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或者（因为这对布罗茨基来说是同样的事）缪斯的呼唤，他声称诗人不仅要取悦于当代，更要向前辈致意。他提到的前辈的名字是莱蒙诺索夫，康特马，杰尔查文，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的俄罗斯诗歌王国超越于历史之上和历史之外，这符合他的信仰：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
布罗茨基能够将别人作为偶像崇拜。他常说如果自己能被称为奥登的追随者，他将会非常满意。他不否定那些写自由诗的人，但他更崇敬格律诗人：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弗洛斯特，勒内·玛利亚·里尔克。他认为诗歌就是跨时代的对话，因此他和贺拉斯以及奥维德交谈（通过俄文译本）。正如他说的，他更喜欢奥维德，因为他的意象，尽管他的诗在韵律上不太令人感兴趣，并且坚持传统的六音步。此外，贺拉斯写了很多关于节日演出的格律诗，促使布罗茨基和他一争高下。
把布罗茨基想象成一个放荡不羁的诗人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把放荡不羁归因于社会与政府合成的整体环境。他年轻时属于列宁格勒。各个行业都有能手，他们决不只是生活在虚幻里，也不只是作为就业证据分析才有用处。他通常“像牛一样耕地”，在密歇根大学的致谢词中他这样说。因为它可以给不懂英语、“太阳下最懒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教师，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这似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他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几千行诗句，没有别的教授敢使用如此老套的教学方法。如果有学生在教室里说了特别愚蠢的话（例如，引自政治幼稚的美国人主持的全部节目），布罗茨基会把他扔出教室。
布罗茨基在俄国时，那种自我教育的热情已经使他相当笨拙地掌握了英语；后来，他获得了用这种语言自由说话和写作的能力。他用英语创作的散文，以及他对自己的诗所做的那些富有韵律感的翻译，其中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这是真正的巨力型劳作的产物。
在当代欧洲诗歌中，布罗茨基认为波兰诗歌是最有趣的。在列宁格勒时，他只接触到波兰诗歌的一些片段，却是相当重要的作品：从诺维德到盖西尼斯基。他的翻译也包括我的一些诗。在流放期间，他翻译了我的《献给N.N.的挽歌》，碰巧的是，我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抒情诗的观念，即抒情诗应是诗人的自传，哪怕仅保留经历的十分之一。他认为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这种压力。他读了我的《诗歌讲座》俄译本，出自娜塔莉亚·高巴纳甫斯卡娅的精彩译笔。1982年，该书以诗歌技巧为名由安·阿博出版社的阿第斯出版于美国，它专营俄文书。
布罗茨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他是俄罗斯语言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意识到了自身的职责。如果拿波兰遗产类推，可以克拉西斯基、特姆贝基和米克维茨相比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和当时俄罗斯出现的人物相比，波兰的青年一代几近空白（除了博勒斯劳·勒斯棉），并且只有斯卡曼德小组才能和俄罗斯顶尖级的那代人竞争。
他们中会有人能达到曼德尔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的成就吗？我觉得亚劳斯劳·伊瓦斯克维茨是那样的诗人，但是诗体的革命却将他的才能迅速蒸发掉了。
布罗茨基时常对学生说他们可能还不太熟悉摩西的十诫，但可以去学，因为只有十七条：十项戒律和七宗罪——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语言的精灵，是基督教的，它可以解释他诗中的那些旧约与新约主题。
慷慨是布罗茨基的个性之一。朋友们总是感到他的礼物如瓢泼大雨纷纷从天而降。他时刻准备着与人为善，组织筹划事务，但最主要的是赞美。其慷慨在他和沃克夫谈到阿赫玛托娃时表现得最明显。赞扬她的伟大，她的智慧，她的仁慈，以及她心灵的高贵！对他来说，诗人的伟大与人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我弄错了，但我不曾遇到过这种特例：当他赞美一个诗人时却同时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例如，罗伯特·弗洛斯特在诗歌上是伟大的，却不必通过传记加以印证。这和他的信仰是相符的：审美先于道德，甚至是道德的源泉。
关于阿赫玛托娃，他说的最深刻的话，也许是关于所谓的创造性总体过程所说的最深刻的话，是他断言阿赫玛托娃在写《安魂曲》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面对被囚禁的儿子，她的痛苦是真诚的，而在写作时，她却感到异常虚假，因为她不得不将她的感情塑造成型。形式利用情感的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促使情感寄生于它，就像是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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