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在《野草》和《十四行集》中，鲁迅和冯至分别对生存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野草》揭示了鲁迅与生存环境间的裂痕，反抗绝望成为这部作品一以贯之的生存体验。而在《十四行集》中，冯至则与生存环境诗意般地融为一处，并从苦难的担当中去领受生存的意义。虽然这两部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是它们所表达的那种体验，潜在地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刘启涛博士的文章对这两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较好的比较，是一篇有见地的论文。
周作人1930年3月所写的文章《中年》，从其同鲁迅精神与文学历程的进一步分野以及三十年代周氏自己的思想选择上看，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年》具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周作人在文章中借攻击鲁迅的爱情问题指责其加入左翼文学而背弃了“五四”启蒙道路；其二，周作人也通过《中年》表明了自己新的思想立场与选择，即要在自己中年以后“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林树帅博士对《中年》一文的解读，有助于了解当时文坛的分立与周作人思想转型等问题。（李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和《十四行集》是两部奇特的作品。它们都以成熟和深刻著称，散发出强烈的学术诱惑力，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谓层出不穷。只是囿于文体上的差异，这两部作品中所存在的一些内在关联也常为人们给无意中遗漏了。在这两部作品中，鲁迅和冯至都是从自身的生活现实出发，对生存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在《野草》中，鲁迅与外界现实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痕，生存的重重危机带给了作者对虚无和绝望的痛楚体验，反抗成为了这部作品中生存表现的重要模式。而在《十四行集》中，现实世界则成为了作者诗意的栖居之所，在对生存危机的泰然担当中，冯至领悟到新的启示和希望。《野草》和《十四行集》对生存体验的这两种独特表现，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
一、“隔”与“化”
孙玉石先生早先就曾这样说过，“《野草》和鲁迅一样，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1］”如果没有之前“五四”新文学的积淀，以及1920年代中期特殊的历史环境，《野草》的出现则是不可想象的。《野草》诸篇散作于1924到1926年间，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现实带给鲁迅以极大的苦闷和困惑，对其创作精神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曾这样说过：“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2］”
这段话时常为研究者们所引用，在其叙述中不乏自嘲和心灰意冷，这也在无意间暴露了鲁迅与外界现实之间的那道难以弥合的裂痕。而《野草》也正是在这个裂痕间产生的，同时也注定了《野草》中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对生存体验中，《野草》集中体现了一个“隔”字。这种“隔”首先体现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影的告别》中的“影”表达了一连串的“我不愿意”，《死火》中的“死火”对于“冰谷”去留的抉择，再有《淡淡的血痕》中的“叛逆猛士”对于“废墟和荒坟”的“洞见”，以及对于“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的“正视”，都体现了这种“隔”的存在。同时，“隔”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在《复仇》一文中，裸身男女旷野中的对峙，《复仇》（其二）中耶稣对于痛苦的玩味，还有《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石像似的”裸立于“荒野的中央”，则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从整部《野草》可以看出，主体与生存环境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隔膜。而造成这种“隔”的根源则是主体与外界现实之间的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
如果说《野草》表现了鲁迅与外界现实的隔膜，那么《十四行集》则表现了冯至与外界现实的那种诗意般的契合。《十四行集》创作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最为艰苦的阶段，并且冯至和家人此时也可谓是患难重重。借居昆明郊区的杨家山林场既是为养病，也是为躲避空袭。这段相对悠闲的日子为冯至的思想带来了一次诗意的升华，后来他在《昆明往事》的回忆文章中说过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3］”
从这一连串排比式的问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冯至对现实的那种欣慰和超脱。在这里主体与外界环境间的那道裂痕弥合了，并从外界环境里获得了一种诗意的升华，《十四行集》也正是这种诗意升华的结晶。在整部《十四行集》中，我们看到的也不再是主体与外界的隔离，相反，而是一种诗意般地融合。
因而《十四行集》体现的则是一个“化”字。在《十四行集》中，主体与外在环境则是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诗人在第十六首中所写，“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诗里“路”与“水”的关联，“风”与“云”的呼应，“城市”“山川”与生命的融合，达成了一种相互感应彼此交融的境界，主体也与外界环境诗意化地融合在一起。一个“化”字不仅点燃了全诗的诗情，也升华了整部诗集的境界。整部《十四行集》的也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天和海的呼叫，是乍起的狂风与稍纵即逝的彗星，还是默默的青山，在冯至的诗中，都组成了与‘一个人’紧密连接的‘一个宇宙’。［4］”从伟岸的有加利到渺小的鼠曲草，从一群群的驮马到原野间的小路等等，这一切都融入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当中，进而也完成了诗意的升华。
二、“我”与“我们”
《野草》中使用最频繁的人称词就是“我”，除去其中的《复仇》《雪》《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七篇文章以外，其余都是以“我”作为主体的。如果说此前《呐喊》时期的创作属于“遵命文学”的话，那么《野草》的确可以说得上是“随便谈谈”的“小感触”。此间启蒙思潮没落后的种种现实，把鲁迅从一个社会化的外在环境，带入到了一个个人化的内在世界当中。《野草》的诸篇完成后不久，鲁迅就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这样说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5］”《野草》的许多篇章里都含带有“解剖我自己”痕迹，这在《墓碣文》中表现得尤为惨烈，“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再是“痛定之后，徐徐食之”。按孙玉石先生的话说，“所谓的‘本味’，就是对于自我生命存在中的黑暗与虚无等思想清醒的自我确认的清晰感。［6］”整部《野草》的生存体验正是在这样一个“我”的世界中展开，因而《野草》的生存体验是一种来自个人化的内省，它的抗争也成了主体一个人的抗争。“我”的频繁使用不仅赋予了《野草》的生存主题以强烈的主体色彩，同时也把这种体验提升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惨烈。在《十四行集》中出现最多的则是“我们”一词，二十七首诗中超过一半的篇幅都是以“我们”为主体的。这里的“我们”所指向的生存主体显然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以“个人”为中心相互联系的群体。与《野草》创作时期的消沉的氛围相比，《十四行集》诞生于全国上下民族战争的激昂氛围中。战争的残酷让个体生命变得渺小和脆弱，而对胜利的渴望也成为了人们共同的目标，这也让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相通的体验。诗集的第一首《我们准备着》的开篇就是，“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诗中的“奇迹”、“彗星”与“狂风”等语，构成了战争环境中现实生存的危机，而“我们”的“深深领受”无疑又把这种危机给淡化了。这四句诗不仅引领了全篇的方向，也奠定了整部诗集的基调。在《十四行集》中，生存主体更像是萨特所说的那样，“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存在。［7］”冯至在第二十首中这样写道，“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的梦里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生命的分裂。”在诗人看来，那些亲密的或陌生的面容和语声，都是与“我自己的生命”相联系的，成为了它的一个部分。那么《十四行集》中的生存主体也就不再是孤立封闭的个体，这也使它在体验上呈现出了与《野草》截然不同的风格。
在两部作品中，从“我”到“我们”并不是只是简单的人称和数量的变化，其中也涵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模式。《野草》中的“我”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也成了一种生存意志的象征。“我”始终都是个孤立的存在者，承受着生存的重重危机。在“我如何如何”形式的表达背后，也说明了这一切都只能由“我”独自去承受，而别无其他分担者。就像《死后》中所表达的痛苦和烦恼，《希望》所流露出的犹疑和寂寞，以及“影”与“死火”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彷徨，这一切都只能由“我”去体验。非但如此，“我”也代表了一种向外扩张的体验模式，那些来自外界现实的危机也都由“我”承担了。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只要一个人是坚强的生命意志，也就是他如果以一切力量肯定生命，那么，世界上的一切痛苦也就是他的痛苦，甚至一切只是可能的痛苦在他却要看作现实的痛苦。［8］”这在《复仇》和《复仇》（其二）中体现得尤为具体，生存主体“复仇”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某一明确的客体，而是整个现存世界。我们在《野草》中常常会见到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生存主体无限的向内心世界深入，体验着生存的痛苦和虚无感，如《死后》《墓志铭》等篇；另一种就是生存主体向外部世界扩张，表现出对世界的挣扎和反抗，如《复仇》两篇和《颓败线的颤动》等篇。这两种情况构成了“我”的体验的两个极端，它也赋予了《野草》的生存体验以一种超人的激昂。
而《十四行集》中的“我们”指向的显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冯至在第六首中有这样写道，“和暖的阳光内/ 我们来到郊外，/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一片大海// 有同样的警醒在我们的心头/ 是同样的运命/ 在我们的肩头。”从“河水”到“大海”说明了生存主体从个体到群体的变化，从而也使“警醒”和“运命”不再是个人的体验，而是由“我们”的“心头”和“肩头”共同去分担。可能很难会让人想到，这首诗里描写的其实是关于一次躲避空袭的情景，以至于在它编入《冯至诗选》时，作者特意加上了题注，“敌机空袭警报时，昆明的市民都躲到郊外。［9］”这种情况不但体现了《十四行集》的风格特点，也说明了“我们”一词在整部诗集表达生存体验中的作用及其意义。《十四行集》中也一次次写到生存的重重危机，但是主体在面对这种生存危机的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担者，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去体验的。“我们”一词的使用让整部诗集的生存体验具有了一种开放性的特点，从而也让它有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表现方式。在《十四行集》的生存体验中，我们很难看到主体的挣扎和焦虑，更多的是那种恬静的思考。就像冯至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一个人走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得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10］”《十四行集》的诸篇正是产生于这种“想”的状态里，在它所表达的体验世界里，主体已不再是那个超然于群体之上的“我”，而是“我们”中的一部分。因而《十四行集》中的生存体验，也可以视为一种常人体验的升华。
三、“反抗”与“担当”
《野草》所表达的生存体验是惨烈的，主体与生存环境的隔离，以及主体自身的孤立状态，最终形成了这部作品独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源自鲁迅对生存现实的深刻思考。在1925年5月的《北京通信》一文中，鲁迅曾这样说过，“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该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1］”而此前不久，鲁迅又对现实生存环境做出了这样的譬喻，“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12］”一个月后他写下了《失掉的好地狱》，表达了对这“好地狱”的诅咒。整部《野草》所表达的其实也是生存主体的反抗历程，只是这种反抗的对象并不是某一具体的事物，而是对生存构成压迫的一切。这在《野草·题辞》中说得也很明确，“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腐朽更其不幸。［13］”可以说，《野草》中的生存主体正是以反抗的方式去领受生存的虚无和绝望，反抗既是《野草》主体重要的生存状态，也构成了鲁迅体验生存的重要模式。虽然《十四行集》的创作也受到抗战氛围的影响，但是冯至在这里显然无意去迎合时代的主潮。他后来也这样说过，“我自信并没有在小草小花中去寻找什么小趣味，也思索一些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但是我的确没有为抗战而写作。［14］”确切地说，《十四行集》表现的也不是精英化的战士，而是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的价值。除第九首到第十四首以外，整部诗集表达的大都是对小昆虫、鼠曲草、村童、农妇等这些卑微生命的礼赞。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他们以默默担当的精神体现了生存的价值。这些脆弱的生命带给了冯至许多宝贵的启示，正如后来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在抗战期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告于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15］”诗人在《十四行集》中也正是沿着这样一种体验模式，通过那些平凡乃至卑微的生命领悟到了生存的内涵和意义。
在生存主题的表现上，《野草》和《十四行集》所以显示出强烈的体验色彩，是因为它们表现的不是某种概念性的结论，而是对生存价值确认的过程。《野草》表现出的“反抗”精神和《十四行集》蕴含的“担当”意识，其实都源于主体对生存价值领悟的哲学升华。《野草》的反抗精神表现出了两个特点，其一是这种反抗是永无止境的，主体只是沿着一个固定模式反抗着生存的困境，但这种反抗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就像“过客”，明明知道前方是“坟”，却仍然执着于旅途的跋涉。《过客》创作后不久，鲁迅就在与许广平的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16］”而事实上，“死”也并不意味着“反抗”的终止，《死后》《墓碣文》等篇所表现的正是那种死后的焦虑。其二就是这种反抗始终弥漫着一种“殉教式”的悲怆，主体在反抗的过程中拒绝一切的布施，就像《求乞者》中所说，“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并且反抗越是强烈，这种拒绝布施的行为也就越极端，直至最终演化为“复仇”，就像《复仇》中裸身男女“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还有《复仇》（其二）中耶稣对“没药调和的酒”的拒绝。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说，“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活着的。［17］”《野草》表现方式无疑也印证了这一点。总之，《野草》表现的哲学是一部反抗的哲学，主体是在不断反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生存价值的确认。
正是在那种担当精神的感召下，《十四行集》虽然也是书写弱者和苦难，但却能超越血与泪的控诉，而达到了那种形而上的深刻。诗人郑敏曾这样评价《十四行集》，“虽说全集只有十四行诗二十七首，但却融会了先生全部的人文思想，这种很有特色的人文思想，在色调上是通过痛苦看到崇高和希望。［18］”一方面是生命的渺小，另一方面是生存的不可把握，《十四行集》正是通过这种艺术张力的构建表达了对于生存的独到体验。比如第二十一首中又这样写道，“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狂风”、“暴雨”和“不能自主”喻示了生存的不可把握性，而“这点微弱的灯红”却又给这岌岌可危的生存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脆弱的生存主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中蕴藏了生存的坚韧和希望，这也是《十四行集》“担当”精神的真实内涵。《十四行集》表现的往往是那些渺小的生活，就如第四首《鼠曲草》所写的那样，“你躲避着一切名称，/ 过一个渺小的生活，/ 不辜负高贵和洁白。”主体在生存中选择的不是反抗，也无力去反抗，最终却以担当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生存价值，并从中获得了艺术和思想上的升华。
小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和《十四行集》是两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它们都以富有深厚的哲理内涵为特色，蕴含着对生存主题的深刻思考。在对生存主题的表现上，鲁迅和冯至都是从他们的亲身体验出发，从而也使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野草》所表达的体验带有强烈的“超人化”色彩，生存主体以傲然的姿态反抗着生存的虚无和绝望，并以此方式去寻求生存的价值。而《十四行集》所表达的体验往往是从平凡的日常事物出发，生存主体泰然地担当了生存的所有苦难，从而也成就了自身的生存价值。在对生存体验的表达上，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文关系。而从这种互文关系中，也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生存体验中的两个向度。【注释】
[1] 孙玉石. 《野草》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第1页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469页
[3] 冯至. 冯至全集（第四卷）·昆明往事.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第341页
[4] 张辉. 冯至：未完成的自我.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300页
[6] 孙玉石. 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重释（连载八）. 鲁迅研究月刊1996.8第27页
[7]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4第30页
[8]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482页
[9] 参见《冯至全集·第一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第222页
[10] 冯至. 冯至全集（第一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第213页
[11]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通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54页
[12]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杂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77页
[13]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二卷）·影的告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169页
[14] 冯至. 冯至全集（第四卷）·立斜阳集，昆明往事.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第356页
[15] 冯至. 冯至全集（第三卷）·山水，后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第73页
[16] 鲁迅.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第81页
[17] 竹内好. 近代的超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第8-9页
[18] 郑敏. 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J].当代作家评论2002.3第87页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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