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平

　　边疆阅读

　　于坚散文《众神之河》的生态学解读

　　◎农为平

　　主持人语：作家不能选择读者，读者可以选择作家。作家的任务就是去努力写作，给人提供

　　文字之美，思想之美，让文字去打动人，发人深思。于坚、张永权、黄玲，都是云南的重要写作者，各有千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真诚对待文字，用生命去写作，表现美，传递美，读者自然喜欢去阅读，也就有所得，有所感，有所悟。从这三篇对以上三位作家作品的评论看，显然他们都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受益者，在文学观点和人生态度上都深受启发。（杨林）

　　二十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题为《成长的界限》的报告震惊寰宇。报告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自此，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人类共识，在文学领域也相应诞生了一个新兴支流：生态文学。与当下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相比，生态文学在中国文坛尚显单薄，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一直有一批作家在这稍显冷僻的领域不懈地呼吁倡导，试图通过文学的力量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云南作家于坚正是其中一员，从他早年状写云南高原大地的诗篇，到近年来推出的众多散文，都传递着鲜明的自然讯号，彰显着浓厚的生态意识。正如评论家宋庄所说：“诗人于坚常常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寻觅着大自然残存的诗意。”（宋庄《文学新观察：生态文学走向兴盛》，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0月21日。）《众神之河》是其中能较全面反映其生态理念的一部作品，具有独特的生态意义。

一、大地颂歌

在当代诗人中，于坚具有明显的自然倾向。这在其早期的诗作中就已初见端倪并独具特色。在于坚初涉诗坛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正处于当代文学备受推崇的黄金时期，朦胧诗正大行其道，北岛、舒婷、顾城等一批朦胧诗人的诗作被人们争相传诵、模仿，是不可遏止的时代风尚，而于坚却很奇妙地独立于这股风潮之外。在他写作于那个时期的作品里，基本上看不到朦胧诗的时代印记，他甚少去附和那时流行的对刚刚结束的文革历史的揭露、批判、反思，也不去唱民族新生的颂歌，他自顾自地行走于主流之外，目光关注于家乡云南的山川河流，以自然景物为描写、歌咏对象。在后来多年后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于坚把第一个创作阶段定性为“高原诗”时期，这也是为研究者们所认可的。尽管后来他裹卷进第三代诗歌的大潮中，成为其中擎大旗的代表诗人，诗作也自然转向对世俗生活的冷态摹写，但心中的山水情结依然根深蒂固，只不过大部分转移进了散文领域。

　　《众神之河》正是这种山水自然情怀的集大成者。钢筋水泥的都市生活、功成名就的优渥地位，并没有使于坚远离自然、忘怀自然，与之相反，他一直清醒地审视现代文明，既看到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繁荣便利，也有感于种种快速发展对生存环境、价值观念的破坏，内心更产生了重返自然的迫切愿望，企图从自然中寻求自救之道。从2004年开始，于坚数次沿着澜沧江——湄公河长达数千公里的流域展开田野考察，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沿岸水文、地理、历史、民族、民俗、宗教等自然及人文形态，以生动而极富诗意的语言为世人完整地呈现了这条千百年来流淌于亚洲腹地上的河流的全貌。

　　早在1845年前，美国作家梭罗离开喧嚣的都市，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度过了两年孤独幽静的隐居岁月，后来他根据这段经历，写成了震铄古今的生态主义文本《瓦尔登湖》。于坚是另外一种意义的“隐居者”，他以类似于古代行吟诗人的身份游走于山水间，走进自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尊崇，表达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因而在《众神之河》中，大自然是当然的主角、主体、核心，它们是河流、雪山、草地、牧场、森林、峡谷、石头、泥土、花草……它们无处不在，慈悲宽厚，构建起人类生存的家园。于坚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面对自然，文字充满了激情和张力，细腻而生动。他常常毫不掩饰地直接表达对大地的情感：“大地像一位苍老的父亲，宽厚而沧桑。世界美到完全丧失了意义，我明确地感受到何谓伟大。美是平庸的东西，伟大其实是平庸的积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你也不要说话，任何赞美都相当弱智。”“物华天宝，大地太丰富了”，“人们热爱大地，赞美大地，大地不是需要重新设计改造的地狱，大地就是生活的天堂”，……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下面，似乎可以听得见奔涌的情感在汩汩流淌。老子曾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富于诗意也最动人的话语之一，它的力量来自人对自然的敬重，来自用心的感悟和聆听。一个能真正领悟其中妙处的人，必然是持了恭敬虔诚的态度，能够静下心来与大自然对视和交流。在于坚细腻动人的文字间，他对自然的尊崇之情一览无遗，往往能够一刹那间顿悟自然之美的本质，也具体而微地感受了老子自然思想的精髓。

　　十六至十八世纪，以斯宾诺莎、布鲁诺为代表的“泛神论”思潮出现，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另外的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其实，这种自然观早就存在于东方古老哲学中，比如老庄强调的“天人合一”，印度教中核心概念“梵”的所指，都是建立在以天地自然为世界本源的基础之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视人与自然为对立面的“二元”观念，使得人类不断加剧对地球的破坏和掠夺。在我国，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层面的倡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观念深入人心，导致人们对自然的尊崇消失殆尽。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最终导致了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暴、厄尔尼诺等诸多现象的出现，让人类饱尝破坏大自然的恶果。这时人类方始警醒，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意识逐渐普及。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改变长期以来深植于人们头脑中“人是世界主宰”的观念何其艰难，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于坚一直是一个清醒的生态主义者，对于大自然，他已经不仅仅是肯定、热爱，更是一种上升为宗教意味的虔诚膜拜。他放弃舒适生活，花费数年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对一条河流的考察和书写，这个过程艰辛无比，有时连他自己也感到惶然：“四年前，我开始澜沧江——湄公河的旅行，我的梦想是抵达这条大河的源头。旅行不断地开始，又不断地中断，那些发誓和你一起抵达终点的人失踪了……抵达终点的都是孤独的人。当时肯定有某种力量鼓舞我出发，这种旅行并非易事，是要拿命抵在现场的。我已经说不出我是怎么走的这一路，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完全莫名其妙，内心空虚。”旅途的孤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要抵上性命，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份坚持？那种鼓舞他出发的“某种力量”是什么？在抵达源头的那一刹，所有的答案昭然若揭：

　　“我抵达的这个源头位于扎那日根山海拔4875米处的一块岩石旁。2006年的9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我来到这里，看到未来的大河就从这石头下泪水般地冒出来。我踉跄几步跪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心甘情愿地下跪过。泉水在我的两膝下汩汩而出，那不只是出水的地方，也是诸神所出的地方，是我的母亲、祖先和我的生命所出的地方，一个世界的源头啊！”

　　这无疑是全书中最饱蘸情感、最打动人心的一段文字。“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没有事先预设、完全出于本能的下跪，是一个生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极其自然真诚的臣服、礼赞。类似的行为在作者与流域内最伟大的山峰——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峰相遇时再次出现：“群峰组成的大雄宝殿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升起，诸神的头上戴着巍峨雪冠，比天空还高，好像刚刚获得谁的加冕”，“我再次在大地上跪下，朝着卡瓦格博三叩。”正如作者后来所言：“面对澜沧江湄公河那些伟大的现场，我无法不下跪。其实我是像原始人那样跪下，我像原始人那样在大地的神性力量面前战战兢兢，双膝发软。”

　　这就是驱使作者出发的真正内在动力：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崇拜！于坚不仅通过对一条河流的追寻来表达虔诚之心、膜拜之情，还以切身的体会生动诠释了早已被文化学者们破译的一个秘密：天地万物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源头和本体，最古老的原始信仰就是自然崇拜。因此，于坚所谓的“众神之河”的“神”，正是指向这孕育了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大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当我说神的时候，我指的既是那些大地和庙宇中的那些偶像，也是隐身在冥冥中的那一群。 一棵树是神的化身、一条河流是神的化身、一块石头是神的化身、一只鸟是神的化身……当我说到神的时候，我说的是风，我说的是云，我说的是琅勃拉邦的一位卖果汁的少女，我说的是黑暗，我说的是石头……”

　　这种原始朴素的自然崇拜，在澜沧江——湄公河沿岸随处可见，这是吸引着于坚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他一路行走，一路赞叹，用心去捕捉人们祖祖辈辈信仰大自然的蛛丝马迹。比如在云南，自古以来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地理上的偏僻和文化上长期的边缘化，意识形态甚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固有的文化体系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他们信奉万物有灵，大地不仅仅是人的大地，也是神的大地，而这个神不是一个单一的偶像，而是人之外的几乎一切，森林、河流、草木、野兽……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风马旗、玛尼堆、本主庙、阿央白等富有宗教色彩的物象，不过都是这片高原大地上的人们膜拜自然和生命的象征。同样的，在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流域国家，于坚也不断感受到这种自然崇拜的延续与发展变异：湄公河两岸热带丛林中的树木、野兽、石头、河流、花朵……都被视为神灵的化身；在缅甸蒲甘，到处可以看见人们崇拜着河流、石头、大树、山峰、动物的迹象，“这里摆着块石头，那里烧着香，这里围着块布，渡口有一座金塔。”对于人们来说，神并不遥远、神秘，它们无所不在，目之所及，手之所触，都有可能是神，就像印度教箴言所说：“神虽唯一，名号繁多，唯智者识之。”

二、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核心是“道法自然”，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修身养性，都推崇对自然法则的遵循与顺从。因而历史上各个时期大多重视对人类思想的掌控，对天地自然却无一例外是宽容而尊崇的。祭祀天地，登山封禅等蔓延整个古代历史的活动，便是这种素朴的自然观的生动注解。

　　于坚宣称自己是一个“道法自然”的信徒（朱宵华《对话于坚——我为什么写<众神之河>》，载《云南信息报》2009年10月20日版。）他稍后出版的《印度记》一书同样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于坚更是清晰明了地表达了这种立场：“我比较崇尚‘道法自然’这种古老思想，对那种比较自然淳朴的世界特别喜欢。我到印度后，发现它还没有被现代化“亮化”，淳朴自然，一种下意识的、由衷的、来自身体的喜爱，贯穿了我的印度之行。印度与我少年时代的故乡相似，在印度我重新感觉到了那个过去的世界，唤醒了我的回忆，内心有一种喜悦感。如今在昆明，故乡已经完全消失了。”显然，行走于异乡的土地上，最吸引他的不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异质感、新奇感，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是在自己的家乡业已被现代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传统生活方式。正是这份放不下的眷念，使得于坚一次次返回自然，甚至是踏上异域的土地去找寻。

　　澜沧江——湄公河无疑极大满足了于坚这种执着的找寻。河流一路奔腾，既流经高寒荒凉、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也穿过富庶热闹、人口稠密的湄公河三角洲，移步易景，生活形态的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这片广阔的流域，由于地处世界经济文化版图的边缘地带，也因为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相比较那些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带，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存在着。古朴宁静的大地，落日辉映下的村庄，晚归的牧童，袅袅的炊烟，祖辈传承的狩象猎人，寺院里静静拜佛的老太太……这一幅幅画面，不正是深具中国“天人合一”文化意蕴的生活图卷吗？陶渊明向往的“归园田居”，黄公望所绘制的“富春山居”图卷，王孟浩然描述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生活，于坚在一路寻访中，一次次邂逅，一次次感动：“溪流纵横，山势平和，忽然进入了一片天堂般的谷地，旧得发黄的村庄，多年完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在大地上被建造起来又隐匿于大地，朴素接纳了它。古老的秋天，我少年时代在父亲单位的农场见过，热泪两行就要夺眶而出。”在越南西贡的一个普通码头上，于坚这样写他看到的场景：“放学的少年，接到孩子的父母推着摩托车慢慢穿越人群，卖纸烟的老爹守着一个摆着打火机和香烟的木盒坐在码头上，几个少年和一个少女蹲在栏杆边抽烟。另一些少年光着身子在河流中一个废桥墩上晒太阳，突然张臂飞起，跳入水中，炊烟在老屋顶上飘着，空气中有煎咸鱼的气味。”在最普通寻常的细节中，于坚感受到了生活散发出的诗意，这份诗意来自他对古朴纯粹的生活的敬意，来自他在其中体味到的久违的传统生活气息。面对古旧如黑白片的异域生活，曾经无比熟悉的生活体验刹那间跃上心头，触动深蛰心底的那份记忆和情感：“父老乡亲、邻居、故乡、如复一日的日子，令我深深感动。”可以说，感动作者的，实质上是那种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逍遥自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生活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已是渐行渐远，面容模糊，所以于坚的摹写甚至是赞美，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挽歌的味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他以建造人性的“希腊小庙”为宗旨，呈现了一个“桃花源”式的诗性湘西。他笔下的芸芸众生，大多具有善良、朴实的天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自在无为地生活在大地上，与山水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一种本真的生态生命观。于坚很显然同样倾向于这样的生命观。首先进入他视野的大多都是如泥土一般普通平凡的民众：帅气彪悍的康巴汉子，在神像牌位前种花的老太太，拉勃拉邦卖果汁的少女，被地雷炸掉双腿的老兵，临河沐浴的妇女……其次他注重去表现世俗生活中充满原生态气息的和谐、热闹，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津津有味地描写沿岸形形色色的生活现场：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流淌着生活热流的热闹集市，寺院与民居和谐共存，码头满载而归的渔船……在文字里，读者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品味到的是一种去掉所有修饰而本真呈现的生命状态。这里面必然少不了贫困、苦难，但作者更倾向于去捕捉一种自在而为、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自然生命态度，这种朴实自然的生活牢牢吸引着他的目光，他在里面解读出了“生活”最本真的目的和意义：“在湄公河三角洲漫游，我经常感觉到人世间洋溢着喜悦，这土地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问题，活着就好，在着就好，实用主义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大地决定的，在这样的大地上，实用、妥协、随遇而安，都是非常自然的，无关原则。”这种取向颇似梭罗的追求：“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这种以自然为尺度的衡量准则，决定了于坚的审美态度是反人为而尚本能的。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对现代社会中诸多繁文缛节的不满，同时表现对最简单本真的存在状态的向往与肯定。最典型的就是他对于“裸体”这一在东南亚普遍存在的现象的描写和态度上。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外在的象征符号，而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天气炎热，人们习惯于把衣物简化到最大限度，甚至在河畔这样一些特殊地方，裸体的情况也常常可见。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礼仪之邦”国度的知识分子，于坚并未对此大惊小怪甚至是大加伐挞，相反他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在进入东南亚后，随着气温的提升，文字里开始频频出现对各种裸露情状的叙写：与大街一墙之隔的露天浴室，许多妇女裹着裙子在洗澡，墙头露出丰腴的肩；在长途汽车上，偶尔可以看到美丽健康像亚当和夏娃那样的身体在丛林中一闪而过；湄公河里坦然沐浴的少女……对于这种明显有悖于现代文明传统的现象，于坚不仅从气候角度给予理解，还进行深入剖析：“东南亚是身体性很强的地区，文明与身体很近。身体没有完全被文明的遮羞布严严实地裹起来。”“在东南亚，身体最舒服的状态是裸露”，“东南亚最美丽的文明是直接在身体上展示的，人们喜欢身体本身的美，古铜色，结实、健壮、丰满、苗条。”在西方神话中，亚当、夏娃的故事极具象征性，伊甸园的生活代表史前时期，他们赤身裸体，并未觉得有何不妥，而被蛇引诱吃了智慧果之后，顿生羞耻之心，才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开始蔽体遮羞，自然暗示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从现代生态观念来看，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束缚了人类的某些天性。于坚对于裸露身体的态度，无疑是符合现代生态观念的，表达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命理念。

　　不仅对身体是这种态度，对各种事物、景象也莫不如此，自然生态观念一以贯之。比如建筑上，在大多数人看来遍布东南亚的过于简陋的干栏建筑，于坚也读出了其中的生态内涵：“在东南亚，人的建筑几千年来没有多少进步，开始就是结束，人们一开始就找到了最适合在这个地区生存的建筑——用竹木和草业搭建的干栏式建筑……人的居所无需永恒，栖身而已，也遵循着身体对自然的感受。”总之，不论是对山水，还是对人物、事情、物体、观念，于坚始终秉承着不悖乎自然、一切顺应自然的生态价值立场和原则，使全书洋溢着清新刚健的气息。

三、对现代化的忧思

纵观我国当下的生态文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描写生态灾难，主要以报告为学为主体，第二类是把大自然作为关照主体，以此来反思、否定人类中心论，还有一类是以生态思想为根基直接展开对现代文明中反生态的弊端的批判。三种类型角度虽然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的指向都是一致的，尤其是对造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自傲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的急功近利的全球化发展模式，都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与批判。在被视为生态文学开山之作的作品《寂静的春天》里，美国女作家蕾切儿·卡逊通过寓言故事的方式，指出人类如果继续使用化学农药的话，将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未来人类将会生活在一个没有蜜蜂、鸟儿、蝴蝶的可怕的沉寂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类会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这是人类历史上针对生态问题发出的第一声警示，是公认的开启了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在国内，在生态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徐刚，他多年来持续关注生态问题，对我国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广泛涉猎，《守望家园》、《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等长篇报告文学直面种种疯狂破坏环境的现实，挖掘背后的根源，对盲目追求发展而自毁家园的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笔锋犀利，忧愤深广，读之令人沉重，催人深思。这些生态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众神之河》的重点自然是追寻河流的文明踪迹，表达对天地自然、世俗生命的敬重，表现了于坚一贯坚守的“自然至上”、“道法自然”的思想，其间也同样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忧思和批判。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大多为经济发展平缓甚至是落后区域，现代化程度大多不高，故而能够较好地保持着一些古老传统，这在于坚看来，正是这片区域最具魅力之所在，“湄公河令我激动的是，它依然在许多方面非凡地保持着原始的魅力。”在历时三年的考察期间，于坚时而穿梭于雪山草甸、原始丛林里的文明遗迹间，时而返回城市，他必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一个是他寄身其中、无比熟悉的现代都市生活，那里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现代高科技充斥到各种生活细节之中，另一处则是以河流、雪山、草原、森林等为主体，经济落后，生活节奏缓慢，古老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延续着。于坚很自如地转换于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之间，因为他的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向往自然，排斥异化的现代化。

　　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昌都，一端是文明昌明、富庶发达的现代大都市，一端是深藏于青藏高原茫茫丛山之中经济落后的小县城，来看看于坚的态度：“一个半小时前，世界还珠光宝气，红男绿女，香水缤纷，玻璃门转成一片，电梯不停地输送着此起彼伏、弱不禁风的奢侈、时尚，火锅里熬着已经散失了天然的美味佳肴。现在，你面前站着的都是高原上的人们，天真、坚强，持有另一种世界观，相信神灵，轻视物质，吃喝不是为了品味，而是身强力壮之必需。脸膛黑里透红，是太阳、风沙、冰雪、和牦牛整日厮混的结果。化妆品在这些岩石般的皮肤上太可笑了。粗糙但耐看，手掌结实，脚板稳沉，善于劳动远足。”虽然两地间只隔着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但很显然已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而在字里行间，作者的态度已是昭然明朗，在他看来，都市社会固然物质生活发达，却庸俗、虚伪、脆弱，远不如山区生活那般真诚、朴实，那里的人们精神富足，身体健壮，依靠大自然劳作、生存，活得真实自在。

　　作者的这种倾向在泰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曼谷无疑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现代都市，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具备国际化的地位和视野。但于坚明显对其好感甚少。与描写其他地区时满溢温情的笔触不同，到了曼谷，笔力陡然变得冷峻起来，内里不动声色地透着讥讽与批判：“曼谷是湄公河流域令人感觉最累的一个城市”，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到，从衣冠楚楚的鸡尾酒会，制造虚假现象的空调，灯火辉煌的购物中心，精心设计的旅游项目，欲望横流的芭提雅，路边穿戴一新等着游客付费照相的少数民族，甚至是从生产线出来过于精致的鲜花，都令他本能地反感和烦躁，“朴素、天真、野性、原始、天然、本真、手工、纯洁、勇猛、温柔、粗狂、贞操……都包装成了商品。那些工艺品被过度设计已经脱离了实用，只有纪念意义，但是纪念什么呢？”他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最真切的感受是“生活已经被商品无孔不入地入侵，令人绝望。没有货币，你就无法在这个城市生活，而从前，曼谷渔村的居民赤手空拳就可依靠大海活下去。”在于坚看来，原来简单单纯的生活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入侵之下已经千疮百孔，不复存在，都市生活滋生的是无穷无尽的欲望、贪念，人最终会迷失本性，异化为金钱的奴隶。除了揭露与批判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这也正是生态主义者们所忧思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于坚也同样在思考人类如何协调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与保持地域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泰国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虽然曼谷表现出了令人烦躁厌倦的庸俗商品气息，但在泰国的大多数地方，传统与现代化并非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相反，传统文化以独特的方式绵柔地化解了与现代化的正面冲突，使两者之间得以最大限度的共荣共生，这令于坚赞叹不已。泰国的全球化比中国开始得更早，也实现得更早。“但是在泰国，传统生活方式和佛教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被抛弃，佛教使泰国的全球化有一种对无的敬畏，有一种限制。全球化对于泰国，是一种生活方式。现代化在泰国已经进行了100多年，许多泰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未毁灭，比如流动摊贩，比如干栏式建筑，比如织布、比如寺庙、比如集市……在全球化上，泰国比它的老师西方更丰富，更有人性，更有风格。泰国的全球化没有推倒拆除一切重新来过，佛教传统对全球化采取的是加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对全球化进行选择、整合、淘汰。它不是意识形态、面子、政绩之类的东西，是根据泰国生活的传统、从泰国的身体、经验、存在本身出发，有选择地吸收，适可而止，因地制宜，以能够安心、安居、过日子为重，这使得那里的全球化富有泰国式的诗意，朴素、柔软、温和、充满人性。”自然，现代化、全球化并非洪水猛兽，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味回避、排斥是不可取的，关键是如何找寻一条有效的路径，既有序地发展，同时也把发展所带来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使人类在享受现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不断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于坚在书中的发现和思考，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