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力思

　　让我重新看到你
——西南联大—— 读《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有感

　　◎胡力思

　　从黔滇交界的胜境关到云南省会昆明，晃眼已有八年载。回想起最初青涩的求学之路，如今种子已播撒在这春天之城，而期间最难忘的，便是养育我的母校——西南联大。在校期间有幸参加了70周年校庆，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了解了它创造出的一些风光之色。西南联大是一座历史名校，也是一段传奇的文化记忆，更给了我一生中最有青春价值的青涩回忆。

　　12月29日，第十八届王中文化奖颁奖在昆明举行，西南联大文史研究学者、作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先生获奖。表彰他为西南联大研究、昆明文脉留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也有幸得到了这本文化记忆——《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才知道我曾经所了解的母校风光故事仅仅皮毛，甚至不值一提。余斌先生长期驻于省外，在知天命的年纪回到了故乡昆明，刚好碰上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就想要追寻这段历史，为家乡做一些事情，而这一做，就整整做了20年。

　　余斌先生在后记中说：“这本书属文史随笔一类。以前做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今转向西南联大研究，不必死守着论文模式不放，要写出西南联大之魂、之态，笔放开些许会更为相宜。笔随意走，该文就文，该史就史，算是半文学半史学”。这也是我翻开这本书的惊喜之一，它并不像我想象中的死板枯燥，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笔触随意自由，不经意间便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使之读下去。虽说该文就文，但绝对排斥虚构，虽达不到文史资料的“三亲”要求，却也不是绝对的局外人，由此可见余斌先生做学问做研究的严谨态度，读这本书，我感受到了30、40年代昆明的文化氛围和市井生活，虽说那个年代不属于我，但我却明白了过去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现在，而此刻也决定着未来。书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刻画，无疑是我们在学院里中规中矩的教材之中看不到的，想要领略文人学者鲜活生动的个性表现，同时更全面的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只有翻开此书。

　　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林徽因……这些名字多多少少都听过他们和西南联大是有所渊源的，而真正敢说细的，也是从这本书中得知。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昆明在文化上迎来过一个特殊时期，那就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内地多所大学与研究所迁至云南，在云南的时间少则一年许，多则八年余。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之外还有同济大学、华中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及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时间，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教授与各地的学生集中入滇，而我提到的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和昆明、和西南联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昆明成为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热闹非凡。这样一些特殊的“移民”入滇，带来的文化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毋庸置疑余斌先生的这部作品当然也必须是相当有意义的。

　　20年的资料研究、寻访与记录，获得的收获也是惊人的，除了人物情感故事、历史事件分析，不仅关注文学界还关注学术与学府方面的人事活动，如《昆明有条靛花巷》，写的是昆明翠湖边的一条小巷，巷深不过20米，门牌只有4个，老舍在这里住过两个来月，并在《滇行短记》中提及此一小巷。1938年春，入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入靛花巷3号，陈寅恪、赵元任、博斯年都在靛花巷住过，陈寅恪先生住的时间最长。余斌先生说那时的靛花巷，“等于半个清华研究院，实属美谈”。一年之后，史语所迁出，又有汤用彤、罗常培、郑天挺等名教授在靛花巷住过。在《再说靛花巷》一文中，余斌先生写到一位当年在靛花巷住过的脸大的青年教师夏济安，以一册《夏济安日记》分析了日记主任在昆明的恋爱经历及对于时局的矛盾心理，说从中可见当时一批西化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之一种，具有史料钩沉的意义，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鲜为人知的。在此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昆明还有条靛花巷，而此短文的最后一段讲述了不晓得何年何月哪位主事将“靛”改为了“定”，瞬间与“美雅”的赞誉不相干了，若赵元任和老舍两位大师泉下有知，只能相视莞尔一笑了。满满都是无奈与可笑呀。

　　余斌先生对人物的观察分析既敏锐又不失客观，他以“零碎”与片段的方式讲述了名人大师形象生动，读起来新鲜有趣。比如关于“二云居士”刘文典的嗜好与脾气，吴宓的多情与痴情，林徽因的活泼与才情、沈从文的自卑与自负等等，描述文字简洁却很传神。有一篇冰心、林徽因同住昆明却似无往来，说到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的刻薄，看起来像是一篇“闲话”，却可以让我们了解冰心个性中不太为人知的一面，以及当时对于二位女作家才情高下的不同评论，这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中也是看不到的。

　　“昆明像北平”考里说冰心曾说过：“昆明是像北平的”。“近日楼一带就很想前门，闹哄哄地人来人往”。而昆明的生活，在冰心看来，“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据余斌先生考据，说昆明像北平的不止冰心一人，闻一多、老舍、陈寅恪都有过类似的说法，原因可有多种猜测，但昆明真有似北平之处也是可以多方论证的，比如建筑、比如京剧在云南之普及，这应当就是“移民文化”的表现了。《当年昆明流行风》、《南屏大戏院》、《近日楼外“绿纱灯”》等篇对昆明市井文化与生活的描述极为生动，比如那些被叫做“摩登”的女学生，比如武成路电影院男女观众分门进出，观影时“银幕横亘中间，男的看正面，女的看背面。”后一篇是对民国时期昆明近日楼一带做为“红灯区”的历史的考据，只是当年近日楼一带挂的不是“红灯”而是“绿纱灯”。此类内容的文章数量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对于欲了解老昆明的历史与文化的读者来说，是篇篇可读。

　　作为一本半文半史的随笔集，余斌先生的文字随意中透着专业素养，琐细中蕴涵文字趣味，一方面勾勒出抗战时期昆明作为大后方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融进了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者对于史料的收集和分析。这段历史的血肉情怀、喜怒哀乐、意义价值都做了独特的解说，是一部具有专业品质的“闲书”。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有生之年不枉与此地结缘，还能重读我的母校——西南联大，实之我幸。

　　昆明文学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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