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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的难度和收获的喜悦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文学 热度: 15807
⊙ 文/张 柠

  文学创作的难度和收获的喜悦

  ⊙ 文/张 柠

  

  张 柠: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2014级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十位学生,都是通过了普通研究生硕士入学考试之后选拔出来的。尽管他们在本科期间也写过一些习作,但就小说艺术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我担任他们的基础课《文学创作》的首任教师。课程设置中不再有纯理论环节,而是采用“实战演习”的方式,直接进入写作操练,并通过课堂讨论和即席点评,激活他们的想象力、表达力,还有艺术结构意识。动笔之前,我给了限制条件:一、不统一命题,各写各的,题材或主题不要重复;二、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三、不要写个人的经历,要通过想象和虚构,展现“无中生有”的创造力。然后,要求他们每周在课堂上朗读自己上周创作的小说片段,师生一起讨论、切磋。八周之后,他们每人提交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何庆平《锦衣夜行》、张钰弦《电光幻影》、王怡《说不出的疼痛》、曹玥《敬爱的领导》、郭茜《喝酒之后》、于茜《再见,乡村医生》共六篇,还有被《青年文学》杂志资深编辑选中的、我下面将要点评的另外四篇。

  这些小说尽管有青涩气息,但我更多的还是欣喜。首先,十位作者对“虚构性叙事艺术作品”的创作方法有了基本了解,特别是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也就是将语言当作艺术要素来使用的意识,细节设置和情节布局与整体结构之关系的意识,审美情绪与叙事流动感之关系的意识。这种训练,终结了他们以往写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他们对艺术创造的难度有了切身的感受。综观十部短篇小说,艺术上各有千秋,写的也都是作者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陌生经验,初步显示出了他们的艺术虚构能力。如果单纯地从当下流行阅读所强调的“爽感”角度来看,未入选的作品中还有阅读效果更好的,但遗憾的是,这并非纯文学刊物的选稿标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年轻的作者们,文学创作的内核,不是将语言作为工具,去生产一些能够引起“快感”的文字,也不是脑门儿一拍一个点子的所谓“创意”;而是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对世界感受的敏锐性、呈现方式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看,杂志编辑所选中的这四篇小说,艺术上相对成熟一些。

  于文舲的《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叙事动力来自对“快乐”的肯定,叙事目标似乎是要塑造一个“快乐者”的形象。但一开始,小说就进入了一个叙事的泥淖,显得困难重重。这个困难不仅是于文舲的,也是中外文学史的。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写苦难和悲剧更能引起共鸣,写“快乐者”常常会事倍功半。于文舲的叙事,执意要穿越双重障碍:“闹剧”(虚假的快乐)和“悲剧”(现实生活),抵达叙事目标。主人公老K,一位被秃发所折磨的洗发水推销员,一位被虚假快乐信息所纠缠的不快乐者,一位就着方便面喝酒、连梦都没有的“屌丝”,双脚离地被这个世界推向“快乐”。结尾“他闭上眼睛,忽然又笑起来,吹了声口哨。现在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他一个最快乐的人了”。结果有点荒诞。但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叙事展开过程,也就是克服叙事阻力的过程。于文舲气喘吁吁地完成了这个小说,效果还不错。但也有问题,那就是叙事技术压倒了整个小说的情绪,显得有点生硬。

  学医出身的封文慧,入校前曾经写过流行小说。这一次训练对她而言,是一个折磨,也是一次提升。她的《烟花绽放》,把叙事焦点对准了底层生活。这种题材很容易写得平庸,或者说随心所欲地写成一个所谓的“底层报告”。但这无疑不是本次“小说艺术”训练的内容。如何在五千字左右的篇幅中容纳这些芜杂的内容呢?封文慧在结构上下功夫。叙事从“八小时前”开始,五小时前、三小时前、半小时前,以倒计时的方式聚焦到最后的时刻(焰火或者爆炸)。整个叙事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命运和表情呈现于作者笔下:拆迁工作人员的手忙脚乱、空巢老人的忐忑心情、青年女工将命运的改变寄望于相亲、被骗光积蓄的男人每夜烂醉不醒……人物的速写大多到位,诸多细节也勾勒出故事背后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但问题依然有,总体上还是给人杂乱的感觉。布局结构很重要,但它与意义结构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万芳的《门里的女人》,写上海街道上的故事,显示出作者对城市经验敏锐的感受和捕捉能力。小说主要描述一位少女(咖啡馆服务生家珍)眼中的成熟女性形象。一个居住在城里的女人,以一位旅人的形象出场,拖着拉杆箱,反复出现在咖啡馆,陌生而神秘。其实它不过是观察者家珍的自我形象的投射。我对小说叙事中那种暧昧不清的气息感兴趣,它传递了都市文化中特有的孤独感和陌生感。这种描写其实很有难度,在这一点上万芳写得不错。我曾建议她修改小说中对话的方言,但她坚持保留。毕业于政法大学的万芳,有很好的艺术感觉,但语言还是不甚圆熟。

  王瑜的《之子于归》,一个有古老诗意的标题:艳若桃花的姑娘出嫁了。但王瑜所写的并非一个“宜其家室”的故事,而是对婚姻的疑问和恐惧。小说叙事不自觉地采用了两条旋律并置的“对位法”:一是主人公奔丧后回忆爷爷奶奶幸福生活的回忆,一是主人公林西与男友沈培的情感纠葛。前者是叙事的目标,后者是叙事的阻力,但两条线平行过多、交织不够。王瑜的长处在于,叙事语言情绪饱满充沛,有感人之处。她的问题在于技术简单了一些。

  总之,我对这些九〇后作者充满期待。独创性不仅仅取决于想象,也取决于阅读量。技巧的熟练也需要时间,人家庖丁解牛十九年才达到那个境界。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这背后有历史哲学问题吧。近来有一位爆得大名的九〇后写手在媒体上似乎是说,他们这一代不好懂,老人们不懂装懂,云云。我觉得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吓人,好像不能理解似的,你又不是类人猿,猿身上还有基因演变史呢。当我们用“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视角,来对一个“文本”给出“事实判断”的时候,谁也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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