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 拉

　　一个寻找天堂的人

　　⊙ 文/马 拉

　　

　　马 拉：一九七八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收获》《上海文学》《大家》《作家》等刊，出版有长篇小说《死于河畔》《未完成的肖像》《果儿》《亡灵之叹》，诗集《安静的先生》。现居广东中山。

　　去年，北溟大旱，从五月到十月滴雨未下，空气干得像流动的汽油，随便划一根火柴就能噼里啪啦地烧起来。这个漫长的夏季，因为炎热和烦躁，人们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据北溟市公安局统计，从五月到十月，北溟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达一千三百四十四人，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百二十五，其中大部分人死于车祸，小部分人死于酒后斗殴。然而，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得了一场大病，就像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旱一样，父亲的病一直拖了六个月，才慢慢好转。

　　父亲是很少生病的，得这场大病之前，父亲壮得像一头牛，一只手能轻松地提起两只重磅哑铃。父亲喜欢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两杯，白酒，玉米烧。他喝不惯从商场里买回来的瓶装酒，因为这个，母亲每年夏天都要拎着两个硕大的酒壶回乡下。但去年，母亲还没有回乡下之前，父亲仿佛有预感一样对母亲说，今年就不要回乡下了，你回去了也买不到酒，买了也没有人喝。然后就是持续的大旱。父亲也在一个早上瘫软了，起不了床，酒自然就喝不成了。躺在床上的父亲，连话都说不了，母亲每天给他喂一些稀粥。晚上，我和哥哥轮流帮着母亲把父亲扛起来，给他洗澡。夏天，长久的干旱吞噬了父亲身上的水分，他的皮肤一块块地皲裂，摸起来和一块刚刚锯好的木板一样。洗完澡，父亲看起来才稍微像个人。母亲经常哭，有时当着我们的面，有时候不当着我们的面。父亲和母亲一辈子没当着我们的面说一句亲热的话，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我从来没看过他们牵一下手，哪怕是拍拍肩膀，这些都没有。我们都以为父亲是活不过那个夏天的，因为炎热，那个夏天死了不少人，何况父亲重病在身。

　　关于父亲的病，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带父亲去看医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医生说，父亲的身体器官都很正常，甚至表现出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强健，至于父亲为什么突然瘫软，医生也只能摇摇头。他说，虽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各种现象，但有些现象却是连科学也解释不了的。母亲和我们都没心思听医生说废话，既然治不了，我们只能把父亲抬回家，听天由命。母亲说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没做什么恶事，老天却让他受这种罪，可见老天也是经常瞎眼的。我们对母亲的说法没什么异议，也不能有什么异议。

　　十一月初，北溟下了一场大雨，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这场雨在十分钟内就把北溟的主要街道给淹没了，车子和行人被困在街上。事后，我们从北溟新闻里看到，北溟水最深的地方居然有两米多，记者在现场将一根长长的竹竿插到水里，然后测量。我怀疑记者的竹竿是不是捅到了下水道，但后来很多人说，当时北溟街上最浅的水大概也有一米深，也就是说，北溟在那天几乎成了一个海洋。还好，这场雨下的时间不算长，前后大概只有四个小时，直到现在北溟的居民说起这场雨还是心有余悸，丝毫没有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就在我们一家子都盯着电视，几乎把父亲给忘记的时候，我们听见父亲说：“下雨啦！”母亲说“是啊”，我们回头看了父亲一眼，然后接着看电视。过了十多秒钟，我们所有人猛地转过身来，盯着父亲，像是看着一个外星球来的怪物。父亲居然自己站起来了，而且说话了！等我们确信站在我们身边说“下雨啦”的老人确实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丈夫时，我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六个月，整整六个月，父亲躺在床上像个死尸，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存在时，他突然站起来了。短暂的眩晕之后，我们心里充满了喜悦，仿佛我们又白白捡了一个父亲。最激动的当然是母亲了，她第一次毫不羞涩地当着我们的面抱着父亲大哭。

　　晚上，父亲主动要求喝点酒，母亲的眉头皱了一下，还是很乖巧地给父亲倒了一杯，还是玉米烧。父亲喝得并不多，以前他都是喝两杯的，这次他一杯都没有喝完。吃饭时，父亲动作很慢，喝酒也是慢吞吞的。吃完饭，喝完酒，父亲自己去洗了澡，还陪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说他有些累了，要去睡一会儿。父亲进房间后，母亲连平时最爱看的电视剧都没有看，跟着父亲去了他的房间。第二天吃早餐时，母亲对我们说，父亲昨天突然醒过来，她又喜又怕，喜的是父亲醒了，怕的是父亲是人家说的那种回光返照。那天夜里，母亲守在父亲的床边，一夜没合眼。早上看见父亲正常地醒过来，母亲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她相信父亲确实是醒过来了，而不是回光返照。

　　父亲醒过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身体基本康复了，晚上喝酒也能喝上两杯。母亲看在眼里，自然是充满喜悦。以前，母亲是很喜欢唠叨父亲的。现在，母亲再也没有唠叨过父亲，两个人变得非常恩爱。父亲醒来之后的表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好。一般来说，病人康复之后，脾气往往变得暴躁，但父亲不是。他变得慈眉善目，对我们几个也很体贴，父亲以前是个粗心的人。他从来不记得我们的生日，也没有给我们买过任何礼物，就是过年也没有给过我们压岁钱。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她心细，总是责怪父亲，责怪父亲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说父亲当爸爸当得太容易了，什么事情都没做，几个孩子就长大了。以前母亲这么说，父亲总是皱着眉头，并不狡辩，却明显有不屑的意思。这场大病之后，父亲整个地变了。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到街上给我们买好油条和面包，然后回家磨豆浆，热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等到七点三十分，他挨个地跑到我们的房间，叫我们起床。我们去刷牙时会发现，父亲帮我们把牙膏都挤好了。趁我们吃早餐的空当，父亲会帮我们把包收拾好，然后看着我们出门。

　　关于父亲的性情大变，母亲有自己的解释。她说父亲肯定是在大病期间想通了人生的种种道理，然后大彻大悟。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真有大彻大悟的人，但父亲的表现却让我有些恍惚。他的眉毛开始变白，先是灰白，然后慢慢全白，接着是头发和胡须。很快，父亲就变成了一个鹤发童颜的人，整个样子看起来就像挂在中堂的寿星老头。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有磁性。他说话的语调越来越平和，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有质感。

　　父亲退休前是肉联厂的工人，说是工人，其实也不太准确，他只是挂靠在肉联厂下的一个屠宰场的屠夫，但编制的确是肉联厂的。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笑着说全国有编制的屠夫估计就只有他一个了。父亲所在的屠宰场是一个并不大的屠宰场，每天大概能给肉联厂供应二十头猪，十头牛。父亲和他的几个同事把猪牛杀好后，就由他们老板开着车子把这些已经切成块的肉送到肉联厂，然后由肉联厂制成火腿肠或者腌牛肉卖到千家万户。在父亲十多年的屠夫生涯中，父亲杀了上万头猪牛。我曾经去过父亲所在的屠宰场，屠宰场里到处都是暗红的血迹，堆满了猪毛，空气中弥漫着猪毛和皮肉腐败之后混杂在一起的浓烈的腥臭味。我去过一次，没有再去第二次，父亲不让。

　　我去的那次，父亲正在杀猪，在两个助手的帮助下，父亲拿着一条大约七寸长的杀猪刀刺进了猪的脖子，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喊叫，血像喷泉一样准确地喷在一个放在地上的大盆子里，血流的速度越来越慢，由喷变成流，然后是滴。等变成滴了，父亲的两个助手就把猪放开，它已经死了。把猪剖开后，父亲的助手带着赞叹的语气说：“又点心了，牛啊。”他指着猪心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老子每刀都能点到心上，这功夫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猪心上被划了一个大约一寸深的痕。他说，别人杀猪是在把猪心取出来后，再给上一刀，表示猪被点心了，已经死了。可你老子从来都不这样，他一刀下去就行了。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屠夫，这个不用怀疑。父亲杀完猪，一遍又一遍地洗手。盆子里的水已经很不干净了，呈现出褐红的颜色，可父亲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洗，然后拿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把手擦干，坐着抽烟。抽完烟，父亲开始分肉，然后杀下一头猪。父亲经常洗手，他的助手很不理解，他说反正一会儿还要弄脏的，有什么好洗的，再说也洗不干净。他说他就在下班的时候洗手，别的时候都不洗手。

　　下班后，父亲脱下身上沾满零零星星血迹的工作服，换上早上出门的衣服回家。和父亲一起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快到家时，他揪住我的耳朵说，回家不要跟你妈说你去我那里了，以后也不准去，不然老子抽死你这小兔崽子。晚上，父亲喝了两杯酒，然后看电视，然后睡觉。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原本是在乡下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城市，成为机械厂的工人。很快，由于父亲积极的表现，父亲转了正，还入了团。也就是说父亲由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端上了铁饭碗。但这种良好的状态并没有保持多久，父亲很快被人从机械厂赶到了肉联厂，然后又被安排做一个屠夫。父亲每次说起其中的原因总是感慨万千。

　　还在机械厂时，单位的领导本来是准备安排父亲做团委书记的，可父亲太老实了。他对领导说他只读了两年书，字认得不多，做不了官。领导听完父亲的话哈哈大笑，他说：“让你做团委书记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做官。你不会，可以学嘛，什么事情都是慢慢学的。”父亲坚决不做团委书记。他说一千多人的厂子，好多初中生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让他去做团委书记他做不了，也做不好。和领导谈过几次话后，父亲对领导说你们让小王当吧，小王一肚子的墨水，还会写文章。领导皱了皱眉头，他们知道父亲的性格，如果他愿意当的话他早就当了，现在看来父亲是真的不愿意当。

　　小王是和父亲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工人，工作也很积极，确实也读了几年书，更重要的是他写的文章还能在报纸上发表，这让父亲充满钦佩，他由此坚定地认为小王是做大事的人，是文曲星转世。在父亲的争取下，小王后来真的当上了团委书记。小王当上团委书记后，送了一个笔记本给父亲，扉页上写着一句话“苟富贵，莫相忘”。这几个字父亲都认识，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也不好意思去问人，父亲一直把这个笔记本当宝贝一样收藏着。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父亲喝了三杯酒，然后翻箱倒柜地找到这个笔记本。父亲把笔记本打开，放在我面前说：“你要上大学了，也算是个秀才，你给看看是什么意思。”我扫了一眼说：“就是说即使有钱了，做官了，也不要把对方给忘记了。”父亲愣了一下，说：“你仔细看看，你看错没？你哪能这么快就看出什么意思呢？”我又看了一眼说，没错，就这个意思。父亲“啪”的一声将笔记本扔到地上，红着脸吼道：“小王个狗日的是个油脑壳！”油脑壳是骗子，不厚道的意思。

　　好几年后，父亲才告诉我，小王当上团委书记后，很快就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在厂子里也很有地位。父亲对他虽然很钦佩，却不会去巴结。父亲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也很有原则，因此经常和小王发生矛盾。父亲说小王当了团委书记后就变了，只听领导的话，完全不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父亲年轻时很认真地学过毛主席语录，知道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小王后来看见父亲就烦，也不大回宿舍住了。这样过了大约一年，父亲接到一张调令，这张调令把父亲从当时最红火的机械厂调到了肉联厂，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父亲的境况越来越差，后来就做了屠夫。父亲说起这件事情就觉得气闷，他说他没做错什么事情，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想不通。

　　快退休了，父亲才从当年的老同事那里知道，父亲被机械厂踢出来，完全是小王的主意。老同事一边说一边摇头，他们对父亲说：“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呢，让你当官你都不当，你让小王去当，小王那个油脑壳你也不是不晓得。”父亲不好说什么，他说我怎么能想到呢？老同事告诉父亲这些时，都已经下岗了。机械厂在八十年代已经不行了，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人都下岗了。父亲的同事对父亲说，还是你好啊，好歹还有个工作做，退休还有几百块的退休金。父亲只笑笑，什么话也不说。

　　小王的官做得挺大，一直做到了正厅级，父亲知道他写的“苟富贵，莫相忘”是什么意思后，说起他的时候总是很不屑，他说小王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果然，小王后来因为贪污被抓了，然后被枪毙了。往日的小王、今天的老王被枪毙后，我本来以为父亲会高兴的。那天晚上，我拿着报纸说，爸，小王被判了死刑啊！父亲看完后，脸上没有一点喜悦，相反还显得相当落寞。然后一个人进了房间，抽了一个晚上的烟，母亲敲门他也不开。第二天，父亲就去肉联厂办了退休手续，从此闭门不出。然后就是去年的那场大旱，父亲病倒在床上长达六个月。

　　在父亲日渐平和而细致的生活中，我们开始觉得有些不习惯。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甚至觉察出其中的好来。母亲也开始表扬父亲，说和父亲结婚快三十年了，这段日子是她过得最舒心的。母亲感叹到，如果父亲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人生该是多么幸福，说不定连父亲的一生也会改变。在母亲的印象中，一直是小王窃取了父亲的职位。母亲说当官谁不会呀，就你是个傻瓜。小王被枪毙之前，母亲曾经一再就父亲不愿当官的事情取笑他，言语中颇有几分失落。后来，小王被枪毙了，母亲又开始暗自庆幸，说幸好没有去当那个官，弄得家破人亡的。母亲说小老百姓的，不就图安安稳稳过日子，吃饱了，穿暖了就行了。父亲醒来之后的表现让母亲很满意，她的脸上呈现出幸福的酡红。

　　我们不在家时，父亲经常会陪母亲散散步，多半就去附近的小公园里走走。那里老人多，打太极拳的、舞剑的、扭秧歌的都有，看上去像一场杂乱无章的演出。对周围这些人的表现，父亲很是不屑，他说我就不相信甩甩手能甩出个身体健康来，说不好一不小心就把老胳膊老腿给甩脱臼了，想接怕是也接不上。母亲本来是准备去练太极拳的，连练功服都买好了，但父亲说你搞那玩意儿干吗呢？你也不要打仗，再说你看人家练了一辈子的，说不定出门就被汽车撞死了，你就算把身体练得跟牛一样结实，你顶得过汽车吗？母亲对父亲的话不完全理解，暗自琢磨却觉得也隐隐有点道理，谁知道什么时候有个天灾人祸呢？于是，母亲放弃了练太极拳的想法，只陪着父亲散步。两个人经常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晒太阳，父亲的一头白发和眉毛非常引人注目，但父亲对这些人的好奇全然不在意。父亲的样子看起来像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已经找不到一点屠夫的痕迹。

　　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过了一段安逸的日子之后，父亲开始学习读书识字。虽然父亲每天早上还是照样给我们做好早餐，我们出门之后，父亲不再和母亲一起出去散步，而是开始读书，母亲不得不充当了他的家庭教师。晚上，我和哥哥回家后，父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玄，他开始不断地跟我们讨论人生的意义。刚开始，我们还觉得有趣，父亲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在讨论人生意义什么的，这让我们觉得新鲜。我们用西方的中国的各种理论向父亲阐释人生的意义，包括价值观、人生观等。遗憾的是父亲不太认同我们的看法，他总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样。父亲并不和我们争辩，他只是摇头。母亲有些担心，她说你爸是怎么了，他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

　　父亲去过一次东方山，一个在我们家附近的山，山上有很多庙，据说很多高僧在那里开悟成佛。关于东方山是有一些故事的，传说东方朔年轻时曾在此读书，此山因而得名。围绕东方朔也演化出了不少故事和景点，游人很多，香火自然旺盛。父亲从东方山回来之后，变得更加不爱说话，经常闭门不出，我们一个月难得见他一面。

　　父亲开始素食，每天都要母亲把饭食送到他的房间，并且不准我们进去。我们曾经问过母亲，父亲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母亲却摇头，她说父亲的气色看上去似乎很好，只是整天在那里翻书，画一些奇怪的画儿，母亲说她看不懂他画的什么。父亲偶尔也和母亲说话，他说他听见被他杀死的上万头猪都在叫他，他的手上全是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母亲就劝父亲说，猪养着就是杀来给人吃的，你杀猪是为人民做贡献呢。说起小王，父亲也充满愧疚，他说如果他不推荐小王去当团委书记，小王就不会去贪污，也就不会被政府枪毙，也就会平平安安地活着。父亲说，他杀了那么多猪还安稳地活着，小王贪污了一些钱却被枪毙了。他说猪都是活物，都是性命，而那些钱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小王冤啦。母亲说她越来越难理解父亲了，她说父亲病后脑子可能坏了。

　　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个月，他出来也很突然。他打开房间的门，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我们说：“你们都过来一下！”母亲和我们都围着父亲坐着。父亲的脸色很严肃，他把手里的纸放在桌子上，然后说：“我要宣布一个事情。”父亲说完这句话，看了看我们。我看了看父亲，他的脸色确实不错，很红润，原本已经发白的头发眉毛胡子闪闪发光，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杀猪的父亲，而像一个哲学家。父亲的眼睛很大，亮而且深，我努力想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一点什么，却什么也看不到，只感觉可以顺着父亲的目光一直看下去，就像看着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边缘在哪里。

　　我们都一言不发地看着父亲，父亲把纸展开，说：“我要在那里建一个这样的房子。”父亲说的“那里”是他的村子，他说要建的房子我们却看不懂。父亲说图纸我已经画好了，你们照着做就好了。哥哥是学建筑的，他拿着父亲的图纸看了半天，迷惑地看着父亲。父亲看了看哥哥说，你看不懂，但我知道怎么做。父亲的图纸上只有一些不规则的横横竖竖的线条和几块黑色的墨块。

　　周末，我们跟父亲回了父亲原来的村子。父亲的决定我们无法改变，那个晚上，父亲跟我们说起他的计划时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母亲哭了，父亲说你哭什么呢？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会死，难道你愿意我死吗？我们当然不愿意父亲死，只要他能活着，我们可以让他选择他活着的方式。但回到村子，明白父亲的意图之后，我们还是感到了意外。我们本来以为父亲不过是想在村里建一个房子，自己住起来，继续追寻人生意义。在父亲的决定面前，我们显然都很没有想象力。父亲说他要砍一些竹子，在村口的大树上做一个房子，养一些鸟，父亲说鸟是离天堂最近的动物。父亲说完他的计划，我们突然明白过来父亲的图纸上那些横横竖竖的细的线条原来画的是树枝，粗的墨块则是房屋的四面。哥哥听完父亲的计划，强烈地反对，一向孝顺的哥哥甚至还用出了“荒唐”这样的字眼，他说你怎么能住在树上呢？一打雷，树上是最容易遭雷击的，而且在树上建一个房子，很难建得稳，还有，你如何上下呢？父亲说他可以用梯子。哥哥反问道：“那如果遭雷击呢？”父亲看了看远方，淡然却坚定地说：“那是命！”经过一番争执，我们发现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父亲把房子建好，尽可能地舒适。

　　我们在村子的后山上砍了整整三天的竹子，哥哥带着我走遍了整个竹林，挑选出了他认为最结实的竹子，我们把竹子砍倒，一根根地拖回来。我们一共请了十五个手艺出众的工匠，我们说出我们的计划，他们眼睛里充满惊奇，表现出浓烈的兴趣，纷纷表示愿意参与到这项有创意的工程中来。

　　父亲要在树上建一所房子养鸟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盖房子时，父亲一直站在树下，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就是平时村子里演大戏也没有这么热闹过。十五个工匠在村民的眼光中也显得非常兴奋，显然他们也愿意把房子建得更好，以显示他们杰出的手艺，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可以跟人说他们曾经建了这么一座房子，这种机会可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

　　房子建好后，我们一家人都上去看了看。整个房间的面积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父亲一个人住完全没问题。父亲说，他不要床和桌子那些东西，他只要能住在里面就行。我们看完父亲的房子，就下来了。父亲也下来了。下来后，父亲说以后你们不能上去，谁也不能上去。父亲背着母亲给他准备好的被子和衣服，爬着梯子上去了，还不忘记把梯子也搬了上去。梯子放在树上，一直伸向树顶，直直地指向天空。

　　父亲住上去后，母亲还在村子里待了两天，父亲很少吃东西，多半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树上望着天空发呆。太阳太大了，他就爬进他的房子，关门。这几天，树下一直聚集着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老头啊。他们很快发现父亲在上面几乎没什么动静，甚至没有看见父亲大小便。他们说父亲肯定是着了魔了。不少好心的村民对母亲说，你们老头子怎么能住到树上去呢？他又不是鸟。面对村民的关心，母亲用泪水表明了她的无力。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母亲回到了城里。

　　母亲每个礼拜都回去看父亲，说是去看父亲，其实也只能在树下望一望父亲。母亲说父亲现在基本不下树了，吃的用的他都用一个钩子钩上去。父亲吃得越来越少，一个礼拜连一个面包也吃不完，似乎也不见喝水。母亲说父亲的气色似乎还很好，这真让人觉得奇怪。每次母亲回来总能给我们带回一些新的关于父亲的消息，比如父亲住的树上，真的来了几只小鸟，它们一点也不怕父亲，就站在父亲的肩头上。比如前几天下雨，父亲的房子居然没漏水，父亲说他睡得很安稳。

　　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我们给父亲准备了新的衣裳，希望父亲能回来和我们一起过过年，哪怕就是一个大年夜。我们说过年总不能让父亲还待在树上吧，他怎么说也是我们的父亲，怎么说他还活着。我们去看父亲的那天，风很大，我们几个人的头发被吹得像一只摔坏的鸟巢。我在树下大声地喊父亲，过了几分钟，父亲出来了。父亲一出来，好几只小鸟争先恐后地飞到父亲的身上。我说爸爸，过年了，你就下来吧。父亲摇了摇头。我说爸爸你没什么错啊，天下杀猪的人不止你一个啊！爸爸摇了摇头。我说爸爸小王死了那是他做了坏事啊。父亲还是摇了摇头。我说爸爸，过年了。父亲笑了笑，他挥了挥手，树上的小鸟忽然像箭一样射向天空。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跟我们说，飞快地转身爬到树干上，他爬得那么快，简直就像一只猴子。父亲举起梯子，我们以为父亲准许我们上去了，父亲却狠狠地把梯子砸下来。树那么高，梯子砸下来碎得如同一只只干瘪的莲藕。父亲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母亲是哭着回去的。

　　我们慢慢忘了父亲，母亲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每次还是会带回来一些新的消息。父亲住的那棵树已经成了神树，树上住满了形形色色的鸟，有的村民甚至说看见了凤凰。后来，就有村民开始拜祭那棵树，父亲也被当成了活的神仙。村民们开始收集父亲从树上扔下来的东西，有时是一张画得乱七八糟的图片，有时是一些扭曲的文字，村民们都看不懂，他们请村里的大学生看，他们也看不懂。在夜里，村民们经常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然后听见一只巨大的鸟拍着翅膀从天空飞过的声响，他们怀疑那是父亲的化身。对于这种种传言，我们都置之一笑。父亲只是有些奇怪，但绝对不是神仙。

　　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比谁都了解他。

　　作家自述

　　光了少年头

　　⊙ 文/马 拉

　　仿佛不久以前，我写了一个小说，名字叫《一个寻找天堂的人》。那会儿，我还年轻，有一头浓密乌黑的长发，信不信由你。现在，我摸着我的光头，感慨万千。时间就像一服增肥药，我的体重从当时的一百三十斤迅猛扩张到一百六十多斤。那是多大一块肉？过年腌腊肉，我让师傅斩了三十斤猪肉，那块头把我吓了一跳。十多年了，很多事情都变了，不变的也有，我还在读书，还在写作，艰难而倔强。

　　我不会隐瞒对这个小说的喜爱。回头看写过的小说，满意的少，这个例外。不管它是否成熟，不管它多么浅陋，它都真实地记录下了我当时的状态。那种纯净的状态，是再也回不去了。我以为小说实际上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史，生活中的一波一动，观念的变迁，都将隐晦地隐藏在作品之中。比如说现在，我对小说的文本形式已经没有了太大的热情。还是拿我喜欢的“椅子论”来说明。椅子本质的功能是坐具，不管外观如何变化，始终还要落实到坐上来。一把坐着不舒适的椅子，外观再漂亮，也不会让人产生持续的热情。“坐”是不用论证的，而每个时代的椅子都有着不同的外观，它始终在变。这是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在“坐”这种本质功能不变的情况下，手艺人想尽办法让椅子的外观更加漂亮，以求取得当代人的喜爱。联系到小说，文本形式相当于椅子的外观，而小说的艺术属性则与“坐”相沟通。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又时尚、又复杂、又漂亮的文本形式，现在，我无甚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对花哨的东西有些排斥，就拿坐来说，一把外观漂亮的椅子顶多让我坐上去拍个照，发个微信，坐得舒服才是我追求的。不妨更进一步，我对古典风格的椅子越来越有兴趣，它外观简洁，线条流畅，准确，没有多余的部分。见过的椅子越多，越觉得外观不重要，流行的往往是靠不住的，我活成了一个年轻的保守派。

　　就小说这门手艺而言，经过多年的操持，技术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如果把我比成一个工匠，我的苦恼不在于做一把漂亮的椅子，而是我经过努力却发现在舒适度上并没有特别的贡献。要做一把好的椅子，必须对人体，人的趣味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我做得还不够。写《一个寻找天堂的人》时，有一点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有效地控制了我炫技的热情，尽量去做一把简洁的椅子。我希望那把椅子在简洁之中，还有点内敛的趣味。这么多年写下来，别的可能都变了，这一点似乎没变。我希望我的小说简洁，不装腔作势，不居高临下，不悲天悯人。它的语言要温润，自然，不肥腻。在态度上，我愿意做一个向下的人，我厌恶以极端吸引视听的写作。

　　从手艺人到巨匠，其中的磨难和痛苦，无须细想。终我一生，我能做到的可能仅仅是将靠背的角度调整三到五度。也有可能，终我一生的努力，不过是用来证明我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匠人。失落不可避免，用来对抗的方式只能是重新做一把椅子。岁月光了我的少年头，我还岁月一身肥肉，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赏 析

　　特邀栏目主持：弋 舟

　　马拉在自述中说，写这个短篇时“有效地控制了炫技的热情”，然而事实则是：我们大约不需要调动太多的文学经验，便可以看出这个短篇“炫技”的端倪。这个短篇，也的确应当出自一个“有一头浓密乌黑长发”的中国文青之手，它太标准了，如同课堂上被老师说服后，学生认真交出的作业。马拉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课堂上接受的文学教育，大致和我相仿。而“少作·自珍”这个栏目，迄今选择的作家，恰是和我同为一代的这批人。

　　这里，我所说的那个“课堂”，当然不在被围墙圈起来的学院里，它是我们自我教育的场所，源自海量的阅读与个人偏执的审美趣味。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我们这代人居然差不多可以说是整齐划一地接受到了相同的文学熏陶。想来这几乎是个奇迹了——这么多禀赋各异、性格顽固的家伙，却在最初的时刻，被某种相同的文学观念拾进了同一个筐子里。

　　是的，我们天各一方，却都在自我训练的课堂上，被老师说服。而说服我们的那些老师，就有写出过《树上的男爵》的卡尔维诺，就有写出过《河的第三条岸》的罗萨。这两位，以及这两位写出的作品，就是马拉这个短篇的范本。知道它的来路和美学血缘，我当然便不会认可马拉的“控制炫技”之说了，以我的经验，我们的这两位老师，最初教给我们的，正是小说艺术在形式上的“技术流”。今天我们还会如此“标准”地给老师们交上这样一目了然的作业吗？我想是不会了，所以，我说它只能出自一个“有一头浓密乌黑长发”的中国文青之手。

　　马拉如今光了少年头，但依然不会隐瞒对于这篇小说的喜爱，他喜爱得没错，也用不着隐瞒，因为，我也和他保持同样的立场。这样的短篇，其言也短，其意也长，几乎可以盛得下我们观念里所有现代小说应当盛放的韵致，借用马拉的比喻，它标准如一把明代的椅子，范式明确，简洁流畅。明代的椅子我坐过，不舒服，硬，坐上去人不由自主的端着。于是，在这里，我和马拉有了分歧——“坐”是不用论证的吗？那么，问题来了，当马拉自诩坐得舒服才是他的追求时，他却“对古典风格的椅子越来越有兴趣”，我对马拉的审美无条件赞成，却对他屁股的感受表示怀疑。古典漂亮，但未必一定指向舒适。一把椅子最好的结果当然是看上去与坐上去都美，但达到这种要求太难，我们往往需要在两难之间取舍——究竟应当去满足眼睛还是应当去满足屁股？而使眼睛与屁股同时获得愉悦，才是我们写作毕生的动力。我得承认，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了眼睛的舒适，为此，我们可以牺牲其他的幸福，当一个小说在形式上首先满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大约是可以忽略一些内容上的贫乏的。反之，我们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小说，在内容上极其丰满，却在形式上一塌糊涂。

　　说得有些多了，因为马拉“椅子说”的混乱，造成了我的混乱。总结一下：这个短篇是“炫技”之作；椅子的外观何其重要；模仿无罪，甚至可喜，只要它“标准”得如同一把明代的椅子；对小说家的自述往往需要保持警惕和怀疑。

　　散文

　　【“小众”小辑】

　　“小众”（xiaozhong_xuanwu）：著名纯文学微信公众号，关注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及其他，保持着倾向于文学民间的力量的姿态，略偏重散文。以文字或别的，创造、推广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生活方式。

　　⊙ 大地有灵/宋长征

　　⊙ 虫日/端木赐

　　⊙ 信江/傅 菲

　　⊙ 时间的碎骨/王 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