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樊忠慰诗歌的极限写作
◎李晓伟
几个月之前，在朋友圈中看到何永飞兄弟不断地发着一组组关于各种风景的照片，有山地，有峡谷，在江畔，在云端，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说，那就是我们都被他刷屏了。我不禁好奇地留言问他为何如此怡然自得，他回复道自己正在完成长诗《茶马古道记》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重走一次那一条深嵌在高原之上的静默古道。说实话，我在吃惊之余更多的是一种羡慕和敬佩，当我们的生活逐渐“现代”之后，各种便捷却使得我们的双脚都被死死地扣在了那一层层人工浇筑起来的混凝土当中，“贴近大地”成为了身处钢筋水泥当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诗意的想象。毫无疑问，何永飞的这种游走正是要将自己贴近大地深处，找到真正的“生命的味”。他不仅是行走于大地之上，也是行走于诗歌之上，而在他的文字下蔓延开来的正是那条被千百年来无数马帮踏出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经历了千百年的光阴，战火的洗礼、汗水的浇筑、鲜血的浸染……形成了那一个神秘的“王国”，“在滇西北，万物都以自由的方式生长……/地平线被马蹄/踩进黑夜深处，王国并不遥远，就在马背上。”（《并不遥远的王国》）它也在这片高原之上稳稳地托起了边地人民对生活的渴望。现代“速度”的肆意蔓延，让曾经的高山阻隔成为了远去的背影，古道也卸下了身上数不尽的马蹄印，静默于高原群山中。尽管它沉默了、寂静了，却并不代表被遗忘，何永飞带着高原之子的纯净和虔诚紧贴于大地之上，如同一位行走于传奇之中的游吟诗人，重新跟上了历史的足迹。他写古道、写历史、写边地、写人，这一次的行走，何永飞走进的是一段尘封的厚重历史，完成的也是一次山地子民的自我寻根。
一、大地之上
由于得益于高原之上的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于云南山地的人们对于高山的体验是其他地域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这样层层叠叠的山峦起伏中，这些高原之子们对大地的感受就又要多了几分别样的艰辛，以及那对于留存于大地深处的神性的敬畏。“高原的骨骼充满神性”（《修庙》），弥漫于古道之上的亦是奏出千年绝响的“佛音”，“高原，佛音在骨子里流淌，尘埃无处/安身……有呼吸和心跳的/地方，就有佛音”（《佛音》），在这样的空间中，唯有行走才是最合适的姿态。何永飞正是操持着满卷的诗语，沿着马帮千百年来留下的印迹在这块高原大地之上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行走。面对这一片大地，宛如面对那一串串难解的“密码”，诗人用手中的诗笔拨开迷雾，在山地上找到了马帮们留下的答案：“谁也没有想到，费尽周折寻找的密码/竟然是地上行走的马帮，他们被输入/山河间，高原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山河密码》）掀起面纱，扑面而来的是高原大地的广袤与神秘，“南高原的皱褶，每一道都是时光/使劲踩出来的，里面住着最美的神/最凶的魔，最懂得周游于神与魔之间的/巫师”（《马蹄下的横断山脉》），厚重的神性在一丝一缕中得到呈现，它是一匹马的呼唤：“啃食雪域最圣洁的白云，踏出天籁般的/蹄音，每一根鬃毛都系着风的密语/……背上驮着神的旨意，驮着雪山的祝愿”（《一匹马的呼唤》）；它是能够踏响岁月的“杂种”骡子：“一朵大红花/开在头顶，发黄的日子重放异彩，小小的/脊背，在山河间驮出一部厚厚的史书”（《骡子的身份》）；它也是完成那一次“穿越千年的接力赛”的牦牛：“牦牛接过马帮的温度和热情，用锋利的角尖/顶破狂风；用稳健的四肢，踏碎厚雪/……它们始终将时光和风雪，远远地甩到身后/将太阳和月亮，驮进各个民族的心脏”（《牦牛的角色》）；那神性当然也萦绕在马帮留下的千年蹄印之间，古道托着马蹄，马帮又将这份厚重延展，但“马帮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神灵的掌心/神灵并不虚幻，天空即神灵，大地即神灵/亲人即神灵……若问/神灵到底为何物，答曰：神灵即大自然”（《祭祀》）。
这样的神性并非是一种遥远的敬畏，相反，它始终显现在一种人与自然怡然自得的融洽之中。“赶马人，赶着高原的阴晴，赶着月亮的圆缺/在佛心与魔掌之间穿行，以古铜色的生命/破解自然之法，破解天象之谜”（《把脉天气》），这自然不是马帮的法力通天，而是由于他们心中留存了那份对大地、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赶马人一生都把时令，插在指尖/他们从不偏离时令，一如不偏离心中的神”（《赶时令》）正是有了这样一份对于大地的敬畏，山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山道之上走得平稳自如。
何永飞用文字记下的是自己诗歌的步伐，而这种“行走”的姿态还来自于那一批批默默前行的马帮们，这样的行走，或者说是“运输”，对于他们而言是关乎生命的。迫于生计，他们在静默的大地之上无言行走，身上在披上了山地的厚重与肃穆的同时，也由于生活的苦难而多了几分沉甸甸的苍凉。古道虽艰险，但却是生命线般的存在：“一代人远去，又一代人归来，他们只为赎回头颅/只为把源于祖先心脏的生命线，拉得更长一些”（《生命线》），或许这样的生命艰险，正是山民们于大地之上栖居的确证所在，从大地获得生命，最终又将这一肉身回归于大地中，“一直行走，很坦然，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大地的肠胃，被消化……”（《峡谷谣》），这块大地对于边地人民而言，永远是“生命线”的源头，也是生命之路的归途。
不论是文本内外，何永飞都始终保持了最为质朴、执着的行走姿态。文本内，他在诗集中用文字镌刻下了渐行渐远的马帮背影和他自己那虔诚的行走姿态，把历史的血脉重新于纸面上复活；文本外，他于现实中跋山涉水，再一次穿行于苍茫大地，完成重走之行。在这样双重的“行走”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外交错的文本张力，虚实之间，突显出的恰恰是诗人始终坚持的姿态——行走，诗人的这种写作姿态被推向了文本的前台，直面读者，于是“行走”已经不再是对一种运动方式的单纯描述，它成为了作者写作精神的投射，也凝聚成为了边地书写中一个最具有自然属性的意象，我们从中读出的唯有诗人对于大地的敬畏，以及在文学书写中所秉持的人文关怀。
二、历史深处
茶马古道作为高原之上曾经的一条血脉，成为了连接起高原之上各个民族乃至与异域国度之间的重要纽带，而穿行于古道之上的马帮们更是在这些边地之间驮运物资、互通有无的同时带动了一次次民族之间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马蹄下锁住的是一部厚重的记录了民族交流的史书，无言穿行着的马帮们恰恰是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的“生命停留的地方，成为历史的重心”（《生命线》），而“脚掌把历史踩得很深，拉得很长/……月亮或圆，或缺，都如地上或深，或浅的/马蹄印，锁住一段难以解开的情缘”（《马锅头传奇》）。尽管经过了光阴的无情洗刷，马帮的蹄印却成为了历史迷雾中最为清晰的标识，向世人展示着那些曾经坚定的足迹。从这些浓情文字间，我们看到了何永飞书写历史的努力，也在他的努力之下，茶马古道之上曾经的辉煌逐渐浮现。无数的人来人往、马驮人扛，在无法数清的岁月里将这些悬崖险道一一踏平、连通。面对着高原的坚硬与广袤，山民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赤足在这山地之中走出了一条路来，“马帮走在上面，呈飞翔的姿态/头顶的巨石张开虎口，脚下的急流/布下漩涡，无法转身，只能一直朝前/就算在空中死去，也不想做俘虏”（《悬崖栈道》），“一切由命，一切在天/一代代赶马人，把自己的生命抵押给/远方，把心上的弯道逐一拉直/生命之上的高原，山河复山河”（《弯道复弯道》）。他们与大山搏斗，与洪流赛跑，“这边是泥石流的威逼，那边是悬崖的质问/浑浊的山洪，卷着树木的尸骨/卷着石头的吼叫，遇魔吞魔，遇神吞神/……卷走无数头骡子，以及其驮着的无数茶叶/往后的许多个日夜，马帮汉子的忧伤/都是茶的味道，远方亲人的思念也是茶的味道”（《山洪突来》）；他们又与猛兽相争，“它们专门盯着最肥壮的马匹，以及/最弱小的赶马人，它们的尖牙/挂着死神的欢笑，挂着乌鸦的掌声”（《猛兽潜伏于梦》）；当然亦会与匪徒狭路相逢：“一把尖刀从邪恶里拔出来，刺向/诚信与善良的胸口，浓浓的血腥味/让头顶的太阳窒息，窒息的还有身后的/牵挂”（《刀尖上的罪恶》）……尽管有着无数的险恶、困阻，却都无法让马帮们退让，他们凭借着对大地神性的敬畏以及马背上沉甸甸的承诺一步步地趟出了一条向西的生命之路：“沿着苦难的脊背，西行，西行/……对着西方，对着神的方向，勇敢行走/……当生命和灵魂从西返回，便可腾云驾雾”（《西行，西行》），毋庸置疑，这些单薄的生命个体凭借着这一丝柔软打通的却是大地上最为坚硬的阻隔。
何永飞对“茶马古道”这一历史“风景”的书写当然并非是为了简单的猎奇，因为“如同其他物质结构一样，风景也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事件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得到透彻的研究，从而使风景像物质结构一样清晰可见。”如他所言，他要完成的是“溯源”，“打开源头，就等于打开历史这部厚书的扉页。”因此这样的对于过往历史的捡拾即是一次“凝视”，一次对于被遗忘了的历史的“凝视”，因为“面对人与地方的分离，风景回应了对可以感受到的连续性的需求。”透过“茶马古道”这扇窗户，他追溯到的是一个个斑驳却又深沉的背影，在这些诗歌的温情之下，历史的冰封被敲击开来，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古道上的片片茶香，它“在马蹄印里发芽，在高原的指尖绽放/……在一个净壶里，与酥油相抱，抱出/一段奇缘，一种香与另一种香彼此渗透/心与心，不再有距离”（《一片茶叶的涅槃》），茶叶作为这条古道上最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沿途通商贸易的主角，也是各民族间情谊的联结者和见证者。
或许，在这些马帮的足迹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代又一代赶马人踏平大地的皱纹，走出古道来的那份辉煌，但在这些茶香与背影的交错间，何永飞又在诗言诗语中拨开遮蔽，不止读出了大地的苍茫，也读出了其历史的沉重。这条如同历史的化石一般盘桓在大地之上的古道，厚积着生命的遗骸与历史的苦难，深埋于其中的那些哀泣、呻吟与血泪，时刻等待着后来者的“打捞”。随着古道蜿蜒的是西行的希望，却也有着一座座无名者的坟墓：“没有墓碑，躺里面者，是男是女/是年轻是年长，没人知道，也无从考究/……古道伸进发黄的历史，遗落的魂魄/找不到归家之路”（《一座荒坟》），正是这些一个个无名的生命在古道旁守卫着这一条高原之上的血脉。而当侵略者将战火烧向这一片大地时，古道又一次成为了“生命线”：“侵略者到最后低下头颅，也没想到/所有的野心，会栽倒在小小的马蹄印里/所有的军火，会对抗不过赶马哥驮来的光明/所有的凶猛，会被一条隐匿的古道捆绑制服”（《战火唤醒蹄印》）。当然，古道上还有着那些一代代女性们难以言说的伤痛，马帮带着货物离开，却也带走了无尽的思念，留下的则是“目光劈不开”的“凝固的黑”，这些守望着马帮的女人们“用泪水清洗自己的骨头，可怎么也洗不掉/浸入里面的孤独和委屈”（《寡妇巷》），她们在世俗的重压之下，“只为能让比容颜更憔悴，比骨架/更消瘦的名字，刻在贞洁牌坊上”（《贞洁牌坊》）在那些历史的角落中，女性永远都是苦难的最为沉默的承担者。
不管是无名的生命，又或者是战火的侵袭，抑或是那些沉默的女性，在这些辉煌与苦难的共同见证之下，古道的身影才逐渐清晰起来。而何永飞对这些“沉默”的翻阅就是一次对历史的凝视，他从现代的维度重新检视历史，这不仅仅是在触摸历史，同样也是对于过往历史的勇敢担当。显然，诗人是带着对高原大地一般的敬畏来回望这一段历史的，在这样正视历史的姿态之下，何永飞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开掘，这或许就是他所谈到的那种“责任”吧！
三、边地乡愁
何永飞坦言，这一部长诗“我是把心埋入高原来写的”，这位质朴的高原之子写下的不仅仅是一条古道、一页历史，更是蕴含于诗歌中的那一抹“乡愁”。这是对渐已消逝的时间、家园的思念，也是对扎根于边地之上的生命的守望。可以这么说，《茶马古道记》中最为诱人的莫过于古道旁的边地风光，而诗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高原故土的热爱，高原的天空是蓝色，“这种蓝/没有一点杂质，浸入高原的血肉和灵魂/在高原，风声是蓝色的，湖泊的面孔/是蓝色的……信仰的肌肤是蓝色的”（《天空本色》），这样的“蓝”无疑是一种神性之蓝，因为“高原的骨骼充满神性”（《修庙》），在这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民族之间都以“雪山”“树根”“蓝天”“香火”“古道”“信仰”为盟书，守护着高原的宁静与圣洁（《高原联盟书》）。在这神性的滋养之下，即使是女性也有着最为坚韧的一面：“雄性高原，没有女人，便会倾斜/高原女人，每天都走在太阳的前面……她们只会为爱情流泪，对于艰难与贫困/她们会用滚烫的汗水，去冲洗，去淹没”（《背茶女》），因此也才有了阿十妹“以女人的身姿，站出男人的刚强和气魄”的“女侠锅头”的传奇故事（《阿十妹传》）。这里的山民们有着大山一样的坚韧，也有着月光一样明亮的爱情，马帮的赶马调成为了古道上爱的旋律：“古道边的村庄，是赶马调/落进时间里，然后长出来的”（《赶马调》），“马蹄印，是绽放在藏族姑娘心中的格桑花/格桑花，是镂刻在马帮汉子命里的马蹄印”（《格桑花开》）马帮串联起的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大地之上各民族间的情谊之路。
马帮男人们给女人留下无尽的绵绵思念之后，也带走了沉甸甸的乡愁。和渐行渐远的马帮一样，当何永飞重新行走在这一条“直通佛的心脏”并且“以茶和马命名的古道”之上时，他也感受到了风景背后的乡愁。只不过与马帮归乡之心不同，诗人在这里写出的是古道在被“现代”侵蚀之后，我们面对历史凋零的心痛与无奈。这些明亮、清新的边地风景，内嵌着的是诗人所守望的神性生命。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位仅仅满足于发现新奇风景的观光客，而是选择了紧贴于大地之上的游吟姿态。因此，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何永飞对高原故乡最为真挚的眷恋，以及面对这“液态世界”（齐格蒙特·鲍曼语）时在写作中所贯注的人文情怀。他将一种对方向的寻找落于纸面之上，完成的则是一次对遗落于时光烟尘中的历史的追赶，光阴的色彩被剥落，却自有一种深沉与厚重留存（《苍凉亦美》）。
曾经的马帮用炊烟缝合了裂开的时空，“而现在，流动的炊烟彻底断根，凝固于/冰冷的马蹄印，难怪高原患上了贫血症”（《流动的炊烟》）。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古道是最为重要的生命线，而当现代的交通工具将这些艰险路途统统踏平之后，曾经的辉煌古道就被现代的速度所遗落了。那曾经经历过无数波涛险阻的赶马人，无言地回味着过往的种种光荣，“只是他转身的瞬间，无名的失落掉了一地”（《谈往事》）。正是在这一次的重走古道中，何永飞看到了历史在“现代”重压之下的消瘦，那作为“高原和岁月的关节”一般的古驿站，“依旧还在，而远去的马帮没再回来/翻新的铺面，在出售刻满皱纹的情怀”（《古驿站》）。甚至那些马帮的后代们也渐渐遗忘了祖辈们的背影，“他们牵着马匹，马背上坐着游客，对着镜头/努力摆出祖辈的姿态，而始终不成模样”（《马帮后代》），镌刻于古道之上的那千年蹄印只不过是他们用以换取金钱的一个道具。正如博伊姆所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步伐增加了人的向往，向往往昔的较慢的节奏、向往延续性、向往社会的凝聚和传统。然而，对于过去的这一种新的迷恋又揭示出来遗忘的深渊，并且与其实际保存情况形成反比。”这种商品式的怀旧尽管满足了游客们对于古道历史沧桑的诗意想象，但在这背后，实则却是一次对于历史的消费与遗忘。面对边地，面对古道，面对历史，何永飞在高原大地之上依然保持着倔强的姿态，高原的贫血症、古道的消瘦……在简单的概叹、伤逝之外，何永飞对这样的流逝贯注以最为真切的人文关怀，在人类最为普遍的“怀旧”情绪中，透出了诗人特有的反思。他拒绝廉价的伤感，拒绝漠然的遗忘，更拒绝对历史的消费，并努力用诗歌为现代的苍凉“筑造”出一个可以栖居的园地。在这样一切都呈现为“液态”的时代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文学究竟何为，我想，何永飞用他自己的这一次“行走”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15CZW05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J15WD23）的阶段性成果。
[1] [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2] [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3]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作者系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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