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帅

　　决裂与新生：解读周作人《中年》背后的时代纠葛与选择

　　◎林树帅

　　1923年7月，周作人通过一封信向鲁迅宣布绝交，8月初，鲁迅携朱安从八道湾的家宅中搬出，移居砖塔胡同。1924年6月，时隔十个月后鲁迅第一次重返八道湾，便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骂詈殴打”，以一种颇为狼狈的方式取书、器而出。就这样，“五四”以来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周氏兄弟便以这种出乎世人意料的方式走向了决裂，而两人失和的缘由也永远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无法破解的谜案。同时，也正是由于二人的失和，“五四”落潮后的中国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被二人逐渐导引进了两条相反的路径，并且在30年代后旗帜鲜明的相互对立起来。而1930年周作人所写的《中年》一文，则在此后二人的精神与文学历程的进一步分野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1930年3月18日，周作人署名“启明”在《益世报·副刊》第88期发表了文章《中年》，作为周作人使用最为普遍的笔名之一，在当时的文坛这基本上就是周作人的代名词。此文最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在文中周作人第一次公开对失和已久的鲁迅大加讽刺、挞伐；二是周作人于文中显现出了一种新的倾向，这种倾向预示了30年代后周作人在文化与文学上的新的思考与选择。后来，周作人将此文收入他的《看云集》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因此，对于《中年》一文的解读，将相当有助于了解当时文坛的分立与周作人思想转型等重要问题。

一

虽然在1923年周氏兄弟便因家庭问题而失和，但在后来的若干年中，除了周作人在一些文章中对鲁迅时有微词讽刺外，大体上两人均对对方三缄其口，互不提及。因此，当1930年《中年》一文一出，两人保持了多年的“互不相犯”状态，也被周作人一文打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为整个三十年代京派文人与左联战将这两个阵营在各个方面的龃龉拉开了序幕。

　　从《中年》一文中具体来看，周作人首先是对鲁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嘲讽与挞伐，而他此次攻击的主要焦点便是集中在鲁迅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文中他这样写到：“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又言“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接下来，周作人在用语上便可谓有些“刻毒”了：

　　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领袖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1］

　　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周作人在此处所指责的是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同居事件。在周氏眼中，鲁迅早已算是“人到中年”，但于此时却干出“秋冬行春令”的事情，“大讲恋爱”，为此露出了“丑态”。由于鲁迅的发妻朱安此时尚在北京，名义上还是鲁迅的合法妻子，所以周氏将鲁迅与许广平的这种结合称为了“纳妾”。当然，周作人的这种“犀利”的攻击除了意气使然外，也有其思想背景方面的原因。对早年倡导过思想革命的周作人来讲，封建伦理制度下三妻四妾现象尤其让他不能容忍，为此他以前也曾多次在文章中将中国人的纳妾作为一种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予以过批判。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不道德；另一面，一夫多妻是将女子作为人的价值意义进行了贬低，使其沦为了男性的玩物与附属品，也违悖了其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如他在《祖先崇拜》中所说的那样：“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2］在《情诗》一文中也曾提到：“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3］不只是鲁迅，周作人对于其胞弟周建人抛弃已为其生下二子一女的羽太芳子而在上海与学生王蕴如同居一事也表达过同样的意见。1937年2月9日他在给周建人的信中说：“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4］对于周氏而言，在他两个兄弟身上都发生了这种事情，亦使他精神上常常困扰不已。当然，鲁迅本身的无爱之婚也让他承受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与生理压抑，周作人对此未必感受不到，但他还是终归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鲁迅的“出轨”。然而，如果这篇文章的意义仅限于对鲁迅进行嘲骂，那么充其量这也只是一些愤愤之辞，如若将《中年》重新放回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我们则会发现其写作动机更为重要的一面。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鲁迅与许广平是在1927年左右开始公开同居的，奇怪的是，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周作人从未对此事做出过任何表示，那他为什么又会在1930年3月18日发表这样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呢。实际上，这是与当年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是息息相关的，这件大事即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1930年3月2日，左联于上海成立，鲁迅、冯雪峰、李初梨、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冯乃超等40多人出席成立大会，鲁迅在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正式加盟左翼文学。基于共产党党组织内部的承认与肯定，鲁迅在左联中居于领导人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接受“旗手”、“盟主”这样的称号，但毫无疑问在外界看来他已经被奉为了左翼文学的精神领袖。然而，也就在左联成立后的十几天，周作人便发表火药味十足的《中年》，第一次公开发起了对鲁迅的攻击，因而此次对鲁迅“恋爱风波”“迟到”的指斥实际上是为了引出更为重要的所指——即他眼中鲁迅对“五四”启蒙道路的“叛离”。

　　应当说，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在时代风起云涌的时刻加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行列之中，成为一名新文化启蒙知识分子，确实是与鲁迅紧密相关的。鲁迅作为兄长对周作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从幼年开始，周作人便跟随在了鲁迅的身后如婴儿学步般亦步亦趋的前行：无论是在三味书屋的私塾生活还是南京的求学生涯，乃至后来留学日本，进行文艺刊物的创办、作品的译介，以及归国后从事教育，再后来进入北京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之中，人生的每一个站点都留存了鲁迅的身影，也可以说他早期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鲁迅的翻版。即便是在1923年二人因家庭缘故失和之后，感情上虽然破裂，但在思想选择与精神内质上两人依然是息息相通的，从《语丝》的时代到之后对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的批判，他们都曾并肩作战过，属于同一阵营内的以致力于文化启蒙作为毕生事业的战友，哪怕是在后来后期创作社、太阳社对他们发起攻击时，他们所持的态度也是近似的。而如今，鲁迅毅然地转向了革命文学的道路，则使周作人似乎有点“措手不及”，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一时都无法接受。因而在《中年》一文中有些失去冷静地怒斥鲁迅是“变质了”的“动物”，是“言行不一致”的“一种大欺诈”，在他自己看来他的前半生仿佛是受了鲁迅极大的欺骗，因而告诫“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甚至将鲁迅的种种表现称作是“伪善”，讥讽他如今的转向只是为避免革命文学家们对其所谓“落伍”的批判，“跟着青年跑”而已。兄弟失和近七年后，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周作人在精神上又一次与鲁迅决裂，而这一次是彻底的思想决裂。

　　周作人之所以对鲁迅“背弃”启蒙道路如此怒不可遏实际包含着他对革命文学的极度不认可。按照一般的理解，在中国是缺乏像西方那样占有绝对统治力量的宗教势力的，因而中国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缺少宗教的狂热，而趋于“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性化”，［5］比较贴合于倡导理性的儒教。但是，在周作人眼中，现实中国中这种尊崇儒教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其实早已丧失，并且已让位于了充满原始狂热的“萨满教”，因而他一再提醒人们，“中国人是——非宗教的国民。他与别国人的相差只在他所信奉的是护符而非神，是宗教以前的魔术，至于宗教的狂热则未必更少。”［6］所以，后来他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教训时，其中一条即“群众运动可以成事”，他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之流弊是使中国人趋于玄学的感情发动，而缺乏科学理知的计划”。［7］他将群众连同他们自身的原始情绪视为了洪水猛兽，“他对作为社会政治力量的民众以及推动他们的群众心理抱着深深的不信和忧惧，同时也反对一切诉之于狂热性的口号文学”。［8］20年代末，当革命文学掀起对周作人等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时，他就意识到了这种运动中所蕴藏的宗教般的非理性情绪，他们在思想与文学问题上和各种论争中无不充斥着激情和意气，行为举止中都带着强烈的政治情绪化的特点。事实上，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不光是在中国，还包括苏联、日本甚至是欧洲，其实都正处于一种极左思潮的泛滥之中而显得“激情四射”。30年代，周作人常常在文章中将自己与左翼文学的这种隔膜称为“隔教”，不言而喻就是来自上述对宗教式的群众革命运动热情的抵触，他将自己“归于唯理派”，而自然地将对方视为了革命文学旗帜下的“教徒”，在周作人看来，“革命这个东西已然不过是‘浪漫主义’和‘信仰’的问题罢了”。［9］再加上早年由于看惯了的革命闹剧而产生的革命虚无主义思想，周作人对左翼革命文学的厌恶可以说既包含客观的冷静思考也含有主观感情的成分。

　　因而，便可以看出，在《中年》中，周作人那些看似“失控”的攻击言语既有多年来家庭积怨的酝酿、发酵以至爆发，也有其时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因素的影响，是1930年中国文坛各方势力相互角逐、抵牾的侧面反映。前者通过攻击鲁迅最为私密的感情问题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作为导火线将后者引爆，作为后“五四”时代延续启蒙文学传统的重镇之一的周作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将其兄鲁迅想当然地强制划归到了他所理解的“启蒙——革命”这样一对水火不容的概念中的革命一方，将鲁迅描绘成一个十足的启蒙的“叛徒”。

二

通常认为，1928年《闭户读书论》一文的问世标志着周作人“隐士”生活的开始，可当我们将这篇文章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之中时，我们又会发现，周作人的这种退隐又明显带有强烈的无奈情绪，这是他“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10］选择下的结果。面对现实，他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时代的动乱与迫压、革命文学集团的攻击以及1929年幼女若子的病逝，造成了他在肉体与精神上都不得不回归到书斋之中去过那“改为隐逸，食粟而已，不问国旗”［11］的生活。此后几年，周作人著述极少，也似乎是在酝酿未来思想与文学的新方向，随着《中年》的发表，周作人在斩断与鲁迅的最后一丝精神羁绊后，自己的思想也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中年》一文中，如果说对于鲁迅的影射攻击是从反面来说的，即讲中年不该如何，那么周氏也同样于文中表达了其关于此问题的正面见解，也就是人到中年应该如何。他在文中这样写到：“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是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不不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因而，他认为“中年是理智的时代”，“以后便可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即使在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实在也有益无损”。［12］这几句话实际上便成为了周作人30年代乃至此后思想基调的某种宣言。他所谓“中年是理智的时代”既是他作为启蒙者的特色所在，也是针对现实中革命文学的情绪化而言，他30年代“爱智者”、“知堂”的称号亦从此出。而他这里所提出的人情物理观念则作为具体的实践标准贯穿了整个30年代的文学创作。“人情物理”的内涵，周作人在后来也进行过具体的阐发，他说得颇为简明，即包含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13］实际上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对周氏而言则形成已久，而在其当下的思想文化新意则如同钱理群先生所言的那样，周作人是“以此去重新审视、映照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再度‘别择’与‘发现’”。［14］

　　随着3月18日《中年》的发表，树立了思想基调的周作人在此后几个月中动作不断，其新思想的若干理论要素与实践陆续在一系列文章中发表出来。一个月后的4月17日，他即又在《益世报》发表了“草木虫鱼”系列的第一篇重要文章《金鱼》，在其中提出了他基本的文学史观，即“文学上永久有两种潮流，言志与载道。二者之中，则载道易而言志难。”［15］这实际上也就是两年后周作人所做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座的理论基点，而他则自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言志代表，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相反的一面，载道文学——现实中也就是左翼文学——来进行抵抗。5月12日与19日，他又于《骆驼草》上分别发表了《水里的东西》及《论八股文》两文，前一篇提到“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16］实际落实到的是民俗学领域；后一篇则提出两个提议：“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我的第二个提议：便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17］则是落实到了中国固有文化与文学领域。而无论是民俗学考察还是固有文化的批评又都完全契合他之前所谓的“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的话，期待新的“别择”与“发现”。1934年，周作人在完成对文学写作样式的思考后，以《夜读抄》为标志，创作重新步入正轨。此后若干年间写作了大量的“文抄公”体式的散文，虽然颇有争议，但这既是他“闭户读书”的成果，亦是他“观察”中国文化的方式。如若将《中年》一文置于周作人整个思想变迁的中期里来审视的话，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闸门”。自1928年《闭户读书论》以来的总的思考在现实的刺激下，通过《中年》简洁明了地推出，以此为起点，以后的周作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日新月异，喷涌而出。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要进行新的现实选择的历史境遇。而鲁迅与周作人似乎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鲁迅通过翻译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大量文献，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转向革命文学；而周作人坚持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独立性，通过钩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去理智地观察物理人情。由于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对文学之功用截然相反的意见，双方似乎对对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认可，鲁迅写有《小品文的危机》，批评林语堂所提倡的“性灵”小品文的写作，而实际上真正的矛头是指向了整个“言志”文学体系的构建者周作人。而周作人则在1934年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创作方面基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18］双方思想与文学理念的分歧也许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周作人“是仅以‘说出’为满足，并不像鲁迅似地严格‘解剖’。无论是对待主观世界还是对待客观世界，周作人都仅以认识为满足，并不像鲁迅那样意在改造。”［19］虽然今天再去讨论孰是孰非已相当困难，但通过《中年》一文的解读，对于更鲜活地了解其时周作人的思想状态与选择还是有益的。

　　【注释】

　　[1] 周作人：《中年》，《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

　　[2] 周作人：《祖先崇拜》，《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3] 周作人：《情诗》，《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 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5] 周作人：《青浦子爵之特殊理解》，《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6] 周作人：《托尔斯泰的事情》，《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7] 周作人：《五四运动之功过》，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04-1925》，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720页。

　　[8] [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9] 同上，第81页。

　　[10]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11] 周作人：《新年通信》，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26-1948》，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04页。

　　[12] 周作人：《中年》，《看云集》，第52页。

　　[13] 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26-1948》，第575页。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15] 周作人：《金鱼》，《看云集》，第19页。

　　[16] 周作人：《水里的东西》，《看云集》，第36页。

　　[17] 周作人：《论八股文》，《看云集》，第76页。

　　[18] [日]井上红梅著，董炳月译：《采访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8期。

　　[19] 李景彬：《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