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康

　　在小说《红》中，徐兴正通过精巧的叙述、微妙的比喻、考究的细节、合理的情节，精准而深刻地为读者揭示出“红”这一核心概念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徐兴正的《红》如同好莱坞电影《红磨坊》，各式人物、场景、情节，带着鲜亮的“红”，纷纷登场，为读者献上一出精彩的舞台剧。

红的命名：三个隐喻——红、红裙子与血

一、红

掀开文字的帷幕，走进“红磨坊”的舞台，红是一种“语言”，徐兴正借助《红》，对世界展开命名。

　　“红”是一种生活常态，它和我们的呼吸一样，与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密不可分。“红”以其艳丽浓烈的颜色引人注目，人们赋予“红”热情、奔放、乐观、激动等积极意义，同时，人们根据立场和需要，赋予“红”忠诚、贞洁、奉献、惨烈等深层内涵。

　　小说家徐兴正从人物共性、生活常态中提炼和塑造了一个集共性个性于一体、合生活美学为一身的核心意象——“红”，并通过小说《红》为我们呈现出来。小说中，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计，还是情感的表达、主题的揭示，徐兴正的叙述都始终立足于“红”。文中出现了大量带“红”的、有深意的事物——草莓、红裙子、小红（姓名）、红色运动服、《一块红布》（歌曲）、血、殷红的花朵、初潮、脸蛋、红色塑料桶、红色的指甲油等等。在徐兴正的思谋之下，人物是“红”的化身，情节是“红”的延伸，内涵是“红”的隐喻。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带着“红”的痕迹。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要目的的文体，人物的刻画决定着小说的质地和深度。徐兴正对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极其认真、极其用心，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甚至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他都力求刻画得鲜明而独特、真实而具体。其诙谐的笔调、精准的描写，让每个人物都有了自己独特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在第一部分，因姐姐生病而贷了一万块钱，刚失恋的我“穿过鲁甸县城邱家巷，去一条街上的信用社转利息。”“我不自觉地从信用社前面这条街拐上了另一条街，朝一个服装店走过去，”那店里有一条“我”女朋友小红试了很多次、我一直没买下、导致我们分手的红裙子。可是“红裙子”不见了。满心惊讶的“我”随即在一张小汽车上看到了曾经的高中同学、如今的“人物玩家”李东，李东身边坐着“我”原来的女朋友小红，“而且，那条红裙子就穿在她身上。”

二、红裙子

“红裙子”是徐兴正在广泛而共有的“红”的意象之上进一步提炼出的经典形象，它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成为具有代表性和暗示性的标识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红裙子”穿在女人身上，也穿在男人心里。小说中，“红裙子”作为有特殊寓意的服饰，先后被几个主要角色——女朋友“小红”（红裙子）、女同事“小赵”（红色长裙）、女同事“郑珊珊”（红裤子、红短裙）、高中同学“李东”（红裙子被李东买走了）——所拥有。“红裙子”的寓意，通过“我”的叙述，一步步揭示出来：“我女朋友小红太喜欢那条红裙子了，她穿上它，比过去我们高中英语教师姚冬还——还怎么样呢，不单是漂亮、妩媚，而且还让人激动。”

　　女朋友小红之后，红裙子出现在英语老师姚冬身上：“姚老师第一次来上我们英语课，她穿着一条红裙子。红裙子使姚老师的脸蛋白里透亮，奔放得令人神往。红裙子也使姚老师裸露的手臂和小腿白里透出瓷的釉彩，收敛得让人绝望。姚老师更使我们感到干渴，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得到滋润。一堂英语课下来，我们的眼里、心里、脑海里，只有一片红，姚老师的红。”

　　“红裙子”随后变成了“郑珊珊”的“红裤子”：

　　“她穿着一条红裤子，这种裤子短了一截，有一段小腿还在外面。我们感觉到这条红裤子对她真够体贴的，显现出她所有的青春活力和端庄。她的上衣看起来是一件俗艳的花衣服，但细究之下，又是那么得体，似乎处处藏着心机，既调和了奔放和收敛的反差，又不去掩饰放纵和粗野。”“那天，连那些老同志都很激动。当然，我自己更是激动不已。”徐兴正用“激动”这个词将男性见到“红裙子”时的状态勾勒出来，幽默机智的语言，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徐兴正简笔勾勒出一个字母“S”，将“小红”“小赵”“郑珊珊”等女性身上所带有的“红”的特质，凝练成一条“红裙子”。“红裙子”是“红”的借代，也是“红”的象征。在女人心里，“红裙子”代表着自信、美丽、青春、漂亮、气质，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驾驭“红裙子”；在男人心里，“红裙子”是众多漂亮的女性的外形，代表着女性的性感和男性的情欲。“红裙子”是对情欲的隐喻，而且红裙子不仅仅是情欲的象征，更是女性优越感与男性权力感的外显。

三、血

“红裙子”是“红”某一方面的固定体现，“红”需要一个更深刻的载体。随着情节的推进，红，逐渐从众多纷繁的“外相”中化繁为简，凝结成另一核心意象：血。

　　徐兴正通过对第一个主要人物“小春姐姐”的遭遇，将“血”这一意象引入到读者的视野中。小春姐姐的存在，并没有直接介入到几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之中，小春姐姐出现在自成一体、独具魅力的矛盾里。在文章第一部分，“我”去转利息，自然地引出了“小春姐姐”。同样是运用借代的手法，与其他女性以“红裙子”（服饰）借代不同，徐兴正用一种“感觉”——痛——借代小春姐姐：“小春姐姐生病七八年了，先是腰痛，尾椎那里痛，然后是整条脊椎痛，痛得直不起身子。通过不足一个月的治疗，终于全身都在痛了。”

　　痛，是小春姐姐存在的形象与状态。

　　因为不可知、不可忍的痛，所以姐姐要吃一种叫“非普拉宗片”的止痛药（真实的细节）。“这种药原本每日限量两片，她的日用量却超过了十片。天知道会吃出什么麻烦来。”

　　几个场景跳转之后，在第三部分，“在一两个月以前，外侄，姐姐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写信告诉我说，姐姐已经不痛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突然就不痛了，我不要再买止痛药带回去了。”“过年前一个月左右，小春姐姐给我送猪油来。”姐姐为我“做麦疙瘩饭”，“姐姐失手砍在她的左手小指上”，“但姐姐似乎毫无知觉”。“以前是无休无止地痛，但现在是不会痛。即使砍掉一截手指，十指连心，也不知道痛，痛这种感觉彻底消失——丧失掉了。”

　　小春姐姐的痛与不痛，是描述的两个极端。这一组对比的出现，拉大了人物刻画的空间，也加大了人物刻画的力度。小春姐姐的痛，也是“我”的痛，或者说小春姐姐不论痛或不痛都是“我”的痛。这种痛逐渐集结，凝结成另一核心意象：血。“姐姐起初并不相信这个事实，她从盆里捡起那截断指端详，断指上粘着麦面末和已经搓成的疙瘩，并且还会滴血，看到血珠在脚下的水泥地板上滚动，煸满灰尘，最终变为一粒粒泥球，才放声大哭起来。”

　　我和姐姐去到医院，姐姐被某医学博士团的医生敲打——“两只膝关节至少敲打了一千下”；听诊——“听诊器还在姐姐的断指上停留了至少十分钟”；撑眼——“撑了左眼撑右眼，搞得姐姐泪流满面”；搔痒——“轻、重、缓、急地搔”。一个年老的男医学博士“突然拿出一把小钉锤来，‘咔嚓——’一声，敲掉了姐姐的一颗门牙”“血水沿着她的下巴往下流，但她一脸麻木毫无痛苦的表情。”

　　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摧毁给人看，徐兴正通过文字，将姐姐的痛转移到了读者心里，让人不忍直视。在这时，隐藏在“痛”里的“红”的寓意，才揭示出来：红是隐喻，姐姐的红——浓于水的血——是亲情的化身。亲情是“红”的，在徐兴正的隐喻下，“红”是亲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痛的存在。这种亲情之红，是爱莫能助的痛，以“血”的形象展现。

　　其他几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红”，最后都以“血”的形象呈现。同样是“红”，同样是“血”，又因人的情感、立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属性。徐兴正的命名，将普通人的生活高度地概括为“红”，又在“红”中精准分类，区别出不同情感色彩的“红”。这使得“红”既有生活气息，又有美学意味。

红的命题：三个舞台——我们单位、1949和二手房

舞台，为人物活动提供场所，更确切地说，舞台为人物的“选择”提供场所。场所，一方面成为背景和立场的暗示，另一方面则为读者呈现出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就是一种“场所”。

一、我们单位：小赵和我和郑珊珊

“我们单位”是一个重要的场所。第二部分主要叙述的是“我们单位”同事小赵和郑珊珊之间的暗战，“我”即是旁观者，又是当局者。郑珊珊和小赵的出场，在一个流动的循环对比中。新同事小赵来我们办公室那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弯着腰安装碎纸机、“露出一部分肌肤”的女推销员上，对相貌平平的小赵都有些漠然，“完全不像郑珊珊调进我们单位那一回。那天，连那些老同志都很激动，当然，我自己更是激动不已。”“如果没有郑珊珊——再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女推销员，也许小赵还能吸引一下我们的注意力。”

　　三个女性形象的相互对比中，以“女推销员”为中线，小赵和郑珊珊在我们单位男同事的比较中，走向两极。小赵黯淡无光，郑珊珊光彩夺目。这三个女性的对比，其实可以看作是小说中大部分女性（除了姐姐）的对比，小赵处在最下方，女推销员、小红、刘姓妇女是居中一方，郑珊珊则高高在上。徐兴正巧妙地设计了一场小赵和郑珊珊的正面交锋，引爆点在女性的年龄上。当着男同事的面，郑珊珊先报出自己年龄，“78年的，算小妹子吧”，然后很随意地问小赵：“你呢？”小赵的回击引起了同事的哄笑。“郑姗姗身上仿佛顶着一个光环，使‘我们单位’的女人，乃至县城的所有女人，都显得暗淡无光。”而小赵“笑起来下巴显得太尖，眉毛会拧在一起。我很不忍心盯住她的脸。”

　　这场暗战中，无论是从服饰、年龄，还是心机、风韵，郑珊珊都完胜小赵。“我们单位”的男同事，包括我，在这场评判中以貌取人，一边倒地将目光投向郑珊珊。

　　随后，不甘心的小赵与郑珊珊“争奇斗妍”，小说用了一大段笔墨描写小赵试图通过刻意打扮、费心整容予以回击，但“最后还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随后，“在一直没有任何人追求她的情况下，她开始追求我。”“我突然感到厌烦，感到恶心。”“我”拒绝了她。

　　梦作为一个场所，带着寓意出现了。“晚上，我两次梦见了小赵。”一次是，小赵在擦四楼玻璃时，掉了下来，“鼻孔和嘴巴里开始渗出血来。”另一次是我到一个什么房间去找小赵，小赵身上没有正常地穿着衣服，“当我置身于丝绢之中时，我才看清那些红色其实都是血迹。小赵微睁双眼，仿佛我俩是在梦中幽会。她轻声的告诉我：‘我的姑娘之身，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的降临。’”

　　有人偏激地认为性是梦的根源，人类一切活动的能量，皆来自性能量。关于“小赵”的两次梦，揭示了“我”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第一次梦见小赵，“我”希望她死去，这是我嫌弃、反感、拒绝她的表现，第二次梦见小赵，表现出我对小赵的觊觎和渴望。“梦”表现出“我”内心的复杂和矛盾，梦见“小赵”的两场梦，是两场异质同构、殊途同归的梦，一场是噩梦，一场是春梦，却都带着“红”的气质，“红”化身为“血”，弥漫在梦的空间。

　　在“我们单位”这一舞台中，出现一个次要但重要的人物：“刘姓妇女”。“刘姓妇女”是旁观者的代表人和发言人，徐兴正借刘姓妇女之口，交代出一些情节和观点。以服装的变化借代“刘姓妇女”是徐兴正刻画这一人物的主要手法：“开始穿敞开的吊带衫时”“刘姓妇女那一天穿着蚊帐袜”“她身穿一条白裙，脖子上挂着一条丝绢，是绕了一个活结挂上去的，剩下的两端从她的背后拖下去，裙子把她的半截背脊露在了外面，丝绢恰好盖住了两片肩胛骨。”“凉鞋留有一些长带子，带子是粉红色的，缠成网，套住了小腿。”

　　刘姓妇女的服装总是随着不同的出场而变化，一方面，服装代指人物，也暗示人物的心理。刘姓妇女变化的服饰上，有着她本人急欲表达的性暗示，也有着我们“小县城人”对于“性感”所做出的最大理解、想象和尝试。另一方面，变化的服装和“红裙子”形成对比，刘姓妇女的换装、裸露与小红、郑珊珊、姚老师的年轻、漂亮形成一种心态复杂的对比，为文章增加了一层可咀嚼的深意。刘姓妇女的存在，对推动情节发展，揭示出旁观者的群体心理，对主要人物的心态变化和命运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1949：姐姐和我和郑珊珊

“1949”是“人物玩家”李东开的酒吧，“1949酒吧……凡是你想干的事情都能干。”“我”一直都没去过李东开的1949酒吧。原因是“1949酒吧正对面开着一家发廊，叫姑娘草发廊，里面有很多姑娘，只要1949酒吧的顾客需要，姑娘们就到他们那里去，而我们村庄偏偏也叫姑娘草坡，我接受不了。”

　　“姑娘草坡”和“1949酒吧”在“我”心里，是一组对立的存在。姑娘草坡贫穷、苦难，1949酒吧奢华、迷乱；姑娘草坡有病重的姐姐，1949酒吧有姑娘草发廊诱人的姑娘。徐兴正通过一场关于姐姐的“梦”将“姑娘草坡”“1949酒吧”“姐姐”“姑娘草发廊的姑娘”集中在同一个红磨坊的舞台之上。

　　梦，可以看作是一个潜意识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一场梦中，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而借助梦揭示的主题不仅鲜明，而且还带有暗示意义。“梦”是徐兴正详细描写的场景，也是“红”的一种化身。在我们的常识中，“梦”与“现实”是相对立的，我们往往将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希冀诉诸于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有个观点：“梦是愿望的满足。”“梦的内容是由于意愿的形成，其目的在于满足意愿。”小说《红》中，徐兴正两次详细地写到“我”的梦。第二部分结尾处第一次写到“我两次梦见小赵”，在第三部分结尾处第二次写到梦：“姐姐回去以后，我经常梦见她。”

　　梦境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第三部分中，断指不痛、检查无用的姐姐“回去以后，我经常梦见她”，徐兴正将两种气质不同的梦杂糅在一起。“我”梦见少女时代的姐姐去捡散落的核桃，“被红籽刺剐出了许多道口子，被荨麻蠚出了几层泡泡，一定又痒又痛。”姐姐的“痛”与“不痛”是一组贯穿姐姐命运的对立，姐姐不痛不痒的事实正是我不愿提及、不愿承认的痛苦所在，“但是如果出现在梦里，就绝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巧合。梦中唤起的痛苦感情，正是为了阻止我们提及或者讨论那些痛苦的事情。”（《梦的解析》）

　　梦境成为我希望姐姐正常、健康的愿望的满足，但现实可以影响梦境，梦境却无法改变现实，梦境反衬出“姐姐”已经面对着残酷的命运。

　　“我的梦太乱了”，梦的场景随后转移到李东的地下酒吧“1949”，我到一个秘密房间看脱衣舞表演。“好像我是酒吧的常客”，两个穿短裙子和吊带衫的姑娘，帮我洗澡、帮我扑爽身粉、帮我穿衣，送“我”进秘密房间看脱衣舞表演。“1949酒吧的姑娘”是一个统称、是一个群体，没有独特的相貌，漂亮诱人的“郑珊珊”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对1949酒吧姑娘们的概括和替代。“我”竟然看见郑珊珊，“那个天使一样的姑娘，在1949酒吧的一个秘密房间跳脱衣舞。”

　　随后，“我”还看见姐姐被两个穿红裙子的姑娘架着，“为我们表演痛——表演不会痛。”姑娘让姐姐先走几步，证明没有施行麻醉，然后按“我们”的要求，“在姐姐的左乳上划了一刀，又在右乳上划了一刀。”“另一个姑娘开始挤压姐姐的刀口，让它们能流出更多的血来，然后把血擦在一张白色的丝绢上。”

　　一场梦境，姐姐、郑珊珊和“我”同时出现在1949酒吧的舞台上。荒诞，是梦境的逻辑，“我”在梦境中先后看到了姐姐和郑珊珊的裸体，她们的裸体带给“我”不同的冲击，关于她们的梦境也是两种相同色彩、不同性质的梦。春梦与噩梦都是红色的，都是红色的血，却代表着渴望与恐惧、情欲与死亡。一场春梦无法包裹住一场噩梦，第二场梦境摧毁了第一场梦境中建立的希望，“梦”暗示了姐姐的悲剧命运，“血”最终成为“梦”的核心，而在与“梦”对立的现实中，我的期盼未能实现，我的恐惧却正在发生。

三、二手房：我和小红和李东

象，与之意义相近的还有：“浑水”。文中多次出现“塘水”“清水”“浑水”等意象，这类带有歧视意味的词语，代指女性的身体。保持贞洁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标准，便是保持身体的洁净，这是男性的傲慢与偏见，也是社会的病态与症结。

　　小红、我和李东这是一组从文章开头就已经确立的复杂关系。经典的“三角形”的人物关系，也是后文中几组主要的人物关系模型。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小红是小说中所有年轻女性的代表，化身为“红裙子”，我和李东则因“红裙子”而存在敌对关系。

　　李东的出场，充满着巨大的气场。消失的红裙子出现小红身上，而小红坐在李东的车里。随后，三步刻画李东——第一步：以车识人。首先，车“绝对不是微型车”；其次，与领导的轿车像，再次，“尾数是三个8”。第二步：“我”的回忆。文艺活动前，秃顶校长发言时，穿红色运动服的李东，在七楼阳台栏杆上往返奔跑；姚老师第一次英语课下课，李东踩过几张书桌，从后面抱住姚老师。第三步：高中同学都会提到李东，提到李东的酒吧“1949”，都会感叹李东“是个人物、是个玩家。”

　　生物性即命运。徐兴正将李东刻画成一个强势、暴力、乖戾的人物，给“我”带来压力。李东对我有着绝对的优势，就像郑珊珊对小赵所具有的优势那样。“红裙子”是维系我和小红感情的关键，却是李东彰显男性霸权的标志。小红因“我”不愿给她买红裙子而走向了为她买红裙子的李东。因为红裙子，因为穿红裙子的小红、小赵、郑珊珊，李东和我总是处在一种我无法避免的敌对中。李东是个玩家，“除了身体之外，他什么都在玩我。我想，李东在玩我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什么预谋，也没有什么恶意，也许类似于那些玩妓女的人，无非是一种需要，个别人再加上一种习惯罢了。”

　　最后，小红和我和好如初，准备结婚。李东来到作为新房的“二手房”，大闹婚礼，对我做出最后的致命一击。李东对我说：“我告诉你，她（小红）在十六七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被搅浑了，把她搅浑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被迫反击。

　　二手房是全剧矛盾冲突集中爆发、情节走向高潮的舞台。“二手房”本身也是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意

红的命运：三个对立——白裙子、梦与刀

一篇好小说的情节设计比人物塑造更加重要，人物命运在情节中向前推进，就必须借助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小说《红》中，“血”这一核心意象，在确立之后开始成为“红”的化身，几组从人物身上提取出的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性格、深化文章主题的对立关系，也围绕着“血”展开。

一、红裙子与白裙子

白裙子与红裙子是一组对立的存在，徐兴正敏锐地发现了两者各自具有的独特气质、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所代表的生活常识，并巧妙地设计了两者的对立，拉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主题的揭示，也因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对立而更见深刻。

　　“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寓意并不是在对立中确立的，它们的寓意是一种生活常识，无须解释，徐兴正只是将它们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像一件衣服那样挂在那里，一目了然。两种颜色的裙子在文中重要女性人物身上都出现过，通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对“红裙子”的刻画用了大量的笔墨，先确立了“红裙子”的经典形象，而“白裙子”只是轻描淡写地引出，几划点睛之笔，却意义深远。在文章第二部分末尾“白裙子”一闪而过——总是换新装的“刘姓妇女”身穿一条白裙。直到文章第四部分接近结束时，白裙子才在“老房子”里出现了两次——

　　“小红的房间亮了起来。光线不仅来自消除了遮蔽的窗户，而且还来自小红的一袭白裙……当小红从背后抱住我的时候，她没有想到，那条白裙子上会突然出现血迹，例假来得太猛烈，所以她哭了。白裙子，可怜的白裙子，小红又穿过一回。小红用草莓在白裙子上染红了一小块。当小红羞涩地向我展示白裙子的红时，我告诉她，那是草莓的红，我熟悉草莓的颜色和味道。小红把我推开，从床上跳到木楼板上，她像着了魔，撕碎了身上的白裙子。小红没有告诉我，是谁偷走了她少女的红。”

　　“郑姗姗的房间就像小红的房间，床像，木楼板像，窗帘像，连扔垃圾的纸箱也像。郑姗姗就像小红，也换上了白裙子，一模一样的白裙子。上帝已经把郑姗姗置换成小红，但没有暗示他的用意。我与郑姗姗或是小红幽会了一夜。白裙上没有突然出现血迹，没有用草莓染红一小块，没有任何红。”

　　“白裙子”和“少女的红”“血迹”先后我们的视野。虽然“白裙子”在形象气质上，与“红裙子”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红”总是伴随着“白裙子”出现，我们可以将“白裙子”理解成另一种“红”，“白裙子”的本质是“红”的。如果红裙子代表让人激动地情欲，那么白裙子代表人心渴望的贞洁。“白裙子”是神圣的，象征纯洁干净和纯情贞洁，文中出现的“清水”“浑水”“二手房”等意象，是对“裙子”这一意象代表的“贞洁观”的深化解读。

　　另一个焦点人物“小赵”穿过红裙子，但她没有穿过白裙子，但她身上却有“白裙子”的特质，通过“李东和我的那次谈话”，我们可以从“李东”的话中做出判断：“再漂亮也是个浑水女人了。我要的是一塘清水。我要找个干净的地方怀个儿子。”

　　如张爱玲所说，每个男人心里至少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红玫瑰，一个白玫瑰，那么在徐兴正的话语体系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心中至少都有两条裙子，一条红裙子，一条白裙子。“红裙子”和“白裙子”是男人和女人对形象需求的体现，也是男人和女人矛盾心理的所在。女人希望自己既是“红裙子”，又是“白裙子”，男人希望既得到“红裙子”，又得到“白裙子”。人物对“红裙子”和“白裙子”的抉择，无形中成为小说的矛盾所在，也成为了人物关系的内在动力，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内心的映射，个体的行为，代表着群体的判断，所以，“红裙子”和“白裙子”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意识。如果说“白裙子”代表的是贞洁观，“红裙子”代表的是情欲，那么通过“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对立，“红”的寓意被更深层次地挖掘：红（生活常态）→红裙子（情欲化身）→血（贞洁观）→白裙子（因神圣和稀少，白裙子成为群体对女性做出评判的标志）。

　　于是，这些带着“红”的特质的人具有了不同的命运：小赵嫁给了李东，并怀了李东的孩子。郑珊珊因“浑”被李东抛弃后，决定辞职，离开小城。辞职后，郑珊珊专门来到“我们单位”的我们办公室，找到怀孕的小赵，“铲了小赵两嘴巴”。

二、梦与现实

徐兴正擅长从侧面、找借代、多比较、用细节来刻画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几乎没有正面、直接的描写容貌，人物大都面容模糊但却个性鲜明。对人物的描写鲜明，体现了徐兴正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但鲜明则意味着明显、固定和单一，无法展现人物复杂瞬逝的内心变化。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几乎所有人都有鲜明的标识，唯独“我”没有形貌上的描写，也没有固定的标志。“我”这个形象，是在人物关系的交错中，从旁观者对“我”的态度里抽取、拼凑、连接而成的。我懦弱、胆小、木讷、犹豫，“韩一草”是“我”的名字，“我”就像草一般渺小、脆弱。性格决定人物的命运。如果“我”懦弱、胆小、木讷、犹豫，这样的性格如何影响我做出决断，走向合理而精彩的结局？所以，“我”这个人物不只是外人眼中软弱木讷的“我”，有更深的性格影响着“我”，将“我”推向最后的结局。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徐兴正将“我”刻画成为一个游离在现实和梦境中的人物，集梦境和现实于一身是“我”最大的特点。

　　徐兴正在小说中多处用到括号，括号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有几个括号是对故事情节、人物方言的解释，有几个括号则展现了对话中“我”的真实内心。如：

　　“另一方面，他们作好了冷眼旁观的准备，小红那么漂亮（真的吗？），小韩他守得住吗。”“我买了一张两百块钱（我舍得吗？）的门票，进入1949酒吧的一个秘密房间。”现实中糊涂慢热，不能确定女朋友小红是否漂亮的“我”，在梦境中却理智克制，对“我”购买昂贵门票的行为提出质疑。郑珊珊辞职后，连夜来找我。“我宁愿把一切都看作一场无始无终的梦，否则，我们都无法作出解释。”“郑姗姗的房间就像小红的房间……郑姗姗就像小红……我与郑姗姗或是小红幽会了一夜……从世上消失了。”梦境与现实，在“我”的世界里混淆了、统一了。

　　徐兴正将梦境与现实统一放在“我”身上，用意深刻。现实是外界压力，是推动人物做出选择的外因。梦境是自我欲望，是影响人物选择的内因。梦境与现实在“我”身上的统一与对立，既构成了推动“我”在外界冲突中前行的外动力，又构成了自我冲突的内动力。

　　在“我”和李东因“红裙子”而起的现实对立中，我是敌对关系的一方。这种敌对关系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外因”，从外界向“我”施加压力，李东和“我”的隐性冲突随着来自外界的压力，而变成了显性的冲突。而“我”身上存在的梦境与现实的敌对，是“内因”，促成了“我”内心冲突的产生。当来自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我”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自我的冲突促成了“我”的选择，也引发了“我”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我”的内在矛盾推动“我”的情节向前进，使“我”的命运顺畅且合理。

　　梦是“我”对现实有需求的体现，也是现实对“我”压迫的体现，无论是需求还是压迫，都是“我”的自觉欲望。所以，梦可以看作是外界压力的延伸，“我”通过梦将压力内化。而梦境与现实的激烈对立，自我欲望激化了“我”内心的反抗，所以，梦也可以看作是“我”反抗外界（李东）的表现。

　　现实的渴望创造了梦，现实的强大也毁灭了梦。现实是梦的源头，也是梦的尽头。“我”在梦中显现的需求，却在现实中一一破灭：姐姐开始“浮肿”，小赵嫁给了李东，女朋友小红早被李东“搅浑”，最后郑珊珊也离开了。

　　在现实中，“我”和郑珊珊并没有多少特别的交情和交集，郑珊珊来辞职时，“我”和郑珊珊仅仅是“点头之交”，那么郑珊珊为什么回来找我，并去到老房子里幽会？对这一情节我有两种理解：一，因为“我”和李东间有敌对关系，所以郑珊珊将与“我”幽会作为对李东抛弃的报复；二，其实郑珊珊并没有来找我，我虚构了那一夜的幽会。那一夜并不是真实的回忆，而是小人物经受压抑、摧残、折磨之后，条件反射的臆想。在小赵和郑珊珊的暗战之中，毫无胜算的小赵嫁给李东扳回一城，而在我和李东的较量中，我全面落败。梦境和现实从内外两面压迫着“我”，不堪重负的“我”有可能虚构出与郑珊珊的幽会，来达到弱小者被压迫、被扭曲的内心的平衡。

　　当自我欲望、自我需求与强势外界、弱小自我碰撞时，故事即将进入高潮。“我”在现实与梦境的紧张关系间，做出了应激的选择，最后在作为新房的二手房里，“我”与李东对决时，“郑姗姗的身影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三、刀与刀

李东身上所具有的“红”的特质，是徐兴正对“红”的另一种命名，是人性中的另一种“红”，是一种男人间敌对关系的呈现。这种敌对关系，从一开场就已经确立，敌对的焦点便是漂亮女性的标配——红裙子。

　　后文中，因为红裙子，因为穿红裙子的小红、小赵、郑珊珊，李东和“我”总是处在一种我无法避免的敌对中。李东什么都在玩“我”，没有什么恶意，无非是一种恃强凌弱的需要。“我”清楚地明白，我无法战胜“人物李东”，这是一组不平衡的对立，敌强我弱的对立。“红裙子”作为李东的所有物，像旗帜一样传递，传达着胜利者的傲气和暴力。

　　李东身边坐着“我”原来的女朋友小红，“而且，那条红裙子就穿在她身上。”

　　“我”差一点就冒昧地向她（小赵）打听，“是不是李东送给她的，因为红裙子已经被李东买走了，小红还穿了一段时间。”

　　郑姗姗辞职后，“走到单位大门外的街上时，一张小汽车飞驰而过……那张小汽车是不是李东的？”

　　李东对“我”的压迫越来越紧，对“我”的围剿越来越狠，强势的李东就像是一把刀，紧逼着“我”。李东夺走了“我”的希望——郑珊珊，封死了“我”的退路——小赵，而女朋友小红的“少女红”是李东试图给“我”的致命一刀、最后一击，李东想彻底击垮“我”，将“我”永远踩在他脚下。“我”失败的人生，如同“红裙子”里变换的女性，是李东彰显成就感、优越感的物品。在“我”和小红的新婚之夜，李东大闹二手房。李东的咄咄逼人坚定了“我”反击的决心。“我”也是把刀，一把真刀：“我偷偷买来钢锯、手钻和磨刀石，一个人摸进买来的房子里，着手将大哥丢下的刨刀改制成一把刀。”

　　“我”与李东的对抗，是两把“刀”的对抗，场景是在作为新房的二手房，小说以“蒙太奇”式的画面闪回展现了“我”和李东的对决——第二部分：“因为，到了最后的关头，李东看到我手里像耍魔术似的多了一把刀子……”第三部分：“当李东的血从腹部淌出来……”第四部分结尾：“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不太注意它的红，因为郑姗姗的身影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吸引了我的大部分注意力，我都来不及马上扭头去看小红，或者在亲友中寻找小春姐姐。”

　　所有带有“红”的特质的人都在落幕的舞台上集中：小红、郑珊珊、姐姐、李东。所有的“红”最后都以“血”的形象出现，在“红”与“血”之间，站在不同情感立场的人靠不同的媒介转换。小红的“红”，靠“红、白裙子”，转化为“血”，这是情欲的“红”；姐姐的“红”，靠“痛、不痛”转化为“血”，这是亲情的“红”；而“李东”与“我”之间的敌对的关系，则借助“刀”得以转化为“血”，这血是仇恨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