采访我一下。”

　　我为难地看着他：“我不采访这个。”

　　他有些气愤：“你们北京来的记者，不帮好人说话？他们太欺负人了，我儿子死了他们就欺负我一个孤老头！”

　　我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打开，递给他一支，自己也夹上一支。他并不推辞，坦然地接过烟别到耳后。我说：“大爷，这些事情要找支书才好解决嘛。”

　　“支书是我远房侄子，一样欺负我！”他气呼呼地说，“费孝通都采访过我，他们明明看到的，说我编瞎话！”

　　我真的不想介入村里的这些琐屑，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大爷，我懂了。我现在要回去写个东西，改天咱们再说这个事，中不中？”

　　“那中。”他答应着，忽然斩截地转身走了。

　　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聊天，我了解到他和他的叔伯兄弟们之间存在一个纠纷：土地。

　　然而他第二次来找我，说的却是别的事。他说他本来是守祠堂的，守了几十年，祠堂里里外外都是他在打扫，到时候该添油烧香，也全是他办。可是后来他们不要他守了，每个月的守门钱，要拿给村长的外甥挣。

　　第三次，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件事。祠堂给重修过之后，就卖起了门票。卖门票的人不好好看着，随随便便就放邻村的外人进去，都不买票。费孝通来采访他的时候，叮嘱过他要好好守住家乡的文化遗产。现在遗产被人家偷偷拿来做了人情，就是没守住。他还想回去守着，他们不要他，骂他老不死的净捣乱。他气得眼泪花子满眶滚。

　　今天他又来找我。当时我正在土神庙后面的石桌子上画亲族关系图，那里人迹罕至，是个适合静思的地方，真不知他怎么发现了我的行踪。他见了我，刚开口叫了声“小刘”，忽然呜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吓了一大跳，忙问他怎么回事。他哭得抖抖瑟瑟的，捋起袖子给我看胳膊，胳膊上几痕青紫印儿。“他们抓我，拽的。”他说。

　　“怎么回事？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跟人打上架了？”我心神不安起来。

　　“他们不要我住在家里，想赶我走，想我早点死，好分我的地和房子。我不走，他们就拖我。”他掀起衣角擦眼泪。

　　“谁啊？谁？”我沉不住气了。

　　“我儿媳妇，侄儿，侄孙，支书的小舅子，村长的外甥……”他数出了一大堆，“他们说孤老头子的事没人愿意管，我不信。费孝通都采访过我，我告给县里，看他们管不管？小刘，你帮我告他们。”

　　我真正难过起来。根据我的经验，在乡村，支书和村长同时介入的事情，旁人谁也管不了。何况，我还借住在支书家，支书对我也很热情。

　　“大爷，”我艰难地说，“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我再去各方问一下，看看是怎么个情况，看看有什么办法。”

　　“你不要问他们！”他忽然高声道，挂在腮边的泪花随着他的动作一晃，滴落到沾着食屑的油腻前襟上，“我老婆子死了，我儿子也死了，他们就听我儿媳妇的，我儿媳妇巴不得我早点死。小刘，你帮我把我的事上个报，他们就不敢了。你帮我上个报，以前费孝通都给我上过报。”

　　我，没有办法不答应他。

　　我知道我不该介入调查族群的内部纠纷，就像在非洲大草原观察狮子的动物学家不能去干预狮群的生死一样，我知道这是违反学术规范的。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痛苦因我的拒绝而升级成绝望。当我到来，当我与他，甚至仅仅是与他的叔伯兄弟们接触的那一刻起，我这个外人就已经打破了他旧有的生活平衡，构成了对他的搅扰和影响。此时面对他的请求，我还怎么置身事外？我又如何置若罔闻？

　　作为一个采风者，一个田野工作者，我第一次对一个调查对象的生命构成了新的意义。

　　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王分禄的事情。他所说的倒不全是夸张。只是，村里的类似矛盾数不胜数，谁也没有闹到想去上报的地步。只有他。毕竟是费孝通采访过的人，见过世面呢。

　　我很惭愧，我不是记者，没有媒体后台，没办法替他申冤、撑腰。而且他那点事，也没有大到惊动媒体的地步。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帮他的可能。他所要求的，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名字或事情出现在报纸上，以此表示自己很受媒体重视，镇镇那帮欺负他的坏蛋。我自己是没什么媒体关系的，但我有女朋友啊，而她，正在北京某大报实习！

　　我可以把老王头的事整理成素材交给她，她再根据报纸的需求，写成类似“社会聚焦”之类的稿子，哪怕只是在谈论一个宏大的农村土地话题或者民俗文化复兴话题上拿他举个例呢。甚至，我还想出了另外一条路：可以写一篇介绍大王村祠堂的稿子送到文化版嘛，只要文章里提到采访过守祠人王分禄，夸赞他几句，不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吗？

　　我便给我女朋友打了个传呼。她回电很快，以为我是想她才找她的。我当然想她，一上来先花了五分钟表达我对她的感情。然后我开始说老王头的事。我女朋友在电话彼端沉默了。她只是个实习生，写稿可以，用稿权在别人手里，她可不想为这事给报社留下乱拉关系的坏印象。我跟她磨了半天，她同意试试，要我回京后先把稿子写出来，她拿到报社，伺机请编辑老师看看能不能发。

　　我做了这个安排，心下大慰。好在我对此地的采访已经基本结束，可以很快回京去推进此事了。

　　临走前一天，王分禄又来找我，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不愿开空头支票，说得很保守：“大爷，您的事我一定想着帮您办，放心吧。”

　　他显然放不下心，盯着我问：“小刘，到底能给我上报不能？”

　　我不得不拿出更加笃定的表情：“放心，都已经找报社的人了，我们尽量办嘛。”

　　“啥报？你说叫个啥报？我记下来。”他有些激动。

　　我迟疑了。八字还没一撇呢，现在说那么详细不好吧。可是……如果不说出报纸名字，那不显得是在随口敷衍他吗？我无法抵挡他渴盼的眼神。

　　“可能是《北京XX报》吧。”我没有底气地小声说。

　　回京之后，我将王分禄的事情写成了两份东西，一份是他那些纠纷事件的素材，一份是王家祠堂的介绍。我女朋友也很仗义，拿着稿子，第二天就去找编辑老师了。

　　我们一起等了一周，两周……然后她告诉我，编辑老师说了，王家祠堂以前旅游版介绍过，这次就不用了。至于土地、文化之类的新闻素材嘛，那要跟着突发事件走。报纸是新闻纸，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王分禄那点事，连新闻的边都挨不上。

　　当然，如果打出了人命就另说了。

第三部分：小麟

黄河还有澄清的水，富豪家莫笑穷人穿烂衣。

　　回到祠堂门口，顺枝正在嗑瓜子。嗑下的瓜子皮小心地捏在她的胖手里，地下倒几乎是干净的。

　　“吃了没有？”我俩同时问对方。

　　“吃了。你吃了没有？”我俩又同时回答，然后都笑了。

　　顺枝下巴一抬，朝向远去的王分禄的身影：“他找你说话了？”

　　我谨慎地点一下头，故意拖长声音带出点迟疑：“嗯——”

　　“别理他！”顺枝从鼻子里发出一个强烈不屑的声音，“那个老头疯疯癫癫的，可讨厌了。他脑子有毛病，来个外人就缠着人家说东道西。反正，他说啥你都别信他的。”

　　“哦，好。”我冲顺枝笑笑，心里有点难过。

　　顺枝起身关上祠堂的门，加了把挂锁：“走，我带你去小学校。”

　　我诧异道：“就这样把门关了，不影响吗？”

　　顺枝嘻嘻一笑：“没事，中午没人来。”

　　村里的小学校离祠堂不远，拐个两三拐，几分钟就走到了。一排五六间平房。顺枝先带我走到尽头上那间，从玻璃窗往里一张，说道：“人肯定没在嘛。”然后看着我一笑，露出一片白牙：“我带你先安顿下，等会儿再跟主任说。”

　　她带我走到最后一间屋子，拿钥匙打开挂锁，推门进去。这似乎是个杂物间，里面有一些暂时不用的小学生条桌和椅子，靠墙的一边，还竖着几个套了墨绿布套的海绵垫子，就是做跳高、鞍马之类的运动时用来保护身体的那种。

　　“你运气好，”顺枝说，“这些垫子才运过来没两个月，都是外面捐的。年初有两个山东学生来的时候，没有垫子，都是把桌子拼起来睡的。”

　　顺枝指挥我帮忙将一个海绵垫子放倒在地。见上面有积尘，又出去不知从哪里拿来把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笤帚，将垫子表面扫了扫，方笑道：“差不多了，其实这垫子挺干净的，比他们有些人家的炕还干净呢。”

　　我感激地笑道：“就是，挺干净的，真是谢谢你。”

　　顺枝走后，我从双肩包中翻出一个美术写生用的折叠塑料洗笔筒，到学校的自来水龙头处偷偷摸摸接了一筒水回来。我往水里滴了十几滴自带的消毒液，将自带的抹布浸在里面。没办法，我对尘土过敏，如果不弄干净，我会全身长满红疙瘩。我说过，搞这行我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我用消毒抹布将海绵垫子表面和侧面擦了两三遍，待干透了，才将自己的睡口袋铺上去。所谓睡口袋，就是一个跟单人被套差不多大小的布袋子，一端开口，睡觉的时候人钻进去，底下铺的、上面盖的就都有了。如果天冷，就向当地人借一床被子加盖在上面。现在天热，我不需要借被子，睡觉时加盖上自己的外衣就可以。

　　说真的，有海绵垫子睡，算是相当不错了。那一晚我虽然有点害怕，但睡着后便顺顺当当一宿没醒，直到第二天村里的鸡鸣次第响起，高亢而激烈。

　　吃过面包和榨菜，喝过小卖部讨来的热水，我捏着昨晚草拟的提纲出门，打算进行更加有的放矢的调查。走到祠堂前的空场上，我看到王分禄还在昨天那个位置站着，显然在等我。

　　“大爷……”我稳住心神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招呼。

　　“小林，”他开口，带着三分急切，“我想着了，那个报纸，叫作《北京XX报》。你帮我找到那个报纸也中。是小刘写的，记者，叫小刘。”

　　“好，”我盘算着，这个任务似乎比找到一九八几年的文章要容易些，“他是哪年来的？”

　　“前年。”

　　“文章是什么时候上报的呢？”

　　“知不道。”

　　“他几月来的？”

　　“跟现在差不多，穿个汗衫。”

　　我点点头：“好，我帮你找找看，如果找到，我一定马上寄给你。”

　　学校图书馆不知会不会保存两三年前的报纸，首都图书馆想必是有的。我想好了：穿汗衫，那就是夏天，最可能在六、七、八这三个月里，三个月是九十来天；而他的事呢，可能会放在社会新闻版里。

　　搜索特定年份特定时长内特定报纸的特定版面，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大不了全部翻一遍嘛。找不到费孝通，找到小刘也是好的。

　　“要快点，你快点找了给我寄过来，中不中？”

　　“嗯，我尽量，尽量。”我想了想，掏出纸和笔来写，“给您留个我的寻呼号，有事您可以呼我。”

　　他接过小纸条，放在手心里缓缓搓了搓：“祠堂的电话只有干部可以打。小卖部的吵了架，不让我打了。”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说：“嗯。”

　　我跟他告了别，走开几步一侧脸，他还在原地站着。我心里好一阵不忍。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日以期待为生……真想还能为他做点什么。但以我之卑微渺小，又有什么是可以做的呢？

　　他眼神怔怔的，见我回头，忽然又开口叫我：“小林……”

　　“怎么，还有事吗？”我有点心惊胆战，同时又为这种反应感到惭愧。

　　“你采访我的这个，啥时候上报？你给我寄来中不中？”

　　我为难地笑道：“大爷，我写的是论文，不上报。”

　　他使劲地想着我的话：“不上报上啥呢？”

　　“呃……”我想了想，安慰道，“说不定收进书里。”

　　他认真思索片刻，又说：“那你把书给我寄来中不中？”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便点头道：“如果有机会出书的话，一定寄给您。”他舒了一口气。

　　我想起来还差一个调查环节，便举起相机：“可不可以给您照张相？”

　　他严肃地点点头，上下摩挲拍打他那件蓝布外衣，又扽了扽里面印着方便面字样的T恤衫，然后庄重地摆出了一个不苟言笑的表情。

第四部分：师妹

世人好比篓中籽，摇来摇去早晚晃在土里。

　　我注意那个老头好久了。

　　他孤零零坐在祠堂外空场边的老槐树下，眼睛定定看着远方，一句话也不说。人们在他眼前来来去去，他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我不是单冲王家祠堂来的，我来是为了调查附近这几个村子的碑帖。大王村一带，曾经有浓厚的诗书传家之风，据说在明清两朝都出过进士。读书人一多，舞文弄墨的就多了，流传至今的各种石碑，就是这一方百姓曾经受到过何种高端教化的最佳证明。

　　虽然研究石碑，可是我对活人更感兴趣。与石碑上呈现出的清明晓畅不同，大王村的村民总给我一种混浊迟钝的感觉。他们想必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可是那个世界，不仅对我们外人，恐怕对他们的家人，也是不轻易开放的。

　　比如那个槐树下的老头，当他看向周遭的一切时，他想必有话要对它们说。可是，也许是衰退的体力和幽深的皱纹安抚并锁住了他诉说的冲动，他端坐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只有一双眼珠不停游走，似乎透露出他对这个世界是有看法的。

　　我装作不经意，慢慢向他那边移过去。

　　世世代代在乡村熟人和零星外来者之间斡旋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应该是一种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生模式吧。城里人大多早已不知“祖传的人生”为何物，但他们知道，并且拥有。这遗产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战胜对未知的恐惧，而且，即使他们彼此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矛盾，对模式的依附也可以保证社群间还能维持正常的黏性吧……我这么想着，距离他只有四五米了。

　　他显然是一个“祖传的人生”的拥有者，他雕塑一般的凝滞状态强烈地吸引着我。他在社群中是怎样一个存在呢？他这种看起来有点游离的状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和故事呢？虽然我是来调查碑文的，可这并不妨碍我开发学术之外的兴趣啊！我真想知道那个故事。

　　在距离他三米左右时我停了下来。我掏出笔和本，装作在绘制祠堂周边的环境素描图。趁着阳光刺眼，我甚至拿出了太阳镜戴上。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在观察他了。

　　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向我这边看了一下，然后又扭转头去。我很抱歉惊扰到了他，但是，为了避免他被进一步吓跑，我假装没有发现他的动作，继续在小本上画着。

　　他又向我看了一眼。我继续画。他盯住我，没有转回头去。

　　我想没必要再装看不见了，多不礼貌啊。我摘下太阳镜，随意地向他挥了挥手里的笔，微笑道：“你好，大爷。”

　　他矜持地笑了一下。我停下绘图，一面打量着四周的环境，一面慢慢走近他，一面笑道：“在这儿乘凉呢，大爷？”

　　他还是盯着我，上上下下地看，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安。我是不是打扰了他的清静？他恼了吗？或者，他身有残疾……比如，是个哑巴？

　　忽然，他开了口，声音略显嘶哑和吃力：“你是北京来的？”

　　“是啊，大爷。”我响亮地回答，对他绽放出一个爽朗的笑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到哪儿去，先拍好当地人马屁是很要紧的。

　　他的眼神一闪，目光里似乎添了些温度：“北京来的好。你认识一个小林不认识？”

　　“嗯……小林？他是哪里的？说不定我认识。”我真会说话，自己都佩服自己。

　　他显然更加高兴了：“小林，姓林，你们北京的学生。她采访过我，说要给我寄书。你帮我找她一下，问她书寄出来没有，是不是他们给我截下了。”

　　我斟酌着点点头：“嗯，行，书叫什么名字？就算找不到她，我可以买了书寄给你嘛。”

　　他摇摇头：“知不道，反正里面肯定有我。”

　　我又点头：“嗯。”

　　他看着我，似乎对我起了好奇心：“你来采访个啥呢？”

　　“我来调查这些石碑。”

　　他显然并没在意我的回答，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问：“你采访不采访我的事？”

　　我笑道：“好啊，啥事？”

　　他正色道：“我告诉给你，政府发给我们孤寡的钱，他们占了，不放给我。我八十五了，他们不放给我。就这事，你帮我告一下，中不中？告给北京的报纸，上一下报，他们就放给我了。要快一点，中不中？……”

　　无边的阳光漏过青翠的槐树叶，在他皱巴巴的老脸上筛下点点光斑。光斑将他的皱纹抚平了，将他的老人斑晃淡了。在光斑的笼罩下，他的脸仿佛焕发了青春，蒸腾出一丝绵绵不绝的希望。

　　看起来，似乎他那祖传的人生，还会有很长很长的路可以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