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君

　　李晓君：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刊。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等。

　　1

　　我第一次对煤矿产生记忆，是在少年时代。每年暑假，都在乡下姨妈家度过。有一次，姨父让我和表哥去山上的矿井挑煤。清早，我和表哥各挑一副箩筐出门。

　　那年，我大约十来岁。顺着一条河流往山上走，山乡的河流湍急，水中有山坡滚落下来的石头。刺目的太阳很早就在山头升起。我们走了大约两公里，浑身是汗，无暇欣赏路边惹人怜爱的野花。这条汹涌、咆哮的河流，一直顺着山势盘旋，仿佛来自山顶。表哥显然熟稔这条山路，一直带我走到一个煤矿。堆得高高的煤块裸露在场地上，旁边一个工棚，有简易的锅碗瓢盆和铺着草席的竹床。一些废弃的坑木丢在路旁，旁边的铁丝上挂着几件破旧衣衫。我们自己动手往箩筐里装煤。

　　出于对自己能力的估价，我只装到平箩筐口一半的样子，表哥则装得满当。从家里出发到煤矿，花了一个半小时，但回去的路特别漫长和艰难。这条路可能是我这辈子走得最艰辛的一次。我的负重只有六七十斤，但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其困难的程度却可以用“艰苦卓绝”来形容。

　　而对于挖煤工人，其工作之艰辛程度，有了近距离的些微的感知。姨父的亲兄弟在一个私人矿井挖煤，长得彪悍，在村庄里以力气大和蛮横著称。夏天，他总是露出一身黝黑的肌肉，下身则穿着一条宽大的女式花短裤。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他还经常酗酒，酒后常殴打两个后来长得和他一样健壮、凶暴的儿子。

　　村子里另一户人家的男人，在一个国营煤矿上班，长得白皙斯文，被人尊重，据说是会计。他们家是村里少数殷实的人家之一，几个孩子也都文雅温和。他们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甚至有些城里人味道，我常去消磨时光。

　　会计服务的煤矿就在本镇。当我成年后来到这个乡镇，他早已退休回家养老。煤矿叫长埠煤矿，是全县最大的国营煤矿。这里几十公里之外，就是安源煤矿，地下的矿脉勾连在一起。

　　光绪三十四年，大官僚和买办资本家盛宣怀，在他的家乡开办了萍乡煤矿，并和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称为汉冶萍公司。至今，萍乡依然以产煤著称，只是地下的煤资源濒临枯竭的境地。煤炭给这座赣西边陲的小城带来了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持久的漫天的黑尘。本镇也不例外。在红色的丘陵山地之间，一道道黑色的煤尘裹挟在红壤之间，一条条深深的车辙，使山体如同一个老人脸上疲倦的皱纹。火电厂的锅炉喷出灰色的烟雾，弥漫的粉尘使人不停地打着喷嚏。

　　本县不缺煤，与这座煤矿有关，当然还与数十个私人开采的矿井有关。关于本镇采煤的历史，可能也要追溯上百年。

　　挖煤是个高风险行业，也是个高回报行业。本镇农民从事挖煤行业的人数不少。当然，从政策层面上，国家不允许这种小型、个体的煤矿的存在，这里面有安全隐患的因素，也有对资源保护的因素。但是从镇政府来讲，个体煤矿的存在，既带来了不菲的税费，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无法从实际上取消这种私人煤矿的存在。在隐形的层面上，还为乡村干部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长埠煤矿地处本镇，但为县煤炭局所管辖，管理人员和部分工人有正式编制，其余则为农民工，大多出自本镇。这些临时工，有的在煤矿干了十几年，有的是一两年。

　　如同贾樟柯电影里的场景，长埠煤矿是个封闭、独立，但也具有某种开放性的世界。这里的男女，仿佛都被一层黑黑的煤灰所裹挟。尤其是倦怠的矿工从地底下升到地面上来，那种经历过炼狱般的痛苦，写在脸上。矿灯帽下的脸挂满黑色的煤灰，只留下一对奇亮无比的眼白。

　　我曾多次看过油画家赞美工人兄弟的画作，其主人公不少取自煤矿工人。他们的脸因为被黑色的煤灰所覆盖，刻画起来似乎不需费太多笔墨去表现过渡色，刷几笔重重的黑色，再勾勒一个正亮灯的矿工帽，咧开的嘴巴不自然地笑着，平常被烟卷熏得黑黄的牙齿这时白得出奇。他们肩上扛着铁镐，手上提着工包和电缆，脚上穿着高帮胶鞋，从运煤车轨道上向我们走来。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他们经常和朗诵诗联系在一起，被隐喻为“追日者”，拥抱“地火”的圣徒，“被太阳遗忘的情人”之类。

　　这个国营煤矿，有着和其他国营工厂相似的面貌，一座三层楼的办公楼——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红砖，白石灰浆勾缝，预制板隔层，绿色油漆木质窗框，台阶上大门两侧，挂着“中共××县长埠煤矿党委、××县长埠煤矿”的竖条白底黑字牌匾。

　　走进大楼，两边的墙上，右边是矿党委行政领导的照片和介绍，左边的墙上画着生产计划栏，里面填写着最新的生产数据。办公室照例有着刷过红漆的磨损的木地板，有报栏架，放着《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还有《求是》《江西党建》等杂志，长条扇片电风扇在头顶发出结实的“哐当哐当”的摇晃声。四张漆着猪肝色的樟木桌子拼放在一起。过道里传来小便池的尿臊味，传来陈腐的木头混合着尘埃的呛鼻味，传来远处田野烧荒的草灰味，传来疲惫的人们身上的汗馊味……

　　以办公大楼为中心，北边是一个水泥地篮球场，东边的从厂矿大门进来的路两边是经年的法国梧桐树，路边有报栏和墙报，西边是食堂、文体中心，里面有棋牌室、乒乓球桌，宿舍分列在办公楼以南，四排两层的砖木结构房子，自来水池、晾衣绳、瓜棚豆架、简易鸡舍、花花绿绿的窗口和永远不缺少喧哗之声的住户，显示出一种饱满的让人欢欣的世态人情。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厂矿生产区域在地下，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一座寻常意义的国营工厂。我们越是感受到厂矿地面部分的宁静、温馨，和在那个年代里大同小异的刻板、充满秩序的氛围，越是隐隐不安地意识到地下的不平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充满着呛人煤灰的坑井里，默默掘进、采挖的工人，长久地孤独和沉默，因此他回到地面的时候，脾气变得异乎寻常的暴躁。遥远的模糊的矿灯提示着人迹的存在。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写道：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使尽全身力气推动着石头，把它推向一个斜坡，我们看见扭曲了的脸，紧贴着石头的面颊，肩膀顶着全是泥巴的石头，插入石头下面的脚，张开的臂，沾着尘土的手。经过他那用无天际的空间和无深度的时间来衡量的漫长的努力，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但他转瞬就看到那石头朝山下滚去，他要从那里把它重新推到山顶。他又回到平原……

　　一个挖煤工人的命运和这个推着石头上山的人何其相似。只要愿意，他可以在这暗黑的矿井里永远地待下去。因为养家糊口的使命和那近乎麻木的惯性，使他一次次从地面降到地底下，面对潮湿、嶙峋、乌黑的石头墙壁，将自己囚禁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举起铁镐，展开与石头没有终期的搏斗。瓦斯爆炸、透水、塌方，以及必然而至的尘肺病，在暗处纠缠着他，损害着他的健康和意志，加速地把他推向地狱的边缘……

　　一辆辆卡车往返在厂矿和背后的山坡之间，粗重的车轮沾满碎裂的红壤的泥痕。路两边的油茶林里，白色的芬芳的茶花正迎风怒放，并不因为摇摇晃晃的卡车抖落下来的煤灰的覆盖，而改变纯洁的颜色。

　　下过雨后，这条道路完全变成了黑色的泥浆，发出令人绝望的、油亮的反光。不远的山坡，人们在煤矿道岔上忙碌，弯轨机、扳道机、运煤车、绞车、风机、电动机，制造了不绝于耳的喧哗，这声音使劳作的人们变得更加专注，也更加麻木。

　　我还没有一次下到煤井底下的经历。当白昼的光线在这里折断、沉没，我只能想象在沸腾的地底下，那些鼹鼠般挖掘、前进的人们，一边沉默地干活，一边依靠回忆打发这枯燥的时间。他们的孩子，此时正在教室里安静地上课，我经过他们身旁，看到一丝不易觉察的来自地底下的不安，在他们抬起的眸子里闪电一般迅疾滑落……

　　2

　　一个扛着铁镐的矿工远远地走来了。他叫李达华，出生在本镇一个叫屋场的村子，与煤矿隔着船形、枧溪冲两个村子。技校毕业以后，他分配在这个国营煤矿当矿工。他的家世代都是农民，只有他一个人跳出了“农门”，然而还是回到了农村，只是和煤炭而不是泥巴打交道。从本质上来说，他依然是个体力劳动者，甚至比一个真正的农民更辛苦。只是收入略高一点而已，但这点优势无法让他确立幸福感。

　　在他这个大队，队长是直接上司，队长上面还有股长，股长上面还有科长，科长上面还有矿领导——从副矿长到矿长，到书记，一个比一个大，都可以藐视他。在他的工作中，沉默是他最好的发言权。他的工作被上班、加班、开会所占满，而他总是被睡意侵袭，时时刻刻想倒在床上一睡不醒。

　　李达华二十六岁，但看起来像三十六岁。他已经工作七年了。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他和妻子同一个村，打小就认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他们的父母都满意于这门婚事。李达华曾经喜欢技校一个女同学。在技校他曾是个风云人物，是篮球场和学校舞会的明星。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毕业后，他和女同学风吹云散，天各一方，不了了之。

　　如同其他年轻人成长所需付出的代价一样，从一个技校生磨炼成一个成熟的煤矿工人，他也经历了一个打磨“刺头”的过程。在技校时，李达华曾有过一次轰动学校的举动。

　　一次在食堂打饭时，和食堂师傅发生了口角，进而发生了冲突。谁都没想到，这个一贯表现良好的年轻人，竟然径直闯进食堂工作区间，抓起掏煤的炉钩，直接刺进了师傅的大腿。鲜血喷射出来，溅到了食堂的玻璃窗上。这朵恐怖的鲜花，印在一个少年充血的眼瞳上，写满“暴戾”两字。师傅一个趔趄，退到湿漉漉的水池边，碰翻了桌上的菜篮、瓢盆，跌进黑暗的角落里。这样的举动够得上被开除出校，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又被保下来了。也许这个师傅早有恶名吧。从此，他的名声在技校流传。

　　谁能设想，这个曾经的好汉，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短短几年，就变模样。他不敢当面和队长顶嘴，看到矿长就绕道走。那些属于青春期的狂暴、冲动、叛逆，在这个阴郁的地方化为了乌有。一粒盐，面对一脸盆水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人性的丑恶使然，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然。

　　当他在黑暗中工作一天，准备倒床入睡的时候，队长的声音来了，“开会”，或者“加班”。如果抗拒，小则数百元的工资被扣除，大则升到地面在阳光下工作的机会变得渺茫。人的尊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一点点被剥蚀。只有混入那条暗涌的潜流，把自己身上的毛刺全部剔除干净，变成一颗光滑、圆溜的水珠，变成一个被动的逆来顺受者，这是李达华遭受的比黑暗的矿井更黑的黑暗。然而这一切又说不清、道不明。

　　从前，他认为自己是个目光炯炯的人，能够明辨是非。但现在他习惯于被蒙住双眼，被人推着或引着走，如果缺乏后者的力量，他便只能待在原地不动。

　　小的时候，因为犯错，他被父亲关在黑暗的屋子里惩罚。再没有比暗夜带给人的恐惧感更甚的了，他在屋子里痛哭流涕，但无法减轻对黑暗的恐惧。这是从精神意志上对人的摧残。更可以想见，一个长期在黑暗的地穴深处工作、带着死亡压力的人，对黑暗产生的恐惧感，该有多强烈。

　　升到地面，泡在澡堂里，是李达华感到幸福的时刻。轻柔、滚烫的水抚慰着他紧张的肌肤，随着一层层皮肤褶皱中的煤垢洗去，委屈、恐惧，似乎也在一遍遍地消退。人在欢愉的时刻当中会暂时忘记不快的经历。那这微不足道的慰藉将黑暗和苦难升华为一种生的欢欣和鼓舞。矿区不乏小酒馆、赌馆，甚至有异乡女子在隐秘地从事皮肉生意。这在每个矿区都是大同小异的。人的本能也是大同小异的。只是矿区的风景带着煤炭的暗黑颜色，但不缺乏内在的火焰和激情。

　　对于小镇来说，矿区的生活是个异数。乡村自古以来清新、秩序井然的面貌，被添加了异质、浑浊的色调。货币充当了调色油的角色。崇尚伦理、道义的农民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早已不是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淳朴“良民”。他们也被资本所“异化”，被“人性恶”的现实所教训，而成了人心不古、见利忘义的“刁民”。

　　矿区的存在，模糊了乡村的背景。使这里变成了某种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因此，平静中的骚动，沉默中的呐喊，构成了这里的基本声调。流动的人群，流动的卡车，流动的情绪，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构成了一幅让人难忘的铜蚀画。

　　作为一个正式工，李达华有着相对固定的社会保障、医疗、培训、极少的出差的权利，相较于临时工，这是体现优越感的方面。我们社会的各种阶层（虽然我们不再承认阶级的存在），他们所拥有的优越感被精确地切割着，等次井然，界限分明。因此，比起临时工人，李达华并不算最糟糕的。即便是临时工人，也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加入这个队伍的。相对种田微薄的收益来说，挖煤，虽然辛苦，并且是将脑袋别在腰间的活儿，但收入明显要高些，来得快些。这也成了不少当地农民争相谋取的活路。

　　然而意外总是突然降临的。如同往常一样，那天，李达华与矿工们坐上缆车，进入那个令他厌恶无比的黝黑、深邃的巷道。头天晚上，他同妻子吵了一架，因此赌气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他们在村庄里修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他们则负担了剩余的款项。父母逐渐步入晚景，并且被多种积年的疾病所困扰，但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去治疗自认为无法根治的疾病。一辈子的成就就是盖了一栋房子，尽管在村子里，不算是最气派的。按照一种传统的观念，他们已经是有福之人，功德圆满了，可以无愧地去见地下的先人。

　　早上，李达华吃过母亲煮好的面条，他的妻子因为任性，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睡在床上没有起来。李达华是骑着自行车来到矿里的。一场突然的瓦斯爆炸，夺去了他和几个工友的性命。对于矿区来说，这是个意外，但似乎又是可以接受的事故。

　　3

　　这个世上，有些建筑不是给活人居住的。有些生命，在时光隧道中途跌倒、消失……那些不能跑完上帝预设路程的过客，死于疾病、灾难或事故……在他们人生的风景里，没有历经完整的春夏秋冬。但是，他们和那些寿终正寝的亡灵，共同享有着同一片墓地。

　　长埠煤矿和火电厂之间，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坟茔林立。李达华的魂灵就栖息在其间。这片乱葬岗，埋藏着多少死于煤矿事故的冤魂，无人统计。

　　矿难，总是容易让人想起报章披露的一些违法乱纪的小吏，一些昧着良心的暴富的矿主，菲薄的纸币草草打发（赎买）的余温未散的躯体，更多的眼泪和习以为常的麻木或恐惧……

　　巧合的是，我所在的中学，在奠基建校之前，也是一片乱坟岗。至今当地人仍用“扛人岭”指称中学。“扛人”，自然是扛死人的意思。在这样一个幽灵游荡的地方，却建了一所学校，当初的谋划者也够雷人的。校园内的土岗子，死者的怨气、嗟叹，早已为纷乱的脚步踏平，而长埠煤矿旁边的墓园，则依然是亡灵拥挤、人迹罕至。

　　无一例外，那片红色的丘陵，长满了油茶林和杂乱、茂盛的芭茅。纸钱、黄酒、爆竹和新鲜的鸡血，在每年清明、春节、中元几个节日，装饰着这片山地。有时新添的坟头，上面插满纸扎的花圈，如同一个幼儿肥胖的拳头抓着一大把圆形糖果。在一片深红、暗绿的林地里，白色的花圈显得格外醒目，一种脆弱的、宿命般的悲凉感，写在观望者的眼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

　　与其说这是生命宁静、停歇的港口，毋宁说是生命的另一次远航，一次续接，一次燃灯！村庄的人们在夜晚的窗前，仿佛看到这些亡灵前来叩打窗棂，在树林里吵闹和哭泣，在他们的梦境里传递秘密的话语，在毫无征兆的时刻，通过打碎碗碟、附身游蛇、让孩子失魂落魄，来提醒生者对死者的问候。那是一片让人们极不情愿眺望、走进的领地，这片为死者所统辖的国土，让每一个闯入者既小心谨慎，又气喘吁吁。

　　我在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篇《海滨墓园》，读到对于墓园的精彩描写：

　　死者已化为冥冥的虚无，

　　森森白骨溶进了红色的黏土，

　　生命的才具变成了墓地的鲜花，

　　当年他们的谈笑风生安在？

　　又哪里去了，他们个人的风采和荦荦的秉性？

　　当年那多情的眼里而今只有蛆虫的蠕动。

　　那些少女尖声细气的呼喊，

　　明眸皓齿，秋波的浮艳，

　　那撩人欲火的艳冶酥胸，

　　朱唇的热吻桃腮泛起的红晕，

　　那最后的礼赠那护卫这礼品的玉葱。

　　全都付与了泥土复归为一场春梦！

　　在瓦雷里法国式的浪漫浮想里，对亡灵（美妇人）极尽绚丽、美妙的生命之光的留恋中，凸显了死亡的残酷和不忍。而在这座东方的墓地，在一个赣西边陲的无名山间，一个国有煤矿附近的山坡上，在没有大海送来白色的海鸥和充满着腥味的海风的内陆，死亡和墓园，似乎没有那么多华美、丰赡的想象，只有夜的沉闷和漆黑。那是死亡涂抹的颜色，比煤层更黝黑，更坚硬。

　　我们关注那些矿难者卷席包裹的尸骨未寒的躯体，那些死亡突然驾临的时刻内心的惊恐和无助，死神驾驭的滚滚车轮，碾过他们身上的森森白骨。而这万劫不复的时刻，再多的悔恨、不甘、愤怒，都无济于事。

　　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目光来打量这死亡，那是不相匹配的成本和收支。生命在商品化的流水线上被贱卖，而作为一个劳动力，因为死亡，他的使用价值迅速归结为零。死亡提前剥夺了他的价值。无论是因为不可抗拒因素，还是因节省成本增加的安全风险。一个煤矿工人因矿难而倒下了，它还引发了道德因素的加入，死者家属、其他被雇佣者、有正义感的媒体，对矿主、基层官吏进行口诛笔伐。

　　一场一定范围内的危机，在这个小镇的和小镇以外的空间里扩散，就像一朵熊熊燃烧的篝火，在试图更大范围地咬噬野草的时候，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劲在掐灭。这是一种博弈。在一些观察者的眼中，认为只是因为利益的处置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做出合理的利益补偿，一场涉及公共管理和道德危机的事故，终将被干净利落地摆平。

　　富有戏剧性的是，那些明知死者不可再生的家属，似乎关心的重点只是赔偿金的数目，而不是对本应避免的事故的调查和追问，而当局者则只想怎样才能避免一场死亡事故不被上峰知晓不被冠以治理不善受到惩处。

　　死者尸骨未寒，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似乎与他无关了。

　　他最后“落户”于这片乱坟岗。与他的祖辈、父辈，当然还有意外夭折的后辈，彼此相依，呼吸着陈腐的山岚，啜饮着潮湿的夜露。不甘或平静，都已不值一提了。

　　史铁生说，“人的迷茫，根本在两件事上：一曰生，或生的意义；二曰死，或死的后果。”而中国人一向是忌讳言死的，孔子的弟子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他的老师，结果得到老师的一顿训斥：“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意思是，要将注意力贯注到生的意义上来，在生命实践中做文章，至于死后的事情不必去管它。几千年来，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中国人喜欢“现世安稳”，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生活。

　　然而死后的事真的不重要吗？因为明知要有一死，所以要抓紧苟活。但是对于一个煤矿工人来说，他苟活的乐趣有多少？如同我前面说及的青年李达华，可以说他的生活了无生趣。他并不是朴素的劳动人民伟大的观念的信徒，他也很少在现实中获得这样的尊严和满足。现实教育他的是，陈腐、专暴的企业规章制度箍紧着他，使他无法呼吸，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和现实巨大的落差，使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而最致命的是，他又无路可走。如果不是因为意外的死亡收留了他，他将可能在这样一种黑暗、封闭的地穴里穷度一生。

　　但意外降临的死亡，对他就公平吗？就是福祉吗？那是更大的不幸，更大的苦难。

　　当年，荷兰画家梵高，似乎看到挖煤工人内心的空虚，短暂做了一个神父，去给他们布道。期望神的福音，充盈他们空洞的内心，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力量，沐浴天国的光辉。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解救。包括梵高自己。艺术成为他最后的宗教，他在阿尔的向日葵地里，燃烧着他的激情和才华，透支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和歌赞。然而他也不能顺利地走到生命尽头。

　　与李达华死于意外不同，他是自己主动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许，死亡都是一场意外。但并不是可以避免。追问梵高死后的价值，因为他生的绚烂和艺术的才情而显得厚重和肃穆；而李达华的死，如同他生前的默默无闻而不被人所知。如果说梵高因自尽使他对艺术和生命激情奏响的乐音达到高潮，从而升华出别样的美和悲壮的话，可说是死得其所，而李达华形如芥末的生命和死亡就一钱不值吗？个体的生命之间，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吗？

　　如同这个偏于一隅的国有煤矿，和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小镇上人们的生活，不被人书写和记忆，但并不意味着“不在”。它同样顽强地“存在”着，如果用心，依然可以被“感知”。

　　在被厚厚的煤层遮蔽的挖煤工人的生命中，他匍匐前进的姿势，简单、机械和单调的重复动作，因为视线的切断而感受到孤立无援的境地，都使聪明的读者联想到加缪的作品。仿佛他们都是为加缪的写作而生的。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个挖煤工人在这荒谬的处境里不崩溃？我想起我姨父的亲兄弟，那个喜欢穿女式短裤，喜欢抽烟、酗酒、胡作非为的男人，嬉皮笑脸和凶暴无赖交织体现在他的行为里。——我认为这是他对自己黑暗的、幽闭的工作环境的一种反动。那个狭窄、潮湿、黑暗并且令人恐惧的空间，囚禁了他本来活泼的生命。

　　他的生命的热力和激情无处释放，于是，当他回到地面，返回本该属于他的丰富的世俗生活，他变得夸张和矫饰。他需要用出格的行为——偷情、打架、酗酒，来提醒人们，他的工作环境给他带来的伤害和屈辱。这位远亲，与李达华不同，他幸运地从煤矿退休，得以终老。

　　高高的坟茔遮蔽了李达华阴间的时光——假使有的话。与他一样，因为事故，死于非命的煤矿工人，每年都会增加。一年一年，他们葬身于此，已经累积成一个惊人的数字。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黑色的死亡的风景线。

　　他们的墓碑无一例外地朝向村庄的方向，同时也是马路的方向，让过路的人们不经意就能看到一个个石碑砌在他们的伤痛里。

　　这是死者对生者的注视。

　　而每年春天，疯长的茅草又将他们的墓碑遮隐不见。

　　4

　　火电厂上空的云朵，低沉而犹疑地游荡着。绿色、蓝色的卡车，满载着黑色的煤炭，出入于电厂的生产区。本镇出产的煤炭，经过火电厂这个渠道的消化，其价值得到增加。用户们——家庭、企业、单位，作为电的购买者，他们分享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成果。而这依然不能改变我对火电厂门口灰漠、冷寂的印象。

　　这种印象，是不是后来火电厂的衰败给附加上去的？至少在当时，它还是生产繁忙的，它的发电，不仅满足本县，也满足了本地区相当一部分需求。这些火电厂职工，操着四面八方的语言，来自于各地。电厂周围的餐馆，生意火爆，这些职工，常年固定在里面消费，喝啤酒，吃血鸭血狗。

　　比起挖煤工人的生活，他们明显高一个档次。不仅收入高，而且在一个前景看好的国有企业，预示着充满光明和希望的生活在向他们招手。不仅本县如此，恐怕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全国共同的景象吧。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也许我们可以说出它的确切年份——这些企业都成了一个地方耻辱的明证，被看成是“包袱重”“效率低”的样板，被关停并转了。

　　火电厂就是如此，被廉价卖给了一个私营老板。眼见着一个繁忙的企业匆匆下马，偃旗息鼓，只见杂草丛生，人走楼空。一些愤愤不平的老职工，常年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长埠煤矿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被关停，不过后来又偷偷生产了。

　　我的同学刘骁，就在火电厂上班。当年他们还有着极好的福利和待遇，在我们县里，如果说自己是火电厂的，那是会让人羡慕和嫉妒的。

　　火电厂败落后，刘骁去了广东打工。当年那些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乏俊男靓女的年轻人，如树倒猢狲散，一去不复返了。

　　站在位于山冈的中学，可以看到暮晚的火电厂上空，群鸦聒噪，环绕着烟囱飞舞，又落叶般飞向布满鸟粪和尘埃的建筑的平顶。冰冷的烟囱虚无地举向空中，徒劳地耸立着，下面的厂房因为缺乏人气而变得落寞，疯长的杂草在水泥缝隙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地，湮没了厂办门口的台阶、林荫道的报栏、花圃，老鼠和蛇在其中欢腾，锈黄的机器孤单地装饰着一段辉煌的过去，守门人也不见踪影，机器上的零部件被村民拆卸回家了……

　　工厂车间里的传送带上曾经源源不断地运送着黑色的煤炭，它们像骄傲的烈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现在在我的回忆中，似乎散发着一种隐忍的、忧伤的暗光。它们光荣的过去因为现实的衰败而不被确认，只是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被黑暗吞没。这是人间的戏剧，也是时间的镜像。

　　在那时光底片的显影上，我们究竟怎样确认一座工厂的历史——是繁荣，还是衰败？抑或二者都不是？

　　当初建造这座厂房的工程师们，是把它当作一个百年企业来设计的，谁也没想到它却如此短寿，不到几年光景，就夭折了。

　　曾经繁忙的生产景象、工人们的喜气洋洋，片刻之间就化为镜花水月、电光泡影，谁能承受这份忧伤和沉重？谁能说出一座工厂的真实性——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这座工厂对于乡村来说，对于本镇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初它给乡镇带来工业化的气象，一种异质的、带着被履带磨损的布满颗粒的风，在稻田上空吹拂；同时，它也使得乡村的背景里多了草帽、斗笠之外的蓝色工装与黄色安全帽。一句话，它给乡村带来了工业经济，使得这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农为本的小镇，开始出现了新的文明的迹象。

　　然而道路并不那么平坦，如同剑戟折柄，飞鸟断翅。这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传说，一个并不那么确信的梦幻。本镇恢复了过往的宁静。那艘以其雄强之力驶进金黄菜花铺成的海洋中的工业巨轮，触礁搁浅，偃旗息鼓，成为一堆不再运转的破铜烂铁。

　　相比而言，也许长埠煤矿比它还幸运些。这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厂，从来没有堂皇的仪表，没有彩旗挥舞的辉煌景象，而是满面尘垢，默默无闻，但是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拉出一车一车的黑煤，直到今天，它还在吞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更符合生活的真相，符合上苍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