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孩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失眠，尤其是在凌晨三四点钟。索性起来，在炽亮的灯下看书。看熟悉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偶尔也看散文。我的总体感觉是，大凡有重大成就的作家，其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譬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孙犁、汪曾祺、陈建功、铁凝。

　　二〇〇八年，我在《文学报》发表了《鲁迅没有得过鲁迅奖》一文，在文中我提出看一个作家或诗人是否成熟，或有无大的成就，要看三点：第一，这个作家的作品在推动民族的文化思想进程中是否有大的担当；第二，小说家是否塑造出经典人物，散文家是否有名篇，诗人是否有名篇或名句；第三，作家或诗人在艺术表现上是否有所创新，尤其是在散文、小说上能否形成自己的地域语言风格。不用说，在现代作家中，我们有相当多的作家能够进入这个层次。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就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开始步入文坛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散文、诗歌，包括报告文学的创作里，我们的作家几乎全军覆没。想来，文学是多么悲哀！其实，文学并没有怎样，问题是发生在人身上。这些年我一直在编各种散文年选、大系，同时还编了五年的年度争鸣小说选。每当面对年度的大量作品时，我总希望能发现一篇卓尔不群的作品，但每次都失望了，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我几乎看不到一篇我所期望的。

　　

　　■美术作品：东山魁夷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是当下的小说缺少以下一些基本的要素。第一，小说是叙述文体，但不能只叙述而没有描写。当下的小说，你几乎看不到大段的对山川、河流、草原的描写，即使对人物的刻画描写也很少；而更多的是像老太太的絮絮叨叨，很琐碎，很无聊。第二，小说要塑造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渐入，文艺创作的各种表现手法纷纷被国内作家所接纳、效仿。在注重形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作家在主观写作上发生了本质的转化，即：由过去的我看我说我想变成说我看我想我，具体讲就是作家由关注社会转变成关注自己——也就是整体向内转。这样一来，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必然要发生转变。我曾经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即：作家写作是从我出发，以我们的阅读接受结束。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在西安的一次散文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从我走向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发出对文学的呼唤。记得贾平凹会后对我说：我们搞了几十年没有说清的问题，你今天给说明白了。后来，在二〇〇九年第一期《小说选刊》上，贾平凹在给一位业余作者的信里，标题也用的是“从我走向我们”。

　　由此，我想谈谈葛水平的小说和散文。葛水平出生在山西农村，是典型的六〇后作家。关于六〇后作家，前些年《青年文学》等刊物曾给过密切的关注。这代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四清”和“文革”时期，成长于七十年代。可以说，他们是生长在政治挂帅、经济贫穷的时代。即使八十年代考上了大学，其所学的知识也是苍白的。而生活经验呢，比起生于五十年代的知青作家，他们也少了许多厚重，形象的说法是，先天不足。八十年代，当文学如火如荼时，这批六〇后大都在学校，这样就使他们整体失去被社会认可的机会。等到了九十年代，当六〇后要登上舞台的时候，文学已经整体向内转了。向内转的直接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了现实，开始回避矛盾、躲避崇高，进而使得作品越来越私人化、小众化了。文学与社会的脱节，势必会造成文学与读者的脱节。因此，文学不可能再出现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再出色的作家也很难靠一两篇（部）作品而闻名于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圈子里，有的人已经出了十几本书，甚至得过什么大奖，可一到社会上就什么也不是。有人说现在的文学其实是回到了它应有的常态，过去那种用文学去图解政治、去喧嚣政治的轰动效应，很不正常。我不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文学是对社会的反映。当下的文学，为什么会遭到社会的冷漠对待，还不是我们创作者本身冷落了社会？多年前，一位军旅作家在谈到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时曾说：一个冷淡了人民的作家，人们没有理由不冷淡他！这话影响了我很多年。

　　我以为，像葛水平这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是不缺少生活的。比起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作家，他们还有着一定的历史责任感。那为什么这批作家没能担起文学的大梁呢？我想，原因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在思想意识上，对国家、民族缺少大的担当，即使是文化的担当，也远不及建国十七年的那批作家和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二是在文学作品的厚度上，缺少划时代的具有宏大叙事的作品；三是在创作技巧和语言上没有独特的创造性，有相当多的作家没有从文学规律上去解决问题，而沉湎于对结构和词句的具体细节进行推敲，就像光研究刀工了，却放弃了整体菜系的总体把握；四是知识缺乏更新，尤其对当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即使触及了也是对生活的滞后描写。我这样说，或许刻薄了些，但现实确实如此，何况我也身在其中呢！

　　就葛水平的创作来说，我喜欢她鲜活的地域乡土语言，这也是她有别于其他女作家的显著特征。同时，她对农村农民从血液里有着先天的观照与忧患。因此，她的作品常带有一定的阳刚之气。然而，光凭这些，还不能担当起一线作家的重任，至少她的文字还需要打磨，要向乡土文学大师赵树理、孙犁、刘绍棠学习，使文字更节制更准确更文采飞扬更体现浓浓的文化氛围。这是我对葛水平所期待的，也是我对六十年代作家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