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媛

　　中国人对海德格尔学习可以追溯到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沈有鼎先生, 他在德国访学期间就曾听过海德格尔的课程。但海德格尔思想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存在主义”是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人道主义”“现代主义” “形式主义”等诸多文化思潮的涌入，开始在我国逐渐传播的。随着关注中心从萨特转向海德格尔，到了90年代便形成了“海德格尔热”，他在中国激起了经久不衰的阅读热情。在大众文化风行、传播媒体当道、文化泡沫沸腾的信息时代，海德格尔的著作被接二连三地翻译出版。但这些书究竟有多少人能耐心地读完并心领神会，却实在不好说，毕竟海德格尔太难解了。正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译者孙周兴所说，这本著作出奇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充满了晦涩曲折的义理。”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探问者之间》收录在海德格尔演讲报告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第三篇，是因195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的一次来访而作。这是海德格尔作品中较为例外的一篇，作者以交流对话的形式探究了日文章化中的一些问题，并对语言本质进行了深入讨论。而这次交流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一场经典且影响深远的对话。

　　“对话”是由对九鬼伯爵的怀念展开的。手冢富雄介绍九鬼伯爵把关于日本艺术和诗歌的美学讲课稿汇成一本书出版，并进一步说明“他试图借助欧洲美学来考察日本艺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当即反问：“在这样一个计划中，我们可以求助于美学吗？”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用欧洲语言来探讨东亚艺术的本质，会把所谈的一切欧洲化，也就会带有摧毁了去道说所讨论内容的可能性的危险。在他看来“美学”一词是欧洲话语系统下的名称和概念，用欧洲话语或概念来研究东方文化不仅没有必要，同时也是不恰当的做法。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首篇《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就提出：“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我们在梦中说。我们总是在说。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我们也是在说。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某项活动，或者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居于其中的东西，人就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也只有在先在于他的语言的引导下，才能理解自我和世界：语言预先给他规定了视野，引导着他的眼光。正是语言命名了世界万物，并为其赋予了意义。语言，使世界成其为所是，使万物成其为所是，语言对于人，就像他生息于其上的大地，就像他须臾不可或离的家园，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就先天地就被语言所贯穿、引导。人们不断以某种方式说话，却对语言的本质无所思，从这个层面上讲，所以与其说是人在说话，不如说是语言在说话，是语言在借人的言语在说话；与其说是人在说，不如说语言在说，人的话语只是语言借以自我表达和自我延续的途径而已。此处语言并不是指人日常所说的语言，而是被海德格尔称为“道说”的语言，它基于其各自不同的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各自语言所道说的途径也是不同的。“人是通过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欧洲人和日本人栖居在不同的“家”中，因此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从“家”到“家”的跨文化的交流也是无法进行的。

　　海德格尔对手冢教授关于东亚人追求欧洲概念系统是否必要的尖锐提问不禁让我们反思：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有没有可能展开？20世纪西方文论有着惊人的发展，文学思潮也是此起彼伏，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受到西方文论的激荡。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或创作思潮更是受到了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深刻影响，国人对西方文化趋之若鹜。从一个个理论关键词的频繁引用到一次次本土文化思潮的不断兴起，当代作家技巧的“追新”与当代学者理论的“追新”总是停留在西方思潮的表面,并将这种模式搬进中国语境, 进行复制式的对照。这么做的后果是我们对西方文学思潮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读。例如现代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的讨论就在人道主义的理论语境中展开，这严重制约了人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并在后来抽象为“自我表现”、“意识流”、荒诞变形等种种写作技巧，也因此引发了国内“伪现代派”的批评。再如西方feminism在翻译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的过程中，这个词的意义受到了民族国家意志的篡改，这导致我们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误导了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对“个人性写作”“私人写作”的强调。这种对“女性写作”的接受建立在误解之上，对女性隐私的暴露恰恰迎合了男性窥探欲望，结果是走向了女性主义立场的反面。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我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算是成功。

　　新时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大肆流行固然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的开放进步和不同文化群体的冲突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武器。西方思潮的传入根源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它既对中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也反过来受到中国具体历史语境的限制。海德格尔和手冢教授的对话小心翼翼地规避着试图用欧洲语言来道说东亚艺术本质的危险，而在当下日益兴盛的中西结合式文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明明白白地目睹了海德格尔所说的 “对话”的危险。因此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完全以西方文化传统为标准来统一考察风貌各异的不同国别的文化是否可行？而当我们获取到外来的理论资源时应如何审慎利用和吸收？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方式去审视探究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

　　阅读海德格尔的哲学作品，也许能从中获得解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探问者之间》中海德格尔哲学语言像是家常话一样朴素。对话如拉家常一般的从对一位自己已故的学生的怀念开始，接着就如在标题中称自己为“探问者”一样，他没有站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带着本真的求知欲平等的来看待日文章化，并尖锐地质疑、提问。他的哲学语言很少使用那些西方哲学著作的常见的冷冰冰的抽象术语，而是娓娓道来、充满温度和美感的。在海德格尔的笔下，世界不再像哲学经典中那样抽象、玄虚和难以超越，而是重新变得充满诗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小到一双农妇穿旧了的鞋子、一首优美的诗歌，大到一座庄严的神庙，在海德格尔的笔下都获得了丰富生动的质感。暮色黄昏，晨曦初露，冬闲的荒芜田野，巨岩满布的岩谷，他的哲学和自然生活息息相关。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又是丰富的，意味隽永的，并不因其朴素而浅薄枯淡。可以把他的哲学话语比作拉家常，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却又是最难言说的。正如“语言”本身，它是人们最熟悉谈论得最多的，因为人们对它的本质无所思考，所以语言也是人们最陌生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海德格尔哲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能够用最平淡朴实的语言说出不可说的东西，道出了人们一直以来身在其中却不自知的存在家园。而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他素朴的话语，并非是他故作高深或玩弄辞藻，而是我们总试图在他的话语中挖掘出一些穿凿附会的所谓的“哲学”的意义。“思想中持存者乃是道路。而且思想之路本身隐含着神秘莫测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能够向前和向后踏上思想之路，甚至返回的道路才引我们向前。”实际上恰恰是他想要“回到开端中去”，拂去遮蔽在语词真正意义上的尘埃，使用词语最简单的字面意义或是本源意义。

　　“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对语言本质的追求也许是要带领我们回到人们最初始的家园：从一切文化的源头开始，让西方回归古希腊，让中国回归先秦。正如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末尾所引用的荷尔德林的那句诗句：“依于本源而居者，最终难弃其位。”也许回溯到自己文化的源头才是引导我们穿过幽暗的林地走向无蔽澄明的唯一的路。

　　[1]［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德]莱因哈德·梅依著,张志强译.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新时期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5]赵艳华.解读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J].文教资料,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