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民

　　经典重读

　　《日瓦戈医生》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与自我救赎

　　◎孙伟民

　　主持人语：《日瓦戈医生》是饱受争议的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一部反映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经典之作。青年博士孙伟民从“精神困惑”、“自我救赎”两个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认为：“《日瓦戈医生》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反映了20世纪前期俄罗斯的历史图景，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的精神困惑和自我救赎，展现了一代人的历史刺痛和苦难历程。”文章观点新颖，层次清楚，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

　　《海滨故人》是庐隐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文学经典。段晓丹的文章认为，《海滨故人》塑造了四个在生活与情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的年轻女性形象，同时也将自己化身到这些个性鲜明的角色之中，作品书写了这些女性对待爱情与事业的态度以及她们遭受的挫折，以准自传式的结构表现了五四时期一位个人意识觉醒的女性对个人价值的追寻以及遭受挫折后的困境与苦恼心态。是一篇有见地的文章，值得推荐。（李骞）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因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与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也因他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十月革命的保留态度，其受到苏联文坛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和不公平待遇，被众作家孤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据闻，自1945年至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前后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直到1958年，他才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他虽因此感到荣耀之至，并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但因国内的政治环境，使他不得不拒绝领奖。1960年，作家逝世。直到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才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

　　帕斯捷尔纳克以其敏锐的思维和深邃的笔力来反思当时的社会，并倾其精力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反映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经典之作，内容复杂，寓意深刻，极富哲理，其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更是深刻反映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和情感历程。本文以《日瓦戈医生》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为侧重点展开论述，在历史语境下从精神困惑和自我救赎两方面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解读。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既有革命的进步潮流，又有动荡的战争阴霾。在一系列历史剧变面前，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他们或主动融入或被迫裹挟进时代风暴里。初期的战争带给人的是除旧立新的期待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渴望，但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革命发展到最后，往往也衍生了让人不安的社会动荡和秩序破坏。因城市的物资奇缺，日瓦戈医生一家不得不举家迁徙，不远千里回到封闭落后的瓦雷基诺，只为了可以凭借过去家族的交情得到一块菜地，得到一个生存的机会。而因缺乏军医，日瓦戈医生被掳到游击队后，其妻子、岳父更是不幸被遣送出国，医生也只能每日苦苦思念妻儿。在医生重返瓦雷基诺的过程中，更是亲眼目睹了城市的败落和生灵涂炭。

　　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断，盲目地追随着某种思想或者言说，虚伪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在作品中，作者不仅细致地描写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同时更加痛心疾首地再现了战争中极端的狂热情绪。在这种集体性的狂热和躁动中，情绪成为主宰，理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说假话和虚伪盛行。医生不愿盲目行事，所以被视为危险人物，在医院中被孤立，在朋友中被指责，一如现实中的帕斯捷尔纳克。

一、精神困惑

处身于二十世纪前期的俄罗斯，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经历着战争的动乱，被各种政治势力裹挟和利用。但无论他们的人生道路如何，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都曾苦苦地探索，追求自身和历史社会的前路。在他们的探索途中，无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

　　（一）爱与死的对立

　　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在孤独中进行探索，他思考的内容早已超越了当时动乱的社会时局和严酷的日常生活，他以深邃的眼光看待那个时代的人事，穿透历史的迷雾，他看到的是爱的需求和死亡对爱的毁灭。

　　纯洁美丽的拉拉是爱的化身，她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而且举止文雅娴静，她身上的一切：轻盈迅速的动作，身材，声音，灰眼睛和浅色秀发，都非常和谐雅致。然而美丽的事物总是容易遭人忌惮，她的美貌被邪恶的科马罗夫斯基看中，她在小小的年纪不幸失身。从此以后，科马罗夫斯基就像一个噩梦一样缠绕着她，挥之不去，一直影响了她一生。

　　帕沙是个铁路工人的儿子，他正直勇敢，纯洁快乐得像个孩子。从小时候起就十分迷恋拉拉，他为了她努力读书，考取了双学位，和她到同一个城市工作。出于挚爱，固执的他无法接受拉拉被凌辱，他要为拉拉向这个黑暗的社会讨回公道。他自愿参军去前线，以冰冷的武器和僵化的规定武装自己，最终走向了人性的不归路，踏入了爱的迷途。当全国革命成功后，他作为非党人士处处被追杀，并最终走投无路，怀着对妻子儿女的深深眷恋，自杀身亡。

　　日瓦戈医生从少年时代就倾心于拉拉的美丽，并在革命和战争的严酷环境下与她相识相爱，在瓦雷基诺的最后日子里，他和拉拉度过了最后的美丽时光，但是美好的事物总是遭人嫉妒的，在拉拉被逼无奈出走国外的日子里，日瓦戈心灰意冷，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和意义，并最终在一辆列车上猝死。美好的爱情在残酷的死亡中终结，死亡的到来带走了曾经的所有，日瓦戈用生命证明爱的重要性：爱延续着心脏的跳动，没有爱的日子就是生命的尽头。

　　（二）历史与人性的对立

　　在二十世纪历史剧变的社会背景下，革命和战争成为社会主流。以革命之名的战争无论是否具有正义性，其带给人们的都更多的是恐惧和苍凉。全书开篇写到日瓦戈母亲的葬礼，就奏响了一曲悲凉的调子。一个痛失母亲的孩子，在母亲的坟头上仰头远眺，而他悲剧性的一生似乎也是从此开始的。

　　日瓦戈治病救人的理想也被现实无情打破，他被派往前线，在每日随军迁移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和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这与他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理想不可调和。他心中早已没有了革命初期的乐观主义和对进步潮流的由衷赞美，在周围狂热、激进、虚伪压抑的环境下，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在煎熬。“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的为它自豪……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他既不是头脑发热、激战沙场的勇士，也不是畏畏缩缩、独自逃命的懦者，他用眼睛观望社会，却用心灵体味精神，他不盲从，不附和，他独立思考，用从小就独具的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去做出判断，他不热衷于革命的宏图伟业，而是俯身考量平民的生活和感受，他被激进派所遗弃，却又被温和派远离，他处于自己独特的阵营中，一个遵从人性和道义的孤独角落。

　　处于历史和人性的夹缝中，他的心一直在挣扎。有一次在战场上队友在伤亡，作为军医他不得不举枪射击，但是，他又不忍心伤害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进攻的青年们。他处身的地位和内心的倾向在激烈的斗争，他行动或者不行动都是错误和悖谬，社会历史的要求和他人性选择始终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但是他始终没有妥协，没有成为社会洪流中随波而去的蝼蚁，而是坚强地捍卫着自己芦苇般的思考权利。日瓦戈医生最终在一次外出的过程中心脏溢血死去，他的生命历程是短暂的，但是他的一生却是辉煌的，他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勇敢地坚守自己的人格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历史戕害了他的心灵，但是他却照亮了历史。

　　而像尼卡，像帕沙一样的“好孩子们”在射击，他们拿起枪，义无返顾地奔赴革命的战场。这些纯真的孩子，真诚地献身于某种“崇高的力量”，却最终成为“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他们勇敢地冲锋陷阵，为着未来的美好世界而义无反顾，却不知道他们杀死的是和他们具有同样信仰的“好孩子们”，他们以黑洞洞的枪口武装自己，却不知道不断升级的残酷和杀戮早已脱离了革命的初衷。当帕沙愤而出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代表，他心中有的只是讨伐旧时代的正义和勇敢。当帕沙幡然醒悟，返回瓦雷基诺去寻找他的妻子儿女，寻找那份失落的人性而不得的时候，他只有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枪毙了他的，或只有历史。

　　再如日瓦戈的好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革命前的他们同日瓦戈一样热爱生活和艺术，徜徉于好音乐、好诗歌的天堂。革命的风暴袭来后，他们因此而不断地被停职和流放，在各地的集中营里受尽折磨。虚伪的强制性的社会风气影响了他们，战争摧毁了他们身上一切个性的、自我的东西，并以其意志强加于人，无力驾驭自己的精神和意志的人因此而被划而为一。就像日瓦戈后来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的那样，“你明明不喜欢，却要去张罗；分明会给你带来不幸，却要你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徒有其名，不是杜撰的东西，是纤维组成的肉体。我们的心灵占有一定的空间，生存在我们身上，好像牙长在我们嘴里。没完没了的强制神经，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我听你讲到流浪，讲到在流浪中得到了成长，讲到流浪改造了你，心里很不舒服，这就好比一匹马，讲它在练马场里自己骑自己练跑。”历史对于人性的磨灭，历史对于个人人性和命运的戕害，由此可见一斑。

　　（三）癫狂与理性的对立

　　《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曾经被认为是一部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或是因为其中所传达的一种对待社会和革命战争的理智的、要求节制的思想。

　　作品的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并不是一个仇视革命的人，他曾由衷地赞美和歌颂革命，并为之欣喜若狂。当他在昏黄的路灯下读完革命的第一次简报后，他予以高度的赞美：“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的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顶礼膜拜而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明了的判决。”甚至他也积极地投身革命，他自愿去前线做军医，为革命中的同胞们解除疾苦。他认为“百年来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要挺得住。”但是革命发展到最后，在革命过程中伴随的暴力和狂热的情绪早已脱离了革命的最初目的，超出了理性的规约。所有的一切遭到破坏，家庭生活的基础，人们思想中道义的根基，全被破坏了。虚伪、狂热的情绪侵占了人们的思想，男孩子们在射击，青年们凭着对崇高理想的信奉在玩大人的游戏，未成年的孩子们被征去前线，葬送在冰冷的枪口下。白军和红军互相比赛残忍，白军以暴虐威胁对手，游击队则枪杀自己的队友来统一队伍，双方轮番的在暴虐程度上压过对手。亲眼目睹了这些的医生无法再相信革命中所宣扬的美好的未来，而是以内心真实的声音斥责过度的罪恶，过度的破坏和暴力。这时医生内心深处对革命的认识早已不同于革命初期，他不再赞扬以恶制恶的暴力斗争，就像他曾经说的：“如果人身上潜伏的兽性可以用威胁来制止，不管这威胁是监牢还是阴间报应，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不是自我牺牲的布道者，而是马戏团里执鞭的驯兽人。”在这里，革命似乎成为了破坏的武器，而不是早期伐恶的工具，大规模、无节制的破坏早已超出了理性的范畴。至此，理性的、人道的光辉早已被淹没，这早已不再是医生所理解的革命。

　　（四）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无论是作为一个仁慈的医生，还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日瓦戈都不是一个枉度时日的人。他曾经信仰革命，热情地予以赞美，因为革命承载了他的理想和愿望，符合他的气质和追求，最后，他背离革命，同样是因为理想的无处寄托。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不幸的人，童年时期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先是家道中落，然后父亲跳轨身亡，不久之后母亲又因病而死。直到他与冬妮娅结婚，他追求的平和安宁的家庭生活才刚刚开始。在他辞去战地军医回到家的时候，他曾经觉得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几乎到了每一块石头都值得赞美和亲吻的地步。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的渴望小家的团聚。但是在他们以一只别人送的鸭子为美餐大宴宾客的时候，医生博大的济世情怀在这里显露无遗，医生极力渲染了鸭子的肥美和食之无味——他认为只有全城人共享美食才是真正的幸福，在别人衣食无着的时候，独享这种得来不易的美味，只能是食之无味。这种宏大的家庭理想，承袭了其舅父的仁爱思想，也是与我国古代文人大庇天下的人格理想一脉相通的。

　　拉拉曾经在一次和日瓦戈医生的谈话中说到，战争是一切破坏和罪恶的源头。战争一开始，就把一切都打断了。革命初期的物资短缺，发展到后来，货车停开，城市人为生活所迫大批逃亡，人们最后的避难所——乡村也惨遭破坏，有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乡民们被迫逃亡，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家狗成为野狗，专以死人为食，生活早已被彻底打乱。而战争过程中不断地征兵入伍，也导致了医生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的惨境。由此看出，主人公追求的平和安宁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愿望与居无宁日，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生活现实的巨大反差。

　　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日瓦戈期望一个托尔斯泰式的进步的、和谐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但是战争开始后，伴随在革命氛围中的一些社会言论和舆论严重偏离了他的认识和预想，为此，他苦恼和困惑，“是什么东西妨碍我担任公职、治病、写作呢？我想不是困苦和漂泊，不是动荡和频繁的变化；而是在我们今天得到广泛流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洞夸张的风气，诸如：未来的霞光，建设新的世界，人类的灯塔。听到这些话，开初感到想象力多么开阔，多么丰富。可事实上追求辞藻正因为平庸无才。”这些宏图大论，激励着年轻人去冒险，去制造暴力，这些思想和原则，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激进的思想越发统治着整个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虚伪和空洞的风气越发猖獗无度。医生觉得，在这样的言论空间里自己是无法自由呼吸的，不禁气郁难过，自我救赎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二、自我救赎

郁积的苦难无处申诉，日瓦戈不得不在精神的世界里左右奔突，他像古今所有伟大的人们一样上下求索，在自己心灵的世界里开拓出一份净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救赎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致力于写作一部宗教作品，但是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无处不在的宗教情结和象征隐喻与《圣经》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贯穿全书的浓浓的宗教氛围。全书开篇就写到日瓦戈母亲的葬礼，一曲悲凉的《安魂曲》把所有人带进神圣的情怀中。“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在神圣的，宁静的宗教氛围中接受洗礼，默默地思考着生与死的意义。这是全书的第一次献祭，以现实的肉体生命的结束来亲近上帝，接近生与死的意义。

　　母亲的离去是日瓦戈幼小生命中第一次与死亡的亲近，作为一个年幼的孩子，他显得无助和恐惧。多灾多难的孤儿日瓦戈失去了母亲的依靠，却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而舅父关于圣经的新解释，关于人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也在日瓦戈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后来的读书生活中，日瓦戈的思想在舅父的影响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观和社会历史观。在生命观上，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关于生死和人的生存意义的探索，死亡的无限恐怖和命运的巨大威力促使人不断探索生存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医生获得了心灵的救赎，他一方面敬畏生命，对上天和大地的力量，他是当做先驱者崇拜的；另一方面，他已经找到了战胜死亡的答案：以生命为代价，努力追求真理，忠于真理。正是对于个体生命的一种超越和豁达的态度，使他能理性的对待伊万诺夫娜的死去，他不再有儿时母亲葬礼时的沉重的悲痛和深深的恐惧。

　　日瓦戈的一生是不幸的，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深重的苦难，当然，还有对苦难的欣然面对和承受。从母亲去世成为孤儿，到革命动乱中颠沛流离；从社会阵营中的被孤立，到心脏骤停猝死。日瓦戈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日瓦戈颠沛流离的生命，仿佛就是耶稣苦难一生的翻版，让我们从中发现那份共通的博爱和对苦难的欣然承受。日瓦戈医生就如耶稣一样，在人世间奔走，向人们发出道义和自由的呼唤，引导人们摆脱自己的罪恶，一步步的走向善，亲近善，发扬善，实践善。

　　当日瓦戈医生死后，作者这样写道：“打破这种寂静的，唯有踮起脚尖礼貌的走动的声音，以及来向一体告别的人不小心发出的沙沙的脚步声。告别的人不算多，但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料。他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死讯却飞快的传遍了熟识的圈子。他一生中各个时期结交的人，他一生中各个时期失去联系和忘记的人，如今聚集起来，有了可观的数目。而他的学术思想和诗作，为他赢得了更大数量的不相识的朋友。他们从未见过内心向往的这个人，这时第一次来看他，向他投过最后告别的一瞥。”可以说，日瓦戈医生以其一生的辛勤探索，不断求真，在其人生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独特意义，而这些意义就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复活。他死后，他的思想代替他的肉体，在别人身上永远的延宕下去……

　　（二）社会救赎

　　如果说基督教的宗教救赎依靠的是外部的教条，那么托尔斯泰主义则更加注重人的内心，注重由内而外的道德感化和生发。《马太福音》的条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的改变。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日瓦戈从小就受舅父韦杰尼亚平的影响，从他那里接受了自由博爱的思想，在上大学的时候，更是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后来，他成为医生，担起了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对众生的爱，就是寻求“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在革命爆发后，医生曾不顾医院内部的分化和自身利益，坚守着医生的岗位，甚至不顾自己的尴尬处境和切身利益，坚定地为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及至他从医前线，面对身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仍然深深地爱着一切人，他在艰难中抉择，企图寻得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保护众人，不管是自己的战友，还是对方阵营的士兵，在他看来，阶级或者阵营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奉基督的忠实的基督徒，他们都以同样的信仰庇佑自己，他们在本质上是同样可爱的，是值得去爱护的。他甚至为了他们的未来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日瓦戈医生在生活中也发展了托尔斯泰主义，他处处叹赏人与人的包容和关爱，希望人们延续战前那种和谐美好的生活。在他全家前往瓦雷基诺的途中，作者曾这样写道：“还不到半夜，日瓦戈突然醒来，感到身心充满朦胧的幸福感，列车正停在一个车站上……月台上，一个个人影压低了嗓门，放轻脚步从货车旁走过。”这也使日瓦戈由衷感动，他觉得人们走路如此小心，是出于对列车上入睡乘客的照顾和尊重。这只有在战前才可能如此，那是很遥远的过去了。虽然这份美好并非真实，此时的车站上正人声鼎沸，到处鞋声笃笃，只是不远处有个瀑布，它送来了自由和清新的气息。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日瓦戈医生内心深处的一种朴实而美好的憧憬和希望，是医生博爱人格追求的一种外化。

　　博爱众人的同时，医生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还深深地痛恶过度的暴力及其带来的罪恶。他认为，靠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如果人身上潜伏的兽性可以用威胁来制止，不管这威胁是监牢还是阴间报应，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不是自我牺牲的布道者，而是马戏团里执鞭的驯兽人。可事实是，几百年来使人向高级阶段发展，成为万物之灵的，并非棍棒而是音乐：亦即不可抗拒的非武力的真理，以及真理的具有吸引力的榜样。”日瓦戈医生希望人们注重善的作用，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通过善行来引人向善，从而达到“精神的人”的境界。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他深深地痛恶战争以及革命的暴力和血腥，痛恶革命过程中狂热的杀戮和自相残杀，并以其自身的实践去宣扬善，传播善，发展善。

　　善的作用似乎是微弱的，但是善的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善不一定能阻止恶，但是善一定能影响恶。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自我牺牲的布道者的胜利。日瓦戈医生死后，人们开始深深地怀念他，怀念他的思想和创作，这就是他的伟大和胜利。

　　（三）艺术救赎

　　通过写作不同类型的艺术著作，在对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和对至善至美的追求中求得精神的救赎。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一生都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他善于思考，并且特别擅长写作，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希望写小说，写一本传记小说。这个时候的他，就像一个画家，为了作一幅成竹在胸的巨画，一辈子打着种种草图。

　　在经历了冬妮娅母亲的葬礼之后，他对艺术的认识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进展：“有种不可遏制的愿望，像漩涡里的水要卷入深处似的，想去思索，幻想、探寻形式，创造出美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的认识到，艺术向来有两个对象：它总是在思考着死亡，同时又总是以此创造着生命。伟大的真正的艺术，一是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是这启示录的后续。”当日瓦戈从军三年后归家的时候，他突然顿悟了艺术的宗旨所在——回到亲人怀抱，回归自我，获得重生。这时医生把艺术与生活认真的结合在了一起，效仿普希金和契科夫，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用自己的笔去展现生活，而不是以人类的终极目的去改造生活，遵从生活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加工。

　　在和拉拉居住在瓦雷基诺的时期，他更是尽心致力于艺术的探索“他一生都向往能达到一种不露锋芒的含蓄的新奇，隐藏在通用的习以为常的形式之下。他一生都在努力形成一种平淡朴实的文风。”最后，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更是提出了艺术是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必需契机。这样，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和实践一步步的不断深入和升华，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理念和追求。

　　（四）爱情救赎

　　在日瓦戈医生的一生中，最让人动容也最受争议的莫过于他和拉拉的爱情。同情冬妮娅的人们看来，日瓦戈医生的这一做法是不受人尊敬的，是一种背叛。其实这并不能用单纯的爱恋来解释和理解。

　　作者曾用无限美好的词汇来渲染这场爱恋：“天哪！这场爱恋是何等的海阔天空，何等的不同寻常，简直无可比拟。他俩的思念，如吟唱一般美好。他俩相爱，不是由于难解难分，不是像有人胡写的那样‘为欲火煎熬’。他们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希望如此，这里有他们脚下的大地，他们头上的天空、云朵和树木。他俩的爱情得到周围人们的喜欢，那程度恐怕胜过了他们自己对爱情的欣喜。”这份爱恋，更多地超越了情爱，而是心灵的相知相惜。在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爱情中，寻得精神上的伴侣和知音，在爱情的无比神圣和无限坚贞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和救赎。

　　综上所述，《日瓦戈医生》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反映了二十世纪前期俄罗斯的历史图景，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的精神困惑和自我救赎，展现了一代人的历史刺痛和苦难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信仰、社会、历史等一些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求，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

　　1. 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蘅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李华．历史与人性的冲突[J]．吉林社会科学院学报，2001(04)。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