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渴望有益于人。他提出这样一个主意：将百万份美国诗选的复印件散发于全国，紧挨着《圣经》，张贴于酒店和旅馆里。效法罗马的美国学会，他努力在该城建立了一个俄罗斯学会。他意识到俄国文学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果戈里的《死魂灵》是在罗马写成的，罗马经常出现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他写了威尼斯，这座他异常喜欢的城市）。他无心返回俄罗斯。看来，他的坟墓安置在威尼斯是合适的，就像斯特拉文斯基和贾吉列夫一样。
我想提出布罗茨基的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紧随在这个偶像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财富是什么？我本人反对波兰语中的嘘声和嘶嘶声吗？更糟的是，将无所不在的音节prze和przy读成psheh和pshih？毕竟波兰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玻璃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只有它才能拯救我。
我们能尊敬我们的前辈吗，像他做的那样？或者我们只不过是相互嘲笑，彼此争吵？在文学的国度里，谁的力量总是富于诗意？伟大的诗人为何突然失去了合适的位置？我们有米克维茨，诺维德——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在哪里？高姆博拉维茨，舒尔茨，维特卡西能取代斯卡曼德小组中众多大诗人的位置吗？
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加以比较研究，将不得不从支配这两种语言的多种语法开始。将勒思棉的俄语诗歌，他的《聪明女人瓦西里沙之歌》和他的波兰诗歌相比如何？但是他们的过去是不同的，他们的主题，以及1918年之后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
一首诗距离它最初的记忆功能可以达到多远？对布罗茨基来说，语音和语义是不分割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不能唤醒内心隐秘的记忆，对他来说，一首诗根本不成其为诗。尽管波兰语语法不同，一个人仍然可以记起斯卡曼德的诗，这对于噶尔西尼斯基的诗也是真实的。
无视格律规则，也不讲究押韵，似乎和20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是同时发生的，这和诗歌数量的激增不无关系。在波兰已经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试图将法国作为艺术潮流的榜样，保罗·瓦雷里是写作格律诗的最后一个诗人，他站在诗歌意义开始衰退的边缘，直到它彻底从文学市场上消失。或许类似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在其他国家。短语破碎成词，句子破碎成片断，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在诗歌中与贺拉斯、维吉尔以及奥维德共存的传统已经结束了。他们为各种语言的诗歌确立了规则。有人可能会在学校与文学的变化之间寻思奇怪的对应性：诗律的变革与不再开设拉丁语的中学课程是一脉相承的。
布罗茨基喜欢英语这门语言，也许是因为面对诗歌的变革，可以说，英语似乎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因子。由于多种原因，这是可以列举的，维多利亚时代韵律诗的终结起因于短语的重新调整，因为英语中的格律不像在意大利语中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它的消失并非明显远离早期诗歌实践的结果。不过，布罗茨基认为弗洛斯特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并对爱德华·罗宾逊（1869—1935）这个已久为人知的名字赞赏有加，这令人吃惊。在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中，沃尔特·惠特曼完全缺乏影响，这也令人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1965年，关于托·艾略特之死的唯一挽歌是由布罗茨基用俄语写成的。当时，艾略特已跻身于文学的炼狱境界，那是声誉达到峰顶时的正常反应。但是，在俄国他才刚刚被发现。正如布罗茨基所承认的，后来他不再迷恋《四个四重奏》。总体而言，他认为现代主义的整个潮流（就这个词的昂格鲁—萨克森意义而言）对于诗歌艺术是不健康的。
布罗茨基谈到这个世纪的政治，自古以来的就业观念：主权，暴君，奴隶。然而，关于艺术，他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首先，他相信在每一个社会里诗歌都比历史更出名，而读者并不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第二，在诗人中不能谈平等，除非他是最好的极少数诗人。对他们来说，用“伟大”或“不太伟大”的标签是不恰当的。尽管他本能上主张平等，却反对任何将人群划分为知识阶层和普通人的做法，至于艺术，他和纳博科夫以及高姆博拉维茨一样是贵族的。
“除了抱怨，我可以容纳一切事物。”布罗茨基的这句话值得每一个陷入绝望以及试图自杀的青年人深思。他冷静地接受了监禁，没有愤怒；他认为在苏联的国家农场上铲粪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经历；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他决定像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样做事；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和他此前经历的命运多变十分相仿。这位杳如远古的聪明人称许这种行为，但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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