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祥

　　从《野草》看鲁迅的死亡哲学

　　◎刘祥

　　主持人语：《野草》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者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刘祥的文章从死亡的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并认为“‘死亡’是野草中的高频词汇，24篇中有18篇都写到了“死亡”，读者在阅读《野草》之时，很能切实地感受到扑面而至的‘死’的气息和鲁迅对于‘死亡’的深邃的思索。”文章剖析有力，具有形而上的哲学韵致。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的早期小说精品，与《沉沦》相比，这篇小说又多了几分纯真。任瑞卿的文章从“‘主情主义’下的情感表达”、“‘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徘徊”两个层面，用文本细读法来解析这篇小说，结论正确，分析得当，虽然有一定缺憾，但值得推荐。（李骞）

　　死亡是一个人类无法回避的永恒性的话题，古今中外许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都对死亡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索。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认为死亡是灵魂暂时地解脱；蒙太涅认为死亡预谋着自由；海德格尔更提出了“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人的生存是“向死而在”的；老子有所谓“出生入死”；庄子在《庚桑楚》中说“以生为丧，以死为反”，强调“死生皆有所一体”，且认为死亡是人无可逃遁的“天刑”。对于死亡这个谜的答案虽各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始终都是将死亡作为生命的特殊形态，在生的过程中来体验死亡、认识死亡，并试图超越死亡的。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因为对个体生命和对特殊时代国家民族命运有着深切感悟，死亡问题一直是鲁迅持续关注的领域，《野草》的“独语”，让鲁迅径直逼视自我的灵魂最深处，把心中难以传达的感觉、情绪和意识等心理因素以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和哲理般的思考微妙地呈现于笔端。我们“可以说《野草》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1］，而“死亡哲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死亡”是野草中的高频词汇，24篇中有18篇都写到了“死亡”，读者在阅读《野草》之时，很能切实地感受到扑面而至的“死”的气息和鲁迅对于“死亡”的深邃的思索。这也正是因为《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所以它是内倾性的，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2］所以对于《野草》中的重复出现的关于死亡的思索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鲁迅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思想是十分有帮助的。

　　死亡哲学被视作是生命哲学的特殊形态，塞涅卡说：“一个人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思考“死”的出发点必然是对于我们的“生”的思索与关注。孔子曾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到了鲁迅这里可以反过来说为“未知死焉知生。”“死亡”几乎可以说成是鲁迅创作中一以贯之的重点表现的主题，如《白光》中陈士诚的病死、《阿Q正传》中阿Q的被枪毙、《伤逝》中子君的抑郁而终、《孤独者》中魏连殳的自戕等等，我们可以说鲁迅思索社会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死亡”。鲁迅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思索与西方生命哲学普遍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将生命的本质解释成为某种神秘心理体验，从而带有着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不同，他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始终是放在中国大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境况中的，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尖锐的抗议和批判，当然鲁迅的死亡哲学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在《野草》里，在《题辞》中死亡的命题便首先地呈现出来：“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对于“死”的直面地思索是以活着的“生”为出发点的，对于“死亡”的观照让人们体悟到生的意义与价值。鲁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提到过《野草》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的情况下，遂“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3］《野草》的创作时间是在1924至1926年期间，当时国内的大背景是轰动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进步力量却遭受了血腥残酷的镇压；文化上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逐渐冷却，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见证人的鲁迅来说不得不说是心灵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再从鲁迅本人当时的境况来看，他正在与段祺瑞政府支持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以及“现代评论”的“正人君子们”进行激烈且紧张的论战。外部环境的黑暗、血腥、残酷以及新文化运动退潮带来的内心震动和随之而来的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使得《野草》集中充满了苦闷、寂寞、孤独、焦灼的情绪。《野草》前23篇都写的当时在段祺瑞统治下的被黑暗所笼罩的北京。当他为《野草》写作《题辞》之时，已是广州“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外面到处都是枪声、屠杀和流血，鲁迅就是在这样白色恐怖氛围的笼罩之下整理稿子的，“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将整个这一时期的内在思绪行至于笔端，孤独痛苦的内在情感和对死亡的深刻沉思成为一种哲理化的结晶。我们可以理解散文诗集《野草》写作的起点，就是在于对“死亡”的系统性的思考与领悟的过程，同时这也说成是《野草》的死亡哲学产生的基础。 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些因素，鲁迅自身成长经验以及身体状况也是其“死亡”哲学产生的重要因素。鲁迅在童年时期就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及亲人的去世，家庭中的不幸经历孕育了鲁迅对生存与死亡的极度敏感的体验，也驱使他更倾向于对生与死的艺术意境的深切体悟与思索。晚年的鲁迅时时为病魔纠缠，备受折磨，这更为有力地影响了鲁迅对于死亡的深切体悟。

　　鲁迅曾经坦言，“我的全部哲学都在《野草》里了”［4］一部《野草》散文诗集可以说包孕着鲁迅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感知的全部的人生哲学，倾注了他艺术创造的大量心血。具体深入到文本之中，包括“死亡”在内的人生哲学的表达则是通过象征性的意象传达出来的，，鲁迅于1924年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与《野草》的创作时间大约相同，《野草》集中鲁迅大量地运用象征手法，不得不承认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和语言的使用，《野草》中流溢而出的对虚无绝望的反抗精神以及时刻伴随着这种反抗精神的深深的孤独情绪呈现于读者面前。象征在这里是一种媒介、一种契机，外在环境的冷酷和内心的苦闷彷徨通过象征这一媒介和契机融入于文本的字里行间。这些象征性意象在整体上营构了瑰丽奇特的意境，体现出鲁迅精神个性和思想特征，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死亡哲学观念更是于其中凸显而出。散文集题名为“野草”本身就具有浓浓的象征意味，“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在这里，鲁迅以“野草”象征人生，表达了对生命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荒诞与无奈，生存遭受着“践踏”、“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由“生”入“死”的必然“朽腐”却成为了曾活过的证明，于是自然地也就“无可朽腐”。进而还由反证推出，离开了毁灭的朽腐，只能证明“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无怪乎，鲁迅决心要以“坦然，欣然”，“大笑”且“歌唱”面对死亡。在对死亡的“大欢喜”中琢磨着“生”的命题中应有之要义“死”。《秋叶》写深秋之夜中的枣树、小粉红花、小青虫、恶鸟等，被人打尽了果实的枣树，身有皮伤，且落尽了叶子，只剩“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依然“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也不放过那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小粉红花则全然不同，她没有枣树的恶气，在这冷的夜气中虽然瑟缩，却依然梦着日后的温暖：“秋虽然来了，冬虽然来了，而此后接着还是春”。枣树却全然不稀罕小粉红花的好梦，它深知的是“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既然寒冷是注定的，何必在梦中逃逸。比枣树更决绝的是小青虫，虽然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却不避死亡的到来，执着地“在玻璃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用一种不畏毁灭反抗绝望的精神，完成了从生到死的过程，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影的告别》中去意坚决的“影”不畏惧在黑暗中“仿徨于无地”，影的“告别”或“被黑暗沉没”，皆是其主动之选择。影“向死而在”的生命无论多短暂，都是它存在过的明证，因“沉没”被影看作是“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的确认。这几篇文章都表达了“死亡”是“向死而在”的“生”的确证的死亡哲学，于是《过客》中的过客面对老翁“前面是坟”、走完那坟地之后却“不知道”的回答，却毅然选择“我只得走”；《死火》中的“死火”最终选择了“我将烧完”。从这些“向死而在”的、反抗绝望的形象身上，我们感受到的缺失凸显而出的关于“生”的意义，深深凝聚着身为“中间物”而愈为强烈的责任感，在张显着生命的伟大自觉。作为人的最本己的可能性的死亡，是生的命运中的无法逃避的必然归宿却唤醒着人对于生的价值的体悟，因此它也就同时是为生命指向了通往真理的通途。

　　鲁迅对于死亡的审视并没有导向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相反，对于死亡的透彻领悟是为了强调生的意义，“死亡本身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生，在于通过死亡来揭示生存的真谛。”［5］。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死亡的认识与尼采的死亡哲学有颇多的相似性。他对叔本华的崇拜之情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这位悲观主义哲学家的超越。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短促和痛苦的，人终有一死，故而断言人生无益，鼓吹无欲无我，反对并否定个体生命，在他看来，“人生乃是一宗得不偿失的交易。”对于叔本华的这种悲观主义的死亡观，尼采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尼采热爱、赞美生命，认为“苦难并不是反对生命的根据”。他提出“永恒重现”说，在他看来，“生存就是不断从我们身上排除趋向死亡的东西”，这才是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一切都永恒的回还，我们自己也有无数次回还，一切与我们同在。”［6］这种“永恒重现”首先是在人的意义上赋予了其创造意义的永恒力量，这是一种“负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融合，要求人们具有生存之勇气，承担自己的生命，继而全身心投入到无限和永恒的创造中去。鲁迅直面死亡，反抗绝望的精神也正是要投入到尼采宣称的“永恒无限的意义”创造中的，犹如《秋叶》中的小青虫，即使是走向了暂时的“毁灭”也在所不惜。这正是鲁迅死亡哲学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对个体生命和民族命运进行不断审视的鲁迅那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对生存的绝望与虚妄的感悟，但是个体死亡纵然是不可避免，却正因为“个体死亡”，才会为新的“生”的出现。从死亡走向新生，在“不畏死”的“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中创造出永恒价值。这种最直观、准确、精炼的对于“死亡”的概说正是《野草》死亡哲学的全部要义之所在。

　　【注释】

　　[1]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古庙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鲁迅、许广平.两地书[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余鸿荣译[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