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丽存在与消亡
——从《消失的祖父》中探析人

　　◎程红丽

　　“文学是人学”，谈起文学必然绕不开“人”这个话题。现实生活中遮蔽的“人”在文学中被彰显开来，尽情展示着它的美与丑。徜徉在文学空间中的作者和读者不仅分别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着对话，而且作者与读者也在彼此交流着，因此对于“人”的思考往往可以使作者与读者达到共悟、共鸣的效果。读罢胡性能发表于2016年第4期《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消失的祖父》，笔者已深深地沉醉于作者用深沉厚重的话语系统所编织的文学迷宫中。跟随作者的思绪，任由时空的转换，仿佛一个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在那被作者构造的如烟的层层往事记忆空间中，重新走了一遭。置换的灵魂得到洗礼，在那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开始解读眼前的文字，思考人生，剖析人性。

　　小说是以“我”为叙述者，在叙述结构上以事件为轴分为八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二O一五年：照片；一九八一年：丹城；一九八二年：申诉；一九九九年：寻找；一九八三年：重逢；一九五O年：逃离；一九六六年：回国；二O一五年：补记。不难看出，作者打破时空界限，穿梭于今昔丹城、昆明、滇西和缅甸之间，精心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迷宫。除此之外，在内容上“祖父”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由此辐射出去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主要涉及的是祖父与父亲、祖父与我、我与父亲，祖父与安青、祖父与祖母，祖父与黄敏文等人物关系。作者沿着祖父离家参军、负伤回昆明、回城丹、离家、回丹城、出走的主要线索，展现动荡的历史和人生的百态，从中折射出对人的思考——存在与消亡，充溢着对人性的感悟。本文主要从父与子的隔阂、祖父的回家与出走和人的存在与消亡三个方面来探析作者构造的这一文学话语系统对于人的思考。

一、隔阂：父与子

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两对父子的隔阂：祖父与父亲、父亲与“我”。父与子的隔阂贯穿于整篇小说，弥漫着一种低沉、压抑的气氛，这种亲人之间的无法理解在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人性，消解着却又难以消亡，永恒地存在这苍茫的大地上。“我”的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已经返回了部队。“作为祖父唯一的儿子，他在三十八岁前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只在大姑妈收藏的照片上见到过。”这便是隔阂的开始，因为彼此从未有过一个照面相互了解的机会。

　　人是一个符号动物，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并且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着已知符号去创造和诠释着新的符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样的一个符号世界，在人类主体的历史实践积淀中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它具有了特定意义的表征功能。抗战结束后，祖父不知去向，无端地扣上了“反动旧军官聂保修”的帽子，“丹城靖安街166号门牌的旁边，被人钉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木牌。门牌号上面是蓝底白字，而木牌上面有人用毛笔写上了八个字：“反动军官聂保修。”此时的祖父就是一个“反动军官”的符号，这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对于父亲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耻辱，因为“一九六O年，十七岁的父亲考上大学，以为人生从此前程似锦，可最终却被政审给卡了下来。父亲与他梦想的大学失之交臂，这件事给他的打击非常大。”再者便是“参加工作以后，他非常上进，每年必写两次入党申请书，用钢笔工整抄写，像印刷体一样，但由于祖父的影响，他进步缓慢，直到三十八岁我祖父回来前，才被提拔为丹城文化馆的馆长，入党问题，则拖到了四十岁才解决。”从中不难看出，在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世界中，祖父是一个“反动军官”的符号，父亲是一个“反动军官的儿子”的符号，因此在崇尚礼仪制度的环境下，他们是要遭到排斥的，这使得父亲对祖父的恨意进一步加深。

　　接下来，父亲又把自己成为一个“孤儿”符号的缘由都推到了祖父身上，他是这么说的“抗战胜利那年，你祖父要不带回那几百块大洋，你奶奶就不会去买那几十亩土地，就不会被划成地主！就不会在一九五一年自杀，我也就不会小小的年纪就成为孤儿。”抗战胜利后，“我”祖父作为一个“抗日英雄”符号回到丹城，家乡的父老乡亲欢呼雀跃，拿回来的一笔钱被“我”奶奶买地，变成了“地主”的符号，“我”父亲就是“地主儿子”的符号，到后来变成“孤儿”，这一系列的转变使得父亲幼小的心灵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动。笔者想到了荣格有关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童年记忆对于个体人格的塑造与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伴随着个体的成长，久而久之的积淀，形成了一种浸透骨子的无意识。符号的转变，无意识的形成，父亲与祖父的隔阂越来越深，以致到一九八一年祖父重返故乡的事实，“却让父亲沮丧和绝望”。他拼命地想要把自己身上的一个“反动军官的儿子”的符号抹去，正准备赋予“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这一符号以自己的特定意义，可是“祖父这个‘历史反革命’回来，让他的仕途又充满了变数。”可以看出两种对立的文化符号发生了碰撞，父亲“固执地让祖父住在炭房，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划清他与祖父的界限。”并且当祖父失踪以后，“我”父母轻描淡写的寻找和感到一种解脱，使得作为叙述者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母是那样的陌生和冷酷，不像是我熟悉的亲人。”这样一来，父与子亲情关系的存在消解在了符号话语中，同时也消解在了符号话语背后的政治话语中。父亲始终是带着对祖父符号式的嘲讽与不解，而祖父始终像谜一样的经历与无法解释，使得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两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充满了悲伤和疼痛，这似乎是作者极力想要挖掘出人性深处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根性意识。

　　“我”祖父与父亲的隔阂一直存在着，直到有人送来一笔钱后，从父亲充满愧疚的言语中可以诠释出这种隔阂在渐渐消亡，他说的两句话能够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分别是“你爷爷，他好像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也许，真像你爷爷所说的那样，他需要落实政策，是我们误解了他。”作者在这里用简单的两句话将父亲的忏悔意识表现出来，一直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上。父亲在祖父出走后忏悔意识开始觉醒，这足以证明父亲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作者就是写这种内在的人，他不断窥视着自己笔下人物的内心，剖析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而思考着丰富复杂的人性问题。“我与父亲一生隔阂，彼此都不愿意了解对方真正的内心世界。但作为儿子，我知道祖父如果真是潜伏在敌人阵营的地下党对父亲来说意义重大。我希望阳世的谜底解开，从而让将来他们父子在阴间相遇，能够握手言和。”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所描述的两对父子的隔阂是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一种内在的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耳鬓厮磨。人的内心充斥着罪与罚的意识碰撞并且通过“我”的希望也传达出作者对于人性的真善美的期盼。

二、祖父：回家与出走

作者在小说中谈到了祖父的两次回家和两次出走，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转换，不仅仅是物理载体的变化，而且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和表征系统的载体的变化。祖父的第一次回家和出走分别是一九四二年在战场负伤后回丹城养伤和一九四三年返回军队。当时的祖父被家乡的百姓们视为“抗日英雄”。从文中多处描写都可以看得出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如：“作为身负重伤的抗日英雄，丹城的人们为祖父在抗日战场上的英雄表现感到骄傲。大姑妈曾经一次又一次说起过，祖父回来的那天，丹城的人们扶老携幼倾城而出，一直在城东的七里半等候祖父，而欢迎他回来的锣鼓声整整响了一个下午。”和 “大姑妈生前不止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她说，作为丹城的抗日英雄，县政府在祖父伤愈后，专门派了两名警员护送他回昆明。‘你爷爷，戴着红花，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笔挺的军装，从丹城的东街走过，’大姑妈说‘威风得不得了！’”这里可以看出祖父由“丹城”到“抗日战场”这两个空间的变动，而这两个空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表征意义。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抗日战场”是一种给家族带来荣耀的空间象征，因此祖父从战场回到丹城时，又由丹城返回战场时，都受到丹城人民热情款待。

　　祖父的第二次回家和出走分别是一九八一年冬和一九八三年冬，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九八一年冬天，时隔将近四十年，祖父聂保修重新回到他的故乡丹城，可祖父在丹城只生活了短短两年，又独自悄无声息离开。”这次祖父是从改造的大坪农场回到丹城，两年后离开丹城却不知道去了哪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对于家人来说，已经认为祖父已不在人世，文中这样叙述“几十年来，祖父消息阙如，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下落”。祖父作为一个“反革命”符号的突然出现，使得他的两个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的孩子——“我”父亲和“我”二姑妈特别反感，以至于对他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漠。不难看出，“大坪农场”这一空间象征着人身自由、权利的丧失，甚至人性被泯灭的地方。祖父由那样一个空间回到丹城，不会再像四十年前那样风光无限，而是变得苍老、寡言。“那个时候祖父刚过七十岁，但一头枯焦的头发，像白天染霜的衰草，看上去比八十岁的人还要苍老，给人的感觉是刚从某一座坟墓中爬出来”。而随着时空的变迁，祖父才发现自己在故乡不再有朋友和亲人，即使有，可能内心也不愿意再去相认，内心充满了悲凉，并且从文中对祖父第二次回到丹城独自沉思，悲切痛哭的描述等等都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家人的冷漠和排斥，祖父的这次回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他根本没有能够回归到“家”这个具有传统文化道德的空间世界里。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祖父于一九八三年冬天再次出走，这次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就像那第一次离家近四十年一样，依旧是一个谜。

　　通过简要的分析，使笔者联系到萨特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从两次“回家”与“出走”的人生经历来看，祖父的一生充满了荒谬的意味，曾经的“抗日英雄”变成了“反动军官聂保修”，这其中的真假，缘由，加上周遭今非昔比的社会环境，使得无处申诉，无法辩解，只能独自与自己的内心撕扯、抗争。祖父孤独地存在于世界上，有亲人似无亲人，有家似无家，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去了解他。存在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躯壳，没有了丝毫的意义，因此最后谜一样地消失在了这片大地上。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 ”。 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祖父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却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在垂暮之年却选择不辞而别，再次出走，这是他的“自由选择”。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人本身的行动，祖父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意义。虽然他谜一样的经历随着他的消失也永远无法解开，但他确确实实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过，比如“从那个时候开始，祖父就成为了两个人，在故乡亲人的记忆中，他叫聂保修；而在六十军中，大家叫他宁国强。”这是名称符号变了，但是这个人特有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依然在践行着自己存在的义务与责任。

三、人：存在与消亡

小说以祖父谜一样的人生故事作为主要线索展开叙述，时间跨度几十年，社会的变迁，空间的转移，人也在变化着，并开始异化。作者通过小说的书写在思考着“人”的存在这个严肃的命题，使得小说充满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强调“人在存在中可以自由选择”。它描绘世界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精神；它剖析人的忧虑和绝望的情感，但要求人们必须有孤独面对存在和死亡的勇气。

　　在《消失的祖父》中，作者着重于人物的内在书写，来剖析人物内心的悲伤和绝望，并且从“我”的一些想象描述来侧面映衬出社会环境的荒诞和人作为个体的孤独悲凉之感。“荒谬”作为人与世界之间价值关联的断裂对于人而言是本源性的，这种本源性就来自于世界和人本身原初的虚无化。虚无构成了人在世界之中最为本真的生存境况。人终究会走向虚无，处身于这一境况，人的基本生命情态亦即人对这一境况的基本情绪体验就是孤独。以海德格尔之见，孤独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感受，它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出离状态。实质上，孤独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情感体验，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当他从所寄身的世界中抽身而出的时候，当他通过一个个文化符号来反身自问“我是谁”的时候，都会生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孤独也永远是最忠实于自己的，它顺从着自己的精神，任何一种伪装的繁盛和喧哗都无法抵挡内心对话的清醒，是孤独把人同纷扰的世俗世界拉开了距离，人才获得一种看世界和看人生的不无悲观却是新特的视野，在这种孤独的后面蕴含着荒谬的意念。个体荒谬和孤独的存在会随着死亡而消亡，一切的存在走向了虚无。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孤独的个体，踽踽独行在这人世间，与变幻的周遭抗争着。与其说在与环境抗争，不如说在与自我抗争。作家在小说中几次提到“公墓金宝山”，认为它是“另一个昆明城”，这里面有作者提到的“阴世”和“阳世”的内涵，不仅传递出人的具象存在和消亡的意味，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在意识中，人的存在是永恒的，无关乎他的荒谬与孤独，抗争与悲伤。这些足以说明作者作为小说的构造者，他主观能动的将自己的观念赋予在人物身上，以此来向读者阐述自己关于“人”的思想。

四、结语

在《消失的祖父》中，作为主要人物的祖父对于孤独的无奈接受，在对孤独情绪的沉湎中领受着存在的荒谬和虚无，最终走向了自我的消亡。整篇小说的审美基调就是人的孤独与无奈，其创作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雄壮的主题，但是有作者对生命深处刻骨铭心的体悟，对个体心灵细致入微的关怀，而这一切归结于人的一生都在守护孤独。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那种“刻骨铭心般”的孤独感酝酿出了一种特殊的情调，恰好呼应了读者们内心深处被现代文明抽空了的角落，让读者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从而引起了对人的思考，产生了共鸣。比如从文中作者的两处感悟“大动荡的年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如流星，一晃而逝，这个世界再难找到它存在过的痕迹”和“没有谁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清晰而又准确的还原”中，可以看出人的存在最终随着自我的消亡而走向了虚无，在永恒的宇宙世界中如同昙花一现，短暂生命的意义也得到了消解。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