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的眼泪
北方把外婆习惯地叫姥娘。小时候，能跟妈妈去姥娘家，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姥娘家在滕州城南一个叫南古石的小山村，傍山而建，山上蜿蜒而下的一条小溪像一条玉带从姥娘家门前飘过。住在姥娘家，清凌凌的小溪水，没少给我带来欢乐……
妈妈因过度操劳过早地去世了，我当兵复员刚回来，就急着去看姥娘。
病榻上的姥娘看到我来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几年不见姥娘了，没想到她被病魔折磨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嘴唇颤巍巍地说不出话来，深凹的眼窝里溢出了泪水，半天才说出“小鲁，你妈妈命苦啊！你可要争气呀！”抓着姥娘颤抖的手，望着姥娘溢出的泪水，我的心被震撼了！
舅舅说：“你妈妈走了，你姥娘最惦念的就属你了，这些日子，你姥娘眼里早没泪水了。”可能是姥娘流泪的缘故吧，久旱的小山村飘洒起了雨，山道上湿透了地皮后，雨水哗啦啦流到了姥娘家门前的山溪里。山风裹着雨滴吹拂，姥娘家门前的几棵酸枣树也被摇下了几粒酸枣，在雨水里泡着……
望着屋外的风雨和风雨中摇落的酸枣，我一阵酸楚，一阵凄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伤迷惘的滋味……
这次来看姥娘，还特地带来广西的土特产——桂圆、云片糕、蛤蚧干，想让姥娘好好补养补养，也不知用上了没有。舅舅家做好的饭也无心吃了，筷子时常僵在嘴边。把东西放下后，我再也不敢向姥娘当面告别，与舅舅一家唏嘘一番后，就匆匆往回赶了。
雨下着，风刮着。如诉如歌，如吟如泣。
岁月沧桑，姥娘已仙然辞世好多年了，每当看到身边的人流泪，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姥娘那盛满眼泪深凹的双眼，想起姥娘那溢出来的眼泪……
树 痴
人们爱树，树各有不同，各有其可爱的姿采风韵。松柏雄伟，白杨挺拔，柳树随和，枣树倔强，红杉高贵，椰树奉献，果树丰盈……父亲喜爱的树是梧桐树，它易栽易活易长，成材快，要求少。追溯父亲喜爱梧桐树的真正原因，还得从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谈起。焦裕禄同梧桐树一起，在河南兰考县防沙固林，改变了兰考人民的贫穷面貌。父亲爱梧桐树，也可能是他这个老八路、老党员，同焦裕禄脉络相连，心灵相通的缘故吧。我家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西北头，是鲁西南最普通的四合院，院子的西墙临着小巷，房后是个大鱼塘，因地下水下降，早就鱼死塘枯了。父亲从塘底一筐一筐背土，加宽了塘沿。在房后父亲栽下两排20棵梧桐树，院墙西沿墙又植了十棵梧桐树。梧桐树的周围，都用铁锨围了一圈泥土，一有闲隙，就提水浇树，他说：“北方天旱，梧桐树喜水。”
听父亲说，梧桐树只要不缺水，就长得特别快，七八年便能成材。我想，如果长得再快点，这么多树多换些钱来，家里也不用这么困难了。我用削铅笔的小刀在刚栽下的梧桐树上刻下了“快长大”三个横歪竖斜的字，顺着深浅不一的笔划，树身流出淡绿色的浓水汁。父亲见了，把我一顿好打，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树的故事。这顿打使我明白了不少事理，使我的童年直至我的生命都融进了树和绿色。
我家院子里也有两棵梧桐树，母亲叫父亲在两棵树中间拉根铁丝晾晒衣物，父亲先把废胶鞋底围在树干四周，再在废胶鞋底上慢慢捆上铁丝，生怕铁丝勒进梧桐树的树皮。
春天到了，不知不觉梧桐树长到了碗口一样粗，父亲指着树冠枝桠间那隆起的黑点点说：“就要开花了。”那隆起的黑点点儿则是梧桐树初发的芽豆豆。没几天，毛茸茸的芽豆豆就绽开了花，像粉红的小喇叭，放到嘴边深深吸一口，香香的，甜甜的，沁人丹田。
夏天到了，父亲干完农活回来，不是给梧桐树松一松土，就是挑水浇树。院西房后的梧桐树密密实实圆圆的桐叶织成一片阴凉，非常惬意，恬静。除了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和徐徐吹来的微风，就是全家人的说笑声了。
秋天，偶尔从梧桐树下走过，会有一片两片圆大的桐叶落在头上。季节的轮回更替像个谜，昨天还是风和气暖，一夜北风乍起，梧桐树的叶子就落满了一地。
此时，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迷茫和惆怅。
帮父亲浇水时，我发现院西墙栽的一行梧桐树，从南往北数第三棵长得特别快，像比它前后的树早栽了一两年。我问父亲，父亲说：“树底下是一个放地瓜的地窖，地窖塌了，填满土栽下的这棵树。”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给树松土的原因。忽然一天，这棵树上多了一行从上至下的毛笔字：“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树。”父亲看了，默默地搬来凳子，带着对梧桐树的愧疚心情，用毛巾蘸着水，慢慢地把这行字擦掉了。字擦去了，父亲的心里似乎也干净了许多。
父亲爱树，传染了全家人。得知平反昭雪的消息后，父亲拿着桶给梧桐树浇水，全家人紧随他的后面，帮他挑水松土……
老照片
不知是工作节奏加快，还是心里浮躁，总之，很难有闲暇静下心来。走到书橱前，从最上格找出了一本印有“抓革命，促生产”字样的老相册，抚去相册上的尘埃，一幅我孩提时唯一的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唤起了我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家乡的枣树凤毛麟角，我家院中却有两棵，能结出又大又脆又甜的枣子的是照片上的这一棵，尽管已老态龙钟，但每逢春天就开出满树枣花。夏天全家人在树下纳凉，秋天枣树枝桠间就缀满了红玛瑙般的果子。
那个年代，全家人吃菜都困难。母亲把枣树周边的土用铁锨松开，种上丝瓜籽，在枣树坚硬牢靠的树干上竖上鸡蛋般粗的木棍，把它当作兼职的瓜架，让一窝丝瓜攀着它的臂膀往上爬，全家人隔三差五就能吃上可口的丝瓜菜或丝瓜汤，谁都乐意为丝瓜苗施肥浇水。为了留下种籽，把大个的丝瓜留下，拉秧时，又是落下许多清清爽爽的瓜爬。
枣树挂满果子，枣树下的我、弟弟和妹妹却很少有谁偷打枣子吃，只有雀鸟啄掉的枣子，我们才有机会捡起来吃。秋后，大红的枣子打下来，晒干，去临近的泗庄集上卖掉，换来的钱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那时的家乡，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煤油用票才能买来。只有逢年过节，才听母亲吩咐，去村南的代销店里用卖红枣的钱买一包火红的蜡烛。大年三十除夕夜，母亲特别慷慨，屋内的八仙桌上点燃两支蜡烛，贫寒清冷的家里顿时温暖亮堂起来，那蜡烛跳动火焰，红色的灯花像枣儿燃烧的心，母亲深情地对我们说，来年日子会好的。
吃饺子是家乡古老的年俗。妹妹殷勤地为全家人端上饺子，父亲正襟端坐在八仙桌的东首，我为父亲斟上县酒厂产的“青莲牌”地瓜烧，父亲望着蜡烛上跳动的火焰，举杯已有三分醉。菜肴，除母亲做的两个菜外，主菜就是妹妹端上来的水饺。父亲吃到了包有火红枣子的水饺，“明年咱家的日子一定红火！”父亲说完，一杯烈酒喝了。
红枣使我想起枣树的许多好处，对我们这个家，它是功臣，关于家关于亲情的故事都和它根脉相连。
斗转星移，老家的老屋和枣树早就没有了，村里铺上了水泥路，两旁种了好看的花草，老家也很难再找到一棵枣树，原本长枣树的地方长出了五颜六色的幢幢小楼。
凝望着捧在手心的老照片，凝望老照片上的枣树，我的心里，仿佛又长出了一片结满红枣激情似火的枣树林……
收音机
日下正是炎热的夏季，烈日当空，风是热的，路是热的，就连树上知了的鸣叫声都上气不接下气。打开门窗，不远的楼上飘来“小铁梅”演唱的样板戏，像风，吹来一股凉爽的气息，像溪，送来一股清凉的山泉……难忘呵，红灯牌收音机！它曾被我视若珍宝，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它记录了我人生路上中学时期一段艰辛、快乐的历程。
文革后期的一个秋天，我在兖州前海十三中读书。那时家境贫困，我从来没在学校食堂里买过饭菜吃，都是从家里背上地瓜干做的煎饼，用玻璃瓶装上妈妈用全家人省下的豆油加上葱花炒的油盐，带到学校。每到下课开饭时，用学校免费提供的白开水冲化油盐，一碗飘香的油盐水，泡上大煎饼，就是非常满足的一餐了。就这样，有时也上顿不接下顿。又到了星期六，我做完作业，已是天近黄昏，从家里背来的煎饼上午已经吃完，我只能抄了田野小路往家赶。其实离家也没有多远，就五六里路。天不作美，没走多远下起雨来，前不靠村后不着店，身上又没带雨具，刚才还浑身是汗的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天变得漆黑，风裹着雨打在脸上，我有点害怕了。突然，远处传来京剧《红灯记》里“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唱腔，顺着小铁梅隐隐约约激昂高唱的声音，我看到前面有一丝亮光！蹒跚走近，才看清“小铁梅”的唱腔和亮光是从一间看秋的小屋门窗里挤出来的。
我急促地敲着门。“是谁——”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我是十三中的学生，回家迷路了，避一避雨。”我连忙解释。门开了，怀抱收音机的驼背老爷爷递给我一个小凳子，然后从地锅里捞起几块大地瓜让我吃。
老爷爷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挑选地上的地瓜，把好的细心地挑出来放在筐内，虫蛀和镢头抓伤的地瓜，则用刀慢慢地削去，然后放到盆里：“好的，天晴了晒地瓜干，这可是半年的口粮啊，削好的这几天就煮了。”略一停顿，又说：“就我一个人了，儿子全家住在庄里，孙子也在十三中读书。”
“老爷爷，你孙子叫什么名字？”“春生。”“李春生啊。”“是呀，他哥是秋天生的，叫李秋生，他是春天生的，叫李春生。”
绵软的地瓜堵住了我的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春生和我是最要好的同学，在生活上没少帮衬接济我。我早就知道他有一个爷爷，常把一些稀罕吃的东西省下来给他，每次他都分给我一部分，我不要，他就生气。
雨一夜没歇。由于下着雨，小屋里不热不凉，我睡在老爷爷床上，睡得踏实，香甜。天亮时，我起床要走，老爷爷往我手里塞了两块熟地瓜，才让我上路。回到家，为了不让妈妈担心，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我没敢告诉她，一直默默地珍藏在心底。
后来，我随春生一起去看望了老爷爷几次。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与春生在宿舍，耳边突然响起亲切熟悉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转身一看，老爷爷的红灯牌收音机在春生手里，在我耳畔唱着。“爷爷最近耳聋得听不见了，把他的宝贝给我了，我爸想要，爷爷都不舍得。”春生面带得意地说道。
在那个时代，信息不啻是黑夜中亮起的一颗启明星。每天晚上，我同春生一起在铺上抱着收音机听。我知道了外边的世界很大，知道了很多书本里没有的知识……
毕业时最后一次全班聚会，同学们挥泪而别，要好的同学之间互相赠纪念品，我把爸爸送给我的带有“八一”徽章的硬皮日记本——他在部队都没舍得用，送给春生，还在扉页题道：“但愿人长久，你我常见面。”春生送给我一支他学期得奖的笔，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还把爷爷送给他的收音机偷偷放在了我装被褥的纸箱里。
那收音机，不知多少次令我彻夜不眠。
那收音机，就像它的牌子一样，照耀着我不知走过了多少黑夜的路。
当兵回来，我曾旧地重游，老爷爷已驾鹤西去，田野里老爷爷住过的看秋小屋也已无影无踪……我当兵这几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妈妈操劳过度过早离开了我们，爸爸身心深受打击，曾一度住进了戴庄精神病院……收音机已经没有下落，我懊恼没能随身把收音机带到部队——虽然我知道当时部队有规定，不让新兵带这些东西。
收音机已不知去向。每当我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就会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想起老爷爷，想起李春生，想起响着激昂旋律的红灯牌收音机……
养猪记
我们全家从城里下放到紧傍杨家河的老家村庄后，生活非常拮据，经常缺米少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多年没见面的亲戚，妈妈狠心把唯一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那是我们兄妹上学、用它下的蛋换铅笔本子的小银行。鸡杀好了，盐罐里却没有一点盐了，只好叫我从邻居婶婶家借了一茶杯盐。送走亲戚，晚上，爸爸妈妈在煤油灯下商量着买头猪饲养，一来可把刷锅刷碗水用来喂猪，二来每年能出两圈上等的土杂肥，用来上自留地，或用来换工分，猪养大出圈，也是家里的一笔收入。我和弟弟妹妹听了父母对未来的打算，甭提多高兴了，幻想着猪养大后卖掉，买书包，买新衣服……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全家人用南墙根不知堆放了多长时间的破砖烂石垒了地基，又用麦秸和泥垒墙，太阳西斜的时候，猪圈盖好了。逢九是集，再隔一天，就到集了。妈妈倾尽全家积蓄，花35元钱买回一头憨态可掬、全身发黑无一根杂毛的小猪仔。
小猪带着全家人的希望进了家。刚上学的妹妹，放学后挎上竹篮上村外地里打猪草，回家再把打来的猪草放在木板上用刀剁碎，放些麸子，倒上刷锅刷碗水，用木棍在猪槽里拌匀，看着小猪吃起来，才放心离开。
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妹妹早早披着晨雾去打猪草了。半晌回来，妹妹打回的猪草鲜鲜嫩嫩的，上面还挂着露珠。小猪欢快地迎上去，妹妹抓了几把猪草放在圈里，小猪吃得肚子鼓了起来。下午小猪开始拉稀，可吓坏了妹妹，站在一旁偷偷抹泪。妈妈说：“是吃了带露水的猪草。”四叔在公社兽医站当兽医，刚巧回家，给小猪打了一针就好了。从此，小猪吃饭的猪槽爸爸都要刷干净，妹妹割回的猪草妈妈用清水洗干净，小猪睡觉的窝，爸爸每天都要撒一遍干草木灰……
一天天过去，街坊邻居同我们家一前一后买的猪都出圈了，我们家的猪没长多少。家里人不管是谁，一走到猪圈旁，它就哼唧哼唧地叫，给它拌好麸子的猪草，它吃几口就用长嘴掀在一旁。然后生气躺在圈里晒太阳。我拿了块小石头投向小猪，它懒洋洋地站起来，抖一抖钢针一样的猪鬃，眼里还露出一丝凶光，像森林觅食的野猪。
春节快要到了，家里连买春联的钱都没有。爸爸无奈地说：“咱家不发猪财，卖掉它吧。”通过熟人找来公社屠宰站的人，人家一看说：“太小太瘦，不够等级，不要。”
妈妈叫我喊来三叔和本家的芹哥，晚上点上马灯，趁夜里偷偷把猪杀了。天不亮，驮到集上又偷偷把猪肉卖给了肉贩子。养了两年多的猪，总共卖了80多元钱。过春节算有钱了，但春节过得一点也不愉快。
猪卖了，春天去了，夏天到了，妹妹放学回家，常常站在猪圈旁，望着空空的猪圈里刚落下的几缕新鲜的蜘蛛丝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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