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李 浩

　　细节和细节的设计

　　⊙ 文 / 李 浩

　　李 浩：一九七一年生于河北海兴。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长篇小说《如归旅店》，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文。

　　

下篇：被设计出的细节

在余华的随笔集《内心之死》中，有一段关于“杀人”的细节比较，两篇作品是相当的名篇：一篇是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沃许》，另一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福克纳写下有些年纪的奴隶沃许杀了自己的主人塞德潘，原因是这个六十岁的老爷使他只有十五岁的外孙女怀孕并生下了孩子。最终，沃许用塞德潘的镰刀杀死了塞德潘。对于“杀人”细节，福克纳用的是简笔，简得不能再简，甚至他都没有去写杀人的过程，只有一句暗示：“他的手里握着那把镰刀，那是三个月以前跟塞德潘借的，塞德潘再也用不着它了。”然后福克纳写杀人后的沃许显示了出奇的平静，他帮助外孙女喝了水，然后又对她的眼泪进行了安慰。不过他的动作是“笨拙”的，他站在那里的姿态是“硬挺挺”的，而且阴沉。然后他坐在了窗口，“整个上午，长，明亮，充满阳光，他都坐在窗口，在等着……”在这里，福克纳有意略过了那个有强烈紧张感甚至血腥的节点，故意不着力，而把笔墨重点放在“细节之后”。

　　现在，我们进入另一个杀人的故事中，看同样的细节陀氏是如何处理的。余华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斧头拿了出来，用双手高高举起，几乎不由自已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几乎机械地用斧背向她的头上直砍下去’。紧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中断的方式延长了暴力的过程，当斧头直砍下去时，他还让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即将遭受致命一击的头部，从而使砍下的斧头增加了惊恐的力量。随后他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再砍两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噩梦般的叙述几乎都是由近景和特写组成，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且以不可思议的笨拙去挤压它们，他能够拧干一条毛巾里所有的水分，似乎还能拧断毛巾……”

　　不只是余华，有许多的作家都愿意在他的阅读中，把某一主题相似、内容相似的细节放在一起比较，我也希望大家建立起这个习惯，进入文学的内部，理解并掌握其中的设计，理解细节设计的多样性。就这个“杀人”细节，马原在他的讲稿《虚构之刀》中列举了海明威短篇《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细节，在那里，杀人（女人在狩猎时“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是意外还是有意最终也是个谜，这个细节本身已是高潮，然而海明威并不惯常地停止，而是继续推进，用对话推进，用情绪推进，在我们以为已经停止和可能停止的点上又进一步，两步，三步……同样，在马原的《虚构之刀》的另一篇《另一种悬念》中，他枚举了更多的“杀人故事”：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加缪的《误会》，卡波特的《冷血》，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博尔赫斯的《等待》，等等。

　　这种比较，会让你明白，作家对于细节的把握和其中的差异，差异之间的优势、特点和原因；会让你明白，细节的设计与设计的分寸。有人举过鲁迅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中主人公买酒的细节，先看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阿Q就不同了。他“中兴”之后，阿Q从城里回到了未庄：“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地在酒店门口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孔乙己买酒，作者用了一个“排”字。这个细节描写使我们仿佛看到孔乙己把钱一文一文往柜上排成一排的样子，他是那么细心，那么谨慎，那么认真，生怕多给别人一文，所以要一文一文地数。这个细节描写，不但极为符合孔乙己寒酸、贫苦的生活处境，也刻画出孔乙己这个旧知识分子斯文、纤弱的生动形象。阿Q买酒付钱，作者用了一个“扔”字，这个细节描写写出的是阿Q的粗鲁神态，那样“土豪”，而且很好地折射出了阿Q当时的心理——今天老子比你们阔多了。

　　文学的细节该如何设计？在准备此文的过程中，我希望查找一下相应的资料，以避免自己因为知识面上的不足而挂一漏万，然而收效不大。很少有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是的，它更多地属于“技术活儿”，是作家们在不断实践中的暗自摸索。所以，在这里，我以我在阅读、写作中的“个人经验”谈一下我对细节设计的一般理解。需要申明的是，它，可能仅是一家之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细节”出现。对它的观察和记忆很可能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地”补益到我们的创作中，而它，有时会更有力量和丰富性。当然，源于生活并非说它们就能够直接拿来而不需要重新设计——真正不需要重新设计，自身就包含着重量和力量的细节是不多见的（那些从观察中得来、为呈现生活质态而书写的“自然主义”的细节，在这里我不做详尽疏理，以后再另做文章）。尽管有人说“真实性是细节的生命”，我部分地认同，我更愿意把真实性换成真实感。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庄严的谎话，可是在这种庄严的谎话里，小说在细节上不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在谎话中建立真实感，细节的作用举足轻重。在这里，我也将违反我一向的自我“禁忌”，开始谈我的作品和我的写作——我只能借助自己的经验（因为诸多作家是不屑于坦露自己的设计和设计方法的，在我看来倒不是他们怕别人学得，更多的是出于谦逊，不愿对自己有更多标榜）。

　　我的小说《那支长枪》中有一个父亲编织粪筐的细节。这个细节源自生活，源自我的姥爷——我参照姥爷和他的习性在“父亲”的身上“添油加醋”。在我的记忆里，姥爷是一个木讷少语的人，他的确编过粪筐，而且不止一只，我姥姥对他的技能很是不屑，得承认，姥爷是个笨人。好，在写作这篇关于“父亲”的小说时，我将这一细节从生活里拿来，然后根据需要加以改造。其中有这样一段：“在这个过程中，我父亲对付那些柔韧的柳条一直是咬牙切齿，仿佛跟柳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仇恨。进而，他跟编好的粪筐也有了巨大的仇恨，在每编完一个之后他都狠狠地踢上几脚，在粪筐散架之前放到一边，再也不看它一眼。”“咬牙切齿”是我给的，在生活中我的姥爷从未如此；“踢上几脚”也是我给的，在生活中他也从未如此。不只如此，后来出于需要，我又加了一段：“最后我父亲和它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父亲把它抡起来重重地砸在地上，他跳上去对着那些柳条踩着，踩着……”这场所谓的爆发完全是我的添加，生活中没有出现，但，我相信它有出现的可能。我把“可能”抓在手上，让它成为故事里最有意义和意味的细节。

　　我还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一只叫芭比的狗》。之所以有了写作它的灵感，是因为当时我在《北京文学》上班，住得相对较远，在路上等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小狗，它走路的姿势与众不同，大约是患有脑瘫之类的疾病，四条腿很不协调——可怜，可笑。当时我并没有想它会作用于我的小说，事实上，在这篇小说中这个细节并没出现。它的作用是，在半个月后，突然勾起我的一段记忆：我家一个邻居养了一只母狗，在发情期有许多的公狗都集中于我们家周围，也确让人不堪其扰。后来，邻居家的哥哥、我弟弟还有别的什么人对公狗们发起了围剿，将它们一只只打死，然后炖狗肉吃掉。这两个生活中的情境一起发酵，在小说中，我进入邻居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那个邻家的哥哥成了我的哥哥，而那只在北京某地所见的小狗，也就变成了我们家的狗，不过它不是脑瘫，而是遭受了“侮辱和损害”。这只小狗成为我思考、发掘人性的首要“道具”。所以，细节来自于生活，落实到小说中它可能，也允许发生种种“变异”，你可以赋予它新的“魔法”，让它更有趣味、魅力、动人的力量以及飞翔感。

　　谈及飞翔感，我想列举马尔克斯在写作《百年孤独》时的某个例子：小说中有一个几乎人见人爱的俏姑娘雷梅苔丝，马尔克斯想让她离开人间进入空中，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细节和手段。“她怎么也上不了天。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到，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去了……”

　　还有一类是，依据人物性格特征、事物发展逻辑而设计的细节。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坏子爵”那些破坏性的细节：“‘你们看那上面。’一个仆人说。他们朝曙光逆照中挂着的梨望去，都惊呆了。因为梨已不再完整，而是被竖着切掉了一半儿，挂在各自的柄上。”之后，他们还发现了跳跃着的半只青蛙，绿叶掩藏着的半个甜瓜，一个个切成一半儿的蘑菇……这些细节的出现是依据半身的梅达尔多设计的，它有强烈的依附性，你将它换给另外的人，包括小说中另一半儿的梅达尔多，都不成立。人物有怎样的性格，事物有怎样的发展逻辑，你就为它设计相应的细节。在这里，细节必须“量身定做”。我的朋友、作家刘建东有部非常不错的长篇——《全家福》，其中有大量细节描述“姐姐”对药片的嗜好，她不停地寻找药片，收藏，获得。这一嗜好当然有她性格、命运以及故事发展的合理性，这一美妙丰富的细节如果换给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不成立。事实上，前面我提到的源于生活的诸多细节，都与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事物发展逻辑密切相关。

　　还有依借其“象征性”设计的细节。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有一段军官对某个犯人行刑的细节，它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贝克特戏剧《等待戈多》中那些等待的细节同样充满了象征。萨特的《苍蝇》，不停飞舞、挥之不去的苍蝇们当然是种象征。我的朋友、批评家金赫楠向我推荐过一个电视剧《裸婚时代》里的细节：两个人，一男一女，有着内在的深爱，但因生活的种种而选择了离婚。离婚后，这个男人遭到一个富家女的疯狂求爱，这时男人的选择（细节）是，把他结婚戒指穿成的项链从衣服中掏出，含在嘴上。金赫楠说，这个细节是小说中所无的，而电视剧加入了它。就是这个细节，一下子把一向理性的批评家的心击中了，让她泪流满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在通俗性的电视剧里添加的细节归属于象征。为何电视剧中加入它，设计一个这样的细节？它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再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关于“演讲台”一节的描述。那一节，君特·格拉斯试图通过他设计的细节来展示和认识纳粹。那是为呈现思想和思想深度设计的细节。我们先看一个细节，那就是，贝布拉亲吻了“我”的额头，对“我”说：“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演讲台，代表着权力，是居高临下的地方，可以指挥和召唤他者。它的意味深长处在于，这个贝布拉是个侏儒，是一家马戏团的团长。侏儒，马戏团团长，和象征权力、召唤的演讲台联系在一起，一下子就有了深度，有了对“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多重反讽。马戏团团长进入到权力指挥中心，他会如何使用他的这一权力，会上演怎样的马戏？侏儒，畸态的矮小者，凭借演讲台他会高大起来吗？进而他的宣传与言说，战争和侵略，会使一个矮子获得高大形象吗？接着，君特·格拉斯顺着贝布拉“切莫站在演讲台前”的忠告而让奥斯卡蹲到了演讲台下，这个细节其本意是反思的，从另外角度观察的。接下来，格拉斯再进一步，让蹲在演讲台下的奥斯卡敲起鼓，他的鼓声干扰了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鼓手，音乐改变了，宣传场所最终变成了一场有欢快感的舞会。整个章节的故事和细节都应是作家设计出来的，如果按照生活发生的逻辑，一个人对历史的这种干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文学细节的设计中它却可以出现，并建立起显著而卓越的深刻。在这里，纳粹本以为“庄重、正确”的演说，因为欢快音乐的加入变得失控，强大的控制感也遭受到消解。

　　我有部中篇小说《英雄的挽歌》，我让“父亲”成了结巴，后来长篇小说《如归旅店》中这个细节又得到了延续。把父亲设计成结巴在我写作《英雄的挽歌》之初并没有想到，我当时一直在想给本质怯懦、“外强中干”的“父亲”寻找一些与“英雄”更强烈的反差，后来基本的故事、基本的细节都有了，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够。某一天，我需要向某个我并不熟悉的领导汇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出于紧张，我竟然出现了轻微的口吃，这让我整整一天都耿耿于怀。晚上，我面对稿纸，一边想我要写的故事一边回忆上午的尴尬，这时，突破口一下子来了——父亲也口吃了。这会更加重他的怯懦感，这会是他“英雄道路”上难以跨过的绊脚石，当然这也更刺激他在更弱者面前呈现出力量来。它的出现推翻了我原来的思路，后来小说的第一句也变成：“我的父亲是个结巴，如果他问你‘吃饭了吗’，他会一直吃吃吃地吃下去，直到你也感到吃力和乏力为止。”

　　还有作为“闲笔”出现的细节，它的设计应当如何？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对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的细节描述是插入式的，它和文章主题确实关联不大，但作为“本书中最有意趣的一段”，它在出版者的鼓励下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绝非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细节在一篇文字中必须少量出现，并且不可过繁，一定要将它保持在限度之内。还有一类闲笔性的细节，往往出现于大高潮出现之前，它的出现实质是为后面的高潮积蓄力量，有意在紧张中放缓，让它更为张弛有度。鲁迅的《祝福》中人们又逗祥林嫂“额上的伤疤”那段，是可以看作此类的闲笔的。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父亲穿着制服睡觉的那一细节也属于这样的闲笔。还有一类，像唐纳德·巴塞尔姆“碎片”化小说中的细节，它们有时仿佛就是闲笔堆起的，并不指向主题和确切含义。

　　在设计细节时，作家们往往会“综合考虑”：这一细节既要顾及真实感也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走向，同时它又具备新奇感，富有象征和深度……基本上，没有多少细节的设计会只考虑单一向度，它会照顾到更多的面。在一篇作品中，核心性的细节和非核心细节在设计时也会有所区别，在宾上的笔墨和用在主上的笔墨要有统筹性的考虑。同时，我们要懂得，细节不一定使用繁多的笔墨才算，有时它使用最经济的简笔，可能会达到更佳的效果。譬如马尔克斯《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最后一段，处在饥饿、衰老和贫困中的上校和妻子关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吃什么”的争执，小说中写道：“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又不可战胜的人，回答说：‘吃狗屎！’”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有突出功效的和特点的细节，往往在文字中出现得不止一遍，它会有前后、轻重的分配，它会有前后的呼应，重要的细节一定要致力于榨干它的全部价值，包括全部的“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人钻进了一个箱子，那在小说中，他肯定会一次次钻进这个箱子，这个箱子的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如果一个人有一双长腿，这双长腿也必须一次次用于奔跑，直到碰壁直到折断为止。我为父亲选择了编粪筐的细节，那好，它会在小说的前、中、后半段屡次出现：第一次出现这一细节时我更多的是描述；后来，在父亲“再次自杀”之前，它故意平静；接下来，它辅助故事进入一个高潮，出现了父亲和它之间的激烈战争；之后，我有意不再提它，仿佛这一细节已被遗弃，但不，它在故事的几次波澜后面重新来到，这次，我的设计是，让父亲吃过早饭后就去编织，“他把这件事搁置得太久了，因此他编得更加难看”“随后他就失踪了，我、母亲和李博都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离开的，那个难看的粪筐搁在那里，张大着惊愕的嘴”——父亲奔赴他另一次的自杀，这时编织粪筐时的平静是种表面，掩饰，他以此转移，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让这个细节又辅助了另一波的波澜。后来，我还提到过一次相关的、在父亲自杀成功之前的细节，“在那个时期他的工作都是半途而废的，他没编完过一只完整的粪筐”——它类似于闲笔，点到为止，在这时，我觉得它的剩余价值也基本榨完了，若有余味儿，它也在文字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